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天启二年(1622),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大奇之),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一个五十两),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并不这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既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失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儿。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无需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赵率教答:“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儿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就会故伎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他一个问题:“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人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儿被人给砍了。正当赵率教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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