谈话是完了,但这事没完,王锡爵回家之后,实在是气不过,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
    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威胁:“皇上,此次召对(即谈话),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但此事不久后,天下必然知晓,若毫无结果,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我即使粉身碎骨,全家死绝,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你谈过话,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我完蛋了,你也得下马!
    这是硬的,还有软的:“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一向颇有名声,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实在是痛心疾首啊!”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对着干,当即写了封回信,训斥了王锡爵,并派人送到了内阁。按照常理,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因为他虽为人刚正,却是个厚道人,从来不跟皇帝闹,可这一次,是个例外。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王锡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看完后,王锡爵倒没什么,他反而激动了。
    这位仁兄二话不说,当即怂恿王锡爵,即刻上疏驳斥万历。有了张位的支持,王锡爵似喝了几瓶二锅头,胆也壮了,针锋相对,写了封奏疏,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
    王锡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万历虽然顽固,却很机灵。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无非是有内阁支持,现在王大人反水了,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了,于是他终于下圣旨:万历二十二年(1594)春,皇长子出阁读书。
    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王锡爵如释重负,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但已出阁读书,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
    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王锡爵办成了,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著,直来直往,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别说换名义,少个字都不行!所以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
    再加上另一件事,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因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恰好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之前已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
    虽然一般说来,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每隔六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就算彻底完蛋。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
    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
    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
    赵南星,字梦白,万历二年(1574)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
    此人不贪钱,不好色,且认死理,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
    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很明显,就是来折腾人的。果不其然,京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朝廷顿时一片恐慌。
    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
    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遭了殃。
    赵志皋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锡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你算老几?
    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
    但王锡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
    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疏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
    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奏疏送上去,他压根儿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
    这道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儿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
    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锡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
    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而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锡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推荐他出来做官。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二十年后再度出山,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王锡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很多人看来,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正直与民意。
    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十六年前,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
    十六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名满天下。当年的王锡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锡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有趣,很有趣。
    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提出辞呈。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锡爵坚持要走。自进入朝廷以来,王锡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成大器。万历二十一年,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万历二十二年离去,总共干了一年。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出阁读书),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王锡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和这件事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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