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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峰被顾铭从房间推出来,看着爸妈那一脸的苦涩,不禁笑着说道:“爸、妈,顾小姐是上海滩大亨顾竹轩顾四爷的千斤,别看她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可一点都不娇贵。”
    “对,没错,是不娇贵,比乡下村姑还粗鲁野蛮。”
    “爸,顾铭被搞成这个样子,都是我的错,是我叫她一直跟在身边,处处配合我,不过她可乖了,我说叫她干啥她就干啥,绝不会......。”
    “峰儿,我们是书香门第,你又是将门之后,怎么能干出这等有伤大雅的事来?难道你带她到这里,就为了叫这位大小姐满足你的......。”
    “爸、爸爸,您真是我的好爸爸,我是什么样的人,您和我妈不知道吗?现在日军侵我国土,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上海正在展开淞沪抗战,我作为一名军人,怎么会干出这种狗血之事?我们是生死战友,是与敌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兄弟,您、您都想哪去了。”
    “老王,你这么说我儿子我很有想法,对任何事都要注重调查,单纯凭表象就给峰儿下这种不卫生的定义,我看你是欠缺对事物的分析,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与这位顾小姐的粗鲁有什么两样?”
    文人说话就是不一样,逻辑性极强,在分析推理问题时,举例说明,把对一个人的不满通过举例灌输给另外的人,学者就是学者,不服行吗?
    就在王峰一家三口在门口大论其道时,房门打开,走出一位娇艳妩媚,穿着得体,面带文雅的美人,看着王峰父母深深的鞠了一躬,抱歉的说道: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因为王峰救过我三次命,这次被带到南京接受审查,他一去好几个小时。我被审查完一直关在房间,没有王峰一点消息,我着急烦躁的实在控制不住,以打砸物件来威胁他们,告诉我王峰到底在哪。
    可他们就是不告诉我,还威胁我,要是再闹,就把我和王峰一样拉出去枪毙,我听到这话,以为他们已经枪毙了王峰,死的心思都有,可我不甘心,一定要等到准确的消息。
    我等到了,等到王峰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当我看到王峰终于活着回来了,我激动、我疯狂,我忘乎所以的把一切都可以抛掷脑外,就想好好看看王峰。
    叔叔阿姨,我在最疯狂的时候说出最不礼貌的话,是我的人格缺失,是我的修养淡化,是我为了追求心爱的人豁出一切,是一个敢爱敢恨敢跟着一起同生共死的人,什么都可以放下,这就是我最粗野的表白。
    家庭、身份,修养、连同那些虚伪的遮丑布,都统统的见鬼,我就要对我所爱的人,用生命去爱的轰轰烈烈。这就是真实的顾家大小姐顾铭,也是一位抗日士兵的真爱。”
    顾铭口气和缓,虽然每一句话都铿锵有力,但她把口气、节奏,以及抑扬顿挫把控的恰到好处。
    既表述了自己对爱的追求,又直面描绘出自己为什么见到王峰会那么激动、粗野和疯狂,而那些在文人嘴里的虚伪,在她刚才的演义中,已经成为垃圾,被她丢在了臭水沟里。
    “叔叔阿姨,每当我和王锋认为我们到了最后生死关头,而又看不到一点生的希望,我和您们的儿子王峰,就会互相鼓励,他答应带我到新的世界婚礼殿堂,我随他在阴间做他新娘。
    就在我们乘坐霍克2运输机油料耗尽,就要坠毁的前一刻,我们两个被固定在飞机座椅上,在跟随一起飞行的兄弟祝福下,举行了一次即将踏入另一个世界的婚礼,以生命作证,我们相爱是真诚的。
    我们活了下来,一切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誓言,随着马上就要走上新的战场,我们抛弃了,但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心里,谁都不会再提这件事,因为国家需要、民族需要、民众需要。
    像我们这种为抗战敢于献身的人,美好留给未来,鲜血和生命只有在战场上才能绽放出刺眼的血花,这种鲜艳的血花,就是收割敌人头颅的前奏。”
    “好,顾小姐这番温文尔雅,但却给人一种吹响进攻号角的肺腑之言,说的流畅,就像血与生命在讴歌,唤醒那些还在麻木的灵魂,拿起枪勇敢的杀向战场。”
    虞凤敏十分赞赏的走前一步,紧紧拉着顾铭由于激动颤抖的手,爱抚的说道:
    “孩子,你受苦了,叔叔阿姨误会了你,我知道,你是在用生命和我的峰儿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你这种温柔中爆发出来的粗鲁、狂野,是对敌人的宣战,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叔叔阿姨,顾铭刚才吓着您二老,我再次向您们道歉。”
    “好啦、小个子兵,马上准备跟我出发。”王峰对已经站在不远的罗刚、冯志远、董震喊道:“马上集合,向我们的父母敬礼——。”
    王峰立正转身,面对父母敬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现代军礼,然后再次转身喊道:“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火车站,出发。”
    此时站在不远偷偷注视着王峰的苏曼雅,流着眼泪一直看着王峰带着四名特战队员离开,这才走出来,冲下楼跑到大门口,可王峰他们已经乘车离开,失去了踪影。
    。。。。。。
    国府军委会三人成员蒋总裁、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针对淞沪抗战,如何击败日军不断向上海增兵的行动方案,进行高级别部署。
    朱总长说道:“总裁,日前我军已向京沪杭连续增兵,现在已达到七万之众,应对日军不足三万,应该没有问题。”
    “益之兄,淞沪抗战事出突然,仅第十九路军蒋光鼎部三万多人,张治中第五军一万余人,计五万有余,其余则为保安团、警察队、税警团,一万余人,这些临时纠集在一起的部队参与淞沪抗战,将一击即溃。所谓七万之众真正能扛枪御敌不足四万,与接近三万武器装备充足,作战能力以一敌十之日军作战,恐怕......。”
    “敬之兄,淞沪抗战来之民众和政府部队之抗战,七万之众兵员虽然不多,但其背后有强大后援,岂能惧怕日军之嚣张,而不敢应战?”
    “益之兄误会,我戎马战场几多年,岂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的本意是日军抢占我东北为基地,不断向我大片国土渗透,日政府又不断从国内增兵,上海已成为东北之后的最大战场,如若我们不能集优势之兵力向京沪杭增援,恐在日军大批增兵之下,我方军力拮据而不抵。”
    何应钦所说不无道理,这位比朱培德小两岁的军中大佬,早年留学日本,第一次就读于日陆军军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毅然回国参加沪军。
    虽然几经与各地军阀厮杀,二次革命终归还是失败。
    他又返回日陆军士官学校,其中对所授课程颇为用心,也结识了几位日籍同学。
    1916年回国,被聘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就任黔军参谋长。1924年应同学和幕僚邀请来到广州,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并且兼任最有战斗力的第一团团长。
    后又升为旅长、师长、军长,北伐结束任国民政府委员、浙江省主席,陆海空总参谋长,现在任军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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