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既悲剧于它的地理位置，也悲剧于国内贵族势力强大的国情。
若是宋国稍微再小一些，从未阔过，在这乱世早就选择一方大国做了附庸国，一如卫国，至少还能存活下去。
可宋国既不做附庸，又因为特殊的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使得宋国对于各国来说既是一块不能放弃的要地，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动。
历史上宋国亡国，那是齐、楚、魏、秦诸国一同合作的结果，国小而不居卑，强大的时候攻楚夺齐侵魏，结果最后被瓜分。
宋国尽是膏腴地，对于泗上墨家而言，就像是齐西南一样：暂时不想要，却又不能允许它被楚魏控制。
现在宋国的命运由不得宋国贵族做主。
宋国现在的局面，是如今天下各国最乱的。
二十年前的那场内乱，民众和墨家利用贵族之间的矛盾，让宋国变成了一个名义的国家和松散的贵族联盟。
司城皇、乐氏、戴氏、萧氏、石氏、华氏……诸多贵族并不希望任何的王权扩张，本身他们就有自己的势力，而且向来有贵族政变的传统。
二十年前墨家守商丘引动宋国动乱的那一次，就是因为司城皇父一族不能够独揽大权，而且受到了其余贵族的嫉恨。
早先就有三姓共政的贵族共和的基础，皇父一族独大之后，本来是有机会学学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从而一举获取宋国的社稷的，可是二十年前的那场政变适掺和了一脚，使得宋国彻底丧失了集权的可能。
君子院和平民院的分歧、贵族之间被墨家逼着盟誓不再互相攻伐，这都是适当初埋下的炸药，为的就是让宋国不可能统一也不可能集权。
皇父臧已经老去，他的儿子皇父钺翎是如今宋国的询政院令尹，宋公彻底无权，可是皇父钺翎想要集权也是千难万难。
二十年前政变之后，宋国各地各自为政，贵族们在所谓君子院整日扯皮，将一些密谋的事放在了明面上，又有墨家的武力在旁边维系着当初的无相害的盟约，使得皇父钺翎想要集权是不可能的。
靠近泗上那一侧，受到泗上的影响最深，也是最早出现了许多变革的地方。
泗上对于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都使得当地的小贵族们经营土地大为有利可图，他们放弃了对农夫的人身控制，换来了巨额的财富，同样也失去了在贵族内部的权力基础——被束缚在封地上的农夫，是他们的武力基础，没有武力基础的贵族没有发言权。
工商业更为发达的陶丘等地，则根本就是属于工商业者自治，名义上归属于皇父一族的封地，实际上每年缴纳足够的税赋就行，皇父一族的手也根本伸不过去。
其余地方，乐氏、萧氏、戴氏等贵族继续艰难地维系着自己在封地上的统治，以保证他们的军事力量，不敢放任农民逃亡别地。
一些贵族做了一些适当的变革，比如将土地授予民众，换取民众的忠诚，但实际上……却很难。
粮价日低，大量的贵金属流入泗上，泗上的手工业品向外倾销，种植技术的跨越式提升，都让那些做了适当变革的贵族苦不堪言。
按照规矩收什一税，按照二十年前的数额，贵族要被饿死，根本难以维系如今的生活。
提升税率，授田于民的那点恩德就立刻被遗忘，旁边就是做对比的泗上，农夫心怀不满。
看着靠近泗上的那些小贵族放弃了对农夫的人身控制，囤积土地经营而赚的盆满钵溢，这些有野心的贵族也只能眼馋：有钱就意味着没人，没人就意味着在贵族内部没有地位和权力。
什么都要钱。
军火、丝绸、棉布、铁器、奢侈品……
粮食价格太低。
什一税收的都是实物税，缴纳上去，立刻被墨家这边收割一波，每年多收了三五斗的时候粮价都会暴跌，各种军火和手工业品全都需要钱去买，钱又只能把粮食卖给墨家去换，定价权都在泗上，老的正统贵族们一个个穷的苦不堪言。
把持着自己的封邑封地，却根本没有管理的基础，只能选择将专营权卖给一些寻租权力的商人，用权力保障这些商人的专卖，又从商人那里获得足够的租金，可最后苦的还是当地民众。
一些在泗上和宋国的商人眼看着自己的货物不能够卖到整个宋国，许多封邑自成体系，自己的货物卖不进去而被当地依附贵族的商人垄断，心中难免愤恨。
商人恨、农夫怨，手工业者本身又和墨家关系密切，小市民热忱而又狂热，对于人人平等尚贤非攻的理念有一种特殊的认同，这些封地内部已经够乱了，可外部还有人在虎视眈眈。
皇父一族始终想要收拢各个封地的权力，可是当初适在宋国搞政变的时候，就没想着宋国好。
弄出的君子院，一群贵族之间互相制约，想要集权？投票保准反对。
想要武力集权？墨家二十年前参与的无相害的会盟又逼得皇父一族不敢动手。
越发有钱的商人、变为经营农场主的小贵族、手工业者和商丘的自耕农，受到墨家那些平等道义的蛊惑，心中更为不满。
当年弄出的庶民院只有请愿权，这是国人本就有的权力，原本的小司徒就是管这个的，凡迁都、立君、结盟，都是需要得到国人认可的，这是春秋传统，庶民院也不过是将这种权力延续了下来。
可是……这些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和贵族们“平等”的庶民院代表们，却发现自己屁用没有，因为二十年前适处理宋国政变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深坑：君子院有否决权。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情况，整日在宋国的询政院上演。
一边是泗上那边蒸蒸日上，工商业者的权利被万民制法所保护。
另一边是商丘的那些人有钱有力量就是无权力，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早已经积压。
二十年的发展，跨越式的发展，使得土地兼并的速度前所未有的提升。
一些贵族和小贵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之前数百年的积累，在一些允许土地卖卖的地方疯狂并地，驱赶因为农具发展而多余的民众。
靠近泗上的涌入泗上，靠近商丘的涌入商丘。
这群失地的农民没有土地，只能在城中与人做工或者佣耕，亦或是做流佣，在城中属于最为悲惨的阶层，心中渴望土地，也充满了对贵族的恨意。
农家的“真正平等”、“贤者于民并耕”、“重农抑商”、“商人狡诈”的学说，在商丘那些失地农民圈子内流传的极为广泛。
农家的学说是要均分土地、遏制商人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平等派，可偏偏对于商丘城内的最底层充满了诱惑。
依附贵族们发达的商人们垄断着各种贸易，贵族们放着高利贷，投机商们低买高卖，种种这些，都让宋国内部的矛盾积累到了一个就要爆发的临界点。
宋国有过机会，皇父钺翎也有过机会完成集权，甚至有机会作为民选的“宋公”，取代如今的宋公，可是……宋国离泗上太近了。
泗上自从禽滑厘为巨子之后，对于宋国的政策都是出于适，目的只有一个：不给宋国任何未雨绸缪、缓慢变革的机会，把每一次变革的机会都扑灭，靠武力和贵族之间的敌对来压制矛盾，直到这个外部的压力一旦撤走就立刻会爆炸的地步。
皇父钺翎稍微露出一点想要变革集权的意思，墨家就煽动那些商丘的工商业者和自耕农要求更为激进的变革，把皇父钺翎又给吓回去：要变革可以啊，放弃所有的贵族权力，做到真正的选贤人为天子。
皇父钺翎是想集权，却不是想要当自由引导人民的旗手，和墨家对着比街头政治和在庶民市井的影响力还差得远。
他一退缩，那些本身均衡的贵族又立刻跳出来，表示变革和集权是不可能的，我们君子院全员反对。
原本的一些小矛盾，每一次想解决的时候，泗上的黑手就伸过来阻碍一下，积小矛盾为大矛盾，直到如今已经根本解决不了。
皇父钺翎要权力，要成为宋公，要取而代之，要拥有一个完整的宋国。
其余贵族们要权力，要贵族共和，要分封而治，要各行其政，坚决反对一个完整集权的宋国。
失地的农民想要土地，想要一份自己能够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反对贵族对土地的占有，甚至想要回到原本的授田封建制，对于新时代充满了恐慌。
大商人们想要土地私有和买卖，想要自己的钱能够得到土地从而继续获利，对于贵族们占着土地和人口极为不满。
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想要低税，至少要求自己有对税收的提议权，对于将大量的税收压在他们身上极为不满。
转型的小贵族们想要权力，自己放弃了封地对农夫的控制换来了土地经营的收入，可也一样丧失了贵族权力，没有武力支持很容易让自己沦为最没有权力的商人。
售卖货物的商人希望各个贵族的封地放开市场，别让那些依附贵族的商人垄断，自己去卖要么被刁难要么要征收高额的税费。
封地上继续被更为严苛的防止逃亡政策的封地农夫渴望自由，渴望土地，渴望能够离开封地。
城邑居住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们虔诚地相信墨家关于人人平等的道义，出于对于平等同义兼爱的渴求，对于贵族的存在和如同笑话一般的庶民院感到愤怒。
各有各的诉求，整个宋国乱成一团。
若是宋国稍微再小一些，从未阔过，在这乱世早就选择一方大国做了附庸国，一如卫国，至少还能存活下去。
可宋国既不做附庸，又因为特殊的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使得宋国对于各国来说既是一块不能放弃的要地，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动。
历史上宋国亡国，那是齐、楚、魏、秦诸国一同合作的结果，国小而不居卑，强大的时候攻楚夺齐侵魏，结果最后被瓜分。
宋国尽是膏腴地，对于泗上墨家而言，就像是齐西南一样：暂时不想要，却又不能允许它被楚魏控制。
现在宋国的命运由不得宋国贵族做主。
宋国现在的局面，是如今天下各国最乱的。
二十年前的那场内乱，民众和墨家利用贵族之间的矛盾，让宋国变成了一个名义的国家和松散的贵族联盟。
司城皇、乐氏、戴氏、萧氏、石氏、华氏……诸多贵族并不希望任何的王权扩张，本身他们就有自己的势力，而且向来有贵族政变的传统。
二十年前墨家守商丘引动宋国动乱的那一次，就是因为司城皇父一族不能够独揽大权，而且受到了其余贵族的嫉恨。
早先就有三姓共政的贵族共和的基础，皇父一族独大之后，本来是有机会学学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从而一举获取宋国的社稷的，可是二十年前的那场政变适掺和了一脚，使得宋国彻底丧失了集权的可能。
君子院和平民院的分歧、贵族之间被墨家逼着盟誓不再互相攻伐，这都是适当初埋下的炸药，为的就是让宋国不可能统一也不可能集权。
皇父臧已经老去，他的儿子皇父钺翎是如今宋国的询政院令尹，宋公彻底无权，可是皇父钺翎想要集权也是千难万难。
二十年前政变之后，宋国各地各自为政，贵族们在所谓君子院整日扯皮，将一些密谋的事放在了明面上，又有墨家的武力在旁边维系着当初的无相害的盟约，使得皇父钺翎想要集权是不可能的。
靠近泗上那一侧，受到泗上的影响最深，也是最早出现了许多变革的地方。
泗上对于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都使得当地的小贵族们经营土地大为有利可图，他们放弃了对农夫的人身控制，换来了巨额的财富，同样也失去了在贵族内部的权力基础——被束缚在封地上的农夫，是他们的武力基础，没有武力基础的贵族没有发言权。
工商业更为发达的陶丘等地，则根本就是属于工商业者自治，名义上归属于皇父一族的封地，实际上每年缴纳足够的税赋就行，皇父一族的手也根本伸不过去。
其余地方，乐氏、萧氏、戴氏等贵族继续艰难地维系着自己在封地上的统治，以保证他们的军事力量，不敢放任农民逃亡别地。
一些贵族做了一些适当的变革，比如将土地授予民众，换取民众的忠诚，但实际上……却很难。
粮价日低，大量的贵金属流入泗上，泗上的手工业品向外倾销，种植技术的跨越式提升，都让那些做了适当变革的贵族苦不堪言。
按照规矩收什一税，按照二十年前的数额，贵族要被饿死，根本难以维系如今的生活。
提升税率，授田于民的那点恩德就立刻被遗忘，旁边就是做对比的泗上，农夫心怀不满。
看着靠近泗上的那些小贵族放弃了对农夫的人身控制，囤积土地经营而赚的盆满钵溢，这些有野心的贵族也只能眼馋：有钱就意味着没人，没人就意味着在贵族内部没有地位和权力。
什么都要钱。
军火、丝绸、棉布、铁器、奢侈品……
粮食价格太低。
什一税收的都是实物税，缴纳上去，立刻被墨家这边收割一波，每年多收了三五斗的时候粮价都会暴跌，各种军火和手工业品全都需要钱去买，钱又只能把粮食卖给墨家去换，定价权都在泗上，老的正统贵族们一个个穷的苦不堪言。
把持着自己的封邑封地，却根本没有管理的基础，只能选择将专营权卖给一些寻租权力的商人，用权力保障这些商人的专卖，又从商人那里获得足够的租金，可最后苦的还是当地民众。
一些在泗上和宋国的商人眼看着自己的货物不能够卖到整个宋国，许多封邑自成体系，自己的货物卖不进去而被当地依附贵族的商人垄断，心中难免愤恨。
商人恨、农夫怨，手工业者本身又和墨家关系密切，小市民热忱而又狂热，对于人人平等尚贤非攻的理念有一种特殊的认同，这些封地内部已经够乱了，可外部还有人在虎视眈眈。
皇父一族始终想要收拢各个封地的权力，可是当初适在宋国搞政变的时候，就没想着宋国好。
弄出的君子院，一群贵族之间互相制约，想要集权？投票保准反对。
想要武力集权？墨家二十年前参与的无相害的会盟又逼得皇父一族不敢动手。
越发有钱的商人、变为经营农场主的小贵族、手工业者和商丘的自耕农，受到墨家那些平等道义的蛊惑，心中更为不满。
当年弄出的庶民院只有请愿权，这是国人本就有的权力，原本的小司徒就是管这个的，凡迁都、立君、结盟，都是需要得到国人认可的，这是春秋传统，庶民院也不过是将这种权力延续了下来。
可是……这些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和贵族们“平等”的庶民院代表们，却发现自己屁用没有，因为二十年前适处理宋国政变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深坑：君子院有否决权。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情况，整日在宋国的询政院上演。
一边是泗上那边蒸蒸日上，工商业者的权利被万民制法所保护。
另一边是商丘的那些人有钱有力量就是无权力，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早已经积压。
二十年的发展，跨越式的发展，使得土地兼并的速度前所未有的提升。
一些贵族和小贵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之前数百年的积累，在一些允许土地卖卖的地方疯狂并地，驱赶因为农具发展而多余的民众。
靠近泗上的涌入泗上，靠近商丘的涌入商丘。
这群失地的农民没有土地，只能在城中与人做工或者佣耕，亦或是做流佣，在城中属于最为悲惨的阶层，心中渴望土地，也充满了对贵族的恨意。
农家的“真正平等”、“贤者于民并耕”、“重农抑商”、“商人狡诈”的学说，在商丘那些失地农民圈子内流传的极为广泛。
农家的学说是要均分土地、遏制商人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平等派，可偏偏对于商丘城内的最底层充满了诱惑。
依附贵族们发达的商人们垄断着各种贸易，贵族们放着高利贷，投机商们低买高卖，种种这些，都让宋国内部的矛盾积累到了一个就要爆发的临界点。
宋国有过机会，皇父钺翎也有过机会完成集权，甚至有机会作为民选的“宋公”，取代如今的宋公，可是……宋国离泗上太近了。
泗上自从禽滑厘为巨子之后，对于宋国的政策都是出于适，目的只有一个：不给宋国任何未雨绸缪、缓慢变革的机会，把每一次变革的机会都扑灭，靠武力和贵族之间的敌对来压制矛盾，直到这个外部的压力一旦撤走就立刻会爆炸的地步。
皇父钺翎稍微露出一点想要变革集权的意思，墨家就煽动那些商丘的工商业者和自耕农要求更为激进的变革，把皇父钺翎又给吓回去：要变革可以啊，放弃所有的贵族权力，做到真正的选贤人为天子。
皇父钺翎是想集权，却不是想要当自由引导人民的旗手，和墨家对着比街头政治和在庶民市井的影响力还差得远。
他一退缩，那些本身均衡的贵族又立刻跳出来，表示变革和集权是不可能的，我们君子院全员反对。
原本的一些小矛盾，每一次想解决的时候，泗上的黑手就伸过来阻碍一下，积小矛盾为大矛盾，直到如今已经根本解决不了。
皇父钺翎要权力，要成为宋公，要取而代之，要拥有一个完整的宋国。
其余贵族们要权力，要贵族共和，要分封而治，要各行其政，坚决反对一个完整集权的宋国。
失地的农民想要土地，想要一份自己能够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反对贵族对土地的占有，甚至想要回到原本的授田封建制，对于新时代充满了恐慌。
大商人们想要土地私有和买卖，想要自己的钱能够得到土地从而继续获利，对于贵族们占着土地和人口极为不满。
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想要低税，至少要求自己有对税收的提议权，对于将大量的税收压在他们身上极为不满。
转型的小贵族们想要权力，自己放弃了封地对农夫的控制换来了土地经营的收入，可也一样丧失了贵族权力，没有武力支持很容易让自己沦为最没有权力的商人。
售卖货物的商人希望各个贵族的封地放开市场，别让那些依附贵族的商人垄断，自己去卖要么被刁难要么要征收高额的税费。
封地上继续被更为严苛的防止逃亡政策的封地农夫渴望自由，渴望土地，渴望能够离开封地。
城邑居住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们虔诚地相信墨家关于人人平等的道义，出于对于平等同义兼爱的渴求，对于贵族的存在和如同笑话一般的庶民院感到愤怒。
各有各的诉求，整个宋国乱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