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一出现金池水干，又无人愿意承兑的情况，杭州公所规定行首必须兜底。行首必须承兑外地发来的汇票，这是保证汇兑信用的最后一道线。作为对行首兜底的风险补偿，行首可以以半分息从金池里抽水。
总之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金融系统，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不仅仅是李慢侯一个人贡献智慧，行首兜底这件事，就是张俊这个钻钱眼里的太尉想出来的。因为出现公所无法承兑的现象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每年公所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有用钱紧张的时候，一般是跟税收挂钩，那时候大家都要用钱，所以借贷高峰。无数牙商一起猛抽，金池就干了。
不过兜底只是杭州的办法，扬州的办法是不让池水干枯，规定金池的钱少于一百万贯的时候，就不再允许借贷抽水，因为扬州公所的牙董们发现，扬州市面上的汇兑，每天最多就一百万贯。
总之各地管理公所的，都是一群玩钱的高手，大量金融业规则就是在他们手里诞生的。公所的只是制定出了一定的行规，比如必须兑付汇兑这一条，各地公所自己想办法保证，手段不限。
三个女人一商议，晏贞姑去她的根据地扬州，江南交给两个公主负责。杭州自不用说，两个公主有巨大影响力和信用的上海和公主集，同样是相当繁华的贸易中心，也设有公所。先抽金池的水，这是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抽干了在找同行借。一厘年息，普通人借未必借得到，公主借就容易多了。如果还借不到，就拿出朝廷跟东藩签的契约，告诉他们，每年用江南的盐税偿债。并且可以明确写入公所的行规里边，写的明明白白，这笔钱是朝廷借的，东藩、两公主作保，盐税偿债。
东藩的信用，两公主的信用，朝廷的信用，只要相信一个，并且愿意用一厘利息借钱的富人，就愿意做这笔买卖。
短短一天时间，杭州公所的水就被抽干。抽干池水的当然不是两个公主，她们的抵押早就用光了，现在是负债状态，每年还靠着朝廷还利息让他们注入金池，否则公主府就要被张太尉带人封了。抽干金池的，是一大群公所的牙商，他们一听公主要用一厘钱借款，问清了缘由后，毫不犹豫的就下手，谁动手晚了，谁就吃不到这笔红利。
张俊很快就被惊动，又没到秋收，才刚过春汛。商人们又不需要借钱购粮，春茶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啊。一听是公主在借款，还是为了买朝廷的盐税。张俊不是自己做生意，手下有的是能人。一问就知道，这笔买卖能做。因为随便问一个成功的盐商就知道，江南如果放开食盐贸易，能收的税每年绝不止两千万贯。每年两千万贯，还钱绰绰有余啊。
唯一要担心的是朝廷违约，可保人是东藩，如果是张俊大家可能还考虑一下。是东藩的话，朝廷管不了。除非朝廷想逼东藩造反，否则一定得让东藩按时收这笔盐税。而朝廷不敢动东藩，东藩也不敢不还江南的债，一来东藩在市场上向来信用好，而来公所的大人物多了，可以打官司。朝廷无理不能逼东藩，朝廷有理，扣押东藩的盐税还是可以做到的。
东藩，朝廷，一个不愿惹一个，都是老虎，老虎之间有了契约，其实是最有约束力的。要是张俊跟朝廷，那是老虎和羚羊的契约，不保险，可东藩跟朝廷，那就是老虎和豺狼的契约，反而很保险。
而且张俊还打听清楚，本息可不是一年一结，更不是五年一结，而是一月一结。显然盐税不是按年算的，买盐就要纳税，是按买卖算的。如果不是因为结算需要时间，否则债券利息都可以实时结。
每个月都能领一笔钱，大量不用的闲钱都可以存进去。张太尉家的闲钱可不少，每年几十万斛的租子不可能都吃了，绝大部分都卖了出去，很多是直接卖给自家的军队。价格比市面上还高，算是吃空饷后另一个从军队身上赚钱的法子。
杭州的粮价，向来不便宜，因此每季张太尉家里的钱财都要多出一笔来。钱压在仓库里都快发霉了，借贷用不着自己贴太多钱，主要还是靠金池。因此积攒了大量现金，多了不敢说，一次性拿出三百万贯还是有的。
而且两个公主放出话来，不拘于铜钱，金银、绢帛都行。张太尉家里的金银、绢帛全都算下来，五百万贯是能拿得出来的。
可惜动手晚了，金池里那些便宜的水都被抽干，抽干后的汇兑还得他张太尉兜底。第一次张太尉觉得用兜底换半分息这笔买卖亏了，但这是跟公所十大牙董商议出来的，要改还得开会，一时半会儿改不了。
尤其是当自家的回易官算出来，张太尉其实并不能把家里的钱都拿去吃红利，得留下至少两百万贯现钱应付公所汇兑的时候，张太尉脸瞬间就黑了，第一次想炒了自己的回易官。
当两个公主在杭州市场上找钱的时候，朝堂上果然吵开了。动盐政这么大的事情，虽然皇帝独断，但还是必须拿出来说一说，不然算怎么回事。赵鼎必须扛了这波火力，皇帝的锅皇帝背，赵鼎的锅得自己背。
因此朝堂上的说法是，各地军需紧张，百姓穷困不堪，宰相迫不得已借钱，东藩愿意借钱，但有条件，拿盐税抵押。
赵鼎试图将火力引向跋扈的藩镇，果然朝堂上弹劾东藩之声不绝于耳。至少少数人听到五千万的数字，将皇帝独断的奇怪举动联系起来后，领悟到了背后的苦衷。于是聪明人终于站出来说话了，说借藩镇的藩财是最好的，总比巨额藩财攥在强藩手里好。这时候大多数人明白了，朝堂上的争议声音小了下去。所有人都明白，从藩镇手里抽走五千万贯财力，比什么都重要。但还有执拗的官员认为，这样的大事不经朝议，不合祖制。最终在皇帝认错后，所有的争议结束了。其实早点拿出来议一议，文官们也能达成一致，只是那样会将朝廷疑虑藩镇的事实暴露出来，造成朝廷跟藩镇矛盾的公开化。
但是这种朝堂上文官集团互相理解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一个言官拿着一张面额一万贯的盐债债票，在朝堂上痛斥宰相的昏庸。说根本就没能限制藩镇财力，反而让朝廷盐政白白被藩镇控制。
这时候他们都明白了，东藩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自己出这笔钱，钱都是跟天下人借的。御史还查到，东藩利用朝廷盐税抵押，借到了六千五百万贯财物。光是从杭州，就借到了两千万贯。大量有闲钱的权贵，豪商，拿钱换了这些面额一万贯，钱息一厘的盐债券。甚至债券还在公所里相互倒卖，一万面额债券，一万一千贯大把人收。
东藩借了六千五百万贯，却只给朝廷五千万贯，这算哪门子限制藩财？
这波火力，赵鼎接了。公开承认自己疏于财术，让东藩钻了空子。可现在钱已经入库，后悔已经来不及。他只能强撑，表示朝廷没有吃亏。紧接着唱高调说百姓终于可以喘口气，建议免除一批苛捐杂税，比如让吕颐浩倒台的月桩钱，以月桩钱为名目，他们将吕颐浩赶出朝廷，可却没有办法免了月桩钱，因为钱一直不够用，只有加征的份儿，没有减免的空间。
现在终于可以废掉这倒霉的月桩钱，也可以给四川人减免一年税赋，那里被张浚压榨的已经接二连三的出现逃民。大量川人，在四川活不下去，反而要去江北租藩镇的地耕种。这简直是抽在朝廷脸上最狠的耳光。
这个高调一出，刚才还挥舞着债票，一副要把赵鼎弹劾倒台的言官也没了气势。说到底朝廷得了五千贯财物，而且没有加征。五千万贯啊，让朝廷收五年盐税也收不到这么多。还真不能说朝廷亏了，只能说东藩太狡猾。
当国债性质的盐债票，第一次登上大宋舞台的时候，就给了一群自诩学富五车的文官一计狠狠的耳光。让他们感受到，生财之道是那么的广博，他们简直像一个蠢货一般，完全看不懂。
他们觉得五千万贯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哪里知道，即便以他们低效的收税效率，每年收七百多贯的盐税抵押，借五千万的国债，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欠缺的只是操作手段，以及从来没有被他们当回事的信用。
六千多万贯的债券中，杭州提供了两千万贯，扬州提供了两千万贯。论经济实力，此时的扬州虽然有一百多万人，其实还是比不上刚刚达到二十万人口的杭州。因为这里的达官贵人，聚集的财富实在太多。
可是扬州的商业氛围更浓厚，原本就是一个商业城市，李慢侯在这里的时候，又进一步放开市场。之后的官员萧规曹随，让扬州的活力一直保持下来。于是这里的商人们，能接受更大比例的债券份额，因为他们算的更精。跟杭州张俊一个人就吃掉三百万贯债券不同，扬州大量商人只能买一两张债券，甚至多人合资买一张的也比比皆是。于是扬州一个城市，就吃下了跟首都临安一样多的债券。
其余的份额，则是湖州、公主集、苏州、上海、通州、建康、黄州、海州等等几十座城市的富人买下的。
随后债券交易场所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公所里专门开辟出来，在交易交引的大厅里挂牌，价格不断上扬，显然债券的信用还有溢价，并且随着每月债主们都如期从公所里领到利息，债券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上扬。
总之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金融系统，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不仅仅是李慢侯一个人贡献智慧，行首兜底这件事，就是张俊这个钻钱眼里的太尉想出来的。因为出现公所无法承兑的现象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每年公所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有用钱紧张的时候，一般是跟税收挂钩，那时候大家都要用钱，所以借贷高峰。无数牙商一起猛抽，金池就干了。
不过兜底只是杭州的办法，扬州的办法是不让池水干枯，规定金池的钱少于一百万贯的时候，就不再允许借贷抽水，因为扬州公所的牙董们发现，扬州市面上的汇兑，每天最多就一百万贯。
总之各地管理公所的，都是一群玩钱的高手，大量金融业规则就是在他们手里诞生的。公所的只是制定出了一定的行规，比如必须兑付汇兑这一条，各地公所自己想办法保证，手段不限。
三个女人一商议，晏贞姑去她的根据地扬州，江南交给两个公主负责。杭州自不用说，两个公主有巨大影响力和信用的上海和公主集，同样是相当繁华的贸易中心，也设有公所。先抽金池的水，这是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抽干了在找同行借。一厘年息，普通人借未必借得到，公主借就容易多了。如果还借不到，就拿出朝廷跟东藩签的契约，告诉他们，每年用江南的盐税偿债。并且可以明确写入公所的行规里边，写的明明白白，这笔钱是朝廷借的，东藩、两公主作保，盐税偿债。
东藩的信用，两公主的信用，朝廷的信用，只要相信一个，并且愿意用一厘利息借钱的富人，就愿意做这笔买卖。
短短一天时间，杭州公所的水就被抽干。抽干池水的当然不是两个公主，她们的抵押早就用光了，现在是负债状态，每年还靠着朝廷还利息让他们注入金池，否则公主府就要被张太尉带人封了。抽干金池的，是一大群公所的牙商，他们一听公主要用一厘钱借款，问清了缘由后，毫不犹豫的就下手，谁动手晚了，谁就吃不到这笔红利。
张俊很快就被惊动，又没到秋收，才刚过春汛。商人们又不需要借钱购粮，春茶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啊。一听是公主在借款，还是为了买朝廷的盐税。张俊不是自己做生意，手下有的是能人。一问就知道，这笔买卖能做。因为随便问一个成功的盐商就知道，江南如果放开食盐贸易，能收的税每年绝不止两千万贯。每年两千万贯，还钱绰绰有余啊。
唯一要担心的是朝廷违约，可保人是东藩，如果是张俊大家可能还考虑一下。是东藩的话，朝廷管不了。除非朝廷想逼东藩造反，否则一定得让东藩按时收这笔盐税。而朝廷不敢动东藩，东藩也不敢不还江南的债，一来东藩在市场上向来信用好，而来公所的大人物多了，可以打官司。朝廷无理不能逼东藩，朝廷有理，扣押东藩的盐税还是可以做到的。
东藩，朝廷，一个不愿惹一个，都是老虎，老虎之间有了契约，其实是最有约束力的。要是张俊跟朝廷，那是老虎和羚羊的契约，不保险，可东藩跟朝廷，那就是老虎和豺狼的契约，反而很保险。
而且张俊还打听清楚，本息可不是一年一结，更不是五年一结，而是一月一结。显然盐税不是按年算的，买盐就要纳税，是按买卖算的。如果不是因为结算需要时间，否则债券利息都可以实时结。
每个月都能领一笔钱，大量不用的闲钱都可以存进去。张太尉家的闲钱可不少，每年几十万斛的租子不可能都吃了，绝大部分都卖了出去，很多是直接卖给自家的军队。价格比市面上还高，算是吃空饷后另一个从军队身上赚钱的法子。
杭州的粮价，向来不便宜，因此每季张太尉家里的钱财都要多出一笔来。钱压在仓库里都快发霉了，借贷用不着自己贴太多钱，主要还是靠金池。因此积攒了大量现金，多了不敢说，一次性拿出三百万贯还是有的。
而且两个公主放出话来，不拘于铜钱，金银、绢帛都行。张太尉家里的金银、绢帛全都算下来，五百万贯是能拿得出来的。
可惜动手晚了，金池里那些便宜的水都被抽干，抽干后的汇兑还得他张太尉兜底。第一次张太尉觉得用兜底换半分息这笔买卖亏了，但这是跟公所十大牙董商议出来的，要改还得开会，一时半会儿改不了。
尤其是当自家的回易官算出来，张太尉其实并不能把家里的钱都拿去吃红利，得留下至少两百万贯现钱应付公所汇兑的时候，张太尉脸瞬间就黑了，第一次想炒了自己的回易官。
当两个公主在杭州市场上找钱的时候，朝堂上果然吵开了。动盐政这么大的事情，虽然皇帝独断，但还是必须拿出来说一说，不然算怎么回事。赵鼎必须扛了这波火力，皇帝的锅皇帝背，赵鼎的锅得自己背。
因此朝堂上的说法是，各地军需紧张，百姓穷困不堪，宰相迫不得已借钱，东藩愿意借钱，但有条件，拿盐税抵押。
赵鼎试图将火力引向跋扈的藩镇，果然朝堂上弹劾东藩之声不绝于耳。至少少数人听到五千万的数字，将皇帝独断的奇怪举动联系起来后，领悟到了背后的苦衷。于是聪明人终于站出来说话了，说借藩镇的藩财是最好的，总比巨额藩财攥在强藩手里好。这时候大多数人明白了，朝堂上的争议声音小了下去。所有人都明白，从藩镇手里抽走五千万贯财力，比什么都重要。但还有执拗的官员认为，这样的大事不经朝议，不合祖制。最终在皇帝认错后，所有的争议结束了。其实早点拿出来议一议，文官们也能达成一致，只是那样会将朝廷疑虑藩镇的事实暴露出来，造成朝廷跟藩镇矛盾的公开化。
但是这种朝堂上文官集团互相理解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一个言官拿着一张面额一万贯的盐债债票，在朝堂上痛斥宰相的昏庸。说根本就没能限制藩镇财力，反而让朝廷盐政白白被藩镇控制。
这时候他们都明白了，东藩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自己出这笔钱，钱都是跟天下人借的。御史还查到，东藩利用朝廷盐税抵押，借到了六千五百万贯财物。光是从杭州，就借到了两千万贯。大量有闲钱的权贵，豪商，拿钱换了这些面额一万贯，钱息一厘的盐债券。甚至债券还在公所里相互倒卖，一万面额债券，一万一千贯大把人收。
东藩借了六千五百万贯，却只给朝廷五千万贯，这算哪门子限制藩财？
这波火力，赵鼎接了。公开承认自己疏于财术，让东藩钻了空子。可现在钱已经入库，后悔已经来不及。他只能强撑，表示朝廷没有吃亏。紧接着唱高调说百姓终于可以喘口气，建议免除一批苛捐杂税，比如让吕颐浩倒台的月桩钱，以月桩钱为名目，他们将吕颐浩赶出朝廷，可却没有办法免了月桩钱，因为钱一直不够用，只有加征的份儿，没有减免的空间。
现在终于可以废掉这倒霉的月桩钱，也可以给四川人减免一年税赋，那里被张浚压榨的已经接二连三的出现逃民。大量川人，在四川活不下去，反而要去江北租藩镇的地耕种。这简直是抽在朝廷脸上最狠的耳光。
这个高调一出，刚才还挥舞着债票，一副要把赵鼎弹劾倒台的言官也没了气势。说到底朝廷得了五千贯财物，而且没有加征。五千万贯啊，让朝廷收五年盐税也收不到这么多。还真不能说朝廷亏了，只能说东藩太狡猾。
当国债性质的盐债票，第一次登上大宋舞台的时候，就给了一群自诩学富五车的文官一计狠狠的耳光。让他们感受到，生财之道是那么的广博，他们简直像一个蠢货一般，完全看不懂。
他们觉得五千万贯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哪里知道，即便以他们低效的收税效率，每年收七百多贯的盐税抵押，借五千万的国债，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欠缺的只是操作手段，以及从来没有被他们当回事的信用。
六千多万贯的债券中，杭州提供了两千万贯，扬州提供了两千万贯。论经济实力，此时的扬州虽然有一百多万人，其实还是比不上刚刚达到二十万人口的杭州。因为这里的达官贵人，聚集的财富实在太多。
可是扬州的商业氛围更浓厚，原本就是一个商业城市，李慢侯在这里的时候，又进一步放开市场。之后的官员萧规曹随，让扬州的活力一直保持下来。于是这里的商人们，能接受更大比例的债券份额，因为他们算的更精。跟杭州张俊一个人就吃掉三百万贯债券不同，扬州大量商人只能买一两张债券，甚至多人合资买一张的也比比皆是。于是扬州一个城市，就吃下了跟首都临安一样多的债券。
其余的份额，则是湖州、公主集、苏州、上海、通州、建康、黄州、海州等等几十座城市的富人买下的。
随后债券交易场所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公所里专门开辟出来，在交易交引的大厅里挂牌，价格不断上扬，显然债券的信用还有溢价，并且随着每月债主们都如期从公所里领到利息，债券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