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宋朝皇帝虽然在治国方面有些无能，但是，在体恤百姓方面，还是挺值得称道的，并没有什么十足的恶政，不是靠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挣钱，而是靠经商致富。
这也是为什么说宋朝的百姓生活的要比其他朝代都要好的原因之一。
就比如，虽然坐拥了巨额财富的，是古代封建王朝里最富有的，经济总量几乎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六成，可大宋朝的宫室却是历朝历代中格局最小，最“简陋”的。
既不如汉唐时长安宫城的恢弘，也不及明清时紫禁城规模之宏大，小到甚至站在城中“丰乐楼”上，就能俯瞰整个皇宫内院，而且就连宫外酒肆作乐，皇宫内都能听得到，可见小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之所以皇宫这么小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汴梁城的皇宫是以唐朝节度使的府邸改建而成的，是后梁皇帝朱温称帝后，将自己的节度使府改成的皇宫，并没有专门修建。
包括以后的后晋、后汉、后周，都沿用后梁的皇宫，到北宋建立后，太祖皇帝赵匡胤依然是使用这座宫殿，也没有另行修建，只不过是稍微进行了一些扩建。
例如在“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
虽然说“壮丽”，但皇城的有周长也不过五里，而要知道北京故宫的周长可是足有18里，那才是真正的繁华。
到了雍熙二年，楚王赵元佐(赵光义长子)纵火焚宫，太宗皇帝赵光义这才下定决定扩建皇宫。
赵光义是派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全权负责这件事。
可是当时汴梁城并没有经过细致的规划，因此在皇宫周围有不少茶肆酒楼，以及大量普通百姓的民居，想要扩建皇宫必须要拆掉这些房子。
于是赵光义派官员征询这些百姓的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也就是不愿意搬迁。
这要是放到现在的话，是很容易搞定的，但赵光义却就此下诏停止了扩建计划。
对于这件事，赵光义下诏解释道：“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
赵光义的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整个北宋王朝，所以即使那个昏君宋徽宗在位期间，也不敢随意拆迁民居，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女儿修建府邸也不敢占用民居，“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即使靖康之变后，南宋建立，临安成为了临时国都，也是如此。
要知道临安城的皇宫比汴梁城的更为狭小，以至于皇帝走的陛阶都只有区区一级，别说简陋了，堪称寒酸。
到了1131年，大臣提议扩修皇城，可是不凑巧，刚好有几座寺庙在皇城边上，于是宋高宗只能制止。
要知道在皇权至上的封建年代，赵宋官家尚能如此，的确是很不容易的，真的算是十分仁慈了
当然，也不光是仁慈，也与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巨大关系。
其一就是，宋朝承认财产私有，所以即使是皇城周边的房屋也是属于百姓个人所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前行掠夺，不存在什么强制拆迁。
二是因为拆百姓房屋，并不是下一道圣旨就行，而是需要给补偿，并且补偿款还很高的，花费甚巨。
举个例子，到了1083年，汴梁城为修整街道，需要将城墙三十步范围内的民房全部拆除。
而当时参考市价给出的补偿款是每户170贯，约等于130900钱，以等价购买力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是10多万元，这笔钱足以在汴梁城下辖的州县内买一套大宅了。
这还仅仅是偏僻地方的补偿价格，如果是皇城周围这样的繁华地段，补偿款会更高。
不仅如此，即使是没有产权的租住户也需要给补偿，而补偿标准是每户5贯(约等于3850钱)。
所以，即便皇帝想要强行扩修宫室，仅支付给周围百姓的补偿款这一项就是十分巨大的一笔开支，不得不有所节制。
这也是导致了宋王朝的皇宫成为了历朝历代中最为简陋的。
好了，闲话休提，说到皇宫，李小鱼他们还真的想去看看，于是继续往前走去，而再往前走，就是御街了。
在《水浒》第七十二回写宋江上东京看灯时，就提到过汴梁城的御街。
“当下柴进、燕青两个入得城来，行到御街上，往来观玩，转过东华门外，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
而后宋江四人，“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便来到其中的李师师家。
由于宋徽宗经常大驾光临，从御街到李师师家的那段岔路，竟也唤做“小御街”，小说继续写道。
“出得李师师门来，穿出小御街，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正打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
《水浒》对于汴梁城御街的描写点到为止，真的是有点吊人胃口，所以，作者菌在这里有必要略加补充。
顾名思义，御街就是皇城里专供皇帝出巡用的主干道，宋代以前的都城也都有这种御街。
据《水经注》里说，那位才高八斗的曹植，就因擅“行御道”而“见薄”于曹操，在与曹丕的争宠中大失其分的。
由此可见，那时的御街决不是一般人所能随意行走的。
另据《建康实录》记载说，侯景之乱尚未攻入建康(今南京)时，都城御街上已是“人更相劫掠，不复通行”。
于是侯景引玄武湖水倒灌建康的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梁武帝也只能束手待毙了。
而此时北宋东京也就是汴梁城的御街，李小鱼他们是看到，也就是出宫城(即大内)正南的宣德门笔直向南，经州桥(即天汉桥)，过里城正南的朱雀门，到外城正南的南薰门为止的那段主干道。
当时的学者刘敞有诗赠友人说:“君居御街东，我居御街西，如何百步间，十日不相从。”
似乎御街只有百来步宽，但实际上，李小鱼他们是看到，御街阔约二百余步，所以刘敞所说只是写诗时的约数，当不得真。
继续向前走去，出宣德门向南，直到州桥，李小鱼他们是看到，御衔两边都是景灵东西宫、大晟府、太常寺和相国寺等重要建筑。
仅有的几幢第宅，不是大臣，就是贵族所有。
而早在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曾为大将郭进在御街之东建造甲第，作为对他捍御契丹十余年的酬报。
而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每天一大清早，这一路段的御街上，趁着早市卖饮食与汤药的小贩，“吟叫百端”，交织成一片叫卖声。
他们大感新奇之下，继续往前走，过了州桥向南，两边就都是鳞次栉比的店铺与住家，例如街东的车家炭铺、张家酒店，其次则有王楼山洞的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的肉饼铺和李四分茶。
又过里城从朱雀门到外城南薰门，是御街的南段。
南薰门里的话，他们又看到，御街的西侧有一座颇为雄伟的五岳观，因为南薰门正对大内，所以规定一般士民的殡葬车辆不得从这一城门出入。
不过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前文已经说过了，汴梁城里每天要屠宰的上万头猪却都又必须由此入城。
据孟元老回忆，每天向晚，万余头的猪群，浩浩荡荡通过南薰门，倒也规行矩步，“无有乱行者”，成为御街上别具一格的风景。
而御街两边都是御廊，原来是允许市民商贩在其中做买卖的，王安石变法时，市易司也利用特权，抢先占据上好市口，在御街东廊下用杈子拦出数十间铺位，“差官监卖果实，分取牙利”。
不过自政和以后，开封府便派人在廊下安放黑漆杈子，御街中心又放上两排朱漆杈子，不让人马在御街中心来往，行人只能在廊下杈子外行走。
杈子里用砖石砌出两道御沟，宣和年间，其中尽植莲花，两侧种上桃李杏梨，春夏之际，杂花相间，望去宛如锦绣。
不过此时，还是允许百姓商贩做生意的，包括到了后来，御街还是偶尔开放的，特别是新年期间，即便是政和以后，御街还是向民众开放的。
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冬至以后到元宵节结束，宣德门前御街上就搭起山棚，上面镶嵌着大观、宣和之类硕大的金字年号，年号之后便是“与民同乐万寿彩山”八个大字。
山棚下用刺棘圈出一个露天演艺场，以控制游人的进入，故而叫做棘盆。
入夜，棘盆照耀得如同白昼，演出也不中断，这一期间，御街两侧的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就是宋徽宗也会趁兴出宣德门，真的来个“与民同乐”。
有两首词写出了元宵御街上这种狂欢的景象:
“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宫漏永，御街长，华灯偏共月争光。乐声都在人声里，五夜车尘马足香。”
除了新年前后的个把月，一些重要的皇家活动也在御街上进行。据《宋史·礼志》记载，举行赐酺之典时，开封府各县与在京诸军的乐人，都在朱雀门到宣德门的御街上列队张乐，还“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
这时“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御道两侧的廊下，则“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
而每逢大礼之年，七头大象加入进车马仪仗队，在宣德门至南薰门之间的御街上走个来回。
走到宣德门楼前时，七头大象还要团转行步，向北舞拜，表示祝贺。
每到这时，御街上“游人嬉集，观者如织”。
特别是到了以后皇帝的生日，亲王宗室与宰执百官到大内上寿完毕后，参加仪式的女童队出皇城，等候在外的少年豪俊还会争先恐后地送上果品饮食，然后带着心仪的姑娘，让她戴上花冠，或作男子装束，骑上骏马，“自御街驰骤，竞逞华丽，观者如堵”，那感觉可真叫爽!
当然，在这风光旖旎的御街上，也会发生些香艳的情事。
据《玉芝堂谈荟》记载，宋祁有一次在御街上行走时，恰好遇上大内宫嫔的车子经过，帘后有人惊喜地脱口道:“咦，这不是小宋吗？”
宋祁回去感慨地作了一首《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这首词不久就传入宫廷，仁宗打听清楚谁叫的小宋，就特地召来了宋祁，笑着对他说:“蓬山不远。”，然后就把那个宫女赐给了他，不亏仁德之名。
到了宣和年间，东京御街的豪奢繁华也到达了烈火烹油的顶峰。
因为《水浒》里的宋江也是在宣和元年左右上东京御街闹元宵的。
然而可惜的啊，仅七八年后，因金军南下，御街陡然从繁荣巅峰跌落入了悲凉的谷底，正如王庭珪诗云:
“旄头彗天天狗堕，一日中原作奇祸。金竿突绕都城光，铁马横嘶御街过。”
到了更之后的靖康二年正月初十，宋钦宗赴金营乞和，遭到扣押，按往常惯例，这正是皇帝在御街上与民同乐的日子。
于是，从宣德门到南薰门的御街上，僧道做起了“迎圣”道场，父老百姓捧着香炉，冒着大雪，在南薰门前御街上跪拜哭泣了十余日，希望能感动金帅，放钦宗回来。
据载当时，“雨雪大冻，饿死者无数”，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说，御街近南一带，士大夫妻子失踪的，也不可胜计。
不久，金兵强行撤毁了御街上的道场，另立张邦昌做傀儡皇帝，部分册立仪式也在御街上举行。
张邦昌步至宣德门外御街，在预设的褥位上北向金国拜舞，跪受册宝。
有卫士讽刺说:“平时在这里看伶人演杂剧扮假官人，想不到今天张太宰却装假官家。”
讽刺至极啊～～～
……
……
……
这也是为什么说宋朝的百姓生活的要比其他朝代都要好的原因之一。
就比如，虽然坐拥了巨额财富的，是古代封建王朝里最富有的，经济总量几乎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六成，可大宋朝的宫室却是历朝历代中格局最小，最“简陋”的。
既不如汉唐时长安宫城的恢弘，也不及明清时紫禁城规模之宏大，小到甚至站在城中“丰乐楼”上，就能俯瞰整个皇宫内院，而且就连宫外酒肆作乐，皇宫内都能听得到，可见小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之所以皇宫这么小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汴梁城的皇宫是以唐朝节度使的府邸改建而成的，是后梁皇帝朱温称帝后，将自己的节度使府改成的皇宫，并没有专门修建。
包括以后的后晋、后汉、后周，都沿用后梁的皇宫，到北宋建立后，太祖皇帝赵匡胤依然是使用这座宫殿，也没有另行修建，只不过是稍微进行了一些扩建。
例如在“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
虽然说“壮丽”，但皇城的有周长也不过五里，而要知道北京故宫的周长可是足有18里，那才是真正的繁华。
到了雍熙二年，楚王赵元佐(赵光义长子)纵火焚宫，太宗皇帝赵光义这才下定决定扩建皇宫。
赵光义是派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全权负责这件事。
可是当时汴梁城并没有经过细致的规划，因此在皇宫周围有不少茶肆酒楼，以及大量普通百姓的民居，想要扩建皇宫必须要拆掉这些房子。
于是赵光义派官员征询这些百姓的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也就是不愿意搬迁。
这要是放到现在的话，是很容易搞定的，但赵光义却就此下诏停止了扩建计划。
对于这件事，赵光义下诏解释道：“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
赵光义的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整个北宋王朝，所以即使那个昏君宋徽宗在位期间，也不敢随意拆迁民居，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女儿修建府邸也不敢占用民居，“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即使靖康之变后，南宋建立，临安成为了临时国都，也是如此。
要知道临安城的皇宫比汴梁城的更为狭小，以至于皇帝走的陛阶都只有区区一级，别说简陋了，堪称寒酸。
到了1131年，大臣提议扩修皇城，可是不凑巧，刚好有几座寺庙在皇城边上，于是宋高宗只能制止。
要知道在皇权至上的封建年代，赵宋官家尚能如此，的确是很不容易的，真的算是十分仁慈了
当然，也不光是仁慈，也与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巨大关系。
其一就是，宋朝承认财产私有，所以即使是皇城周边的房屋也是属于百姓个人所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前行掠夺，不存在什么强制拆迁。
二是因为拆百姓房屋，并不是下一道圣旨就行，而是需要给补偿，并且补偿款还很高的，花费甚巨。
举个例子，到了1083年，汴梁城为修整街道，需要将城墙三十步范围内的民房全部拆除。
而当时参考市价给出的补偿款是每户170贯，约等于130900钱，以等价购买力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是10多万元，这笔钱足以在汴梁城下辖的州县内买一套大宅了。
这还仅仅是偏僻地方的补偿价格，如果是皇城周围这样的繁华地段，补偿款会更高。
不仅如此，即使是没有产权的租住户也需要给补偿，而补偿标准是每户5贯(约等于3850钱)。
所以，即便皇帝想要强行扩修宫室，仅支付给周围百姓的补偿款这一项就是十分巨大的一笔开支，不得不有所节制。
这也是导致了宋王朝的皇宫成为了历朝历代中最为简陋的。
好了，闲话休提，说到皇宫，李小鱼他们还真的想去看看，于是继续往前走去，而再往前走，就是御街了。
在《水浒》第七十二回写宋江上东京看灯时，就提到过汴梁城的御街。
“当下柴进、燕青两个入得城来，行到御街上，往来观玩，转过东华门外，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
而后宋江四人，“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便来到其中的李师师家。
由于宋徽宗经常大驾光临，从御街到李师师家的那段岔路，竟也唤做“小御街”，小说继续写道。
“出得李师师门来，穿出小御街，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正打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
《水浒》对于汴梁城御街的描写点到为止，真的是有点吊人胃口，所以，作者菌在这里有必要略加补充。
顾名思义，御街就是皇城里专供皇帝出巡用的主干道，宋代以前的都城也都有这种御街。
据《水经注》里说，那位才高八斗的曹植，就因擅“行御道”而“见薄”于曹操，在与曹丕的争宠中大失其分的。
由此可见，那时的御街决不是一般人所能随意行走的。
另据《建康实录》记载说，侯景之乱尚未攻入建康(今南京)时，都城御街上已是“人更相劫掠，不复通行”。
于是侯景引玄武湖水倒灌建康的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梁武帝也只能束手待毙了。
而此时北宋东京也就是汴梁城的御街，李小鱼他们是看到，也就是出宫城(即大内)正南的宣德门笔直向南，经州桥(即天汉桥)，过里城正南的朱雀门，到外城正南的南薰门为止的那段主干道。
当时的学者刘敞有诗赠友人说:“君居御街东，我居御街西，如何百步间，十日不相从。”
似乎御街只有百来步宽，但实际上，李小鱼他们是看到，御街阔约二百余步，所以刘敞所说只是写诗时的约数，当不得真。
继续向前走去，出宣德门向南，直到州桥，李小鱼他们是看到，御衔两边都是景灵东西宫、大晟府、太常寺和相国寺等重要建筑。
仅有的几幢第宅，不是大臣，就是贵族所有。
而早在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曾为大将郭进在御街之东建造甲第，作为对他捍御契丹十余年的酬报。
而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每天一大清早，这一路段的御街上，趁着早市卖饮食与汤药的小贩，“吟叫百端”，交织成一片叫卖声。
他们大感新奇之下，继续往前走，过了州桥向南，两边就都是鳞次栉比的店铺与住家，例如街东的车家炭铺、张家酒店，其次则有王楼山洞的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的肉饼铺和李四分茶。
又过里城从朱雀门到外城南薰门，是御街的南段。
南薰门里的话，他们又看到，御街的西侧有一座颇为雄伟的五岳观，因为南薰门正对大内，所以规定一般士民的殡葬车辆不得从这一城门出入。
不过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前文已经说过了，汴梁城里每天要屠宰的上万头猪却都又必须由此入城。
据孟元老回忆，每天向晚，万余头的猪群，浩浩荡荡通过南薰门，倒也规行矩步，“无有乱行者”，成为御街上别具一格的风景。
而御街两边都是御廊，原来是允许市民商贩在其中做买卖的，王安石变法时，市易司也利用特权，抢先占据上好市口，在御街东廊下用杈子拦出数十间铺位，“差官监卖果实，分取牙利”。
不过自政和以后，开封府便派人在廊下安放黑漆杈子，御街中心又放上两排朱漆杈子，不让人马在御街中心来往，行人只能在廊下杈子外行走。
杈子里用砖石砌出两道御沟，宣和年间，其中尽植莲花，两侧种上桃李杏梨，春夏之际，杂花相间，望去宛如锦绣。
不过此时，还是允许百姓商贩做生意的，包括到了后来，御街还是偶尔开放的，特别是新年期间，即便是政和以后，御街还是向民众开放的。
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冬至以后到元宵节结束，宣德门前御街上就搭起山棚，上面镶嵌着大观、宣和之类硕大的金字年号，年号之后便是“与民同乐万寿彩山”八个大字。
山棚下用刺棘圈出一个露天演艺场，以控制游人的进入，故而叫做棘盆。
入夜，棘盆照耀得如同白昼，演出也不中断，这一期间，御街两侧的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就是宋徽宗也会趁兴出宣德门，真的来个“与民同乐”。
有两首词写出了元宵御街上这种狂欢的景象:
“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宫漏永，御街长，华灯偏共月争光。乐声都在人声里，五夜车尘马足香。”
除了新年前后的个把月，一些重要的皇家活动也在御街上进行。据《宋史·礼志》记载，举行赐酺之典时，开封府各县与在京诸军的乐人，都在朱雀门到宣德门的御街上列队张乐，还“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
这时“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御道两侧的廊下，则“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
而每逢大礼之年，七头大象加入进车马仪仗队，在宣德门至南薰门之间的御街上走个来回。
走到宣德门楼前时，七头大象还要团转行步，向北舞拜，表示祝贺。
每到这时，御街上“游人嬉集，观者如织”。
特别是到了以后皇帝的生日，亲王宗室与宰执百官到大内上寿完毕后，参加仪式的女童队出皇城，等候在外的少年豪俊还会争先恐后地送上果品饮食，然后带着心仪的姑娘，让她戴上花冠，或作男子装束，骑上骏马，“自御街驰骤，竞逞华丽，观者如堵”，那感觉可真叫爽!
当然，在这风光旖旎的御街上，也会发生些香艳的情事。
据《玉芝堂谈荟》记载，宋祁有一次在御街上行走时，恰好遇上大内宫嫔的车子经过，帘后有人惊喜地脱口道:“咦，这不是小宋吗？”
宋祁回去感慨地作了一首《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这首词不久就传入宫廷，仁宗打听清楚谁叫的小宋，就特地召来了宋祁，笑着对他说:“蓬山不远。”，然后就把那个宫女赐给了他，不亏仁德之名。
到了宣和年间，东京御街的豪奢繁华也到达了烈火烹油的顶峰。
因为《水浒》里的宋江也是在宣和元年左右上东京御街闹元宵的。
然而可惜的啊，仅七八年后，因金军南下，御街陡然从繁荣巅峰跌落入了悲凉的谷底，正如王庭珪诗云:
“旄头彗天天狗堕，一日中原作奇祸。金竿突绕都城光，铁马横嘶御街过。”
到了更之后的靖康二年正月初十，宋钦宗赴金营乞和，遭到扣押，按往常惯例，这正是皇帝在御街上与民同乐的日子。
于是，从宣德门到南薰门的御街上，僧道做起了“迎圣”道场，父老百姓捧着香炉，冒着大雪，在南薰门前御街上跪拜哭泣了十余日，希望能感动金帅，放钦宗回来。
据载当时，“雨雪大冻，饿死者无数”，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说，御街近南一带，士大夫妻子失踪的，也不可胜计。
不久，金兵强行撤毁了御街上的道场，另立张邦昌做傀儡皇帝，部分册立仪式也在御街上举行。
张邦昌步至宣德门外御街，在预设的褥位上北向金国拜舞，跪受册宝。
有卫士讽刺说:“平时在这里看伶人演杂剧扮假官人，想不到今天张太宰却装假官家。”
讽刺至极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