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府,几近干涸的西川水边,一中年男子负手而立。他虽衣衫染有风尘,但面色红润,体态精实,与周遭萧索凄清的光景格格不入。
    “马大人……”那男子蹲下身,抓起河岸边的一抔黄土,细细凝视。左右两个背弓挟棍的随从不明所以,小声劝道,“土脏,别污了大人的衣衫。”
    那男子不理他们,自深思片刻,俄然抛土起身,长叹一声:“二位不知,我虽在朝为官,锦衣泰然,却出身于此处。祖、父一生与此物打交道,供我读书科举。侥幸得蒙圣恩,我才得以弃耕入仕。这土生我养我,我若嫌弃,岂不成了数典忘祖之辈?”
    那两个随从互看一眼,相对无言。他们受府中指派,一直贴身保护这个名叫马懋才的大人。可这位大人与旁官不同,不坐明堂,几日来反而一直在府中各乡各镇走动查访。他俩疑惑,也不敢多嘴,因为据府中胥吏透露,这马大人虽然官不大,这次出来,竟是奉了当今圣上的亲旨,是能够上达天听的人物,万万得罪怠慢不起的。
    知晓了此中利害,他二人这一路端的是勤心勤力,丝毫不懈怠。
    他们的小心没有错,因为这位马懋才的确是皇帝特意派出巡查地方的几个“兵备行人”之一。
    去岁大明天启帝朱由校驾崩,其异母弟朱由检受遗命上位,在当年底便一举击灭为乱一时的阉党,成功稳住了内部局势,并于本年初改年号为“崇祯”。
    新帝初立,就剪除大阉,好生意气风发,内部渐靖,自然将目光转向了外部。其时明廷外在有着两大隐患。其一,屡犯边境、虎视于关外的后金;其二,荼毒于陕地的天灾民乱。这二者中,又分内外,后金为外,陕事为内。
    攘外必先安内,治国之理。崇祯理政伊始就将陕地的灾情列为首要的关注目标,也因此派出了包括马懋才在内的一些人作为朝使,行耳目之责,来地方上考察灾情。
    马懋才早年外出游学,自天启五年中进士后,已多年未曾回乡。他是延安府安塞人,记忆中,横亘安塞县境内的西川水虽不大,可也终年流淌,深没及膝,少时自己没少在河水中嬉戏。可现在,若非亲眼眼望着几近龟裂的西川水河床,他打死也不信这条养育自己长大的河水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陕地天灾,自天启年间便已经开始,到了今年旱魃为虐、草木凋零,从清涧自肤施沿路而行,目及所在,无不是赤地千里、十河九枯。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旱情未了,蝗灾、瘟疫接踵而至,百姓无食且病,饿殍枕藉,惨毒万状。
    马懋才这次专程回乡看了看,因为有着自己的关系在,家中以及几个亲近的亲戚日子还算过得去,然而更多的百姓因走投无路不得不掘草根、采白石为食以至于为了一点儿口粮卖子鬻妻。更令他悚然的是,听说有些地方甚至“人相食”。
    这已经不是人间,而是阿鼻地狱!
    马懋才在五月间结束了对陕地灾情的考察,并以自己所见所闻,详实记载在了《备陈大饥疏》,上奏崇祯帝。
    其中不但有着“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等等惨绝人寰的描述,更有如“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的言语。
    人为盗。
    也许在此时的朝廷各级看来,只不过是些饥民而已。他们却浑无法想象,在一年、三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后,这些饥民将会与各地逃兵、矿徒甚至白莲教徒等等合流,使反抗朝廷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而这一日,很快就到来了。
    崇祯八年,在马懋才写下《备陈大饥疏》的八年后,陕、晋、豫、川、楚、淮等地叛逆愈演愈烈,遍地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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