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下人口两千万，五到十岁的儿童占了十分之一以上，高达两百多万，牺牲一半女童的受教育机会，光是乡学要收的男童就高达一百万以上。校舍、束脩、食物，这些固定的开支是无法省的，一个男童之前平均二十贯钱，这是非常高昂的成本，李慢侯养一个精兵，如今平均也不过两百贯钱。这也是为什么穷人读不起书的原因了，以前五户才养得起一个兵，现在十个孩子的支出就等于一个兵，可穷人家可不仅要养孩子啊，还有父母，还有妻子，还真的是开支不起。
即便再压缩，一个孩子的读书投入，也不会少于十五贯，如今在城里打零工，像缝纫、刺绣、帮厨、送餐，日薪100到150文，月入三四贯。卖点水果、炊饼、果脯之类的小买卖，大概80到250文的样子，月入不超过七贯。这些都是普通城市的平均水平，比农村还要高三分之一左右。让一个城市平民，用两个月的收入供孩子读书，自然太过奢侈。不强制，很少人愿意承担。
更何况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实际上是低于平均的。一个月收入不足三贯钱的百姓，比比皆是。他们一年收入不过二三十贯，要供孩子读书，那就得拿出一半钱来。这些收入中的大部分，其实都用来缴纳房租，购买衣食，根本省不下来，这些人就属于那种，无论愿不愿，都负担不起的人群。
因此光是乡学投入，就得从过去的三百万贯，增加到三千万贯。而县学其实更花钱，因为乡学只是开蒙，从六岁到十岁，五年时间。而县学，开始接触数学、几何这些逻辑培养，所以以前，李慢侯是全国招生的，基数是整个大宋。县学的学生以前甚至比他要支撑的乡学还多，他一视同仁，野心勃勃，试图改变整个国家的思想。以前朝廷阻挠，只能通行江北，灭金之后，朝廷也不在组织了。大量江南优秀学子涌入北方。大多数都是中产阶层的孩子。
宋朝的人口基数极为庞大，在高产的土豆、玉米等作物推广的背景下，这十年来也是疯狂生育，很可能已经超过一亿。
因此李慢侯承担的县学学生数量，这些年已经超过了二十万人。南方学生的开支更大，因为还得为他们提供住宿。在江北的小城，最偏僻的后街小巷，一间屋子每月租金是90到150文，每年就需要一贯以上。而即便是小城，好的地段，每月租金都在五贯左右。李慢侯不可能给江南学生安排最差的小城的后街小巷，为了便于管理，江南学生基本上都安置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里，让他们感受城市文化，也是一种教育。
因此每个学生的租金，每月平均不少于一贯钱，一年下来光是房租就额外多了一百多万贯。其他开支又比乡学多得多，因为投入的师资更多，以前开蒙，一个老先生带一群小孩子就行了。现在需要有教数学的老师，教几何学的老师，教孔孟之道、老子墨子等国学文化的老师，师资至少反了数倍。
因此在学生数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乡学只花了三百万贯，县学却要花费一千万贯。
现在乡学进行强制，数量激增了十倍，县学肯定也要相应扩大，光是燕王之民，翻不了十倍，但两倍以上还是有的。县学的经费支出最少就得两千万贯。
府学则是另一个大头，府学的入学门槛很高，淘汰率高达九城。每年分散在燕京府学、东平府学、狼居胥府学、扬州府学、上海府学这五大府学的学生，人数不少于三万，除了大量县学考入的学生之外，还有大量自学考入的，府学依然是全国招生，有许多官宦子弟，他们不去县学读书，接受家族教育，仅凭自学一些数学、几何知识补充，就能通过考核，这些绝对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李慢侯可舍不得拒之门外。
这些大家族的子弟，之所以愿意考府学，很大原因是想入仕，入仕至少得是府学毕业。南宋的科举太难考，燕王的府学相对容易。而且招生比例大，每年都有一万人左右的名额，而江南学生就要占去一半，尤其以吴越地区居多，这里的教育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占据优势了。数十万南渡的衣冠家族，终于给吴越地区带去了浓烈的学风。
府学人数虽然比县学少很多，可投入却比县学要多，因为府学子弟要学的科目更多。要从府学毕业，他们至少要读通五十门各大文明的经典。入选的自然有中国文明的诸子百家，也有印度各派的经卷，还有古希腊的，阿拉伯的，古波斯的，将这些经过检验的人类圣贤的著述读通，也就是学到这些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最高智者的思维方式。
府学是很自由的，不限制时间，可以慢慢读。每年考试可以自己选择考几科，题目由老师统一出题，答卷之后，则在一个公开的考场中，现场讨论，合格与不合格，都是学生和老师们进行讨论，公开透明的进行答辩。
有的学子，三年就能读通这些智慧，而有的学子，十年都读不通。这些人已经是拔尖的聪慧之士，十年都读不完，足以说明府学之难。如果十年都没读完，他们就得肄业回家。
读完府学，就获得了入仕的门票，但还需要入伍十载。或者可以继续进修，其中最优秀的学子，每年大概三千人，可以进入齐州府学读书，在这里直接跟世界各地请来的著名智者交流，沟通和探讨，这些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在这里进行思想碰撞，他们已经不是学习知识，而是不断创造新的知识。
齐州府学实际上不设学习年限，一生待在这里都行，但想出仕，依然要入伍十年，利出一孔，这是铁律。但齐州府学的学者，有一个特权，他们可以免试去海外探索，代替军龄。比如去美洲大平原地区，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一年可抵两年军龄，撇去路途，实际上只需要在这里待三年，就可以回国做官。
事实上，要读通乡学、县学、府学三级，难度比科举小不了多少，也是十年寒窗，过独木桥。
而要读到齐州府学，那更是比科举都难，毕竟科举只是在孔孟之道里窥到门径，齐州府学却要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甚至释迦摩尼和穆罕默德这些智者圣贤的思想方式中，都有所领悟，学识的深度也许就跟一个科举进士差不多，可是广度和视角却翻了数倍。
一个进士之才，读通齐州府学，至少要花费十年工夫。不止他们要十年寒窗，东藩府的投入是巨大的，有人算过，一个十年读通齐州府学的学子，花费在他们身上的金钱，相当于等体重的黄金，他们是真真正正的黄金人。
这些精英中的精英，每年招收的名额是不固定，多的时候可以有两三千人之多，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几百。不是进行名额限制，而是入学需要经过严格的面试，大多数人是过不了关的。真正能过关的，是极少数天才。而这种天才的出现，有时候非常巧合，会出现扎堆的情况，有一年会突然来一个爆发。
比如北宋嘉佑二年的那次科举，别称为科举史上第一榜。那一届科举的主考官是唐宋八大家的大学者欧阳修，而这一科中举的人中，有这样一些名字：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光是唐宋八大家就出了三位，苏轼、苏辙和曾巩。程颐程颢，这二程可是程朱理学的标志，是圣贤。张载也是一大哲学家，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启了显赫的关学流派。
这些人中，做过宰相的就不下四五个，这反倒不值得一提了。
在齐州府学体现在招生数量上，每年这里的世界一流学者十人一组，赶往各个府学，亲自考核报名学生，这些学者的眼光，就算比欧阳修差，也不会差太多，就算有错漏，也不至于漏掉苏东坡张载、程颐程颢这样的人物。
这些学者也不至于徇私，他们当然有倾向，但不至于打压府学士子。因为他们可不是来挑选学生的，而是来挑选跟他们一样，去探索世间真理的朋友的。因此倾向主要在于思想是否相近，思维模式是否可取，以及悟性是否够高，而且十个学者，派别不同，文化不同，只要一个认可，就可以收入府学。漏掉英才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所以每一届齐州府学的学子质量都有保证，放在世界范围内，是可以跟伽色尼帝国的智慧宫学者，跟印度的那烂陀寺这样的智慧之地的智者比肩的地方，而数量却比这些地方的学者多多了。
李慢侯知道，齐州府学这样的机构，是世界级的，是人类高度的，是不能吝惜投入的。因此这里的财政是不设上限的，只要学者们提出研究项目，基本上都会批准。每年的花费，往往高达一两千贯，而且很无常，有时候很少，不到百万都有，有时候极多，冲到三千万都有可能。
不过平均下来，一年在两千万左右，这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两千多名学者的高额俸禄，包括支持各种奇思妙想的探索经费，也包括不用上万书吏对从世界各地请回来的各种文献的抄录、翻译经费支出。
这笔钱花的值！
李慢侯不在意齐州府学花多少，他每年预备的经费就是两千万贯，这笔钱很难削减也很难增加，突然猛增，只有两个可能，突然间学者增多了，这是好事，或者突然间爆发出了大量奇思妙想需要检验，这也是好事。
县学的经费应该也会达到两千万贯。乡学则会达到一千万贯。
总计就是五千万贯，增额高达两千万贯，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不加税是不行了。
即便再压缩，一个孩子的读书投入，也不会少于十五贯，如今在城里打零工，像缝纫、刺绣、帮厨、送餐，日薪100到150文，月入三四贯。卖点水果、炊饼、果脯之类的小买卖，大概80到250文的样子，月入不超过七贯。这些都是普通城市的平均水平，比农村还要高三分之一左右。让一个城市平民，用两个月的收入供孩子读书，自然太过奢侈。不强制，很少人愿意承担。
更何况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实际上是低于平均的。一个月收入不足三贯钱的百姓，比比皆是。他们一年收入不过二三十贯，要供孩子读书，那就得拿出一半钱来。这些收入中的大部分，其实都用来缴纳房租，购买衣食，根本省不下来，这些人就属于那种，无论愿不愿，都负担不起的人群。
因此光是乡学投入，就得从过去的三百万贯，增加到三千万贯。而县学其实更花钱，因为乡学只是开蒙，从六岁到十岁，五年时间。而县学，开始接触数学、几何这些逻辑培养，所以以前，李慢侯是全国招生的，基数是整个大宋。县学的学生以前甚至比他要支撑的乡学还多，他一视同仁，野心勃勃，试图改变整个国家的思想。以前朝廷阻挠，只能通行江北，灭金之后，朝廷也不在组织了。大量江南优秀学子涌入北方。大多数都是中产阶层的孩子。
宋朝的人口基数极为庞大，在高产的土豆、玉米等作物推广的背景下，这十年来也是疯狂生育，很可能已经超过一亿。
因此李慢侯承担的县学学生数量，这些年已经超过了二十万人。南方学生的开支更大，因为还得为他们提供住宿。在江北的小城，最偏僻的后街小巷，一间屋子每月租金是90到150文，每年就需要一贯以上。而即便是小城，好的地段，每月租金都在五贯左右。李慢侯不可能给江南学生安排最差的小城的后街小巷，为了便于管理，江南学生基本上都安置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里，让他们感受城市文化，也是一种教育。
因此每个学生的租金，每月平均不少于一贯钱，一年下来光是房租就额外多了一百多万贯。其他开支又比乡学多得多，因为投入的师资更多，以前开蒙，一个老先生带一群小孩子就行了。现在需要有教数学的老师，教几何学的老师，教孔孟之道、老子墨子等国学文化的老师，师资至少反了数倍。
因此在学生数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乡学只花了三百万贯，县学却要花费一千万贯。
现在乡学进行强制，数量激增了十倍，县学肯定也要相应扩大，光是燕王之民，翻不了十倍，但两倍以上还是有的。县学的经费支出最少就得两千万贯。
府学则是另一个大头，府学的入学门槛很高，淘汰率高达九城。每年分散在燕京府学、东平府学、狼居胥府学、扬州府学、上海府学这五大府学的学生，人数不少于三万，除了大量县学考入的学生之外，还有大量自学考入的，府学依然是全国招生，有许多官宦子弟，他们不去县学读书，接受家族教育，仅凭自学一些数学、几何知识补充，就能通过考核，这些绝对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李慢侯可舍不得拒之门外。
这些大家族的子弟，之所以愿意考府学，很大原因是想入仕，入仕至少得是府学毕业。南宋的科举太难考，燕王的府学相对容易。而且招生比例大，每年都有一万人左右的名额，而江南学生就要占去一半，尤其以吴越地区居多，这里的教育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占据优势了。数十万南渡的衣冠家族，终于给吴越地区带去了浓烈的学风。
府学人数虽然比县学少很多，可投入却比县学要多，因为府学子弟要学的科目更多。要从府学毕业，他们至少要读通五十门各大文明的经典。入选的自然有中国文明的诸子百家，也有印度各派的经卷，还有古希腊的，阿拉伯的，古波斯的，将这些经过检验的人类圣贤的著述读通，也就是学到这些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最高智者的思维方式。
府学是很自由的，不限制时间，可以慢慢读。每年考试可以自己选择考几科，题目由老师统一出题，答卷之后，则在一个公开的考场中，现场讨论，合格与不合格，都是学生和老师们进行讨论，公开透明的进行答辩。
有的学子，三年就能读通这些智慧，而有的学子，十年都读不通。这些人已经是拔尖的聪慧之士，十年都读不完，足以说明府学之难。如果十年都没读完，他们就得肄业回家。
读完府学，就获得了入仕的门票，但还需要入伍十载。或者可以继续进修，其中最优秀的学子，每年大概三千人，可以进入齐州府学读书，在这里直接跟世界各地请来的著名智者交流，沟通和探讨，这些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在这里进行思想碰撞，他们已经不是学习知识，而是不断创造新的知识。
齐州府学实际上不设学习年限，一生待在这里都行，但想出仕，依然要入伍十年，利出一孔，这是铁律。但齐州府学的学者，有一个特权，他们可以免试去海外探索，代替军龄。比如去美洲大平原地区，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一年可抵两年军龄，撇去路途，实际上只需要在这里待三年，就可以回国做官。
事实上，要读通乡学、县学、府学三级，难度比科举小不了多少，也是十年寒窗，过独木桥。
而要读到齐州府学，那更是比科举都难，毕竟科举只是在孔孟之道里窥到门径，齐州府学却要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甚至释迦摩尼和穆罕默德这些智者圣贤的思想方式中，都有所领悟，学识的深度也许就跟一个科举进士差不多，可是广度和视角却翻了数倍。
一个进士之才，读通齐州府学，至少要花费十年工夫。不止他们要十年寒窗，东藩府的投入是巨大的，有人算过，一个十年读通齐州府学的学子，花费在他们身上的金钱，相当于等体重的黄金，他们是真真正正的黄金人。
这些精英中的精英，每年招收的名额是不固定，多的时候可以有两三千人之多，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几百。不是进行名额限制，而是入学需要经过严格的面试，大多数人是过不了关的。真正能过关的，是极少数天才。而这种天才的出现，有时候非常巧合，会出现扎堆的情况，有一年会突然来一个爆发。
比如北宋嘉佑二年的那次科举，别称为科举史上第一榜。那一届科举的主考官是唐宋八大家的大学者欧阳修，而这一科中举的人中，有这样一些名字：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光是唐宋八大家就出了三位，苏轼、苏辙和曾巩。程颐程颢，这二程可是程朱理学的标志，是圣贤。张载也是一大哲学家，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启了显赫的关学流派。
这些人中，做过宰相的就不下四五个，这反倒不值得一提了。
在齐州府学体现在招生数量上，每年这里的世界一流学者十人一组，赶往各个府学，亲自考核报名学生，这些学者的眼光，就算比欧阳修差，也不会差太多，就算有错漏，也不至于漏掉苏东坡张载、程颐程颢这样的人物。
这些学者也不至于徇私，他们当然有倾向，但不至于打压府学士子。因为他们可不是来挑选学生的，而是来挑选跟他们一样，去探索世间真理的朋友的。因此倾向主要在于思想是否相近，思维模式是否可取，以及悟性是否够高，而且十个学者，派别不同，文化不同，只要一个认可，就可以收入府学。漏掉英才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所以每一届齐州府学的学子质量都有保证，放在世界范围内，是可以跟伽色尼帝国的智慧宫学者，跟印度的那烂陀寺这样的智慧之地的智者比肩的地方，而数量却比这些地方的学者多多了。
李慢侯知道，齐州府学这样的机构，是世界级的，是人类高度的，是不能吝惜投入的。因此这里的财政是不设上限的，只要学者们提出研究项目，基本上都会批准。每年的花费，往往高达一两千贯，而且很无常，有时候很少，不到百万都有，有时候极多，冲到三千万都有可能。
不过平均下来，一年在两千万左右，这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两千多名学者的高额俸禄，包括支持各种奇思妙想的探索经费，也包括不用上万书吏对从世界各地请回来的各种文献的抄录、翻译经费支出。
这笔钱花的值！
李慢侯不在意齐州府学花多少，他每年预备的经费就是两千万贯，这笔钱很难削减也很难增加，突然猛增，只有两个可能，突然间学者增多了，这是好事，或者突然间爆发出了大量奇思妙想需要检验，这也是好事。
县学的经费应该也会达到两千万贯。乡学则会达到一千万贯。
总计就是五千万贯，增额高达两千万贯，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不加税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