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五，一艘从柯枝归来的快船，带来了南路军已经开始全面进攻的消息。
与此同时，因为货船无法在逆风期间快速前进，拖慢了航速，从印度运回的四千头牛，暂时只能在婆罗洲放牧。
目前大明经过改装的宝船，用一层船舱装牛，下层装货，可以一次运送两百到两百二十头牛。
牛不是货物，一路上要吃吃喝喝，还要铲除粪便，防制疫情。在路上多走一天，就意味着要多准备一天的草料。
两百多头牛，在路上多走十天，吃下的草料就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更别说四千头牛了。
如今已经入冬，为了减少运输成本，也为了减少养殖成本，所以大明在婆罗洲上开始养牛，作为中转地。
得知南路军已经开始战事并不出乎朱瞻基的意料，因为按照之前的计划，这个时候也应该开始进攻了。
不过，还有一个消息却算不上好，因为他一直担心的海军总督刘江，果然还是没有撑过去，在九月就已经去世。
他的去世并没有影响整个南路军的攻势，因为海军本来就是属于辅助部队。
不过，刘江既然去世，也应该再安排一个海军将领前往忽鲁谟斯。
想了一圈，朱瞻基决定派孟瑛前往，这也算是给他一个出头的机会。
孟瑛的能力是有的，只是因为身为孟子的后人，算是被耽搁了。
朱棣或许会有些忌讳，就像孔家，绝对不可能给他们高官厚禄，只是给他们一个虚名，现在连虚名都剥夺了。
四月的时候，孟瑛领命去南洲转了一圈，也是月前刚回来。
虽然走了一趟，黑了不少，但是孟瑛的精神却很好。显然身为一个将军，还是能领军出征，而不是在京城养老更有精神。
其实最合适的人应该是王景弘，不过他已经让郑和这个宦官担任了海军总监，是除了他之外的海军最高将领，再重用王景弘就不合适了。
两个宦官担任海军的重要将领，海军的一帮将领会造反的。
刘江在柯枝火化，骨灰运了回来。他这也算是马革裹尸，求仁得仁。
刘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以刘安为首，他的子女们悲而不哀，平静地为他举行了葬礼。
朱瞻基也亲自到灵柩前上了一炷香，这位毕竟是跟了自己多年的老臣，海军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在海军例会上，留守的将领对朱瞻基委派孟瑛前往忽鲁谟斯并没有反对，他们的注意力也不在这里，而在刘江空出的这个位置。
朱瞻基是监国太孙，一开始还挂名海军大都督，后来也没有人这样叫，刘江这个总督就是海军名义上的最高将领。
郑和这个海军总监，现在虽然主持海军事务，但是名不正言不顺。他这个总监的职位，都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而郑和想要坐上刘江这个位置，资历是足够的，但是毕竟是个阉人，他自己也没有竞争的意思。
朱瞻基是属意郑和的，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朱瞻基这大半年，根本没有为海军事务烦心过，一切都被他安排的井井有条。
除了他之外，孟瑛的资历也不浅，但是跟郑和一样，身份不合适。
其他的主帅，易信不在，朱真行军作战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并没有显示出优秀的处政能力和权谋平衡能力。
至于第四舰队的顾兴祖，他的第四舰队总兵官的职位都是托了父祖的光，资历太浅，根本无法争这个位置。
左思右想之后，朱瞻基还是不想这么早就确定下来，以如今战事重要为由，暂时依旧让郑和处理军务。
孟瑛对能去忽鲁谟斯也很开心，不顾自己回来还不到一个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半年多过去了，大明现在又改装了数十艘一级战舰的蒸汽帆船，就连宝船也改装了几艘。
这次孟瑛出海，就全部用蒸汽帆船，而不是纯帆船了。
虽然宝船的改装效果不好，不仅滚轮的工作效率低下，叶片更是容易损坏，毕竟背的负荷太大。
但是即便如此，也绝对比单纯的帆船要强的多。
虽然很不满意，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要求太多。
他已经足够拔苗助长了，步子再大，就会扯到蛋了。
其实对海船的设计构造，朱瞻基在这个时代比谁都清楚。
他第一世开了十八年船，从散装船，集装箱船，从两万吨，到十五万吨，全部都开过。
一路从二副当上船长，船上的任何地方他都门清。
但是没用。
因为他了解的船是后世的高科技船，科技太高了，反而没用。
不说别的，船用钢板造不出来，船壳焊接不起来，汽轮机造不出来，螺旋桨造不出来。就是懂得原理，懂得维修又有屁用。
不要说那些技术了，就连材料现在许多都造不出来。要不然，知道原理，内燃机现在都可以制造。
如今大明的蒸汽帆船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船，只要能一直领先，就足够了。
确定下来了孟瑛的出发日期，朱瞻基又来到了下马桥农庄，准备送朱棣一把手枪。
造第一支枪，朱瞻基就多准备了几套配件，一是为了防止配件损坏，磨损了换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给朱棣准备一把。
作为孙子，他该送，作为继承人，他更该送。
从内心里，朱瞻基是希望朱棣多活几年的。当皇帝就是孤家寡人，站在高处的感觉，大部分时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会有些寂寞。
有朱棣这个爷爷挡在前面，他的权力没有小多少，还有有个能好好谈心的人，这很难得。
朱棣要是死了，他就是有一些心里话，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了。
枪是凶器，算不上好东西，但是不能他自己有了，却把爷爷忘记了。
而且，这个爷爷还是皇帝。
配件都是现成的，组装在一起，只需要将有偏差的配件毛刺给打磨好。
只用了半日时间，朱瞻基就组装好了新枪，并帮朱棣调好了准星。
随后，他将工匠们手工制造的子弹，装了两百粒，把子弹给了内侍奉御昌盛。“这些子弹你要收好，不能让任何人知晓，待皇祖父召你，你将子弹给他。”
昌盛老家是贵州都匀长官司人，洪武末年入宫，年纪虽然小，但是聪明伶俐，很受朱棣喜欢。
当初朱棣派了他与金阔两人伺候朱瞻基，金阔办事稳重，得了朱瞻基重用，后来他又被朱棣要了回去贴身伺候。
他这次随船回来，是替朱棣安排两个妃子去帖木儿国伺候，朱瞻基让他带子弹，也不会引人注意。
而枪支，朱瞻基锁进了一个木盒，把钥匙给了另一个内侍，却把木盒给了孟瑛带上。
把枪弹分别给不同的人，这也是为了稳妥起见。朱瞻基自己都没有信心能挡子弹，自然不能因为所托非人，给朱棣造成威胁。
关系到他的安全，再小心也不为过。
就在孟子的后人乘坐海船，离开应天府的这一天，孔子的后人从运河来到了应天府。
而这一天，朱瞻基已经等了半年了。
在这期间，孔府已经递了两次初稿，不过都被朱瞻基打了回去修改。
国家与民族，这两个词语其实很容易解释清楚，但是要把它们阐述清楚，还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念，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如今的大明，依旧遵循的是儒家那一套，每一个读书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都是儒家那一套。
在儒家学说里，将国家与民族的理念形成一整套言之有物的学术，是非常艰难的。
可以说，这跟一清子他们从易经，道经里面重新组织言论，成立一个教派相比，都相差无几。
这也幸亏是孔家，他们宿儒众多，一辈子都在研究儒家文化，所以他们才能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就形成一套完整理论。
像一清子他们，召集了数百道士，忙了大半年，真理教的教义都还没有编好。
因为这一整套理论不能与现有的知识有冲突，让人能够接受，又不能自相矛盾，形成悖论。
但是实际上，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相悖的。
民族属于古汉语的词汇，用于表达宗族和夷夏之辩。但是实际上，一直在清朝灭亡之前，中国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民族观念。
在此之前，中国也只有少数人引用过民族这个词语，以至于许多人还认为这个一个英文nation翻译而来的舶来语。
许多人认识这个词语，还是在光绪戊戌变法之后，是从日文的汉字借用而来。
因为在大部分中国人心中，宗族才是真正重要的，能代表民族的。
第二世的朱瞻基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已经站在世界顶端的成功者，他对社会的本质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看清世界，摆正位置，处理个人与世界的联系关系，这是没一个人能成功的基础，无一例外。
在他的认识中，民族的发展，经历了从血缘家族，到族群，再到原生民族，再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
血缘家族不用多说，亲族是社会的构成基础。而族群，则是有共同风俗习惯的一群人，他们是享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大部落。
如今除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这个阶段。
原生民族，则是一个自然共同体。其基础存在于一般民众的信仰、认知与情感，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笼统概念。
处于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是集体意识萌芽的阶段，已经学会了融合和扩张，学会了用各种知识，文化，语言来统一思想。
比如现在的大明就处于这个阶段。
但是这种原型民族主义并不足以创造出现代的民族国家，比如汉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罗马人等等……
虽然这个时候，各民族已经有了你我之分，也学会了利用各种手段来让对方认可自己的存在，但是还缺少相应的合理手段，让其融合。
朱瞻基这个时候抛出国家与民族的概念，目的就是为了加快这个进程，让大明能尽快变成了一个现代民族。
从原生的民族主义到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自我形塑、从自在的民族到自为的民族转型的过程。
到底是先有民族，而是先有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很难分清。
以大明为例，肯定是先有民族，后有民族主义。
但是以非洲、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为例，他们原先只是一些互不相干的部落，是欧洲殖民者将它们统一在一个殖民地国家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殖民地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之中，必须将自己想象为是一个共同的民族，而非一个个分散的、原子化的部落或族群，因而这些从无到有所建立的国家是通过民族主义的自我意识创建了现代的民族国家。
一个现代民族的建立，需要自我的觉悟，一种被建构起来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想象。
没有对民族同一性的认知，无法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形成国族的观念。
大明的统一，朱元璋能够依靠造反驱赶走蒙元，依靠的就是汉人对自我民族的肯定，所以才能万众一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但是，如今的国家概念依旧非常淡化，人们对国家的认可，还不如说是对民族的认可。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今的统治结构依旧是以家天下的模式存在。
国家是皇帝的家，你可以有大家，那我当然也要有小家。相比较而言，我的家虽然小，但是绝对要比皇帝的大家重要。
这无关权力，地位，只是人们的真实意识。
所以，朱瞻基想要弄出民族主义来，所以，他要让人们懂得国家的意义，还不能让两者之间有悖论，可想而知有多困难。
如今的国家，更多的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虽然也具有了国家的内涵，变成了一个与人为的政治制度相联系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但是现在这种意识还很淡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汉奸，那么多的投降派。
一旦民族与国家结合，那么所有的一切不仅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族主义的，即与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有特定的民族文化意识。
后世人们见了自己国家的女人嫁给了外国人，就会辱骂，见了有人背叛国家利益，就会骂汉奸，见了国家在外交场合吃亏，就会觉得耻辱。
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的建立。
不要说明代，如果不是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的思想意识的引导，百姓有几个在乎满清跟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
那个时候的反叛，其实都是为了个人利益。
真正到了清朝灭亡之后，整个中国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才真正觉醒。
朱瞻基当然等不了那么久，也不会让这种思想落后那么久。
欧洲的文艺复兴马上就要开始了，正式因为文艺复兴的引导，欧洲各国大大加快了从原生民族到现代国家的跨进，占到了世界的前列。
大明想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除了保持武力的领先，更应该要保持思想意识的领先。
当大明的百姓将国家利益看的比个人利益更重……哪怕是一样重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大明的对手。
国族主义基本的要求是政治结构与民族结构必须重合一致，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处于同一个文化背景。
另一方面，同样文化背景的人应该住在同一个政治统辖范围之内，总而言之，是一个文化，一个国家。
如果能达到这一步，朱瞻基就完全没有了任何担心。
当然，想要达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因为如今的大明，根本没有这样的基础。
原本作为同一文化载体的儒家学术，根本不能满足大明的需要，越是扶持儒家，越是会让大明走上老路。
因为儒家学术是一条腿走路，只注重思想，不注重体干。
这就是一个拥有巨大头颅，却四肢瘦弱的残疾。
所以他要建立真理教，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一个科学体系。
只不过，为了推行这套科学体系，他需要用皇家的名义，学术的名义，宗教的名义来推动，来让更多的人接受。
孔家第一次的初稿，整个体系非常混乱，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次的初稿，也没有能够解决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大明不是一个小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有着各种不同的民族，甚至是统治方式。
一个文化，一个国家。
但是当不同的民族不愿意遵守你的习俗，不愿意与你用同一种生活方式一起生活的时候，孔家根本毫无办法。
儒家教化吗？人家根本不愿意学啊！
朱瞻基跟孔家提出了多个解决方式，这里面借鉴了一些后世英国的方法。
英国作为第一个近代的民族，指的就是由全体英格兰居民所集合而成的人民。作为与民族同义词的国民，是“主权的持有者、政治团结的基础和最高的效忠对象”，一个国家的国民，不管是什么族群、什么阶级的成员，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内，都被想象为是同质的、整体性的。
在英国，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原生性民族。他们就是靠这种方法，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同文化的统一国家。
但是他们做的不够好，苏格兰，爱尔兰，一直还在闹独立。
这方面，就又要借用美国的方法，就是淡化民族，淡化信仰，加强利益联系。
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两个国家的模式都是失败的，他们主要是前期有用，后期还是不能解决这里面的矛盾、
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老祖宗。
汉族就不用说了，原本的黄帝，占据的地盘还不到后世的一个市大。上千年的征战和同化，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同习俗的汉文化民族。
周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基础，他们的八百年统治，彻底将一个数百个部落，数百种语言的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联盟。
到了秦始皇时期，才给统一文字，统一语言奠定了基础。
但是，儒家的一家独大，加强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却又为了便于统治，阉割了人们的思想，降低了人们的执行能力。
经历了宋代的儒家思想复兴，又经历了百年蒙元的异族统治，如今的大明对民族之分份外严格和敌对。
朱瞻基当初跟孔家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大明是建立在汉族的基础上，但是汉族，其实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民族的融合体。
周朝时期，形成了单一文化的基础，但是不管华夏也好，汉文化也好，都没有明确的阐述。
如今汉文化既然已经不能适应大明的扩张和需要，那就不如复古，重新将华夏民族这个称谓捡起来，形成一个单一文化圈。
大明不在乎你原本是什么民族，只要是能心向华夏，愿意融入华夏，大明就能用国民的名义来接纳。
当然，这只是文化层面的接纳。
除了文化的影响，大明还有枪炮，还有刀剑。
在现实里，大明肯定还是以汉族为主体，将其他民族彻底融合。
这种融合，也可能是血腥的，残忍的。
因为民族的自我意识一旦产生，会构成实质性的民族，很难被同化。
如果将已经形成民族自觉意识的民族降格为族群，会被认为是主体民族对自我的矮化，因为恐惧丧失本民族的本真性，而可能激发起更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弹。
比如说南洋的那些岛国，他们想要大明接纳，是想占便宜，但是如果因此就打散他们的架构，将他们分散，他们肯定就不会愿意，甚至会因此而造反。
还有朝鲜和东瀛，他们肯定也不愿意被称作汉族，想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性。
即便是大明拿出华夏民族这个大伞，他们也不会愿意彻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性。
所以朱瞻基对于族群，采取的是积极融合，比如南洲（澳洲），东洲（美洲）上的那些原始部落族群。
他们还没有形成民族的观念，也没有形成不可摧毁的文化沉淀，非常容易融合。
而对于朝鲜，东瀛，中南半岛上面的一些国家，他们已经有了原生民族的意识，就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手段来同化，而不是直接融合。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华夏民族的内部架构，进行更近一步的细分，分级，却又不能形成封闭的阶级。
文化上的融合，是必须积极的，正面的。但是具体措施，就要区别对待。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于这个任务，数十个孔家宿儒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三易其稿，终于又拿出了了更全面的学术。
但是，朱瞻基依旧是满意又不满意。
满意的是他们按照朱瞻基的意思，对民族和国家进行了非常合理的阐述，对一些不能调和的矛盾点，也进行了细致的分类。
比如说在国家和民族，亲族的优先上，他们按照天地君亲师的分类，将国家大于民族，大于亲族给确定了下来。
这样一来，就再也不怕那些儒家墙头草，两边靠了。谁要是还想当汉奸，就要考虑一下身后名了。
看着眼前的孔氏族人，朱瞻基却想到了后世的那个大名鼎鼎的六十四代孙的衍圣公。
顺治元年，孔胤植上《初进表文》，表示自己愿意归诚清朝的意愿。这份奏疏极尽阿谀奉承，任何要脸的人看到都会脸红。
第二年，朝廷颁布剃发令，孔胤植率领族众威望族人率先剃发，并向清廷上奏了《剃头奏折》。
这就是国家与民族概念没有成型的时候，一般家族的正常做法。在他们看来，不就是换个皇帝坐江山嘛，哪怕这皇帝是异族。
但是现在有了孔家写的《国家与民族》一书，这孔家今后怕是不敢再这样做了。
不满意的是，孔家仍然没有把民族与国族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不过这是小节了。
近代的民族主义所指向的，都不是那些一般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原生性民族，而是具有建国冲动的、与近代国家密切相关的国族。
然而，晚清在从日本引进“民族”（nation）这个词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区分民族与国族的不同，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民族与国族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但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内部包涵着众多的民族与族群，将仅仅拥有民族自决权的民族与拥有国家独立主权的国族混为一谈，由此埋下了后世概念上的混乱和现实中的困境。
比如后世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和加盟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人为地将民族区分开，造成差异对待，形成了民族融合的困境。
这一点上，法国就做的比较好，他们虽然也是多民族，多人种的国家，但是他们从来不进行区分，统一称为国民。
但是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太浅，主体国族和文化融合不了其他民族。
大明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汉族是当然的国族，华夏民族是统一称谓。汉族也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深的底蕴来融合其他民族。
所以说，这本书只需要简单地进行修改，就可以出版，然后让天下人学习了。
朱瞻基已经准备好在新年大朝会上提出这个计划。
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好铺垫，筹备了这么久，也该拿出报纸了。
（这一章写的最艰难，七千字写了十个小时，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
与此同时，因为货船无法在逆风期间快速前进，拖慢了航速，从印度运回的四千头牛，暂时只能在婆罗洲放牧。
目前大明经过改装的宝船，用一层船舱装牛，下层装货，可以一次运送两百到两百二十头牛。
牛不是货物，一路上要吃吃喝喝，还要铲除粪便，防制疫情。在路上多走一天，就意味着要多准备一天的草料。
两百多头牛，在路上多走十天，吃下的草料就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更别说四千头牛了。
如今已经入冬，为了减少运输成本，也为了减少养殖成本，所以大明在婆罗洲上开始养牛，作为中转地。
得知南路军已经开始战事并不出乎朱瞻基的意料，因为按照之前的计划，这个时候也应该开始进攻了。
不过，还有一个消息却算不上好，因为他一直担心的海军总督刘江，果然还是没有撑过去，在九月就已经去世。
他的去世并没有影响整个南路军的攻势，因为海军本来就是属于辅助部队。
不过，刘江既然去世，也应该再安排一个海军将领前往忽鲁谟斯。
想了一圈，朱瞻基决定派孟瑛前往，这也算是给他一个出头的机会。
孟瑛的能力是有的，只是因为身为孟子的后人，算是被耽搁了。
朱棣或许会有些忌讳，就像孔家，绝对不可能给他们高官厚禄，只是给他们一个虚名，现在连虚名都剥夺了。
四月的时候，孟瑛领命去南洲转了一圈，也是月前刚回来。
虽然走了一趟，黑了不少，但是孟瑛的精神却很好。显然身为一个将军，还是能领军出征，而不是在京城养老更有精神。
其实最合适的人应该是王景弘，不过他已经让郑和这个宦官担任了海军总监，是除了他之外的海军最高将领，再重用王景弘就不合适了。
两个宦官担任海军的重要将领，海军的一帮将领会造反的。
刘江在柯枝火化，骨灰运了回来。他这也算是马革裹尸，求仁得仁。
刘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以刘安为首，他的子女们悲而不哀，平静地为他举行了葬礼。
朱瞻基也亲自到灵柩前上了一炷香，这位毕竟是跟了自己多年的老臣，海军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在海军例会上，留守的将领对朱瞻基委派孟瑛前往忽鲁谟斯并没有反对，他们的注意力也不在这里，而在刘江空出的这个位置。
朱瞻基是监国太孙，一开始还挂名海军大都督，后来也没有人这样叫，刘江这个总督就是海军名义上的最高将领。
郑和这个海军总监，现在虽然主持海军事务，但是名不正言不顺。他这个总监的职位，都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而郑和想要坐上刘江这个位置，资历是足够的，但是毕竟是个阉人，他自己也没有竞争的意思。
朱瞻基是属意郑和的，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朱瞻基这大半年，根本没有为海军事务烦心过，一切都被他安排的井井有条。
除了他之外，孟瑛的资历也不浅，但是跟郑和一样，身份不合适。
其他的主帅，易信不在，朱真行军作战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并没有显示出优秀的处政能力和权谋平衡能力。
至于第四舰队的顾兴祖，他的第四舰队总兵官的职位都是托了父祖的光，资历太浅，根本无法争这个位置。
左思右想之后，朱瞻基还是不想这么早就确定下来，以如今战事重要为由，暂时依旧让郑和处理军务。
孟瑛对能去忽鲁谟斯也很开心，不顾自己回来还不到一个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半年多过去了，大明现在又改装了数十艘一级战舰的蒸汽帆船，就连宝船也改装了几艘。
这次孟瑛出海，就全部用蒸汽帆船，而不是纯帆船了。
虽然宝船的改装效果不好，不仅滚轮的工作效率低下，叶片更是容易损坏，毕竟背的负荷太大。
但是即便如此，也绝对比单纯的帆船要强的多。
虽然很不满意，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要求太多。
他已经足够拔苗助长了，步子再大，就会扯到蛋了。
其实对海船的设计构造，朱瞻基在这个时代比谁都清楚。
他第一世开了十八年船，从散装船，集装箱船，从两万吨，到十五万吨，全部都开过。
一路从二副当上船长，船上的任何地方他都门清。
但是没用。
因为他了解的船是后世的高科技船，科技太高了，反而没用。
不说别的，船用钢板造不出来，船壳焊接不起来，汽轮机造不出来，螺旋桨造不出来。就是懂得原理，懂得维修又有屁用。
不要说那些技术了，就连材料现在许多都造不出来。要不然，知道原理，内燃机现在都可以制造。
如今大明的蒸汽帆船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船，只要能一直领先，就足够了。
确定下来了孟瑛的出发日期，朱瞻基又来到了下马桥农庄，准备送朱棣一把手枪。
造第一支枪，朱瞻基就多准备了几套配件，一是为了防止配件损坏，磨损了换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给朱棣准备一把。
作为孙子，他该送，作为继承人，他更该送。
从内心里，朱瞻基是希望朱棣多活几年的。当皇帝就是孤家寡人，站在高处的感觉，大部分时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会有些寂寞。
有朱棣这个爷爷挡在前面，他的权力没有小多少，还有有个能好好谈心的人，这很难得。
朱棣要是死了，他就是有一些心里话，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了。
枪是凶器，算不上好东西，但是不能他自己有了，却把爷爷忘记了。
而且，这个爷爷还是皇帝。
配件都是现成的，组装在一起，只需要将有偏差的配件毛刺给打磨好。
只用了半日时间，朱瞻基就组装好了新枪，并帮朱棣调好了准星。
随后，他将工匠们手工制造的子弹，装了两百粒，把子弹给了内侍奉御昌盛。“这些子弹你要收好，不能让任何人知晓，待皇祖父召你，你将子弹给他。”
昌盛老家是贵州都匀长官司人，洪武末年入宫，年纪虽然小，但是聪明伶俐，很受朱棣喜欢。
当初朱棣派了他与金阔两人伺候朱瞻基，金阔办事稳重，得了朱瞻基重用，后来他又被朱棣要了回去贴身伺候。
他这次随船回来，是替朱棣安排两个妃子去帖木儿国伺候，朱瞻基让他带子弹，也不会引人注意。
而枪支，朱瞻基锁进了一个木盒，把钥匙给了另一个内侍，却把木盒给了孟瑛带上。
把枪弹分别给不同的人，这也是为了稳妥起见。朱瞻基自己都没有信心能挡子弹，自然不能因为所托非人，给朱棣造成威胁。
关系到他的安全，再小心也不为过。
就在孟子的后人乘坐海船，离开应天府的这一天，孔子的后人从运河来到了应天府。
而这一天，朱瞻基已经等了半年了。
在这期间，孔府已经递了两次初稿，不过都被朱瞻基打了回去修改。
国家与民族，这两个词语其实很容易解释清楚，但是要把它们阐述清楚，还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念，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如今的大明，依旧遵循的是儒家那一套，每一个读书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都是儒家那一套。
在儒家学说里，将国家与民族的理念形成一整套言之有物的学术，是非常艰难的。
可以说，这跟一清子他们从易经，道经里面重新组织言论，成立一个教派相比，都相差无几。
这也幸亏是孔家，他们宿儒众多，一辈子都在研究儒家文化，所以他们才能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就形成一套完整理论。
像一清子他们，召集了数百道士，忙了大半年，真理教的教义都还没有编好。
因为这一整套理论不能与现有的知识有冲突，让人能够接受，又不能自相矛盾，形成悖论。
但是实际上，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相悖的。
民族属于古汉语的词汇，用于表达宗族和夷夏之辩。但是实际上，一直在清朝灭亡之前，中国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民族观念。
在此之前，中国也只有少数人引用过民族这个词语，以至于许多人还认为这个一个英文nation翻译而来的舶来语。
许多人认识这个词语，还是在光绪戊戌变法之后，是从日文的汉字借用而来。
因为在大部分中国人心中，宗族才是真正重要的，能代表民族的。
第二世的朱瞻基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已经站在世界顶端的成功者，他对社会的本质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看清世界，摆正位置，处理个人与世界的联系关系，这是没一个人能成功的基础，无一例外。
在他的认识中，民族的发展，经历了从血缘家族，到族群，再到原生民族，再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
血缘家族不用多说，亲族是社会的构成基础。而族群，则是有共同风俗习惯的一群人，他们是享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大部落。
如今除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这个阶段。
原生民族，则是一个自然共同体。其基础存在于一般民众的信仰、认知与情感，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笼统概念。
处于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是集体意识萌芽的阶段，已经学会了融合和扩张，学会了用各种知识，文化，语言来统一思想。
比如现在的大明就处于这个阶段。
但是这种原型民族主义并不足以创造出现代的民族国家，比如汉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罗马人等等……
虽然这个时候，各民族已经有了你我之分，也学会了利用各种手段来让对方认可自己的存在，但是还缺少相应的合理手段，让其融合。
朱瞻基这个时候抛出国家与民族的概念，目的就是为了加快这个进程，让大明能尽快变成了一个现代民族。
从原生的民族主义到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自我形塑、从自在的民族到自为的民族转型的过程。
到底是先有民族，而是先有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很难分清。
以大明为例，肯定是先有民族，后有民族主义。
但是以非洲、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为例，他们原先只是一些互不相干的部落，是欧洲殖民者将它们统一在一个殖民地国家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殖民地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之中，必须将自己想象为是一个共同的民族，而非一个个分散的、原子化的部落或族群，因而这些从无到有所建立的国家是通过民族主义的自我意识创建了现代的民族国家。
一个现代民族的建立，需要自我的觉悟，一种被建构起来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想象。
没有对民族同一性的认知，无法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形成国族的观念。
大明的统一，朱元璋能够依靠造反驱赶走蒙元，依靠的就是汉人对自我民族的肯定，所以才能万众一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但是，如今的国家概念依旧非常淡化，人们对国家的认可，还不如说是对民族的认可。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今的统治结构依旧是以家天下的模式存在。
国家是皇帝的家，你可以有大家，那我当然也要有小家。相比较而言，我的家虽然小，但是绝对要比皇帝的大家重要。
这无关权力，地位，只是人们的真实意识。
所以，朱瞻基想要弄出民族主义来，所以，他要让人们懂得国家的意义，还不能让两者之间有悖论，可想而知有多困难。
如今的国家，更多的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虽然也具有了国家的内涵，变成了一个与人为的政治制度相联系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但是现在这种意识还很淡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汉奸，那么多的投降派。
一旦民族与国家结合，那么所有的一切不仅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族主义的，即与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有特定的民族文化意识。
后世人们见了自己国家的女人嫁给了外国人，就会辱骂，见了有人背叛国家利益，就会骂汉奸，见了国家在外交场合吃亏，就会觉得耻辱。
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的建立。
不要说明代，如果不是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的思想意识的引导，百姓有几个在乎满清跟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
那个时候的反叛，其实都是为了个人利益。
真正到了清朝灭亡之后，整个中国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才真正觉醒。
朱瞻基当然等不了那么久，也不会让这种思想落后那么久。
欧洲的文艺复兴马上就要开始了，正式因为文艺复兴的引导，欧洲各国大大加快了从原生民族到现代国家的跨进，占到了世界的前列。
大明想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除了保持武力的领先，更应该要保持思想意识的领先。
当大明的百姓将国家利益看的比个人利益更重……哪怕是一样重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大明的对手。
国族主义基本的要求是政治结构与民族结构必须重合一致，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处于同一个文化背景。
另一方面，同样文化背景的人应该住在同一个政治统辖范围之内，总而言之，是一个文化，一个国家。
如果能达到这一步，朱瞻基就完全没有了任何担心。
当然，想要达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因为如今的大明，根本没有这样的基础。
原本作为同一文化载体的儒家学术，根本不能满足大明的需要，越是扶持儒家，越是会让大明走上老路。
因为儒家学术是一条腿走路，只注重思想，不注重体干。
这就是一个拥有巨大头颅，却四肢瘦弱的残疾。
所以他要建立真理教，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一个科学体系。
只不过，为了推行这套科学体系，他需要用皇家的名义，学术的名义，宗教的名义来推动，来让更多的人接受。
孔家第一次的初稿，整个体系非常混乱，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次的初稿，也没有能够解决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大明不是一个小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有着各种不同的民族，甚至是统治方式。
一个文化，一个国家。
但是当不同的民族不愿意遵守你的习俗，不愿意与你用同一种生活方式一起生活的时候，孔家根本毫无办法。
儒家教化吗？人家根本不愿意学啊！
朱瞻基跟孔家提出了多个解决方式，这里面借鉴了一些后世英国的方法。
英国作为第一个近代的民族，指的就是由全体英格兰居民所集合而成的人民。作为与民族同义词的国民，是“主权的持有者、政治团结的基础和最高的效忠对象”，一个国家的国民，不管是什么族群、什么阶级的成员，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内，都被想象为是同质的、整体性的。
在英国，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原生性民族。他们就是靠这种方法，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同文化的统一国家。
但是他们做的不够好，苏格兰，爱尔兰，一直还在闹独立。
这方面，就又要借用美国的方法，就是淡化民族，淡化信仰，加强利益联系。
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两个国家的模式都是失败的，他们主要是前期有用，后期还是不能解决这里面的矛盾、
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老祖宗。
汉族就不用说了，原本的黄帝，占据的地盘还不到后世的一个市大。上千年的征战和同化，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同习俗的汉文化民族。
周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基础，他们的八百年统治，彻底将一个数百个部落，数百种语言的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联盟。
到了秦始皇时期，才给统一文字，统一语言奠定了基础。
但是，儒家的一家独大，加强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却又为了便于统治，阉割了人们的思想，降低了人们的执行能力。
经历了宋代的儒家思想复兴，又经历了百年蒙元的异族统治，如今的大明对民族之分份外严格和敌对。
朱瞻基当初跟孔家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大明是建立在汉族的基础上，但是汉族，其实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民族的融合体。
周朝时期，形成了单一文化的基础，但是不管华夏也好，汉文化也好，都没有明确的阐述。
如今汉文化既然已经不能适应大明的扩张和需要，那就不如复古，重新将华夏民族这个称谓捡起来，形成一个单一文化圈。
大明不在乎你原本是什么民族，只要是能心向华夏，愿意融入华夏，大明就能用国民的名义来接纳。
当然，这只是文化层面的接纳。
除了文化的影响，大明还有枪炮，还有刀剑。
在现实里，大明肯定还是以汉族为主体，将其他民族彻底融合。
这种融合，也可能是血腥的，残忍的。
因为民族的自我意识一旦产生，会构成实质性的民族，很难被同化。
如果将已经形成民族自觉意识的民族降格为族群，会被认为是主体民族对自我的矮化，因为恐惧丧失本民族的本真性，而可能激发起更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弹。
比如说南洋的那些岛国，他们想要大明接纳，是想占便宜，但是如果因此就打散他们的架构，将他们分散，他们肯定就不会愿意，甚至会因此而造反。
还有朝鲜和东瀛，他们肯定也不愿意被称作汉族，想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性。
即便是大明拿出华夏民族这个大伞，他们也不会愿意彻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性。
所以朱瞻基对于族群，采取的是积极融合，比如南洲（澳洲），东洲（美洲）上的那些原始部落族群。
他们还没有形成民族的观念，也没有形成不可摧毁的文化沉淀，非常容易融合。
而对于朝鲜，东瀛，中南半岛上面的一些国家，他们已经有了原生民族的意识，就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手段来同化，而不是直接融合。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华夏民族的内部架构，进行更近一步的细分，分级，却又不能形成封闭的阶级。
文化上的融合，是必须积极的，正面的。但是具体措施，就要区别对待。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于这个任务，数十个孔家宿儒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三易其稿，终于又拿出了了更全面的学术。
但是，朱瞻基依旧是满意又不满意。
满意的是他们按照朱瞻基的意思，对民族和国家进行了非常合理的阐述，对一些不能调和的矛盾点，也进行了细致的分类。
比如说在国家和民族，亲族的优先上，他们按照天地君亲师的分类，将国家大于民族，大于亲族给确定了下来。
这样一来，就再也不怕那些儒家墙头草，两边靠了。谁要是还想当汉奸，就要考虑一下身后名了。
看着眼前的孔氏族人，朱瞻基却想到了后世的那个大名鼎鼎的六十四代孙的衍圣公。
顺治元年，孔胤植上《初进表文》，表示自己愿意归诚清朝的意愿。这份奏疏极尽阿谀奉承，任何要脸的人看到都会脸红。
第二年，朝廷颁布剃发令，孔胤植率领族众威望族人率先剃发，并向清廷上奏了《剃头奏折》。
这就是国家与民族概念没有成型的时候，一般家族的正常做法。在他们看来，不就是换个皇帝坐江山嘛，哪怕这皇帝是异族。
但是现在有了孔家写的《国家与民族》一书，这孔家今后怕是不敢再这样做了。
不满意的是，孔家仍然没有把民族与国族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不过这是小节了。
近代的民族主义所指向的，都不是那些一般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原生性民族，而是具有建国冲动的、与近代国家密切相关的国族。
然而，晚清在从日本引进“民族”（nation）这个词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区分民族与国族的不同，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民族与国族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但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内部包涵着众多的民族与族群，将仅仅拥有民族自决权的民族与拥有国家独立主权的国族混为一谈，由此埋下了后世概念上的混乱和现实中的困境。
比如后世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和加盟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人为地将民族区分开，造成差异对待，形成了民族融合的困境。
这一点上，法国就做的比较好，他们虽然也是多民族，多人种的国家，但是他们从来不进行区分，统一称为国民。
但是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太浅，主体国族和文化融合不了其他民族。
大明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汉族是当然的国族，华夏民族是统一称谓。汉族也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深的底蕴来融合其他民族。
所以说，这本书只需要简单地进行修改，就可以出版，然后让天下人学习了。
朱瞻基已经准备好在新年大朝会上提出这个计划。
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好铺垫，筹备了这么久，也该拿出报纸了。
（这一章写的最艰难，七千字写了十个小时，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