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除非是经过一场重大的变革，否则的话恐怕是终明一朝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毛烈又紧接着加了一句。同时，毛烈的心中还加上了一句：历史已经是证明了的，明朝始终没有将整个国家的力量统合起来，直到灭亡。
明朝在华夏历史中，相当有名的就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壮言以及中后期开始的皇帝不理朝政的荒谬。
前一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毛烈记得自己在后世时还壮怀激烈过一阵子，为明朝皇族的如此行径而感慨、为明朝的灭亡而伤怀。
可是毛烈也是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几乎就没有一个是勤于朝政的。
嘉靖皇帝曾经二十多年幽居西宫、不理朝政。万历皇帝也是三十多年不上朝。而天启皇帝，则更是沉迷于木工，更不理朝政了。
后世的时候，毛烈一直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直到自己魂穿到了明朝，倾听师祖和师父的讲解、自己的亲自观察思考，再加上系统之中那包罗万象的知识理论体系，再经过自己多年的综合考究之后，毛烈才得出来结论：不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们都是昏君、贪图享乐而不愿亲政，而是他们都有着两个共同的难题！
而这个能够难倒明朝中后期六位帝王、困扰偌大一个明朝百年，最终将已经呈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有着海量世界黄金白银输入的明朝拖入灭亡的两个难题就是——其一为政府财政问题，其二为君臣不睦！
后世之时，关于明朝的信息之中，有一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明朝时期的税率极低，农田税为三十取一、商业税为五十取一！这条税收政策一时成为了那些“明粉”们歌颂明朝的证据之一。
按理说，这么低的税率，明朝的百姓应该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余钱才对。可是，到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却是流民四起、饿殍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将大明朝的根基毁于一旦。为何？商人们在这么低的商业税制度下，也应该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才对，可是却又有了嘉靖年间那延续了许多年的、由国内海商转变为海寇后爆发的“嘉靖大倭变”。又是为何？
通过自己家的境地和听闻而来的信息，毛烈终于弄清楚了明朝为何税率如此之低却还经常发生民不聊生的原因，那就是征税对象的问题。
以毛烈所在的毛家为例，由于毛相毛明父子二人都是有举人身份的读书人，所以得以庇护毛烈上千户人免交赋税。而在整个明朝之中，皇族贵戚、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统统不在大明朝的征税对象范围之内！这就导致了明朝政府要想养活朝廷、官吏、军队，就必须向两个阶层收税——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
实际上，明朝政府的那条“农三十取一、商五十取一”的政策根本就是一条废令！朝廷制定的总税额不变，而又有那么多的皇族贵戚、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不必缴税，那么被征收赋税的对象就只有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了。这就导致了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所要缴纳的税款，往往占到了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
同时，这些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还必须面对朝廷和政府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另外一项政策——徭役！
本来这些自由农民或是自由商人的大半收入都要上交国家，生活困苦了，还要为国家免费服徭役，平白少了许多增加收入的时间和精力。
收成好的年景时，这些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尚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一旦歉收，农民就只能或是破产逃亡或是进入工坊当工人或是卖身并入权贵之家了；商人们也只能或是卖身并入权贵之家，或是铤而走险、冒着明朝政府海禁政策而出海讨活了。
随着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有一半左右的土地被那些不用缴税的权贵、官员、读书人占据，而可以列入征税对象的人数却是越来越少，朝廷能够征收上来的税款自然是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的税款，自然也就导致了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手中没钱，政府自然是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转必然迟滞。
国家机构运转不灵，国家的力量自然就根本无法集中起来。
直到张居正主持“一条鞭法”，重新清丈全国土地、勒令权贵退还土地、废除徭役之后，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才有了一些起色。
不过，也正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触犯了太多权贵利益、引起了权贵们的反扑，使得张居正最后只能是惨淡收场。挽救了大明朝廷的“一条鞭法”改革也人亡政息，令人徒叹。
君臣不睦的难题，却也是明朝皇帝们自己造成的。
自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大杀官员并订立了苛刻的官员薪酬考核制度之后，明朝皇帝们对官僚集团向来是采取了防范的手段。而经历过宋朝士大夫氛围的官员、读书人阶层就对明朝皇帝的信任程度本来就不是很高，后来又经过数次廷杖、吵架灭族之后，官僚集团、读书人们更是对明朝皇帝离心离德、毫无信任可言。
两厢作用下，本来应该一心的皇家和官僚集团，在明朝时期却成了仇视对立的两个阶层。皇家为了防范官僚集团而尽量缩减官员数量、官僚集团为了防范皇家而尽量抱团，使得明朝的地方政府因为人手奇缺而无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明朝皇帝的一些政策谕令也经常会被官僚集团抵制或者曲解而无法做到政令通畅，逼得皇帝不得不选择太监们去执行自己的命令。
如上因素，造成了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怪相：皇帝怠政、宦官专权；朝廷穷困而权贵们却富得流油。整个国家被人为地分裂成数个阶层。而这些阶层虽然都存在在大明朝中，却又互相利用敌对，根本没有形成国家的合力。相反地，却成为了国家衰败的主因。
试问，一个空有雄心壮志却没有相应思想手段的国家、一个不能统合整个政体力量的国家，如何能够摆脱衰落败亡的结局？
所以，从政府财政问题和君臣离心问题这两个方面或者两个死穴来考虑，毛烈便有了“除非是经过一场重大的变革，否则的话恐怕是终明一朝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之言。
而这个重大变革，也只能是明朝政体的主动或者被动变革。
“一条鞭法”，是明朝政体的一个主动变革的举动，却因为张居正的身死而人亡政息了。明朝也就失去了扭转颓势的唯一机会。
毛烈又紧接着加了一句。同时，毛烈的心中还加上了一句：历史已经是证明了的，明朝始终没有将整个国家的力量统合起来，直到灭亡。
明朝在华夏历史中，相当有名的就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壮言以及中后期开始的皇帝不理朝政的荒谬。
前一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毛烈记得自己在后世时还壮怀激烈过一阵子，为明朝皇族的如此行径而感慨、为明朝的灭亡而伤怀。
可是毛烈也是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几乎就没有一个是勤于朝政的。
嘉靖皇帝曾经二十多年幽居西宫、不理朝政。万历皇帝也是三十多年不上朝。而天启皇帝，则更是沉迷于木工，更不理朝政了。
后世的时候，毛烈一直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直到自己魂穿到了明朝，倾听师祖和师父的讲解、自己的亲自观察思考，再加上系统之中那包罗万象的知识理论体系，再经过自己多年的综合考究之后，毛烈才得出来结论：不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们都是昏君、贪图享乐而不愿亲政，而是他们都有着两个共同的难题！
而这个能够难倒明朝中后期六位帝王、困扰偌大一个明朝百年，最终将已经呈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有着海量世界黄金白银输入的明朝拖入灭亡的两个难题就是——其一为政府财政问题，其二为君臣不睦！
后世之时，关于明朝的信息之中，有一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明朝时期的税率极低，农田税为三十取一、商业税为五十取一！这条税收政策一时成为了那些“明粉”们歌颂明朝的证据之一。
按理说，这么低的税率，明朝的百姓应该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余钱才对。可是，到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却是流民四起、饿殍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将大明朝的根基毁于一旦。为何？商人们在这么低的商业税制度下，也应该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才对，可是却又有了嘉靖年间那延续了许多年的、由国内海商转变为海寇后爆发的“嘉靖大倭变”。又是为何？
通过自己家的境地和听闻而来的信息，毛烈终于弄清楚了明朝为何税率如此之低却还经常发生民不聊生的原因，那就是征税对象的问题。
以毛烈所在的毛家为例，由于毛相毛明父子二人都是有举人身份的读书人，所以得以庇护毛烈上千户人免交赋税。而在整个明朝之中，皇族贵戚、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统统不在大明朝的征税对象范围之内！这就导致了明朝政府要想养活朝廷、官吏、军队，就必须向两个阶层收税——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
实际上，明朝政府的那条“农三十取一、商五十取一”的政策根本就是一条废令！朝廷制定的总税额不变，而又有那么多的皇族贵戚、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不必缴税，那么被征收赋税的对象就只有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了。这就导致了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所要缴纳的税款，往往占到了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
同时，这些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还必须面对朝廷和政府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另外一项政策——徭役！
本来这些自由农民或是自由商人的大半收入都要上交国家，生活困苦了，还要为国家免费服徭役，平白少了许多增加收入的时间和精力。
收成好的年景时，这些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尚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一旦歉收，农民就只能或是破产逃亡或是进入工坊当工人或是卖身并入权贵之家了；商人们也只能或是卖身并入权贵之家，或是铤而走险、冒着明朝政府海禁政策而出海讨活了。
随着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有一半左右的土地被那些不用缴税的权贵、官员、读书人占据，而可以列入征税对象的人数却是越来越少，朝廷能够征收上来的税款自然是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的税款，自然也就导致了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手中没钱，政府自然是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转必然迟滞。
国家机构运转不灵，国家的力量自然就根本无法集中起来。
直到张居正主持“一条鞭法”，重新清丈全国土地、勒令权贵退还土地、废除徭役之后，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才有了一些起色。
不过，也正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触犯了太多权贵利益、引起了权贵们的反扑，使得张居正最后只能是惨淡收场。挽救了大明朝廷的“一条鞭法”改革也人亡政息，令人徒叹。
君臣不睦的难题，却也是明朝皇帝们自己造成的。
自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大杀官员并订立了苛刻的官员薪酬考核制度之后，明朝皇帝们对官僚集团向来是采取了防范的手段。而经历过宋朝士大夫氛围的官员、读书人阶层就对明朝皇帝的信任程度本来就不是很高，后来又经过数次廷杖、吵架灭族之后，官僚集团、读书人们更是对明朝皇帝离心离德、毫无信任可言。
两厢作用下，本来应该一心的皇家和官僚集团，在明朝时期却成了仇视对立的两个阶层。皇家为了防范官僚集团而尽量缩减官员数量、官僚集团为了防范皇家而尽量抱团，使得明朝的地方政府因为人手奇缺而无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明朝皇帝的一些政策谕令也经常会被官僚集团抵制或者曲解而无法做到政令通畅，逼得皇帝不得不选择太监们去执行自己的命令。
如上因素，造成了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怪相：皇帝怠政、宦官专权；朝廷穷困而权贵们却富得流油。整个国家被人为地分裂成数个阶层。而这些阶层虽然都存在在大明朝中，却又互相利用敌对，根本没有形成国家的合力。相反地，却成为了国家衰败的主因。
试问，一个空有雄心壮志却没有相应思想手段的国家、一个不能统合整个政体力量的国家，如何能够摆脱衰落败亡的结局？
所以，从政府财政问题和君臣离心问题这两个方面或者两个死穴来考虑，毛烈便有了“除非是经过一场重大的变革，否则的话恐怕是终明一朝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之言。
而这个重大变革，也只能是明朝政体的主动或者被动变革。
“一条鞭法”，是明朝政体的一个主动变革的举动，却因为张居正的身死而人亡政息了。明朝也就失去了扭转颓势的唯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