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普通的商品可以赌博外，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赌博玩法，比如跟官位有关的升官图。
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
“读书万卷，致君尧舜”，自来便是中国士大夫们的最高标榜。
士人们的理想道路，便是寒窗苦读到金榜题名、金殿胪唱，然后从州县“风尘俗吏”做起，宦海浮沉，最后九转丹成，出将入相，建牙开府，起居八座，富贵尊荣，光宗耀祖。
然而，理想归理想，自古来人称宦海风波，仕途险恶，能顺利地爬到顶点的不过是极少数“福星高照”的幸运儿，大部分是蹭蹬终身，有的人甚至身败名裂。
可尽管如此，因为读书做官几乎是古代学子们惟一的人生出路，所以这条路上始终拥挤着艰苦的跋涉者，通过仕途上的一级级阶梯和一个个关隘，便是他们人生的最大追求。
于是，有人便将这循序渐进的众多官阶官位和升降办法汇编一处，制成一种博戏，这就是“升官图”的由来。
此戏一出，立即引来无数知音，千余年来风行于世，至今余韵未绝。
毕竟许多人都说，仕宦本就如同一场赌博，那么用仕途来赌博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正如前人咏“樗蒲”诗所云：“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堑由来似宦途。”
升官图最早产生于唐代，当时叫做“彩选格”，据说唐代贺州刺史李郃发明的，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云：
唐之衰，任官失序而廉耻路断。李贺州郃讥之，耻当时职任用投子之数，均班爵赏，谓之彩选。言其无实，惟彩胜而已。
所谓“彩”，就是骰子的点数，“选”是选官授任之意，“彩选”就是以骰子之彩来决定官职升降，因此又叫“骰子选格”。
据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记载，李郃曾撰有《骰子选格》，可惜今天已经失传。
而传世的《骰子选格》是唐人房千里所撰，载《说郛》宛委山堂本，房氏在序言中说，他于开成三年在洞庭湖避风时看到有人玩彩选之戏。
由此看来，这种博戏产生至今已有十二个世纪了。
根据房千里所述，骰子选格的道具是一棋局，上面绘有由贱至贵的六十八个官职，最低为县尉，最高至侍中。
玩时用六枚骰子，合成种种之彩，大抵“丰贵而约贱”，依此在局中行进。
局终，“坐客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相臣、将臣者，有连得美名尔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贤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由此看来，彩选完全是由骰子之彩来决定的，这种规则与今天流行的各种儿童游戏棋如“飞行棋”、“旅行棋”等比较相似，属于骰子类博戏。
骰子选格问世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兴趣，因此从宋代开始不时有人撰制不同的升官图，如宋代有刘攽的《汉官仪》、赵景昭的《进士彩选》，到了明代也有倪元璐的《百官铎》、佚名的《忠佞升官图》，至于清代，升官图的花样更多，有专列京外百官的，专列在京百官。
有专选文官制的，也有专制武职官的。
还有一种“状元筹”，专列科举制各种名衔，由童生、秀才始，至探花、榜眼、状元止。
《清稗类钞·赌博类》记述道：有曰“掷状元筹”者，用筹马，以绯多者为胜。
别有全色、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马军、四序等名，次第俱得胜彩。
最大者曰状元，为六十四柱。次差小，曰榜眼，曰探花，各三十二柱。递至秀才，最小者仅一柱。局毕计筹，以分胜负。
别有一筹曰“场谱”，开载得失高下之数，以杜争竞。
状元筹的玩法别具一格，升官图的玩法与此不同。
它一般是以某一朝代的官制为依据，在一纸局上列从卑到尊的各种官吏名号，低自县吏、高至宰相。
清代以后一般用四粒骰子掷彩，参加者可容二至数人，轮流掷骰，依彩由自职位最卑的官职逐渐升迁或降黜，先至官职最尊处者为胜。
终局后，职位最卑者按事先约定向胜者纳钱若干，称为“见面钱”或“倒盆钱”。
掷升官图的骰彩有多种名号，最基本的四种是依照古代考察官吏的四种“考绩”等级即“德、才、功、赃”。
用四粒骰子掷彩，掷出有两个四为德，两个六为才。
两个二、三、五算功，两个幺算赃。
德才功都可以升级，赃则要降黜。
除此之外，其他骰彩还有穿花、全色、分相等赏彩和出局、军台（充军）、革留、交部、休致等处罚的名色，完全采用了清代吏制的各种术语。
李正躬先生的《谈升官图》介绍了清代乾隆年间的一张升官图，“可以说是升官图中最复杂的了。
也是用四颗骰子掷，共分德、才、功、良、由、赃六等，变化也格外得多。
其中有特恩、封典、世爵，有京官、外任，有汉员、满员，更有捐官、赎罪，以及遇到了所属上司还得送见礼等等，将清朝官场的规律表现得一点也不遗漏。
而且还将清朝官场的陋习，像捐官、赎罪等也都表现出来，真可说是一张清代官场的缩影。”
确实，升官图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制度在博戏中的投影。
升官图具有浓厚的游戏色彩，其内容对热衷功名的士大夫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又是一种赌博手段，这三种因素决定了它自产生以后一直能够广泛流行，幼自儿童，长至老翁，卑如市井小民，尊如朝廷命官，都有它的爱好者。
宋人赵必盙的《沁园春》词就有：“看做官来，只似儿时，掷选官图”的句子，正表现了人们对此的心理和这一社会现实。
并且从宋代开始，骰子选格嬗变出一些形式不尽相同而实质又很相似的博戏，大抵分为两类。
一类是将升官图“超升”为神仙的“选仙图”。
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云：宋时有选仙图，亦用骰子比色，失为散仙，次为上洞，以渐至蓬莱、大罗等列仙。
其比色之法，首重绯四，次六与三，最下者幺，凡有过者，谪作彩樵思凡之人，遇胜色仍复位。
可见，选仙图只是把升官图的各级官名改为各种名号的神仙，连升迁降黜的骰彩都完全一样。
选仙图的流行更为广泛，连皇宫中都有线索可寻。
清高宗乾隆皇帝就曾“御制”《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以为新年玩具。”
到慈禧太后时，又将其重加增订，再绘新图，并将其与银骰盆、象牙骰子一起赐给大臣，以博戏取乐。
至于民间坊刻的各种选仙图，更是五花八门，天津杨柳青、苏州王荣兴、四川绵竹等地年画坊都曾刻印过选仙图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图谱，供人博戏，甚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仍在民间流传，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另一类与升官图相似的是“揽胜图”，最早见于记载的这类博戏叫“消夜图”，其内容是游历，易官名为地名。
宋人王珪有《宫词》云：
尽日窗间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
上筹须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
可见，无论升官图还是选仙图，它们的主要功能都是赌博，即使在深宫内院，也不例外。
所以这种玩法在宋朝特别受欢迎，文人士大夫尤其喜爱。
因为文人士大夫赌博的风气由来已久，比如魏晋时期的士族因其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世代高官厚禄，并且有广大的庄园作为其雄厚的经济后盾，所以好赌博。
不过，稍微不同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不言钱利，所以在赌博中也多不以钱财为目的。
而是希图在自由、活跃、紧张的赌场上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和享受，在放荡不羁的行为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本性，获取一个通脱旷达的名声，寻求一种对名士风范的认同感。
比如西晋大名士王衍，与彭城王司马权赌射，赢了司马权十分珍惜的一匹快牛。
司马权对王衍说：“你如果想把它作为坐骑，我无话可说，若是想吃牛肉，我可以拿二十头牛来换它。既不耽误你的口腹之欲，又保留下我的心爱之物。”
但王衍视宝物尤如粪土，二十头牛又哪里放在眼中，根本不理会司马权的请求，毫不犹豫地“遂杀噉”。
其人挥金如土，放诞豪侈的风度可谓惊世骇俗。
东晋一流名士、宰相谢安，在决定东晋存亡的淝水大战前夕，为了安定人心，也意态闲适地与谢玄以围棋赌别墅。
平时谢玄总是占上风，但此日谢玄因大敌当前而心神不定，竟输给了谢安。
谢安随即回头对侍立在旁的外甥羊昙道：“这座别墅就送给你了。”
这场赌赛与王衍赌牛同样可谓豪赌，也同样地不以所赌珍物为意，虽然后者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但二者前后相随，互相认同的心迹仍历然可寻。
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所以当时的士大夫无论在朝或在野，都熟悉博弈之事，也都参与到赌博潮流之中。
少数有识之士如陶侃、庾翼虽大声疾呼反对赌博，但在这股潮流之中显得微弱而苍白。
著名的文士葛洪“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在当时被认为是稀罕的事，竟被记入正史的本传之中。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士大夫赌博之普遍。
到了唐代，士大夫赌博之广泛也不逊于魏晋，仅就知名度较高的唐代诗人而言，参赌或嗜赌者即十分普遍。
李白、杜牧、温庭筠以“诗酒轻狂”、放浪形骸而闻名于世的固不必论，就连自称“每饭不忘君”的“诗圣”杜甫和人称“百代文宗”的韩愈也不讳言喜欢赌博，其他如陈子昂、王翰、崔颢、高适、岑参、李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等人，都可在其诗文、传记中不时看到本人或他人赌博的记叙和描写、议论，如李白写的：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
以及高适的：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
连杜甫青年时代，都曾写过一首《今夕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士大夫赌博风气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就连韩愈和白居易，一个提倡“文以载道”，以续周孔道统自任；一个主张“诗以采风”，自称“十首秦吟近正声”，以讽喻诗为民请命，在历史上已是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
可即使是这样强调仁义道德的人，同样毫无顾忌地追求声色货利，“好博盨之戏”。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代表了唐朝后期以来士大夫整体的社会倾向。
即一方面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天下为己任；一方面经济条件改善，着意追求人生享受，声色犬马，无所讳言。
而且这样一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宋代，因为赵宋王朝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所以在这个时代，士大夫社会地位之优越，政治作用之重要，经济条件之优裕，就整体而言，是历朝所无法比拟的。
正由于此，因为经济待遇及其优厚，所以这时的士大夫们更是喜欢赌博，但又颇有魏晋逸风，并非着眼于钱财，而是更在于娱乐和刺激本身。
像是《渊鉴类函》记载了如下一则轶事，颇能说明此意。
章得象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寝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返奁与宗谔，封识未尝。
也就是说一个晚上输钱达三十万之多，不可不谓巨，但仍然安卧如常。
赢了他人金子一匣，可是回家后连封条都懒得打开来清点一下，他日又原璧输还。
连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也特别喜欢饮酒和博戏，在当时颇引人注目的。
包括此时盛行于城市之中的关扑，就常常有士大夫官僚参加，《夷坚志》和元好问的《续夷坚志》中都有士大夫关扑的轶事。
当然，这类赌博对于士大夫来说根本是廉价的消遣游戏，钱物的输赢完全不在意下，更注重在这里面寻求刺激，而更多的是寻求刺激，图个乐子而已。
所以，李小鱼他们一帮武举生和文举生约定比试写词的事情轰动全城时，也引发了一场场的滔天赌局，引得无数多的文人士大夫纷纷参加，大手笔的下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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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
“读书万卷，致君尧舜”，自来便是中国士大夫们的最高标榜。
士人们的理想道路，便是寒窗苦读到金榜题名、金殿胪唱，然后从州县“风尘俗吏”做起，宦海浮沉，最后九转丹成，出将入相，建牙开府，起居八座，富贵尊荣，光宗耀祖。
然而，理想归理想，自古来人称宦海风波，仕途险恶，能顺利地爬到顶点的不过是极少数“福星高照”的幸运儿，大部分是蹭蹬终身，有的人甚至身败名裂。
可尽管如此，因为读书做官几乎是古代学子们惟一的人生出路，所以这条路上始终拥挤着艰苦的跋涉者，通过仕途上的一级级阶梯和一个个关隘，便是他们人生的最大追求。
于是，有人便将这循序渐进的众多官阶官位和升降办法汇编一处，制成一种博戏，这就是“升官图”的由来。
此戏一出，立即引来无数知音，千余年来风行于世，至今余韵未绝。
毕竟许多人都说，仕宦本就如同一场赌博，那么用仕途来赌博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正如前人咏“樗蒲”诗所云：“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堑由来似宦途。”
升官图最早产生于唐代，当时叫做“彩选格”，据说唐代贺州刺史李郃发明的，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云：
唐之衰，任官失序而廉耻路断。李贺州郃讥之，耻当时职任用投子之数，均班爵赏，谓之彩选。言其无实，惟彩胜而已。
所谓“彩”，就是骰子的点数，“选”是选官授任之意，“彩选”就是以骰子之彩来决定官职升降，因此又叫“骰子选格”。
据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记载，李郃曾撰有《骰子选格》，可惜今天已经失传。
而传世的《骰子选格》是唐人房千里所撰，载《说郛》宛委山堂本，房氏在序言中说，他于开成三年在洞庭湖避风时看到有人玩彩选之戏。
由此看来，这种博戏产生至今已有十二个世纪了。
根据房千里所述，骰子选格的道具是一棋局，上面绘有由贱至贵的六十八个官职，最低为县尉，最高至侍中。
玩时用六枚骰子，合成种种之彩，大抵“丰贵而约贱”，依此在局中行进。
局终，“坐客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相臣、将臣者，有连得美名尔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贤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由此看来，彩选完全是由骰子之彩来决定的，这种规则与今天流行的各种儿童游戏棋如“飞行棋”、“旅行棋”等比较相似，属于骰子类博戏。
骰子选格问世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兴趣，因此从宋代开始不时有人撰制不同的升官图，如宋代有刘攽的《汉官仪》、赵景昭的《进士彩选》，到了明代也有倪元璐的《百官铎》、佚名的《忠佞升官图》，至于清代，升官图的花样更多，有专列京外百官的，专列在京百官。
有专选文官制的，也有专制武职官的。
还有一种“状元筹”，专列科举制各种名衔，由童生、秀才始，至探花、榜眼、状元止。
《清稗类钞·赌博类》记述道：有曰“掷状元筹”者，用筹马，以绯多者为胜。
别有全色、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马军、四序等名，次第俱得胜彩。
最大者曰状元，为六十四柱。次差小，曰榜眼，曰探花，各三十二柱。递至秀才，最小者仅一柱。局毕计筹，以分胜负。
别有一筹曰“场谱”，开载得失高下之数，以杜争竞。
状元筹的玩法别具一格，升官图的玩法与此不同。
它一般是以某一朝代的官制为依据，在一纸局上列从卑到尊的各种官吏名号，低自县吏、高至宰相。
清代以后一般用四粒骰子掷彩，参加者可容二至数人，轮流掷骰，依彩由自职位最卑的官职逐渐升迁或降黜，先至官职最尊处者为胜。
终局后，职位最卑者按事先约定向胜者纳钱若干，称为“见面钱”或“倒盆钱”。
掷升官图的骰彩有多种名号，最基本的四种是依照古代考察官吏的四种“考绩”等级即“德、才、功、赃”。
用四粒骰子掷彩，掷出有两个四为德，两个六为才。
两个二、三、五算功，两个幺算赃。
德才功都可以升级，赃则要降黜。
除此之外，其他骰彩还有穿花、全色、分相等赏彩和出局、军台（充军）、革留、交部、休致等处罚的名色，完全采用了清代吏制的各种术语。
李正躬先生的《谈升官图》介绍了清代乾隆年间的一张升官图，“可以说是升官图中最复杂的了。
也是用四颗骰子掷，共分德、才、功、良、由、赃六等，变化也格外得多。
其中有特恩、封典、世爵，有京官、外任，有汉员、满员，更有捐官、赎罪，以及遇到了所属上司还得送见礼等等，将清朝官场的规律表现得一点也不遗漏。
而且还将清朝官场的陋习，像捐官、赎罪等也都表现出来，真可说是一张清代官场的缩影。”
确实，升官图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制度在博戏中的投影。
升官图具有浓厚的游戏色彩，其内容对热衷功名的士大夫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又是一种赌博手段，这三种因素决定了它自产生以后一直能够广泛流行，幼自儿童，长至老翁，卑如市井小民，尊如朝廷命官，都有它的爱好者。
宋人赵必盙的《沁园春》词就有：“看做官来，只似儿时，掷选官图”的句子，正表现了人们对此的心理和这一社会现实。
并且从宋代开始，骰子选格嬗变出一些形式不尽相同而实质又很相似的博戏，大抵分为两类。
一类是将升官图“超升”为神仙的“选仙图”。
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云：宋时有选仙图，亦用骰子比色，失为散仙，次为上洞，以渐至蓬莱、大罗等列仙。
其比色之法，首重绯四，次六与三，最下者幺，凡有过者，谪作彩樵思凡之人，遇胜色仍复位。
可见，选仙图只是把升官图的各级官名改为各种名号的神仙，连升迁降黜的骰彩都完全一样。
选仙图的流行更为广泛，连皇宫中都有线索可寻。
清高宗乾隆皇帝就曾“御制”《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以为新年玩具。”
到慈禧太后时，又将其重加增订，再绘新图，并将其与银骰盆、象牙骰子一起赐给大臣，以博戏取乐。
至于民间坊刻的各种选仙图，更是五花八门，天津杨柳青、苏州王荣兴、四川绵竹等地年画坊都曾刻印过选仙图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图谱，供人博戏，甚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仍在民间流传，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另一类与升官图相似的是“揽胜图”，最早见于记载的这类博戏叫“消夜图”，其内容是游历，易官名为地名。
宋人王珪有《宫词》云：
尽日窗间赌选仙，小娃争觅倒盆钱。
上筹须占蓬莱岛，一掷乘鸾出洞天。
可见，无论升官图还是选仙图，它们的主要功能都是赌博，即使在深宫内院，也不例外。
所以这种玩法在宋朝特别受欢迎，文人士大夫尤其喜爱。
因为文人士大夫赌博的风气由来已久，比如魏晋时期的士族因其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世代高官厚禄，并且有广大的庄园作为其雄厚的经济后盾，所以好赌博。
不过，稍微不同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不言钱利，所以在赌博中也多不以钱财为目的。
而是希图在自由、活跃、紧张的赌场上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和享受，在放荡不羁的行为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本性，获取一个通脱旷达的名声，寻求一种对名士风范的认同感。
比如西晋大名士王衍，与彭城王司马权赌射，赢了司马权十分珍惜的一匹快牛。
司马权对王衍说：“你如果想把它作为坐骑，我无话可说，若是想吃牛肉，我可以拿二十头牛来换它。既不耽误你的口腹之欲，又保留下我的心爱之物。”
但王衍视宝物尤如粪土，二十头牛又哪里放在眼中，根本不理会司马权的请求，毫不犹豫地“遂杀噉”。
其人挥金如土，放诞豪侈的风度可谓惊世骇俗。
东晋一流名士、宰相谢安，在决定东晋存亡的淝水大战前夕，为了安定人心，也意态闲适地与谢玄以围棋赌别墅。
平时谢玄总是占上风，但此日谢玄因大敌当前而心神不定，竟输给了谢安。
谢安随即回头对侍立在旁的外甥羊昙道：“这座别墅就送给你了。”
这场赌赛与王衍赌牛同样可谓豪赌，也同样地不以所赌珍物为意，虽然后者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但二者前后相随，互相认同的心迹仍历然可寻。
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所以当时的士大夫无论在朝或在野，都熟悉博弈之事，也都参与到赌博潮流之中。
少数有识之士如陶侃、庾翼虽大声疾呼反对赌博，但在这股潮流之中显得微弱而苍白。
著名的文士葛洪“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在当时被认为是稀罕的事，竟被记入正史的本传之中。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士大夫赌博之普遍。
到了唐代，士大夫赌博之广泛也不逊于魏晋，仅就知名度较高的唐代诗人而言，参赌或嗜赌者即十分普遍。
李白、杜牧、温庭筠以“诗酒轻狂”、放浪形骸而闻名于世的固不必论，就连自称“每饭不忘君”的“诗圣”杜甫和人称“百代文宗”的韩愈也不讳言喜欢赌博，其他如陈子昂、王翰、崔颢、高适、岑参、李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等人，都可在其诗文、传记中不时看到本人或他人赌博的记叙和描写、议论，如李白写的：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
以及高适的：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
连杜甫青年时代，都曾写过一首《今夕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士大夫赌博风气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就连韩愈和白居易，一个提倡“文以载道”，以续周孔道统自任；一个主张“诗以采风”，自称“十首秦吟近正声”，以讽喻诗为民请命，在历史上已是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
可即使是这样强调仁义道德的人，同样毫无顾忌地追求声色货利，“好博盨之戏”。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代表了唐朝后期以来士大夫整体的社会倾向。
即一方面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天下为己任；一方面经济条件改善，着意追求人生享受，声色犬马，无所讳言。
而且这样一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宋代，因为赵宋王朝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所以在这个时代，士大夫社会地位之优越，政治作用之重要，经济条件之优裕，就整体而言，是历朝所无法比拟的。
正由于此，因为经济待遇及其优厚，所以这时的士大夫们更是喜欢赌博，但又颇有魏晋逸风，并非着眼于钱财，而是更在于娱乐和刺激本身。
像是《渊鉴类函》记载了如下一则轶事，颇能说明此意。
章得象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寝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返奁与宗谔，封识未尝。
也就是说一个晚上输钱达三十万之多，不可不谓巨，但仍然安卧如常。
赢了他人金子一匣，可是回家后连封条都懒得打开来清点一下，他日又原璧输还。
连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也特别喜欢饮酒和博戏，在当时颇引人注目的。
包括此时盛行于城市之中的关扑，就常常有士大夫官僚参加，《夷坚志》和元好问的《续夷坚志》中都有士大夫关扑的轶事。
当然，这类赌博对于士大夫来说根本是廉价的消遣游戏，钱物的输赢完全不在意下，更注重在这里面寻求刺激，而更多的是寻求刺激，图个乐子而已。
所以，李小鱼他们一帮武举生和文举生约定比试写词的事情轰动全城时，也引发了一场场的滔天赌局，引得无数多的文人士大夫纷纷参加，大手笔的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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