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走了不到十分钟，眼前的山坡下，一条蜿蜒崎岖的小路正在山脚下延伸，在茂密的丛林中时隐时现，消失在群山的深处。
在茫茫的群山中看到了路，我心中一阵兴奋，端详着脚下的路，其实充其量只是条一人多宽的小径，地上被人踩的没了草，裸露着中南半岛山地里的特有的红色土。我突然有了种安心的感觉，山里杂草疯长，而这条路上光秃秃的，证明是经常有人走。
顺着路向两边望去，都是层层叠叠的山林和飘荡缭绕雾岚，不知道通向何处。但有了路就代表有了方向，有了路就意味着有了人，他们再不用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山里乱转，只要能顺着路找到人家就可以了。
就在此时，忽然不远处一串叮叮当当的铃铛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声音是从路边的小山坳中传过来的，那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竟然又听到了大牲口的喷出的那种鼻响和蹄子踢打地面的声音。最后拨开茂密的树丛一看，只见一匹大黑骡子正站在一棵树下悠闲的吃草，身上还驮着小山似的东西，脖子上系了个大铜铃铛，随着大脑袋上下晃动，叮当作响。
路边有骡子更证明了这条路是经常有人走的，我们往四周望了望，却没有人的踪影，有人大声喊了几句“有人么？”可除了问出去的声音的回音外，也不见有人答应。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骡子总不会是山里野生的吧，我心里微微有些犯疑，心想估计是谁家的走丢的。红上衣从骡子侧前方走过去，拍了拍它的脖子。
但是，一声突然的枪响，让我们的动作顿时停住了。枪声传来的方向，正是我们刚刚过来的河谷。
红上衣也顾不上那只骡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掉转过头来就差我们道“快走！”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两声枪响不同，总之这次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一脸酱色，如临大敌。
我们一路快跑，从丛林的另一次跑出了河谷，慢慢的走上了有人烟的路。红上衣估计是看见了什么，顺手一指。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到了下面地势低洼处果真有几处人家。
赵家坤好像对这个村子很熟悉，随便把我和肖川还有红上衣安排在一家，他则和万胜他们住到了旁边的屋子。
令我惊讶的是这家的男主人竟然会说中国话，而且很流利。估计着是因为经常和内地人打交道，所以练就了这一技能。
我好奇的问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吗？男主人摇摇头，表情变得很沉重，说自己还有妻子和儿子，儿子叫帕多，生病了，很不舒服，一直在屋子里躺着。
我抱着丫丫走进去时，那个伶俐的叫帕多的孩子正躺在地铺上，眼睛紧闭，面色潮红，嘴唇发干还起了疱疹。我凑过去手一摸他额头，竟然烫手！这样发高烧小孩子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呢。
只不过显然，这个家庭对帕多的现在的状态束手无策。
他躺在茅草上辗转不安，呻吟不止，我叫他父亲打来一点凉水，用毛巾浸了水，敷在他额头上，其实这样也无济于事的，只能稍微缓和一下。我问他们，这里难道没有医生可以医治吗？帕多的母亲矮小，黑瘦，只是呆坐在地上垂泪，绝望又伤心。我知道自己多此一问，在这偏僻的山区任何一点小病如同瘟疫，而且我打听了一下帕多父亲孩子的病状，听起来十分像疟疾。
在这种地方，哪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这种可怕的转染病，根本是天方夜谭。我告诉帕多父亲，尽量不要让蚊虫叮咬，可以到山上采一些驱蚊虫的草药，在家里熏一熏，这样可以减少疟疾传播的机会。
这是之前在农村和梅姑一起住的时候，曾经听说的法子，土偏方也很管用。
听我这么说，帕多的父亲把我当成了外面来的活菩萨，拉着我就出去旁边家里看其他人的病情。
我也很被动，没头没脑的就被当成了大夫。
硬着头皮出去看了一圈，也都打听了一下，无一例外，都是疟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些村民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孩子一步步走向死亡。还有许多大人也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疟疾，整个村寨被一种死亡的恐惧笼罩。
而这一切的发生，就是我们到来之前，短短不到半个月的事。
听说，在村寨后面的山坡上，葬满了这样被疟疾夺走性命的孩子、大人。现在正是雨季，山谷里空气闷热潮湿，四周丛林茂密，村寨里到处是臭水沟、腐烂的菜叶，是蚊虫繁殖生存的最佳地，再加上人们生活条件艰苦卫生意识几乎没有，这样恶劣的情况，难怪在金三角疟疾是高发病，每年不知要夺走多少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是没有节育措施，还是为了多几个劳动力，或者是村民知道孩子成活率不高，所以每家都生有好几个孩子，这样下去贫穷饥饿成了恶性循环。
即使在医疗昌明的二十一世纪，地球上仍然有很多边远落后地区遭受疟疾的侵害，被夺走无数的生命，被称为世界上致死性最强的疾病。据报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何况是在此时的金三角呢。这里的很多人患了疟疾，只能等死而已。
沿着成片成片的烟田往回走去，正午的太阳明晃晃的，晒得我有点头昏眼花，那些被病魔折磨的可怜孩子难受的面孔来回在我面前晃荡。
帕多的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只是在告诉那些人我之前教过的中草药熏制的方法之后，有些欣慰，以为这样一来，疟疾就能够被制止。
但我心里知道，那种办法，只能隔靴搔痒，并不能起到什么真正的作用，
金三角，这个如同受到诅咒的地方，除了盛产邪恶的东西，还集中了战争、贫穷和疾病以及死亡，居住在这里像难民一样的村民和孩子，他们饱受伤害，被疾病、贫困和转乱繁复煎熬，在这不见天日的大山里，被世人遗忘，如果没有鸦片，他们几乎不能换得生活必须的盐巴和米。
一路走着，放眼望去，崇山峻岭在我身边蜿蜒起伏，像受伤的伏兽，默默无语，我的眼睛有点干涩。
此时此刻，金三角在我眼里不再是那个可恨可憎的魔窟，而是个饱经苦难的孩子，被世人抛弃，唾骂。金三角没有错，这里的人也没有错，是一个时代的错。我甚至觉得，他们种植赖以生存的鸦片也是值得原谅的，只因为，他们要活下去。
大家都在用力的活，我有我的方式，他们也有他们的方式。
最让我心里难受不痛快的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了这些问题，我也看到了这些情况，但是我无力改变。
回到香港，我有我自己重新的生活，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会被我遗忘。或者说每年当做慈善，捐个几十万几百万，来换取自己良心上的安宁。
但是在那之后呢，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要由谁来救赎？
可是尽管生活苦难，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不是吗？
我一路垂着首回到了帕多的家，肖川一眼就看出了我的不对，还想调节一些我的心情，打趣道“怎么了十五神医？”
我径直坐在肖川的身边，把头靠在肖川的身上，喃喃的看着地面说“我也不是没有吃过苦的人，我也不是不知道生活不易，但是看到这么多人只能干瞪着眼睛坐在那等死，心里还是怪难受的。”
肖川坐着，任由我依靠“没想到我们十五还是有点人性的。”
我抬手打了一下他的胸口，肖川抓过我的手，说“你自己也经常说，人这一辈子，几斤几两重生死簿上都写的清清楚楚，一分都不会多，一分都不会少。都是自己的命，你管不了的，就好像当初你在香港街头混生活，讨饭吃的时候，路人那种莫名的同情对于你来说，有用吗？”
肖川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会因为我一时的心软而改变什么，所以我的同情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多余的东西。
我点点头，坐直了身子“知道了。”
这个时候外面传来推门出去的声音，我顺着看出去，原来是红上衣在院子里透气。
本来我就是一闪而过，并没有多留心，但却在目光收回来的时候注意到了他的手，所以便立马又转回头去仔细看了一眼。
红上衣的右手食指在裤线上一下有以下有节奏的敲着，动作很轻微，如果不注意的话根本就发现不了。
但是我是警校出身，又做过卧底，我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摩斯密码。
他的裤线上的某处被缝上了感应器，另一头的终端会根据他敲击的次数和数字来判断他传出去的信息。
原来那个阿全的指控还真的没错，这个红上衣果然是根针！
在茫茫的群山中看到了路，我心中一阵兴奋，端详着脚下的路，其实充其量只是条一人多宽的小径，地上被人踩的没了草，裸露着中南半岛山地里的特有的红色土。我突然有了种安心的感觉，山里杂草疯长，而这条路上光秃秃的，证明是经常有人走。
顺着路向两边望去，都是层层叠叠的山林和飘荡缭绕雾岚，不知道通向何处。但有了路就代表有了方向，有了路就意味着有了人，他们再不用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山里乱转，只要能顺着路找到人家就可以了。
就在此时，忽然不远处一串叮叮当当的铃铛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声音是从路边的小山坳中传过来的，那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竟然又听到了大牲口的喷出的那种鼻响和蹄子踢打地面的声音。最后拨开茂密的树丛一看，只见一匹大黑骡子正站在一棵树下悠闲的吃草，身上还驮着小山似的东西，脖子上系了个大铜铃铛，随着大脑袋上下晃动，叮当作响。
路边有骡子更证明了这条路是经常有人走的，我们往四周望了望，却没有人的踪影，有人大声喊了几句“有人么？”可除了问出去的声音的回音外，也不见有人答应。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骡子总不会是山里野生的吧，我心里微微有些犯疑，心想估计是谁家的走丢的。红上衣从骡子侧前方走过去，拍了拍它的脖子。
但是，一声突然的枪响，让我们的动作顿时停住了。枪声传来的方向，正是我们刚刚过来的河谷。
红上衣也顾不上那只骡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掉转过头来就差我们道“快走！”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两声枪响不同，总之这次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一脸酱色，如临大敌。
我们一路快跑，从丛林的另一次跑出了河谷，慢慢的走上了有人烟的路。红上衣估计是看见了什么，顺手一指。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到了下面地势低洼处果真有几处人家。
赵家坤好像对这个村子很熟悉，随便把我和肖川还有红上衣安排在一家，他则和万胜他们住到了旁边的屋子。
令我惊讶的是这家的男主人竟然会说中国话，而且很流利。估计着是因为经常和内地人打交道，所以练就了这一技能。
我好奇的问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吗？男主人摇摇头，表情变得很沉重，说自己还有妻子和儿子，儿子叫帕多，生病了，很不舒服，一直在屋子里躺着。
我抱着丫丫走进去时，那个伶俐的叫帕多的孩子正躺在地铺上，眼睛紧闭，面色潮红，嘴唇发干还起了疱疹。我凑过去手一摸他额头，竟然烫手！这样发高烧小孩子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呢。
只不过显然，这个家庭对帕多的现在的状态束手无策。
他躺在茅草上辗转不安，呻吟不止，我叫他父亲打来一点凉水，用毛巾浸了水，敷在他额头上，其实这样也无济于事的，只能稍微缓和一下。我问他们，这里难道没有医生可以医治吗？帕多的母亲矮小，黑瘦，只是呆坐在地上垂泪，绝望又伤心。我知道自己多此一问，在这偏僻的山区任何一点小病如同瘟疫，而且我打听了一下帕多父亲孩子的病状，听起来十分像疟疾。
在这种地方，哪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这种可怕的转染病，根本是天方夜谭。我告诉帕多父亲，尽量不要让蚊虫叮咬，可以到山上采一些驱蚊虫的草药，在家里熏一熏，这样可以减少疟疾传播的机会。
这是之前在农村和梅姑一起住的时候，曾经听说的法子，土偏方也很管用。
听我这么说，帕多的父亲把我当成了外面来的活菩萨，拉着我就出去旁边家里看其他人的病情。
我也很被动，没头没脑的就被当成了大夫。
硬着头皮出去看了一圈，也都打听了一下，无一例外，都是疟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些村民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孩子一步步走向死亡。还有许多大人也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疟疾，整个村寨被一种死亡的恐惧笼罩。
而这一切的发生，就是我们到来之前，短短不到半个月的事。
听说，在村寨后面的山坡上，葬满了这样被疟疾夺走性命的孩子、大人。现在正是雨季，山谷里空气闷热潮湿，四周丛林茂密，村寨里到处是臭水沟、腐烂的菜叶，是蚊虫繁殖生存的最佳地，再加上人们生活条件艰苦卫生意识几乎没有，这样恶劣的情况，难怪在金三角疟疾是高发病，每年不知要夺走多少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是没有节育措施，还是为了多几个劳动力，或者是村民知道孩子成活率不高，所以每家都生有好几个孩子，这样下去贫穷饥饿成了恶性循环。
即使在医疗昌明的二十一世纪，地球上仍然有很多边远落后地区遭受疟疾的侵害，被夺走无数的生命，被称为世界上致死性最强的疾病。据报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何况是在此时的金三角呢。这里的很多人患了疟疾，只能等死而已。
沿着成片成片的烟田往回走去，正午的太阳明晃晃的，晒得我有点头昏眼花，那些被病魔折磨的可怜孩子难受的面孔来回在我面前晃荡。
帕多的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只是在告诉那些人我之前教过的中草药熏制的方法之后，有些欣慰，以为这样一来，疟疾就能够被制止。
但我心里知道，那种办法，只能隔靴搔痒，并不能起到什么真正的作用，
金三角，这个如同受到诅咒的地方，除了盛产邪恶的东西，还集中了战争、贫穷和疾病以及死亡，居住在这里像难民一样的村民和孩子，他们饱受伤害，被疾病、贫困和转乱繁复煎熬，在这不见天日的大山里，被世人遗忘，如果没有鸦片，他们几乎不能换得生活必须的盐巴和米。
一路走着，放眼望去，崇山峻岭在我身边蜿蜒起伏，像受伤的伏兽，默默无语，我的眼睛有点干涩。
此时此刻，金三角在我眼里不再是那个可恨可憎的魔窟，而是个饱经苦难的孩子，被世人抛弃，唾骂。金三角没有错，这里的人也没有错，是一个时代的错。我甚至觉得，他们种植赖以生存的鸦片也是值得原谅的，只因为，他们要活下去。
大家都在用力的活，我有我的方式，他们也有他们的方式。
最让我心里难受不痛快的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了这些问题，我也看到了这些情况，但是我无力改变。
回到香港，我有我自己重新的生活，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会被我遗忘。或者说每年当做慈善，捐个几十万几百万，来换取自己良心上的安宁。
但是在那之后呢，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要由谁来救赎？
可是尽管生活苦难，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不是吗？
我一路垂着首回到了帕多的家，肖川一眼就看出了我的不对，还想调节一些我的心情，打趣道“怎么了十五神医？”
我径直坐在肖川的身边，把头靠在肖川的身上，喃喃的看着地面说“我也不是没有吃过苦的人，我也不是不知道生活不易，但是看到这么多人只能干瞪着眼睛坐在那等死，心里还是怪难受的。”
肖川坐着，任由我依靠“没想到我们十五还是有点人性的。”
我抬手打了一下他的胸口，肖川抓过我的手，说“你自己也经常说，人这一辈子，几斤几两重生死簿上都写的清清楚楚，一分都不会多，一分都不会少。都是自己的命，你管不了的，就好像当初你在香港街头混生活，讨饭吃的时候，路人那种莫名的同情对于你来说，有用吗？”
肖川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会因为我一时的心软而改变什么，所以我的同情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多余的东西。
我点点头，坐直了身子“知道了。”
这个时候外面传来推门出去的声音，我顺着看出去，原来是红上衣在院子里透气。
本来我就是一闪而过，并没有多留心，但却在目光收回来的时候注意到了他的手，所以便立马又转回头去仔细看了一眼。
红上衣的右手食指在裤线上一下有以下有节奏的敲着，动作很轻微，如果不注意的话根本就发现不了。
但是我是警校出身，又做过卧底，我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摩斯密码。
他的裤线上的某处被缝上了感应器，另一头的终端会根据他敲击的次数和数字来判断他传出去的信息。
原来那个阿全的指控还真的没错，这个红上衣果然是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