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城市的地税,是最大的收入,这几年手工业飞速扩张,主要是棉纺织业开始全面发力,山东南部棉花种植条件优良,大量生产棉花,继上海周边地区外,成为大宋另一处产棉中心,而且是容易加工的美洲长绒棉,生产效率比印度棉更高。
    现在棉花种植还没推广开来,这种优质地区的逐步扩散,在没有明朝皇帝硬性推广的情况,还会稀缺很长时间。有些地区棉布甚至卖的比丝绸还贵,而且质量进步很快。利益驱使下,工匠们革新技术的热情极高,布匹的质量已经迅速超过了最初引进的印度技术。他们在棉布上绣花,用生丝跟棉线混纺,提高棉布的色泽。将麻纺织技术引入棉布,印染出众多的花色。
    江南技术最好,山东还在模仿,但进步也很快。
    大量棉纺厂出现在城市和郊区,这些作坊,对地利的要求不严格,只要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无所谓城中心还是城郊区,都能够生产,因此大量集中于租金最低的城区,可是他们的利润却非常丰厚。这让现行的税法有了一些漏洞,无法按照租金高低,来制定税率了。
    有官员建议改革税法,为棉纺业专设税种,李慢侯拒绝了。他决定在等一等,棉纺织还未成熟,等成熟的时候,他们自然形成棉纺区,那时候再提高区块地税,而一旦工业区形成,他们就很难脱离了,因为一系列仓储、运输、供销体系形成,会让单个的作坊在其他地方很难经营。所以才会愿意为土地支付更高的税率。
    很多这样的产业,还在培育阶段,无法立刻变现。导致商税似乎也到了一个瓶颈,整个东藩境内,主要是山东的商税,才能收到八百多万贯。
    靠这些官方收益,其实已经无法应付开支。
    另一项支柱收益,则是回易贸易。岳飞、韩世忠这种贸易都做的很好,岳飞开的几个榷场,每年能收入四十万贯,拥有十四座大酒库,每年可以带来一百六十万贯收益;韩世忠有十五座大酒库,收入比岳飞只高不低。李慢侯的回易贸易规模更大,盐茶酒瓷他都做,每年收益上千万贯。
    可这种是靠特权和免税夺取的利益,李慢侯并不太认可,因为商人去做这些事情,效率可能会更高。所以他早就有心改革,比如在朝贡贸易中,向民间发贡状,就是在逐步转型。改革的方向,是军队撤出回易,将贸易转交给民间。东藩境内,实行自由竞争,不设回易,跟朝廷何其他势力之间,特权是巨大的收益,则可以承包给民间,跟商人分利。
    税赋中的农业税收,已经是很小的部分了,整个东藩境内,每年才能收两百万贯农税,甚至都可以考虑废除了,因为征收的成本很高,高达数十万贯。
    税收加回易,都无法满足开支,因此李慢侯庞大的私产,依然在支撑东藩。大量私产,其实都在江北,比如扬州城最大的包租公就是李慢侯。
    那座子城就是他的,占扬州城四分之一面积,因为不想交给扬州官府,所以在晏孝广当知州期间,就变成了李慢侯的私产,如今收租收到手软。不过李慢侯没有贪这笔钱,在东藩府的财产名录上,将这些地产列为藩产,只是跟朝廷之间的关系,很难让这些产业变成公开的藩产,只能借着李慢侯的名义,继续收租。
    除了扬州的地产之外,江北之地上,徐州和宿州他要有一百多万亩土地,都是些旱地,卖不出价格,一亩几十文钱,卖了不划算,之前用来养马,现在正在寻思商业途径。总之让李慢侯几十万贯卖了这些地,他有些不甘心。
    最大的财产,主要集中在上海周边,跟扬州一样,他现在几乎是上海周边最大的地主。上海周边三十里内,八成土地集中在他和两个公主手里,尤其是最中心的上海浦,因为过去是荒滩,黄浦滩吗!分上浦下浦两块荒滩,地势低洼,常有积水,不容易开发。很多钱就砸在往这里填土上了,疏浚黄浦的泥浆填平了两块荒滩,如今这里是上海的中心。码头、作坊全都建了起来,这里现在是宋朝规模最大的纺织业中心。
    湖州的丝绸、松江的棉布,这些特产提前打造出来,上海港也就有了支撑,这里的海贸终于开始发力,大量分流明州的海贸份额,前往日本、高丽的航线,这里已经开始跟明州港(宁波海港)并驾齐驱。但通南洋的航线,依然比不上明州,不过明州比不过泉州。可在国内贸易中,上海港却开始独占鳌头。长江流域的物产在这里汇聚后,南上北下都比任何港口更加便利。
    这里的税收是属于公主的,目前一座港就压倒了山东全部港口,高达三百万贯港税。这不算什么,上海在清末民国,港口税收一度占据全国的一半。
    李慢侯能分享到的,主要是棉纺织业的利益,周边几十万亩棉田有李慢侯的一半,每亩能贡献十贯钱,总计两百万贯,现在种棉花正是红利期。另外还有上海的地产,这里正在慢慢朝着大城市发展,已经快速膨胀到了十万人,可税率很高,依然挡不住汹涌而来的住户,十万人提供了一百万贯地产税,太高了。他们还要支付一笔两百万贯的租金,上海的地就是这么值钱!这笔租金,李慢侯能拿一半。
    李慢侯的私人收入也就这么多了,加一块每年有五六百万贯之多,大多数都得转入藩镇账上,但不是白转,以前是借给藩镇,如今变成了持有的债券。这些年加起来,东藩府都欠了李慢侯三千多万贯债务了,每年光吃利息,就有一百万贯。
    榨干榨净,东藩能稳定动用的资金,每年也就三千万贯。以前只是短期借债,如今开始发行越来越多的长期债券。好在积累了这么多年的好信用,借债利率很低,往往只有三分三四的利率。
    至于藩镇掌握的其他财源,比如铸造银币,印刷银票,已经开始不赚钱了,朝着提供社会公用服务方面转进。同时东藩也印刷了粮票和银票,这倒不是李慢侯的设计,而是晏湲在江南摸索出来的。
    李慢侯以前认为扬州设为单中心,所有粮票、盐票都以在扬州支付足额米麦和食盐作为信用,利用扬州的辐射能力,形成稳定的货币体系。在其他地方,靠着跟扬州的经济纽带,形成信用。
    但到了山东,发现扬州盐票、粮票在这里接受度太低。江南也存在类似情况,晏湲的做法,则是直接接过了上海务发行的粮票,并将这里打造成另一个中心。多中心的情况,并没有像以前李慢侯在各地建设粮仓,兑换粮票那样混乱。而是形成一个以上海、扬州双中心的格局,两个中心周边的货币体系都很平,并没有互相冲突,引起粮票价格混乱。晏湲还在杭州设立了盐票务,在这里发行盐票。
    而且晏湲还允许各地的票据互通,杭州的盐票在扬州照样能兑现足额的食盐,上海的米票在扬州也能兑现出大米。不同的是,上海只有米票,没有麦票,轻减很多。
    看到晏湲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后,李慢侯开始打造山东的粮盐中心,设在齐州,只印麦票,因为北方大米不多;就像南方小麦不多一样。扬州不一样,两淮刚好是麦稻间作区。
    盐票兑换地同样设在齐州,山东也有很多盐场,现在燕云地区的长芦盐场也开放了,只是燕云残破的根本没有支撑的力量,所以燕云暂时还没有设粮票、盐票中心。
    小平银的铸造中心也在山东,不过兑换中心不在山东,因为小平银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足额对付的票据,死死锚定,不允许任何地方,引距离兑换中心远而有差价。
    这让银票的信用极其坚挺,在东藩境内,已经可以跟铜钱争夺定价权了,在许多大额贸易中,往往开始用银票定价,包括粮票、盐票的变动,都以银票计价,因为银价最稳。
    山东本身银产量很低,加起来一万多两,反倒是来自日本的白银输入,已经达到了十万两。可来自日本的白银输入,却越来越不稳定,因为产量扩大后,海盗集团控制不住了,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日本内部斗争。
    日本现在正处于大化改新后的王朝时代向封建时代转型阶段,地方土豪、武士集团,都正在形成,天皇也掌握着实权,跟藤原氏贵族官僚斗争的很厉害。
    之前朱聪通过跟当地土豪合作,每年给土豪千把两银子,换取土豪的支持;之后利益越来越大,更大的权贵出来干涉,朱聪又试图将银矿所在的庄园,投寄在高级权贵名下,这样可以免税,而且不会有人干涉。但天皇插手了,天皇试图收回藤原氏权贵在各地的庄园,这些庄园大多数都是投寄,因此牵扯到地方土豪。天皇的做法是,将平氏、原氏这样的武家派到地方上当国司,让武士跟土豪斗。
    朱聪发现靠投寄这种方式,已经很难安心在日本采矿,他也不是一个玩政治的高手,于是就开始蛮干了。花钱雇佣兵,大量纲队被他请到日本,这些在金辽宋争霸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纲队,日本人怎么可能是对手,可是日本人会骚扰,他们是地头蛇,搅的朱聪采矿都采不安宁,好几年产量都无法扩大,而且还付出了太多佣金,让他都有些心灰意冷了。
    李慢侯不能放弃日本的白银输入,所以他给了朱聪很大的支援,对朱聪说,他要什么样的支持都可以,包括跟日本朝廷交涉。
    交涉的结果就在冬天时候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李慢侯竟然没去草原,要知道他是非常想见一见草原上的大汗的。
    而朱聪交涉的结果,是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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