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浙路不是一个小摊子，晏湲算是高升，大有可为。
虽然不沿江，但是沿海，而且南渡以来，经济水平、技术水平，都在快速提高。这是一种被迫的千万级的人口大交融，各种不同思想、经验和技术的交汇，诞生出来的新技术，新思想，新方法无形中大大加快了江南的发展。
晏湲的目光瞄准了运河和大海两条财路，沿河免除所有过税。两浙路不但有苏湖杭之间的运河沟通，沿着太湖每一座城市都有运河相通，自然河流的同行条件也很不错，比如富春江。
沿河都是富庶地区，经历的战火仅次于四川，兀术一路打来，如同一条长剑刺穿江南，可是造成的创伤只是线性的，并没有大面积糜烂地方，兀术一走，这里很快就恢复了。哪怕是杭州、苏州这些被焚毁的城市，也很快就得到重建。
哪怕战乱期间，江南的丝织业也没有萎缩，大背景是开封这个最大的丝织中心毁灭，造成整个国家的丝织品缺口很大，硬道理是丝织品不单单是消费品，而且是一种货币，南宋缺钱的情况下，丝织品有货币功能，因此生产出来根本不愁销路，都不用去销，拿出来可以直接换购其他商品。女真人抢劫长江两岸，丝绸绢帛是他们最重要的劫掠目标，他们抢的越多，市场缺口越大，苏湖地区的丝绸生产就越发达，仅次于四川，是第二生产中心。
这第二大生产中心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四川无法比拟的，就是他很方便通海，高丽、日本、安南、占城、麻逸、吴哥、暹罗，都是非常成熟的海道。海贸不但刺激丝织业，龙泉窑瓷器，各种手工业都很发达。
可晏湲看重的并不是海贸，海贸才挣多少钱？宋朝朝廷重视海贸，甚至奖励那些能带来外商的纲首，给他们加官进爵，每年外商离开前，还设宴招待他们，生怕他们来年不来了，不是因为海贸真那么有价值，而是因为海贸之利很容易被朝廷控制，成为朝廷巨大的财源。但海贸的开发空间很小，漫长的海运，在技术没有革命性发展的前提下，开发空间十分有限，因为规模很难做大，再多的政策鼓励，都不可能爆炸性的扩大海贸。
晏湲更看重的是内贸，这世界上还有比大宋更富的国家吗？海贸每年给朝廷带来二十分之一的岁入，确实是巨利，但内贸可挖掘的潜力要比海贸巨大的多。漫长的海岸线，却只看到食盐和海贸之利，眼界实在是太过狭小。
晏湲知道，李慢侯在山东沿海鼓励海运，内贸收益远超海贸。山东沿海哪能跟两浙沿海比，别说比不了苏杭，连温州都比不了。
晏湲南下温州、台州，北上越州、杭州，跟沿途州县沟通，在各州县开港，只要条件合适的，都可以开设。而且允许各州县自定税率，转运司只出税则，原则上按照进出港船只征税，即便是粮船亦不免税。
进港征一次，出港征一次，其余不管。贩运何物，也不监管。违禁品不查验，其实一旦开港，就根本查验不过来，因为大大小小百余处港口，查验只会增加走私数量。
铜钱、硫磺、兵刃虽然还在违禁之列，但已经无法控制。
晏湲意在从内贸上收钱吗？也不是，他知道一旦允许各地自定税率，税率就高不了，会有相互竞争的港口竞相压低税率，甚至有些港口都会免税，免出港税吸引商船来这里进货，免进港税欢迎商船把外地的货物带来，有大港口会给小船免税，让周边小港将商品带过来，有小港口会给大船免税，鼓励大船把远地的商品带来，税收多少很难控制，但商贸会大大繁盛起来。
晏湲的目的在收商税，各大城市因此而兴起，坐税征收成本低，只要地皮在，税收就不会断。苏湖杭这些大城市会带来巨大的税收，而一些小城市会发展成苏湖杭这样的大城市。百货会被生产出来，无数的百姓会找到生计。
晏湲的一些动作，让赵构有些心惊胆战，最担心的是全部开海会引来海盗。结果反而相反，大量原本海盗隐匿的沿海渔村被当地官府辟成海港，那些沿海奸猾之民摇身一变，做起了生意。
宋氏南渡，社会动荡，沿海一带变得非常混乱，海盗兴起。许多沿海村民，居则为民，出则为盗。这些情况赵构都很清楚，而且不敢动他们，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可能抓了一个，引出一窝。
两年前，福建抓了一个贼探，名叫郑九。这种贼探，专为海盗团伙提供消息，收集贼资，倾销赃物。但抓了郑九之后，郑九的族亲，郑广、郑庆等头目立刻谋反，郑广外号滚海蛟，是有名的亡命徒，顷刻间啸聚数万海盗，朝廷不能剿灭，于是诏安。
郑广当了官后，几年间剿平七十多伙海盗。虽然屡立战功，但在官场依然是一个另类，很难融入官场圈子。有一些笑话甚至都传到了赵构耳朵里。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要去觐见安抚大使，这两日也是各地官员一次聚会。郑广当然也得去，聚会上，当别的文官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互相点评自己新作的诗词，根本没人搭理郑广。
郑广郁闷之下，高喊，我也有诗，请大家品评一下，大声念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一首海盗出身的官员，遭受排挤下的愤愤打油诗，隐藏的信息却让人不安。做官可以做贼，做贼可以做官，这思想太危险了。赵构相信有海防官员勾结海盗，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多通海大船被抢，没有市舶司的官员通风报信，海盗不可能掌握准确信息。甚至有水师军官玩寇自重，只有海盗猖獗，他们才能官运亨通。连岳飞都被批评玩寇自重，那些更不检点的武将，肯定有这些情况。
做贼可以做官，就更危险了。郑广之后，大量海盗啸聚，似乎都是冲着杀人放火受诏安这条路子来的，幸好郑广手段狠辣，狠狠杀了一批，才刹住了这股歪风邪气。
赵构不知道沿海渔村藏匿了多少郑广这样的人物，因此他早就下令，不准地方官擅自进渔村抓人，以免激起海盗叛乱。
哪怕这些人做着买卖私盐，走私铜钱这样的勾当，朝廷也睁只眼闭只眼。
现在好了，都挑到明面上来了。他们驾着小船，不需要避人耳目，正当光明的进出一些小港，收集铜钱，出口谋利。
如果放到以前，赵构肯定要打击，铜钱多紧张啊。以前每年朝廷铸造两三百万贯铜钱，市面上依然钱紧，这几年因为铸钱亏的太大，赵构先后罢免大量钱监，铜钱铸造压缩到了三十万贯，虽然不比唐朝少，但市面上的钱荒更严重了，这时候还有人走私铜钱，怎么可能不打击。
但现在做这种买卖的，可不止这些奸民，江北那些手握重兵的大藩镇，哪个不做？
做的最欢的，就是那个可恶的东藩，你怎么禁？
其实东藩也很纳闷啊，历代铸钱，还能铸亏的，也就宋朝独一份！
可是这个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现象他就发生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李慢侯起先以为主要是朝廷钱监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才会亏损。后来发现，没这么简单。
如果说铸造一贯钱亏个两三百文，那可能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导致的，可铸一贯钱，现在是亏一贯钱的概念，得用两贯甚至更多的成本去铸钱，这已经无法用效率低下来解释。
第一是铜产量下降，导致铜价高涨，因此用铜铸钱不划算，朝廷可没少铸铁钱，就不存在亏损问题。可李慢侯的了解，南宋铜产量并没有下降太多，因为产铜的地方主要在南方，比如江西的几个铜银矿。只能说南宋经济比北宋更加活跃，大量北方豪强涌入江南，导致铜消费大涨，造成铜价飙升。
可是铜钱是以铜为本位的，没道理铜价涨了好几倍，铜钱不跟着涨价的道理。
因此李慢侯思索了很久，才觉得铸钱亏损，可能跟第二个原因有关。那就是朝廷滥发钱引，钱引虽然不能兑换铜钱，朝廷也不负责保证钱引跟铜钱的比例，按说钱引跟铜钱并没有直接联系，只有上面印刷的数字跟铜钱有关，用的是“缗”“贯”这样的单位，可这根本不可能起到什么联系。
唯有换界的时候，旧引换新引，需要用铜钱缴纳贯头钱，一贯钱引交八十文铜钱，这间接的让钱引跟铜钱建立起了联系。
滥发钱引，通过这种联系，将钱引的贬值注入了铜钱中，导致铜钱始终无法随着铜价上涨而上涨。
虽然不沿江，但是沿海，而且南渡以来，经济水平、技术水平，都在快速提高。这是一种被迫的千万级的人口大交融，各种不同思想、经验和技术的交汇，诞生出来的新技术，新思想，新方法无形中大大加快了江南的发展。
晏湲的目光瞄准了运河和大海两条财路，沿河免除所有过税。两浙路不但有苏湖杭之间的运河沟通，沿着太湖每一座城市都有运河相通，自然河流的同行条件也很不错，比如富春江。
沿河都是富庶地区，经历的战火仅次于四川，兀术一路打来，如同一条长剑刺穿江南，可是造成的创伤只是线性的，并没有大面积糜烂地方，兀术一走，这里很快就恢复了。哪怕是杭州、苏州这些被焚毁的城市，也很快就得到重建。
哪怕战乱期间，江南的丝织业也没有萎缩，大背景是开封这个最大的丝织中心毁灭，造成整个国家的丝织品缺口很大，硬道理是丝织品不单单是消费品，而且是一种货币，南宋缺钱的情况下，丝织品有货币功能，因此生产出来根本不愁销路，都不用去销，拿出来可以直接换购其他商品。女真人抢劫长江两岸，丝绸绢帛是他们最重要的劫掠目标，他们抢的越多，市场缺口越大，苏湖地区的丝绸生产就越发达，仅次于四川，是第二生产中心。
这第二大生产中心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四川无法比拟的，就是他很方便通海，高丽、日本、安南、占城、麻逸、吴哥、暹罗，都是非常成熟的海道。海贸不但刺激丝织业，龙泉窑瓷器，各种手工业都很发达。
可晏湲看重的并不是海贸，海贸才挣多少钱？宋朝朝廷重视海贸，甚至奖励那些能带来外商的纲首，给他们加官进爵，每年外商离开前，还设宴招待他们，生怕他们来年不来了，不是因为海贸真那么有价值，而是因为海贸之利很容易被朝廷控制，成为朝廷巨大的财源。但海贸的开发空间很小，漫长的海运，在技术没有革命性发展的前提下，开发空间十分有限，因为规模很难做大，再多的政策鼓励，都不可能爆炸性的扩大海贸。
晏湲更看重的是内贸，这世界上还有比大宋更富的国家吗？海贸每年给朝廷带来二十分之一的岁入，确实是巨利，但内贸可挖掘的潜力要比海贸巨大的多。漫长的海岸线，却只看到食盐和海贸之利，眼界实在是太过狭小。
晏湲知道，李慢侯在山东沿海鼓励海运，内贸收益远超海贸。山东沿海哪能跟两浙沿海比，别说比不了苏杭，连温州都比不了。
晏湲南下温州、台州，北上越州、杭州，跟沿途州县沟通，在各州县开港，只要条件合适的，都可以开设。而且允许各州县自定税率，转运司只出税则，原则上按照进出港船只征税，即便是粮船亦不免税。
进港征一次，出港征一次，其余不管。贩运何物，也不监管。违禁品不查验，其实一旦开港，就根本查验不过来，因为大大小小百余处港口，查验只会增加走私数量。
铜钱、硫磺、兵刃虽然还在违禁之列，但已经无法控制。
晏湲意在从内贸上收钱吗？也不是，他知道一旦允许各地自定税率，税率就高不了，会有相互竞争的港口竞相压低税率，甚至有些港口都会免税，免出港税吸引商船来这里进货，免进港税欢迎商船把外地的货物带来，有大港口会给小船免税，让周边小港将商品带过来，有小港口会给大船免税，鼓励大船把远地的商品带来，税收多少很难控制，但商贸会大大繁盛起来。
晏湲的目的在收商税，各大城市因此而兴起，坐税征收成本低，只要地皮在，税收就不会断。苏湖杭这些大城市会带来巨大的税收，而一些小城市会发展成苏湖杭这样的大城市。百货会被生产出来，无数的百姓会找到生计。
晏湲的一些动作，让赵构有些心惊胆战，最担心的是全部开海会引来海盗。结果反而相反，大量原本海盗隐匿的沿海渔村被当地官府辟成海港，那些沿海奸猾之民摇身一变，做起了生意。
宋氏南渡，社会动荡，沿海一带变得非常混乱，海盗兴起。许多沿海村民，居则为民，出则为盗。这些情况赵构都很清楚，而且不敢动他们，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可能抓了一个，引出一窝。
两年前，福建抓了一个贼探，名叫郑九。这种贼探，专为海盗团伙提供消息，收集贼资，倾销赃物。但抓了郑九之后，郑九的族亲，郑广、郑庆等头目立刻谋反，郑广外号滚海蛟，是有名的亡命徒，顷刻间啸聚数万海盗，朝廷不能剿灭，于是诏安。
郑广当了官后，几年间剿平七十多伙海盗。虽然屡立战功，但在官场依然是一个另类，很难融入官场圈子。有一些笑话甚至都传到了赵构耳朵里。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要去觐见安抚大使，这两日也是各地官员一次聚会。郑广当然也得去，聚会上，当别的文官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互相点评自己新作的诗词，根本没人搭理郑广。
郑广郁闷之下，高喊，我也有诗，请大家品评一下，大声念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一首海盗出身的官员，遭受排挤下的愤愤打油诗，隐藏的信息却让人不安。做官可以做贼，做贼可以做官，这思想太危险了。赵构相信有海防官员勾结海盗，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多通海大船被抢，没有市舶司的官员通风报信，海盗不可能掌握准确信息。甚至有水师军官玩寇自重，只有海盗猖獗，他们才能官运亨通。连岳飞都被批评玩寇自重，那些更不检点的武将，肯定有这些情况。
做贼可以做官，就更危险了。郑广之后，大量海盗啸聚，似乎都是冲着杀人放火受诏安这条路子来的，幸好郑广手段狠辣，狠狠杀了一批，才刹住了这股歪风邪气。
赵构不知道沿海渔村藏匿了多少郑广这样的人物，因此他早就下令，不准地方官擅自进渔村抓人，以免激起海盗叛乱。
哪怕这些人做着买卖私盐，走私铜钱这样的勾当，朝廷也睁只眼闭只眼。
现在好了，都挑到明面上来了。他们驾着小船，不需要避人耳目，正当光明的进出一些小港，收集铜钱，出口谋利。
如果放到以前，赵构肯定要打击，铜钱多紧张啊。以前每年朝廷铸造两三百万贯铜钱，市面上依然钱紧，这几年因为铸钱亏的太大，赵构先后罢免大量钱监，铜钱铸造压缩到了三十万贯，虽然不比唐朝少，但市面上的钱荒更严重了，这时候还有人走私铜钱，怎么可能不打击。
但现在做这种买卖的，可不止这些奸民，江北那些手握重兵的大藩镇，哪个不做？
做的最欢的，就是那个可恶的东藩，你怎么禁？
其实东藩也很纳闷啊，历代铸钱，还能铸亏的，也就宋朝独一份！
可是这个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现象他就发生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李慢侯起先以为主要是朝廷钱监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才会亏损。后来发现，没这么简单。
如果说铸造一贯钱亏个两三百文，那可能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导致的，可铸一贯钱，现在是亏一贯钱的概念，得用两贯甚至更多的成本去铸钱，这已经无法用效率低下来解释。
第一是铜产量下降，导致铜价高涨，因此用铜铸钱不划算，朝廷可没少铸铁钱，就不存在亏损问题。可李慢侯的了解，南宋铜产量并没有下降太多，因为产铜的地方主要在南方，比如江西的几个铜银矿。只能说南宋经济比北宋更加活跃，大量北方豪强涌入江南，导致铜消费大涨，造成铜价飙升。
可是铜钱是以铜为本位的，没道理铜价涨了好几倍，铜钱不跟着涨价的道理。
因此李慢侯思索了很久，才觉得铸钱亏损，可能跟第二个原因有关。那就是朝廷滥发钱引，钱引虽然不能兑换铜钱，朝廷也不负责保证钱引跟铜钱的比例，按说钱引跟铜钱并没有直接联系，只有上面印刷的数字跟铜钱有关，用的是“缗”“贯”这样的单位，可这根本不可能起到什么联系。
唯有换界的时候，旧引换新引，需要用铜钱缴纳贯头钱，一贯钱引交八十文铜钱，这间接的让钱引跟铜钱建立起了联系。
滥发钱引，通过这种联系，将钱引的贬值注入了铜钱中，导致铜钱始终无法随着铜价上涨而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