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个导致三眼铳在北方边防明军眼中可能比鸟铳更为优越的原因则是影响更为深远，原因的隐藏也更为深入的，这甚至涉及到战术层面。
但是姜榆罔在想明白之后，发现这个原因其实不难解释，说白了，这与明军的火器深层使用有关。
如果说浅层次的火器使用是火器的选择层面，即在三眼火铳和鸟铳之间选择合适的火器使用的话，那么深层次的火器使用，就是到底在何种情况下使用火器，由什么人来使用火器，和这些使用火器的人以何种方式使用火器。
如果以现代战争的思路去套，往往会进入一个自以为然的误区，那就是火铳这种类型上属于步枪的武器，就是给步兵使用，在步兵能够发挥作用的据点争夺等战场中使用。
但是时间放回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叶，那时的战争中除了步兵，在战场上还有其他的存在，而且同样重要。
放到现在，这些存在是坦克，装甲车和飞机，而在公元十五世纪的明代，这些存在基本上就是一种东西：骑兵。
在冷热的兵器混用的时代，在冷的兵器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段里，骑兵是战场上不可忽视的战力，往往也是最精锐的存在。
明朝在诞生之初就曾击败过人类文明史上可能是最强大的势力，元朝。而元朝，以及他所代表的的蒙古势力，所引以为豪的最伟大的军队势力，就是骑兵，最为知名的伟大战术，名为骑射。
明朝在建立之初，也拥有一支伟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曾经北上远征大漠，和草原的霸主进行对决，而在这个过程中，明军想必是学到了在北方战场上的重要战术。
他们同样学习了骑射与骑兵战法，但是根据自己最为擅长的火器进行了改进，从而走上了一条歧路，那就是火枪的骑射。
从根本上来讲，火枪的射击方式就与骑兵的灵活性是相违背的，或者说，是在战争的组织形式上相矛盾的。火枪时代，并不强调火枪的灵敏性，重点则是在于火力的组织和效果，所谓的火力压制，这些东西并不看重你的灵活性。
或者说，根本不需要你具有灵活性，只有能够将大范围内的敌人通过火枪的火力进行压制甚至歼灭，那么灵活与否根本不重要。而反之，大量列装火枪，以火器作为主要战斗方式的军队，在火力没有取得目标的效果时，就算具备灵活性，也不再具有改变战局或者奠定胜局的能力。
火器本身是一种变革性的利器，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冷的兵器时代的战争形势，赋予掌握火力优势的据点无与伦比的战场控制力度，就算敌人骑兵具备再优秀的灵活机动性，也永远无法突破掌握火力压制一方的防线或堡垒。
所以，火器的火力，是终将改变曾经的冷的兵器时代的作战形式的，火器是漫长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一种兵器，但是这件兵器与之前的所有兵器都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使用了火药这种东西的它，将会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而在新的战争时代中，曾经叱咤一时的骑兵，将会走进历史的尘封之中。
明代没有想明白这一点，最终因为这些原因的各种积累之下，在军事战略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最终导致明朝的败亡。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直接的原因，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也不能够避开的。
而更可悲的是，后来的清代同样没有看明白这一点，仍然把骑兵，这种本应该在新时代的代表“火力”面前逐渐走向幕后的存在当做重要的依靠，而在最终的，可能是代表了它数百年信念与荣耀的战场上，由僧格林沁的骑兵走向最后的败亡。
那是一支在那个时代里，能够最大程度上代表“骑兵”这个概念的部队，是人类古文明战争史上几千年的执念与浪漫，但是也是华夏这片土地上几百年的误解与错误。
时间回到最初，错误诞生之时，明军把火枪当成了弓箭的替代物，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东西。这是历史的局限，生活于彻底的农耕文明中的人们太难以理解工业的神髓了，无法想象到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再需要拳拳到肉的近身白刃格杀，无法想象战争会在两个阵地间展开，而直到分出胜负为止，可能双方都看不清对方战士的脸。
因此，火铳被当做骑兵的一种武器，而并没有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或者说，没有被当做步兵的主要武器来被看待。这么说是因为明军的确有大量列装火器的历史，但是却又没有意识到火枪真正的作用。
而在后来的战争中，明军并没有发展出来步兵方阵或火力阵地的战术体系，而是持续地将火铳作为弓箭的替代品，无数传统的冷的远程兵器的一种，在它完全不是冷的兵器的情况下。
曾经在一些历史的片段中，很多次，明军曾经距离火铳的真谛，也是热的兵器时代的真理很近，接近这些真理的是一些被历史铭记的名将，就像平定云南的沐英，朱元璋的义子，他就开创出来了“三段击”的战法，而甚至又在“三段击”的基础上开发出来了更为复杂的步兵火力战术。
但是无奈的是，这些接近答案，接近热的兵器时代的真理的瞬间如夜空中的流星一般稍纵即逝，那是看不到尽头的黑色，留给了这个被历史掩盖的时代，明代。
多么嘲讽，以明为名，却被黑暗的降临而毁灭了命运。所有机遇的火花都在一次次灵感的碰撞中无声消逝，留下来的是一个盛大的悲剧，与接下来堪称荒谬的两百多年社会实验的开始。
姜榆罔在看待这段历史时，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来世界上另外几个古文明，想起来伴随那些古文明兴起与覆灭时发生的传说，金字塔，通天塔，大洪水，摩亨佐·达罗的核爆，传说一样的神话故事，离奇荒谬却又隐隐间透露出真实感的终结。
明代的终结，也让姜榆罔感到了那种看似荒唐，却又隐藏着实感的特殊感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断在黑夜中点亮火烛，试图照亮他们的希望，让天“明”到来，但是就像总是有无形的风吹灭火烛一样，天地间又一次次地回归到黑暗之中，并且再无重明之日。
最终，在历史上的结果就是完全由骑兵主导了火枪的使用，为了一时的易用性，放弃了鸟铳在精准度和威力上的优势，而在步兵之中，火枪只是停留在远程武器的地步，并没有成为取代其他所有兵器的主战武器，也就更没有诞生步兵的火枪战术，只是停留在基本的使用层面。
只是停滞于普通的远程武器应用层面的步兵火器，自然在上面没有了什么深一步的追求，既然没有火力战术的效果，那么鸟铳的优势相对其他火器也就显得没有那么明显，而随着火器使用的随意，又会加大这种效果不佳的呈现结果，最后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导致连火枪都变成了不受重视的东西。
因为火器的效果较差，虽然这是因为战术方面的落后，但是明军自然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相反，他们把原因归到了火器本身，认为这些局限于个人普通使用的小型兵器并不具备足够的威力，所以为了追求威力，大炮反而成为了火器发展的主流。
而这种对于火炮的追求，又不幸地让明军陷入了更深的陷阱，说回原因，明军把对于火器威力的期待过多的放到了火炮之上，大量威力巨大，但是本身也是因此质量不够稳定的大炮成为受人瞩目的重点。
但是火枪在战场上的威力，是大炮无法取代的。在大量消耗人力的火力时代的战场上，火枪能够提高的降准歼灭敌人的能力，是同时代的大炮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的，而盲目地追求大炮的威力，几乎是不切实际地祈求大炮能够实现目标中的远程歼灭敌人效果，几乎是在说梦话，无论怎么发展，也不能满足要求。
而过于重视大炮，尤其是威力巨大同时也体型巨大的大炮，还带来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火炮的运输问题。在公元十五世纪，明军显然是不具备后来人类文明爆发最大战争时的运输能力，大型的火炮并不具备灵活的运输和随之而拥有的战场作战能力，只能固定放置于固定的点上。
这种情况下，火力武器的地位，从原本可能是决定战场的等级，直接跌落到了一个很不稳定的位置上，远程的火器威力有限，威力大的火器又被局限于一些特殊的发挥地点，不具备灵活作战的能力。
在热的兵器萌芽与发展的时代，在未来的火器时代的最初，明代的火器走进了一条可悲的死路，彻底将火器变成了一种鸡肋的东西，而火器，本来应该是它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最为可靠的依靠。这种思路甚至有可能更为可悲地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来的时代。
而在明代的故事，或者说明军的故事走到尾声，走到辽东战场上之前，时间越是往更早的时间节点推移，明军其实相对的实力是越强大的，早起明军的步兵高度重视火器和火器战术，从某个角度上讲，可能战略思想要比两百年后更为先进。
而在这时的明军，从能够在许多的关键地方取胜，逐渐出现退步，在一些关键的战斗中不能取胜，再到可能出现关键的败绩，这里伴随着的也是明军实力沦落的过程。
这种沦落，正如姜榆罔分析的那样，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人数，另一方面是军事科技。军事科技的缘故，在明英宗这种前中期姑且不谈，毕竟技术水平相对周边势力还是占据优势的。
但是军队人数的问题，在这时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有明一代，在卫所制度建立成熟时，号称有二百万人的明代军队，发展到了英宗正统年间，关键的第四次麓川之战中，集结全国之力，居然只能拿出十三万部队。
但是姜榆罔在想明白之后，发现这个原因其实不难解释，说白了，这与明军的火器深层使用有关。
如果说浅层次的火器使用是火器的选择层面，即在三眼火铳和鸟铳之间选择合适的火器使用的话，那么深层次的火器使用，就是到底在何种情况下使用火器，由什么人来使用火器，和这些使用火器的人以何种方式使用火器。
如果以现代战争的思路去套，往往会进入一个自以为然的误区，那就是火铳这种类型上属于步枪的武器，就是给步兵使用，在步兵能够发挥作用的据点争夺等战场中使用。
但是时间放回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叶，那时的战争中除了步兵，在战场上还有其他的存在，而且同样重要。
放到现在，这些存在是坦克，装甲车和飞机，而在公元十五世纪的明代，这些存在基本上就是一种东西：骑兵。
在冷热的兵器混用的时代，在冷的兵器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段里，骑兵是战场上不可忽视的战力，往往也是最精锐的存在。
明朝在诞生之初就曾击败过人类文明史上可能是最强大的势力，元朝。而元朝，以及他所代表的的蒙古势力，所引以为豪的最伟大的军队势力，就是骑兵，最为知名的伟大战术，名为骑射。
明朝在建立之初，也拥有一支伟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曾经北上远征大漠，和草原的霸主进行对决，而在这个过程中，明军想必是学到了在北方战场上的重要战术。
他们同样学习了骑射与骑兵战法，但是根据自己最为擅长的火器进行了改进，从而走上了一条歧路，那就是火枪的骑射。
从根本上来讲，火枪的射击方式就与骑兵的灵活性是相违背的，或者说，是在战争的组织形式上相矛盾的。火枪时代，并不强调火枪的灵敏性，重点则是在于火力的组织和效果，所谓的火力压制，这些东西并不看重你的灵活性。
或者说，根本不需要你具有灵活性，只有能够将大范围内的敌人通过火枪的火力进行压制甚至歼灭，那么灵活与否根本不重要。而反之，大量列装火枪，以火器作为主要战斗方式的军队，在火力没有取得目标的效果时，就算具备灵活性，也不再具有改变战局或者奠定胜局的能力。
火器本身是一种变革性的利器，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冷的兵器时代的战争形势，赋予掌握火力优势的据点无与伦比的战场控制力度，就算敌人骑兵具备再优秀的灵活机动性，也永远无法突破掌握火力压制一方的防线或堡垒。
所以，火器的火力，是终将改变曾经的冷的兵器时代的作战形式的，火器是漫长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一种兵器，但是这件兵器与之前的所有兵器都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使用了火药这种东西的它，将会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而在新的战争时代中，曾经叱咤一时的骑兵，将会走进历史的尘封之中。
明代没有想明白这一点，最终因为这些原因的各种积累之下，在军事战略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最终导致明朝的败亡。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直接的原因，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也不能够避开的。
而更可悲的是，后来的清代同样没有看明白这一点，仍然把骑兵，这种本应该在新时代的代表“火力”面前逐渐走向幕后的存在当做重要的依靠，而在最终的，可能是代表了它数百年信念与荣耀的战场上，由僧格林沁的骑兵走向最后的败亡。
那是一支在那个时代里，能够最大程度上代表“骑兵”这个概念的部队，是人类古文明战争史上几千年的执念与浪漫，但是也是华夏这片土地上几百年的误解与错误。
时间回到最初，错误诞生之时，明军把火枪当成了弓箭的替代物，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东西。这是历史的局限，生活于彻底的农耕文明中的人们太难以理解工业的神髓了，无法想象到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再需要拳拳到肉的近身白刃格杀，无法想象战争会在两个阵地间展开，而直到分出胜负为止，可能双方都看不清对方战士的脸。
因此，火铳被当做骑兵的一种武器，而并没有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或者说，没有被当做步兵的主要武器来被看待。这么说是因为明军的确有大量列装火器的历史，但是却又没有意识到火枪真正的作用。
而在后来的战争中，明军并没有发展出来步兵方阵或火力阵地的战术体系，而是持续地将火铳作为弓箭的替代品，无数传统的冷的远程兵器的一种，在它完全不是冷的兵器的情况下。
曾经在一些历史的片段中，很多次，明军曾经距离火铳的真谛，也是热的兵器时代的真理很近，接近这些真理的是一些被历史铭记的名将，就像平定云南的沐英，朱元璋的义子，他就开创出来了“三段击”的战法，而甚至又在“三段击”的基础上开发出来了更为复杂的步兵火力战术。
但是无奈的是，这些接近答案，接近热的兵器时代的真理的瞬间如夜空中的流星一般稍纵即逝，那是看不到尽头的黑色，留给了这个被历史掩盖的时代，明代。
多么嘲讽，以明为名，却被黑暗的降临而毁灭了命运。所有机遇的火花都在一次次灵感的碰撞中无声消逝，留下来的是一个盛大的悲剧，与接下来堪称荒谬的两百多年社会实验的开始。
姜榆罔在看待这段历史时，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来世界上另外几个古文明，想起来伴随那些古文明兴起与覆灭时发生的传说，金字塔，通天塔，大洪水，摩亨佐·达罗的核爆，传说一样的神话故事，离奇荒谬却又隐隐间透露出真实感的终结。
明代的终结，也让姜榆罔感到了那种看似荒唐，却又隐藏着实感的特殊感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断在黑夜中点亮火烛，试图照亮他们的希望，让天“明”到来，但是就像总是有无形的风吹灭火烛一样，天地间又一次次地回归到黑暗之中，并且再无重明之日。
最终，在历史上的结果就是完全由骑兵主导了火枪的使用，为了一时的易用性，放弃了鸟铳在精准度和威力上的优势，而在步兵之中，火枪只是停留在远程武器的地步，并没有成为取代其他所有兵器的主战武器，也就更没有诞生步兵的火枪战术，只是停留在基本的使用层面。
只是停滞于普通的远程武器应用层面的步兵火器，自然在上面没有了什么深一步的追求，既然没有火力战术的效果，那么鸟铳的优势相对其他火器也就显得没有那么明显，而随着火器使用的随意，又会加大这种效果不佳的呈现结果，最后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导致连火枪都变成了不受重视的东西。
因为火器的效果较差，虽然这是因为战术方面的落后，但是明军自然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相反，他们把原因归到了火器本身，认为这些局限于个人普通使用的小型兵器并不具备足够的威力，所以为了追求威力，大炮反而成为了火器发展的主流。
而这种对于火炮的追求，又不幸地让明军陷入了更深的陷阱，说回原因，明军把对于火器威力的期待过多的放到了火炮之上，大量威力巨大，但是本身也是因此质量不够稳定的大炮成为受人瞩目的重点。
但是火枪在战场上的威力，是大炮无法取代的。在大量消耗人力的火力时代的战场上，火枪能够提高的降准歼灭敌人的能力，是同时代的大炮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的，而盲目地追求大炮的威力，几乎是不切实际地祈求大炮能够实现目标中的远程歼灭敌人效果，几乎是在说梦话，无论怎么发展，也不能满足要求。
而过于重视大炮，尤其是威力巨大同时也体型巨大的大炮，还带来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火炮的运输问题。在公元十五世纪，明军显然是不具备后来人类文明爆发最大战争时的运输能力，大型的火炮并不具备灵活的运输和随之而拥有的战场作战能力，只能固定放置于固定的点上。
这种情况下，火力武器的地位，从原本可能是决定战场的等级，直接跌落到了一个很不稳定的位置上，远程的火器威力有限，威力大的火器又被局限于一些特殊的发挥地点，不具备灵活作战的能力。
在热的兵器萌芽与发展的时代，在未来的火器时代的最初，明代的火器走进了一条可悲的死路，彻底将火器变成了一种鸡肋的东西，而火器，本来应该是它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最为可靠的依靠。这种思路甚至有可能更为可悲地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来的时代。
而在明代的故事，或者说明军的故事走到尾声，走到辽东战场上之前，时间越是往更早的时间节点推移，明军其实相对的实力是越强大的，早起明军的步兵高度重视火器和火器战术，从某个角度上讲，可能战略思想要比两百年后更为先进。
而在这时的明军，从能够在许多的关键地方取胜，逐渐出现退步，在一些关键的战斗中不能取胜，再到可能出现关键的败绩，这里伴随着的也是明军实力沦落的过程。
这种沦落，正如姜榆罔分析的那样，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人数，另一方面是军事科技。军事科技的缘故，在明英宗这种前中期姑且不谈，毕竟技术水平相对周边势力还是占据优势的。
但是军队人数的问题，在这时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有明一代，在卫所制度建立成熟时，号称有二百万人的明代军队，发展到了英宗正统年间，关键的第四次麓川之战中，集结全国之力，居然只能拿出十三万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