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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谋秦，消息传到秦国。
秦王下令、河东、洛阳两地大军，原地待命，又传令上将军向寿、荆州都督白起、洛阳都督冯章、宜阳都督魏冉，共同入咸阳。
六国宠宠欲动，很显然，秦王召集他们入咸阳，是要开始商议对六国策了。
于此同时，秦王下令国务府，开轻工司一府，掌管大秦国府轻工一事，拜蔡重为秦轻工大夫。
外事未定，内事却正在火热进行中。
嬴荡曾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他相信内因决定外因，内因才是决定一切胜负的关键，这一场河东之战，就是很好的证明。
于士气，秦国战卒要胜过魏国大军。
于勇气，秦国战卒久经训练，多是老兵，有着演武宫培养的将官，可以说，这是一直拥有优良传统和坚定意志的军队。
于战略战术，更是举国上下，有着一套完整的体系，让秦国的大军，从本质上就要超出六国大军不少。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秦国的军事体系，要远胜六国也，这非一将之功，也非一人之功，乃是一国之功也。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体系下，才能涌现出了白起、蒙骜这样的年轻将领。
总结起来，就是秦国的强盛，才是将军们兵锋天下的基础，七国之战，是国与国体系间的对抗，最终决定这胜负的，也可以说是体系。
就在六国商议着，如何攻秦的时候，秦王却单独召集治礼令孟轲、邢尉令殷丽入寝宫，这两人，一个执掌礼乐，一个执掌秦律，一个为儒家，一个为法家。
儒法一同见王，王必有深意。
治礼台和刑尉台立下，已有五年之久，五年之中，秦国上下，皆是因此而变，秦国风气，已大有不同，值此六国谋秦之际，嬴荡要让天下人都看看，秦国方为天下王道霸主之最也！
其一，他要重新修订秦法，减轻酷刑，减轻酷吏，重德之处，当用礼法教之。
其二，定下未来整个秦国的基调，法万事为本，儒只能万世为表也，这几年来，他为了推行儒家礼法，教化而收拢人心，对于儒家，是令其一直扩张。
到如今，在秦国士子们心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秦礼，形成了忠君之思，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约束，尊老爱幼，救死扶伤，一改秦人之敝习，有了以四言为代表的秦国之书，可以说，儒家教化的目的，已经是初见成效。
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该到定下基调，重新修订秦律，对于儒家的扩张，也要适可而止，将法家为本，儒家为纲的长久国策定下来。
若是法儒两家，能在秦国有很好的结合，那一个拥有坚实思想基础、以法立国的大秦，就算是彻底地定下了。
法之严，虽有好，但若是处处彰显，反而为其乱，事事皆靠法来约束，也必定会造成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无活力，则无创新，无创新，则不可能有盛世，顺应着，重农抑商的律令，要适当的放开一些的，制定出完整的商业和工业法。
法轻易不能更，法定下是什么，那就只能是什么，嬴荡做这一步，也是为将来的大一统准备，这才是真正的万事基业。
秦王寝宫。
君臣三人落座，照例在寒暄过后，嬴荡才开始步入正题。
寒暄，乃彰显秦王爱惜贤才和重视人才之心，也是秦王以人道为本的体现，这样的事情，他做得久了，就会成为他的日常，以后天下的人都会认为，秦王乃是圣明贤君，可为天下表率。
“国之治理，在于权力之分，只有权力均衡，国才有安，我秦之大权，皆在于五也，一曰军权，二曰立法，三曰行政，四曰司法，五曰监察也。
国务府六台，各有其权，却又互相交融，互相制衡，其中立法权，则是由治礼台和刑尉台共同执掌，刑尉台为主，表律令，表国律，治礼台为辅，表民意也。
而国务府所掌，乃是寡人之权，大秦之权，旗下各司，乃我大秦职能部门，主具体之事，却并无权也，这些年来，正是因为我秦国府如此高效，我秦之国力，方能蒸蒸日上。
世人皆以为，国务府治礼台之权，乃我秦最小也，实则不然，治礼台之权，乃是儒家纲常，儒家又源自大周礼法，此乃国体，如此，治礼台有颠覆我国体之能，此干系甚重，寡人不可不察也。
两位国务大臣，俱是我秦之栋梁肱骨，刑尉台手持我大秦之法律，治礼台手持我大秦之礼教，今日，寡人想与两位来一场礼法之争，也是一场儒法之争，以此来确定，我大秦国体，万世不可更也！”
确认国体？
孟轲有些疑惑。
在他的心中，这本就是不需要确认的，因为从大王的所作所为，都能看出，秦国是以法为本。
在未入秦前，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儒家在秦国，居然会推行得如此顺利，儒家立后，百年之功，还敌不过在秦，这短短的四年。
秦国国体，是不会变的，也不可能变的，大王召集他来相商，这是要对儒法明确定性了，自此之后，或许儒家也会受到秦法的约束，这才是真正的法家为本。
至于殷丽，他虽然是法儒兼修，但他这一生当中，最推崇的还是魏文侯之法，那当然还是偏向法家了。
“臣等遵令！”
殷丽和孟轲对视一眼，同时说道。
秦国君臣，共事五年之久，他们清楚，大王刚才就只是开了一个头，引出了话题，真正要谈论的，还没有说出来呢，也正是因为大王的这种睿智，让朝堂之上，形成了群策群力、议政的风气。
嬴荡看过两人，又接上说起。
“儒法之争，各有其过，也有其长，寡人就先说这儒家之过，其一，儒家倡导德行约束，法家倡导教条律令，而道德无一准，唯有律令，有准也，道德难践行，也唯有律令，才能真正约束也！
其二，孔子云，黔首十日一肉，士七日一肉，大夫三日一肉，此等礼法，必会令我秦阶层固化，上下不通，士子难晋升，权贵永掌权，如此治国，无法久矣，我秦商子所云，但有军功者，皆可封赐，不至于阶层固化，能者上位，弱者下位，国能永存。
其三，儒家重内，而法家重外也，内者，重视民众自身约束，以仁义礼智信为德行之标准，法家重视律令，凡事皆依照律令，万事有法可依，以法约民，儒家之约，不能及根本，法家之约，才能为彻底。
其四，儒家崇贤，法家重功，唯功是举，照儒家所云，贤能之人，乃是贤能之品德，以德行而推崇人才，实则德行优者，并非就是能治国者。
其五，既然是尚贤，那儒家治国，多是靠人治，贤能上位，各立其法，国同而法不唯一也，而法家治国，乃是法治，任凭世事变迁，但这法令轻易不更，一国之根，在与其法，法制不稳，基石不牢，此，又为儒家之弊。
其六，尊崇王道，尊崇上古，可这天下大势，俱是向前，岂能思后退，时日不同，天下不同，法理也该不同也，上古之时，可曾有七十五万雄师，伐秦之举，寡人所说，皆是儒家之过”
嬴荡话落，下方两人俱是没有言辞，因为他们都知道，大王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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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儒家之过不少，但儒家之功，也一样不少。
“纵然如此，寡人还是推崇儒家，因为天下之法，皆有其利弊，儒家也不例外，至于其利，寡人也有六说。
其一，若无德行约束，全用律法约束，则此法过重，奉行酷吏，民众困苦，国府也不久矣，六国人人皆说，我秦人不知劓刑之丑，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二，儒家重内，在不重外的前提之下，是为错，若是在重外的前提之下，方为对，世人重德，人人知礼，方才盛世。
其三，尚贤之事，也并无不可，自古贤能，多是有德之人，有德之人，必定不会做无德之事，若是让贤能之人，有法为依托，以法而治国，岂不两全。
其四，法家重功劳，功劳确可以令人加官升爵，但若是不重视德行，则会让无德之人，掌管我秦要害，为祸一方，儒家之功，不可废也。
其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家则有国，有忠心的臣子，家国才能太平，此乃太平之举，也为儒家之利。
还有其六，治礼令之仁政之思，乃治国之精要，若无仁义，则民无以为君，君爱民者，方能得民心，得天下也，卫公好鹤而亡国，便是无仁政之思也。
儒家之法，六利六弊，我秦治国，当为用之利，去之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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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谋秦，消息传到秦国。
秦王下令、河东、洛阳两地大军，原地待命，又传令上将军向寿、荆州都督白起、洛阳都督冯章、宜阳都督魏冉，共同入咸阳。
六国宠宠欲动，很显然，秦王召集他们入咸阳，是要开始商议对六国策了。
于此同时，秦王下令国务府，开轻工司一府，掌管大秦国府轻工一事，拜蔡重为秦轻工大夫。
外事未定，内事却正在火热进行中。
嬴荡曾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他相信内因决定外因，内因才是决定一切胜负的关键，这一场河东之战，就是很好的证明。
于士气，秦国战卒要胜过魏国大军。
于勇气，秦国战卒久经训练，多是老兵，有着演武宫培养的将官，可以说，这是一直拥有优良传统和坚定意志的军队。
于战略战术，更是举国上下，有着一套完整的体系，让秦国的大军，从本质上就要超出六国大军不少。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秦国的军事体系，要远胜六国也，这非一将之功，也非一人之功，乃是一国之功也。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体系下，才能涌现出了白起、蒙骜这样的年轻将领。
总结起来，就是秦国的强盛，才是将军们兵锋天下的基础，七国之战，是国与国体系间的对抗，最终决定这胜负的，也可以说是体系。
就在六国商议着，如何攻秦的时候，秦王却单独召集治礼令孟轲、邢尉令殷丽入寝宫，这两人，一个执掌礼乐，一个执掌秦律，一个为儒家，一个为法家。
儒法一同见王，王必有深意。
治礼台和刑尉台立下，已有五年之久，五年之中，秦国上下，皆是因此而变，秦国风气，已大有不同，值此六国谋秦之际，嬴荡要让天下人都看看，秦国方为天下王道霸主之最也！
其一，他要重新修订秦法，减轻酷刑，减轻酷吏，重德之处，当用礼法教之。
其二，定下未来整个秦国的基调，法万事为本，儒只能万世为表也，这几年来，他为了推行儒家礼法，教化而收拢人心，对于儒家，是令其一直扩张。
到如今，在秦国士子们心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秦礼，形成了忠君之思，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约束，尊老爱幼，救死扶伤，一改秦人之敝习，有了以四言为代表的秦国之书，可以说，儒家教化的目的，已经是初见成效。
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该到定下基调，重新修订秦律，对于儒家的扩张，也要适可而止，将法家为本，儒家为纲的长久国策定下来。
若是法儒两家，能在秦国有很好的结合，那一个拥有坚实思想基础、以法立国的大秦，就算是彻底地定下了。
法之严，虽有好，但若是处处彰显，反而为其乱，事事皆靠法来约束，也必定会造成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无活力，则无创新，无创新，则不可能有盛世，顺应着，重农抑商的律令，要适当的放开一些的，制定出完整的商业和工业法。
法轻易不能更，法定下是什么，那就只能是什么，嬴荡做这一步，也是为将来的大一统准备，这才是真正的万事基业。
秦王寝宫。
君臣三人落座，照例在寒暄过后，嬴荡才开始步入正题。
寒暄，乃彰显秦王爱惜贤才和重视人才之心，也是秦王以人道为本的体现，这样的事情，他做得久了，就会成为他的日常，以后天下的人都会认为，秦王乃是圣明贤君，可为天下表率。
“国之治理，在于权力之分，只有权力均衡，国才有安，我秦之大权，皆在于五也，一曰军权，二曰立法，三曰行政，四曰司法，五曰监察也。
国务府六台，各有其权，却又互相交融，互相制衡，其中立法权，则是由治礼台和刑尉台共同执掌，刑尉台为主，表律令，表国律，治礼台为辅，表民意也。
而国务府所掌，乃是寡人之权，大秦之权，旗下各司，乃我大秦职能部门，主具体之事，却并无权也，这些年来，正是因为我秦国府如此高效，我秦之国力，方能蒸蒸日上。
世人皆以为，国务府治礼台之权，乃我秦最小也，实则不然，治礼台之权，乃是儒家纲常，儒家又源自大周礼法，此乃国体，如此，治礼台有颠覆我国体之能，此干系甚重，寡人不可不察也。
两位国务大臣，俱是我秦之栋梁肱骨，刑尉台手持我大秦之法律，治礼台手持我大秦之礼教，今日，寡人想与两位来一场礼法之争，也是一场儒法之争，以此来确定，我大秦国体，万世不可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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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轲有些疑惑。
在他的心中，这本就是不需要确认的，因为从大王的所作所为，都能看出，秦国是以法为本。
在未入秦前，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儒家在秦国，居然会推行得如此顺利，儒家立后，百年之功，还敌不过在秦，这短短的四年。
秦国国体，是不会变的，也不可能变的，大王召集他来相商，这是要对儒法明确定性了，自此之后，或许儒家也会受到秦法的约束，这才是真正的法家为本。
至于殷丽，他虽然是法儒兼修，但他这一生当中，最推崇的还是魏文侯之法，那当然还是偏向法家了。
“臣等遵令！”
殷丽和孟轲对视一眼，同时说道。
秦国君臣，共事五年之久，他们清楚，大王刚才就只是开了一个头，引出了话题，真正要谈论的，还没有说出来呢，也正是因为大王的这种睿智，让朝堂之上，形成了群策群力、议政的风气。
嬴荡看过两人，又接上说起。
“儒法之争，各有其过，也有其长，寡人就先说这儒家之过，其一，儒家倡导德行约束，法家倡导教条律令，而道德无一准，唯有律令，有准也，道德难践行，也唯有律令，才能真正约束也！
其二，孔子云，黔首十日一肉，士七日一肉，大夫三日一肉，此等礼法，必会令我秦阶层固化，上下不通，士子难晋升，权贵永掌权，如此治国，无法久矣，我秦商子所云，但有军功者，皆可封赐，不至于阶层固化，能者上位，弱者下位，国能永存。
其三，儒家重内，而法家重外也，内者，重视民众自身约束，以仁义礼智信为德行之标准，法家重视律令，凡事皆依照律令，万事有法可依，以法约民，儒家之约，不能及根本，法家之约，才能为彻底。
其四，儒家崇贤，法家重功，唯功是举，照儒家所云，贤能之人，乃是贤能之品德，以德行而推崇人才，实则德行优者，并非就是能治国者。
其五，既然是尚贤，那儒家治国，多是靠人治，贤能上位，各立其法，国同而法不唯一也，而法家治国，乃是法治，任凭世事变迁，但这法令轻易不更，一国之根，在与其法，法制不稳，基石不牢，此，又为儒家之弊。
其六，尊崇王道，尊崇上古，可这天下大势，俱是向前，岂能思后退，时日不同，天下不同，法理也该不同也，上古之时，可曾有七十五万雄师，伐秦之举，寡人所说，皆是儒家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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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儒家之过不少，但儒家之功，也一样不少。
“纵然如此，寡人还是推崇儒家，因为天下之法，皆有其利弊，儒家也不例外，至于其利，寡人也有六说。
其一，若无德行约束，全用律法约束，则此法过重，奉行酷吏，民众困苦，国府也不久矣，六国人人皆说，我秦人不知劓刑之丑，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二，儒家重内，在不重外的前提之下，是为错，若是在重外的前提之下，方为对，世人重德，人人知礼，方才盛世。
其三，尚贤之事，也并无不可，自古贤能，多是有德之人，有德之人，必定不会做无德之事，若是让贤能之人，有法为依托，以法而治国，岂不两全。
其四，法家重功劳，功劳确可以令人加官升爵，但若是不重视德行，则会让无德之人，掌管我秦要害，为祸一方，儒家之功，不可废也。
其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家则有国，有忠心的臣子，家国才能太平，此乃太平之举，也为儒家之利。
还有其六，治礼令之仁政之思，乃治国之精要，若无仁义，则民无以为君，君爱民者，方能得民心，得天下也，卫公好鹤而亡国，便是无仁政之思也。
儒家之法，六利六弊，我秦治国，当为用之利，去之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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