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最后,北宋灭亡,建炎南渡,宋高宗赵构侥幸逃脱,建立南宋,一路南逃,留守东京汴梁的宗泽依旧上奏给他说。
    “已修正御街御廊护道杈子,平整南薰门一带御路”,并一再吁请他还都抗金。
    但胆小懦弱的赵构却对此置若罔闻,决心偏安江南,改杭州为临安府,名为临时性行在,实为永久性都城,也在临安城里修起了大内与御街,坐视开封御街沦陷敌手。
    顺便插句题外话,据某些野史记载,宋高宗赵构之所以不负少年时的雄心壮志,是因为在南逃的过程中,与女人在做羞羞的事情时,金人忽然追杀而至,吓得直接阳痿了,丧失了生育能力。
    所以才一直无后,失去了进取之心,早早的就传位给了养子赵昚,也就是宋孝宗,自称太上皇帝,开始安心享乐。
    而比起汴梁来,南宋临安的御街就要更显得更加的奢华与繁荣了。
    因为南宋的皇城坐落在凤凰山上,京城主体在大内北面,故而出大内北正门和宁门是一条由南向北的御街。
    过朝天门,御街向西略有个小转折,随即再折向北,过万岁桥再折向西,直到景灵宫为止。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整条御街长一万三千五百余尺,“旧铺以石”,纵横共用石板三万五千三百多块。
    其中六部桥路口至太庙北这一路段,每遇大礼,都要特别整治。
    到了咸淳七年(1271),御街其他路段因“岁久弗治”,临安知府潜说友主持大修工程,更换了将近二万块阙坏的路板,使“跸道坦平,走毂结轸,若流水行地上”。
    御街上举行的最隆重仪式,要算三年一次的明堂大典。
    在车马仪仗队中,大象依旧是万众瞩目的明星,走到太庙前,它仍会拜舞如仪,“其如鸣诺之势”,“御街观者如堵”。
    每逢这年,皇帝还要率百官前往景灵宫行恭谢之礼。
    这时,除了皇帝不簪花,文武百官们与教坊仪仗队按身份与等级,都要在帽沿上簪戴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朱翠花朵。
    礼毕归来时,络绎不绝的恭谢队伍远望如锦,其壮观景象正如姜夔的诗所说:
    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
    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
    而这时的御街上,争着一睹“天颜”的看客自然不会少,正如当时另一首诗描写的那样:
    士庶重重间绮罗,霁光熏作小春和。
    御街两行瞻天表,比似前回人更多。
    从和宁门到朝天门,御街左侧先后有六部、三省、玉牒所、太庙与五府等建筑,右侧则有惠民药局与大佛寺等。
    过了宰执办公的五府,才略有少数的厢坊与店铺,比较著名的有尹家文字铺与朱家裱褙铺。
    而一过朝天门,御街就进入了密集的商住区,绵延直到万岁桥,各色各样吃穿用玩的商铺挨挨挤挤,一家连着一家。
    其中有中和楼、和乐楼、和丰楼等著名酒楼,还有中瓦、右瓦那样的游艺场所。
    据《贵耳录》说,位于御街中段的中瓦更是京城最大的娱乐中心,“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在那里一展身手。
    《图绘宝鉴》说到理宗朝有个叫李东的画家,经常在御街上出卖自己所画的《村田乐》、《常酣图》等作品,艺术水准虽不太高,“仅可娱俗眼”,却也许是后来一般民众所欢迎的风俗年画的滥觞。
    每天一听到晨钟,御街上的吃食店就张罗开了早市的点心,六部前的丁香馄饨是遐迩闻名的小吃,其味“精细尤佳”。
    和宁门朱红杈子前的买卖也十分红火,满街满市都是高档菜蔬、时令水果和生猛海鲜,构成了这里交易的最大特色。
    南宋对御街实行的是开放式管理,连大内正门前都允许设立早市,似乎比北宋更具市场化与人性化。
    临安御街的路况虽然好于东京御街,但街面比较狭窄,商店住家又相当密集,砖木建筑容易引发火灾。
    例如嘉泰四年(1204),粮料院失火,很快蔓延到太庙南墙外。
    太庙是社稷的象征,大臣韩侂胄指挥军兵拼死扑火,才总算安然无恙。
    但火舌已蹿到正对御街的和宁门外,焚毁了隔离闲杂人等的杈子门,连和宁门上的螭吻也着了火,幸亏救火员登梯用短斧击落了螭吻,才未殃及城门。
    这场火灾,御街南段的损失难以估量。
    再例如绍定元年(1228),御街最繁华的商业区失火,使中瓦与数以千计的商住建筑成为一片废墟,当时有“锦城佳丽地,红尘瓦砾场”的说法。
    但不久,御街就建起了新的中瓦与商铺,迎来了新的商机。
    包括东京汴梁也一样,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在整个北宋时期共经历了40多次特大火灾,因此消防是当时朝野最关注的严峻问题。
    当时汴梁城内的防火措施是非常严密,到处都设有一座望火楼,配备有专门观测的火警。
    楼下有被称为“潜火兵”的军队驻守,专司消防。
    而每逢中秋与元宵,满御街流动着喜气洋洋的人潮,这也是街上商铺大发利市的最佳时机。
    据《武林旧事》说,一到中秋节,御街店肆就陈列出诸如绒线、密煎、香料等货物,向路人夸多说好,谓之“歇眼”。
    所谓歇眼,大概就是留住顾客眼球的意思。入夜,御街“灯烛华灿”,买卖“竟夕乃止”。刘辰翁有一首《忆江南》:
    梧桐子,看到月西楼。
    醋酽橙黄分蟹壳,麝香荷叶剥鸡头。人在御街游。
    意思是在中秋的明月下,坐在御街的食铺上蘸着香醋和橙汁,品尝大闸蟹,然后用清香的荷叶托着一捧菱芡,边走边剥着吃,写出了普通人逛御街的闲情逸致。
    元宵节前后要过上五六天,比中秋节更长更热闹,御街上的商贩们推着用金属镶包的花盘架子车,花盘上簇插着闹蛾、灯彩等应景货品,歌叫喧阗,吆喝着买卖。
    固定的摊主对伙计也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值”。姜夔有诗描写元宵节御街的商卖:
    贵客钩帘看御街,帝中珍品一时来。
    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
    甚至夜阑更深,还有人提着小灯在御街上寻找游人丢失的东西,当时谓之“扫街”。
    据《武林旧事》说,这是北宋御街的遗风,而居然“遗钿堕珥,往往得之”。当然,偶尔也会有“雨打上元灯”之类煞风景的事,御街上便是另一番光景,姜夔也有诗说:
    正好嬉游天作魔,翠裙无奈雨沾何。
    御街暗里无灯火,处处但闻楼上歌。
    在当时,逛御街成为到过临安的官宦士民的赏心乐事,就好似现在人们好几年后还津津乐道当年游天安门逛长安街一样。
    著名诗人杨万里退居家山以后,就曾恋恋不舍的吟诗道。
    “闻说都人竞出嬉,御街箫鼓倍年时。”
    此情不仅诚斋有,就是那位刘辰翁,也一往情深回忆说。
    “空回首,御街人买南京枣”;“雨枕莺啼,露班烛散,御街人卖花窠。”
    在他们看来,御街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而宋末诗人许棐则说“御街车马无行处,谁肯抽身觅退居”,
    在这里,御街已经转为滚滚红尘与功名利禄的代名词。
    大约就在许棐面对着御街发出感慨以后不久,南宋灭亡。
    六十年后,元代词人萨都剌经过杭州,登上吴山,有诗云。
    “一代繁华如昨日,御街灯火月纷纷。”
    似乎仍能透过历史的烟云,从眼前的灯火,远眺到南宋御街的喧闹与繁盛。
    但不管怎么说,两宋一朝,御街都及其繁荣,仅通过对御街资料的查询,就可以得知当时的百姓生活的十分富足,并不是吹嘘。
    虽然现在很多人老是贬低宋朝为弱宋,调侃为大怂,没骨气,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已经力所能及的做到所能做的最好了。
    比如,宋朝能够很好地处理与北边游牧民族国家的关系,虽然这种处理经常伴随着赔款。
    可这其实恰恰是宋朝政府聪明的地方,因为在处理与自己有地缘政治的国家关系的时候,一味的勇武和一味的退缩都是不可取的,必须要把握好一个度。
    宋朝的这个度,就把握得比较好,就拿“澶渊之盟”来说,这次盟约虽然损失了一点儿钱,却换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其实是相当划算的。
    毕竟和庞大的战争成本相比,区区一点赔款成本,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再说了,要不损失这一点钱,和他们互市搞贸易的话,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活不下去,他们肯定还要继续南征,这样战争会无休止的扩大下去,损失还会更大。
    就比如之后的明朝,虽然很有骨气,不和亲不纳贡的,可动则就几十万军民远征,真的好吗?
    劳民伤财不说,也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问题,毕竟有明一朝,蒙元始终是大患,照样被人家打到北京城来了,差点亡国,皇帝也被俘了。
    而且最搞笑的是,大怂和大萌虽然都是亡于外族,但好在大怂还算是有骨气的亡。
    毕竟大怂偏安于一隅,兵力并不强盛,而且敌人也太过强大了,蒙元骑兵,上帝之鞭,都打到欧亚去了,周围的国家都亡了,可大怂还在坚持,钓鱼城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还打死个蒙古大汉。
    最后崖山之战无力回天,十万军民同少帝一起跳海殉国,又真的怂吗?
    毕竟冷兵器时代,蒙古骑兵无法战胜这是谁也无法阻止的,属于军事上的碾压,大怂不能,欧洲的中世纪骑兵也不能,所以才出现了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
    可大萌呢,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却被区区清狗鞑子给灭了,要知道当时不管是兵力,装备,还是科技,可都是碾压式的超越啊,都资本主义萌芽了,不得不说是戏剧性。
    最后除了一个皇帝上吊表现了点骨气外,其余的大臣呢?头皮太痒水太凉?
    当然,这都是无意义之争,只能说是两个国家选择的国策不一样,宋朝的国策就是和平发育,大哥别打我,给钱买平安。
    所以不止和辽国,和西夏、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都一样,都是采用这样一种策略,我给你钱,你别打我。
    这也很正常,用句今天的流行话语来说就是,能用钱解决的事,根本就不叫事。
    更何况,北方的游牧民族就真的那么愿意打仗,喜欢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生活吗?
    其实并不是,他们也愿意和平,只不过生存环境恶劣,需要的很多东西都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必须要通过其他手段获取,战争只是其中一种。
    而如果有除战争以外的其他渠道获取这些生存资源的话,他们也是不愿意打仗的。
    其次,宋朝对国内的文人士大夫很好,宋朝不杀文人,不杀上书言事者,提倡言论自由,给文人官员开很高的工资。
    这样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大臣,而且让文人士大夫从内心深处对宋朝皇帝感恩戴德。
    可以看到,无论是北宋末年,还是南宋末年,宋朝文人士大夫为了保住赵家的血脉,可以说是生死不顾,呕心沥血。
    最后甚至有十万人陪着小皇帝跳海,而反观大萌,经常搞株连九族,经常搞文字狱,给官员们开的工资也是史上最低的,这样就完全寒了文人士大夫的心。
    所以清朝都还没打过来,光是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那些官员们就都跑了,导致崇祯皇帝最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吊死在景山之上,身旁只有一个太监陪着。
    这还成了清军入关的旗号,替崇祯报仇,堂堂大萌,最后混的如此凄惨,真是惨啊~
    包括农民起义,不管是大怂还是大萌都有农民起义,不过不同的是,大怂的农民起义并不激烈,虽然大怂的农民起义很多,动不动就来个占山为王,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但前文很早就说过了,这些农民起义都没有一个是成了大气候的,因为要知道无论是大汉、大唐还是大明,最终可以说都是被农民起义给推翻的,而宋朝却不是。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宋朝的老百姓生活得并不是那么苦,他们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中国的农民不是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是绝对不会铤而走险去拼命的。
    而农民起义如果不拼命的话,那他们绝对不会取得成功。
    第二是宋朝对待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有斩尽杀绝的做法。
    他们往往采用的方式都是招安,只要软化了农民起义领袖的意志,农民起义自然就干不下去了。
    所以很多时候,宋朝的农民起义甚至成了当官的捷径,不是真的造反,就是找个借口要官当。
    第三是宋朝的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农民们很少迷信,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做足了功课,而农民起义要凝聚起来,除了因为他们实在活不下去外,还有一个就是要有邪教来控制灵魂。
    比如汉朝的黄巾军,天神下凡,天公将军,明朝的明教白莲教,清朝的太平军等,都是例子。
    可宋朝的那么多农民起义,都没有一个是被邪教控制的,农民起义者还比较理性,大家都知道那是封建迷信,当不得真,谁也不信
    所以只要最后朝廷招安了,封我个官当当,大家也就互相妥协了,和气生财嘛,自然也就不会再闹事儿了。
    不像明朝,封建迷信层出不穷,太祖老人家自己就是搞这一套出生的,而且还抠门,李自成人家本来都想退兵的,只要你封我个王当当,我就依然听你的,不杀你,还帮你出关打清狗,可崇祯真的死脑筋,就是不肯,去上吊都不封王。
    由此可见,大怂其实并不怂,只能说比较机智,会做生意,懂得怎样运用最合理以及成本最低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硬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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