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的考生们对考试名次是十分关注的,由于进士录取率太低,即使是才华横溢,名满天下,也万万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考上,更何况是考第一名?
    你唐寅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
    所以当酒宴上的唐寅还在眉飞色舞的时候,无数沉默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人的自信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告黑状从来都是读书人的专长,很快就有人向政府反映这一情况,主考官们不敢怠慢,立刻汇报了李东阳。李东阳到底经验丰富,当时就已估计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马上报告了皇帝陛下。
    朱祐樘当即下令核查试卷,事实果然如传言那样,唐寅确实是今科会元的不二人选。而选定唐寅的人正是程敏政。
    事态严重了,成绩单还没有发布,你唐寅怎么就能提前预知呢?当年那个时候,特异功能似乎还不能成为这一问题的答案。
    此时这件事情已经传得满城风雨,整日探头探脑的言官们也不失时机跳了出来,政治嗅觉敏锐的事中华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程敏政,认为他事先出卖了考题,因此唐伯虎和徐经两人才能答出考题高中。
    事中华这一状告得实在太狠,本来李东阳还想拉兄弟一把,让徐经和唐伯虎回家三年之后再考,把这件事压下去,可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搞成了政治阴谋、考场黑幕,只好公事公办,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儿抓了进来。
    经过审理,案件内部判决如下:
    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合谋作弊查无实据,但其仆人确系出卖考题给徐经,失察行为成立。结论:勒令退休。
    江阴举人徐经:购买考题查实,作弊行为成立。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
    吴县举人唐寅……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
    当然了,这些都是内部结论,除处罚结果外,具体情况并未向社会公开。
    对了,还漏了一个:
    给事中华:胡乱告状,所言不实。结论:贬官。
    事实的真相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徐经买了考题,程敏政的仆人卖了考题,程敏政负领导责任,而本着黑锅人人有份的原则,唐寅算是连坐。
    这是一起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案情十分复杂,各种史料都有记载,众说纷纭,难分真伪,但只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案件细节,抽丝剥茧逐步深入,就会发现这起案件实际上——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事实上,这起所谓的科场舞弊案历经几百年,不但没弄明白,反而越来越糊涂,成了不折不扣的悬案。
    此案到底复杂在哪里,我来演示一下:目前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共有三个:一、徐经是否买了考题作弊。二、唐寅是否参与了作弊。三、程敏政是否知情。
    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回到案件的起点,此案的起因就是那道难倒天下才子的题目,遗憾的是,我也没有看到过那道题,不过这并不重要,像我这样连三字经都背不全的废才,即使事先知道题目估计也要交白卷。
    但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关键的一点:这是一道超级难题,天下没有几个人能做出来。
    那么徐经和唐寅能做出来吗?
    只要考量一下这二位仁兄的实力,就能够得出如下结论:
    唐寅是比较可能做出来的,徐经是比较不可能做出来的。
    唐寅是全国知名的才子,学习成绩优秀,是公认的优等生,就好比拿到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高中生,要进北大清华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徐经虽然是个土财主,也考中了举人,在全国范围内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指望他的脑筋开窍,智商突然爆发,那是不现实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徐经很有可能确实买了考题。
    第二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认为不是个问题,以唐寅的实力,还需要作弊吗?
    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但分析后就会发现,具体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一年前,南京主考官梁储把唐寅的卷子交给了程敏政,之所以前面专门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极有可能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含义——潜规则。
    而这种潜规则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约定门生。
    在明代,如果要评选最令人羡慕的官职,答案并不是尚书、侍郎,而是考官。今天的考官们主要工作不过是在教室里来回巡视监考,然后拿点监考费走人,可在当时,这实在是个抢破头的位置。
    原因很简单,所有由这位考官点中的考生都将成为他的门生。
    明代的官场网络大致由两种关系组成,一种是同学(同年),另一种是师生(门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今天还是正部级,鬼知道明天是不是就到阎王那儿报到了。要想长盛不衰,就得搞好关系。
    如果你混得不好,那也不要紧,只要混到个考官,点中几个人才,到考试结束,你就是这几个人的座师了,这几位考中的兄弟就得到你家拜码头,先说几句废话,谈几句天气,最后亮底牌:从今以后,俺们就是您的人了,多多关照吧。
    你也得客气客气,说几句话,比如什么同舟共济,同吃一碗饭,同穿一套裤子等等等等,然后表明态度:今后就由老夫罩着你们,放心吧。
    有一句时髦的词可以形容这一场景——双赢。
    新官根基不稳,先要摸清楚行情,找个靠山接着往上爬,老官也要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抓几个新人,将来就算出了事还有个指望,实在不行也能拉几个垫背的一起上路。要知道,在官场里,养儿子是不能防老的,想要安安心心地活着退休,只能靠门生。
    这就是所谓的门生体制,而这一体制有时会出现一种特例——约定门生。
    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在科举前,可能会出现某位名震全国的天才,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考官就会私下与这位考生联系,透露题目给他,互相约为师生,这样无论将来是谁点中了此人的卷子,都不会影响事先已经确定的关系。
    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交易,所以考官们轻易不敢冒这个险,只有当真正众望所归的人出现时,这笔买卖才有可能成交。
    介绍完背景,再来看看关键问题:唐寅和程敏政之间有这种关系吗?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其中却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循。
    首先,程敏政已经在这两份卷子里选定了会元,而唐寅则在外面发话,说自己就是会元。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时所有的卷子都是密封的!也就是说按照规定,即使是程敏政本人,也不会知道他选中的会元到底是谁。
    所以这个疑问最终只能指向两个可能:一、唐寅做出了那道题,并且认为别人做不出来,因而口出狂言,不幸命中。二、程敏政事先与唐寅会面,并给了他考试的题目。
    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大家自己做主吧。
    注:不要问我,题目虽然是我出的,但我没有标准答案。
    不管有多复杂,这件案子总归结案了,案中的两个倒霉鬼和一个幸运儿就此各奔东西。
    倒霉的是程敏政和唐寅,一个好好的考官,三品大员,被迫拿了养老金退休回家。另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闭着眼睛写也能中进士的人,得了个不得为官的处分。
    而那个幸运儿就是徐经,这位仁兄虽然也背了个处分,却实在是个走运的人。同志们要知道,今天高考考场上作弊被抓到,最严重的结果也就是成绩作废,回家待考。可在明代,这事可就大了去了,作弊的处罚一般是充军,若情节严重,没准还要杀头。
    事情到这里就算结了,程敏政被这个黑锅砸得七窍冒烟,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唐寅一声叹息之后,对前途心灰意冷,四处逛妓院,开始了他的浪子生涯。
    而徐经功亏一篑,对科举也是恨之入骨,回家就开始烧四书五经,还告诫他的子孙,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一句屁话,还不如学点有用的好。
    他的家教收到了良好效果,八十八年后,他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出世,取名徐振之,此人不爱读书,只喜欢旅游,别号徐霞客。
    一番折腾下来,大明王朝少了两个官僚,却多了一个浪荡才子和一个地理学家,倒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说到这里,差点又漏了一个人,还是那位告状的给事中华,他也名留青史了,后来有人根据传说写了一出广为流传的戏,此戏俗名《三笑》,又称《唐伯虎点秋香》,由于这位仁兄当年多管闲事,编剧为了调侃他,便以他为原型创作了华太师这个经典角色,不但硬塞给他几个傻儿子,还安排唐伯虎拐走了他府里最漂亮的丫环,也算是给伯虎兄报了仇。
    这场文坛风云最终还是平息了,可已经倒霉到家的唐伯虎不会想到,他的厄运才刚刚开始,更大的麻烦还在未来的路上等待着他。
    唯一的遗漏
    朱祐樘是个很实在的人。
    他从小饱经忧患,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立为太子后又几经飘摇,差点被人废了,能熬到登基那天,实在是上天保佑,阿弥陀佛。
    这个少年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所以他憎恶黑暗和邪恶,他不顾身体日以继夜工作,驱逐无用的僧人和道士,远离奸人,任用贤臣,为大明帝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二十多岁脑袋就秃了一大半,面孔十分苍老,看上去活像街边扫地的大叔,连大他好几轮的王恕和马文升都不如,马文升活到了八十五岁,而王恕更是创造了纪录,这位老大爷一直活到九十三岁才死,据说死的当天还吃了好几碗饭,吃完打了几个饱嗝儿后才自然死亡。
    朱祐樘没有那样的运气,三十多岁的他已经重病缠身,奄奄一息,却仍然一如既往地拼命干活,身体自然越来越差,但他全不在乎。
    在这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背后,他似乎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为了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
    此时王恕已经退休回家,吏部尚书几经变更,空了出来,朱祐樘想让马文升接替,但兵部也离不开这个老头子,一个人不能分成两个用,无奈之下马文升只好就任了,他推荐一个叫刘大夏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马文升的眼光很准,刘大夏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国防部长,在他的统领下,大明帝国的边界变得坚不可摧。
    但事实证明,这位国防部长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搞好了边界的防务,而是推荐了一个十分关键的人。
    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奏报,由于疏于管理,军中马匹不足,边防军骑兵战斗力锐减,急需管理。
    这是个大事,朱祐樘立刻找来刘大夏,让他拿主意。刘大夏想了一下,回复了朱祐樘:
    “我推举一人,若此人去管,三年之内,必可见功。”
    “谁?”
    “杨一清。”
    朱祐樘很快就在脑海中找到了对象,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一个快到五十岁的老头,不苟言笑,整日板着严肃的面孔,而且相貌出众——比较丑。
    反正是去管马,又不是派去出使,就是他了!
    于是干了二十多年文官的杨一清离开了京城,来到了陕西(养马之地),他将在这里的瑟瑟寒风中接受新的锤炼,等待着考验的到来。
    此时的三人内阁能谋善断,马文升坐镇吏部,刘大夏统管兵部,一切似乎已经无懈可击,弘治盛世终于到达了顶点。但朱祐樘的身体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告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年仅三十六岁的朱祐樘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这最后的时刻,面对着跪在地上哭泣的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他回顾了自己几乎毫无缺憾的人生,终于意识到了他此生唯一的遗漏: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太子是很聪明的,但年纪太小,喜欢玩,希望诸位先生劝他多读书,做一个贤明的人。”
    阁臣们回应了他的担忧:
    “誓不辱命!”
    看着这三个治世能臣,朱祐樘笑着闭上了眼,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这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却遭了很多罪,受过无数恶毒的伤害,却选择了无私的宽恕,他很少体验皇帝的尊荣,却承担了皇帝的全部责任。
    从黑暗和邪恶中走出来的朱祐樘,是一个光明正直的人。
    所以我给了他一个评价,是他的祖先和后辈都无法得到的最高评价:
    朱祐樘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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