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进行这些产业的时候，李慢侯并不在上海，而是制定了计划表，派人按部就班去做的。他根本走不开，战争都还没结束呢，他离开海州就是擅离职守，自己也不可能放心。
海州的发展瓶颈很快就到了，基本上关税收到三十万贯的水平，就停滞不前。哪怕李慢侯订立的进出口规则十分宽松，给了海商最大的自由，但有通州这些后起之秀模仿下的竞争，海州的极限很快到头。
而且很可能会慢慢下滑，因为登州、胶州也已经开港，已经开始截留海州到高丽的贸易路线。甚至开始截留海州跟辽东的销赃贸易份额。海州的地理位置真的太不利了。北有山东，南有江东，港口区位都比海州好了太多。
李慢侯推动起来的大航海经济，惠及不到海州，海州只能作为一个内贸港口，为其他海港提供货物，成为大港口的腹地。论区位优势，甚至不及涟水军，至少哪里还有淮河流域作为腹地，只可惜黄河南流，扰乱了淮河水系，这个优势也很难发挥出来。
当然海州要穷也穷不到哪里去，海边有盐场，内地大平原，水道纵横，交通便利，五百万亩土地，人口不到二十万，人少地多，而且灌溉系统发达，沃野千里，可以做到富庶，但很难发达。即便到了工业时代，这里大概也会发展滞后，因为缺乏煤铁资源，也很难成为工业中心。
就在李慢侯为自己辛苦经营数年的海州的前途，有些忧伤的时候，市面上突然涌入了一批白银，让李慢侯短暂的动心。
尽管在市场上抛售白银的势力做的很隐秘，如同走私一般，但李慢侯还是掌握了情况，因为大量白银涌入，市面上其他货币都会受到影响，铜钱陡然紧缺，连盐票、粮票的价格都抬高了。金价也在涨，就是白银在下跌，不用查就知道有人在抛售白银。
突然抛售白银，除非是手里的银子多的没处花，否则这种贵金属一般都是储藏起来的。
李慢侯明白，按照自己的消息，福建人在日本找到了银矿，并开采出来了。特意找到海州这个自由，又偏僻的地方抛售，目的还是走私铜钱。然后带去日本采购货物，冲抵跟金沙等日本高值产品的逆差。
李慢侯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专门负责采集从每一艘日本返航的商船上的信息，这让他了解了大量日本的情报。日本此时的情况，落后到跟李慢侯的常识有些冲突。一方面大化改新模仿唐朝，建立了中央朝廷机构。李慢侯还以为日本已经进入封建时代，跟高丽差不多。但社会发展这种进程，比想象中要复杂的多。日本人揠苗助长的结果，并没有让他们的社会进程直接拔高到唐朝的水平。
可能他们高层的智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唐朝人的水平，但底层完全跟不上。日本没有铜钱，还以为是日本不会铸造，谁知道并不是这样。一个能从唐朝学会武士刀锻造工艺的民族，没道理学不会铸造铜钱，历史上他们还真模仿唐朝铸造过一批铜钱，可完全没用。因为日本经济还没发展到对货币有需求的程度，民间习惯以物易物。乃至日本国内的铜钱，完全是作为一种给贵族和官员发赏的工具。老百姓都以为铜钱是宋国产的，将铜钱叫做宋钱。
连印第安人都知道使用贝币呢，日本人竟然在以物易物，这确实让李慢侯没想到。
经济发展处在这种水平层次，显然不可能有太大的贸易需求，日本人对宋朝的商品，主要是他们的权贵需求。比如书籍，药材，丝绸，瓷器，都不是给普通民众准备的，包括日渐形成的武士阶层，此时还很落魄，甚至连一双靴子都穿不起。
民间不适用货币，同时也说明民间内部商品交易规模很小，普通农民可能满足于衣食无忧，不追求其他的享受。男耕女织就足够了，也不需要别人的商品。最多也就是食盐和铁器需要交易，而官府又学会了专卖，官府收税也不收货币，直接实物。
如此粗放的经济体系，显然不可能诞生出外贸商品，至少是优秀到足以征服大宋市场的优势商品。除了日本刀、折扇之外，也就是漆器勉强入眼，而这些的贸易规模都不大，反倒是木材规模不小，福建许多寺庙都是用日本木材建造的。福建人记载说“日本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搬运至吾泉贸易”。
可是木材是一种低值商品，同样不足以冲抵丝绸、瓷器、药品的逆差，日本人就需要出口金沙。于是在贸易关系中就形成了日本向宋朝出口贵金属金沙，宋朝商人向日本走私宋朝铜钱的贵金属交换现象。
由于日本白银流入，让李慢侯刹那间想到将海州打造成日本白银输入港的想法，可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海州发展不起来，是因为没有优势。用政策辅助，没有什么意义。更高效的做法，是在最有优势的地方进行最有优势的活动，海州的优势就是为其他港口提供粮食、原料，而不是自己作为一个进出口基地，那样是限制贸易的。
如今福建人在海州倾销白银，只不过是他们需要走私铜钱，用白银换铜钱，而海州开了这个口子。但不止海州开了，通州也开了。很快通州就会接过白银生意，海州还是发展不起来。
跟打仗一样，在海州跟通州进行贸易战，注定要输。但在上海就不一样了，通州有盐，有扬州等江北手工业中心；上海有丝绸，有苏湖这样的江南手工业中心；上海与通州的竞争才是对等的，两强相争，才能容易开发长江黄金航道的潜力。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李慢侯立刻让侯东关注，告诉侯东，可以邀请这些福建人去上海倾销一下白银，上海哪里也可以大胆收集铜钱，哪里是公主的食邑，哪怕是朝廷的官员管辖，但公主罩得住。
一旦上海金融业发展起来，而朝廷又能跟李慢侯集团保持互信的话，李慢侯是不介意将扬州的粮票市场搬到上海的，毕竟苏湖熟天下足，粮票在上海更有发展潜力，扬州在盐业的优势地位更加突出。
这样，江南粮票，江北盐票，李慢侯的金融工具独霸两岸，财源自然滚滚而来。
放弃继续在海州低效的投入资源之后，李慢侯将下一个目标也没有放到上海，而是继续向北，转到了登州。上海的优势，不需要他可以投入，只需要将在扬州、海州试验过的商业管理模式逐步复制过去，上海就能发展起来。需要李慢侯投入精力的，正是登州。
这里本就是宋朝通高丽的贸易港，现在不仅仅有贸易地位，更有军事和战略地位。李慢侯需要登州这个后方，用来作为遥控辽东的基地。
作为基地的话，就需要李慢侯更强有力的掌控，目前登州知州虽然是他任命的姜滑，朝廷也承认了这个任命，补足了程序。但是毕竟没有藩镇更加自由，所以李慢侯希望至少将登州藩镇化。
于是向朝廷请奏，希望撤销徐豪藩镇，将徐豪镇抚使移镇到登州、莱州、潍州、密州四周，这四周密州是山区，面积广大，山地也广大，潍州很小，主要就是登莱比较有价值。用徐州、亳州两个目前对朝廷来说极为重要，位于江北到两京的通道上的州来换，很划算，加上李慢侯的理由很硬，那就是备边，登莱潍齐青等州都是直面女真人统治区的边境州郡，又很残破，用藩镇抵御，朝廷不需要往这里投入。
于是朝廷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这样牛仲就移镇山东。对朝廷来说，这还是一个良好的模式，那就是可以逐步形成惯例，将难缠的江北藩镇逐步北移，让他们一直处在对抗女真人的第一线。李慢侯的请奏，开了个好头。
朝廷也知道，李慢侯对一些藩镇影响很大，包括林永在内的大多数藩镇，都曾是李慢侯的部署。现在朝廷里已经没人相信李慢侯是被林永这叛军头子架空的小受了，知道李慢侯一直就很强势，而且强势到可以统领林永、徐明这样桀骜不驯的西军叛将。
所以朝廷不但同意了牛仲移镇，看到李慢侯意图的赵鼎，还将沂州并入了李慢侯的藩镇中，并给李慢侯写信商讨是否可以让薛庆移镇。说是商讨，其实就是在征求李慢侯的意见。李慢侯如果同意，朝廷一纸调令，薛庆肯定就从了。不从朝廷就可以征讨，朝廷已经发现，薛庆是江北藩镇中最弱势的，而且十分依附李慢侯。赵鼎还表示，山东的兖州、齐州、淄州和青州也需要设藩镇，但朝廷已经不在开设新藩，如果薛庆可以移镇，可以用高邮、天长军两地，易山东四州之地。
海州的发展瓶颈很快就到了，基本上关税收到三十万贯的水平，就停滞不前。哪怕李慢侯订立的进出口规则十分宽松，给了海商最大的自由，但有通州这些后起之秀模仿下的竞争，海州的极限很快到头。
而且很可能会慢慢下滑，因为登州、胶州也已经开港，已经开始截留海州到高丽的贸易路线。甚至开始截留海州跟辽东的销赃贸易份额。海州的地理位置真的太不利了。北有山东，南有江东，港口区位都比海州好了太多。
李慢侯推动起来的大航海经济，惠及不到海州，海州只能作为一个内贸港口，为其他海港提供货物，成为大港口的腹地。论区位优势，甚至不及涟水军，至少哪里还有淮河流域作为腹地，只可惜黄河南流，扰乱了淮河水系，这个优势也很难发挥出来。
当然海州要穷也穷不到哪里去，海边有盐场，内地大平原，水道纵横，交通便利，五百万亩土地，人口不到二十万，人少地多，而且灌溉系统发达，沃野千里，可以做到富庶，但很难发达。即便到了工业时代，这里大概也会发展滞后，因为缺乏煤铁资源，也很难成为工业中心。
就在李慢侯为自己辛苦经营数年的海州的前途，有些忧伤的时候，市面上突然涌入了一批白银，让李慢侯短暂的动心。
尽管在市场上抛售白银的势力做的很隐秘，如同走私一般，但李慢侯还是掌握了情况，因为大量白银涌入，市面上其他货币都会受到影响，铜钱陡然紧缺，连盐票、粮票的价格都抬高了。金价也在涨，就是白银在下跌，不用查就知道有人在抛售白银。
突然抛售白银，除非是手里的银子多的没处花，否则这种贵金属一般都是储藏起来的。
李慢侯明白，按照自己的消息，福建人在日本找到了银矿，并开采出来了。特意找到海州这个自由，又偏僻的地方抛售，目的还是走私铜钱。然后带去日本采购货物，冲抵跟金沙等日本高值产品的逆差。
李慢侯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专门负责采集从每一艘日本返航的商船上的信息，这让他了解了大量日本的情报。日本此时的情况，落后到跟李慢侯的常识有些冲突。一方面大化改新模仿唐朝，建立了中央朝廷机构。李慢侯还以为日本已经进入封建时代，跟高丽差不多。但社会发展这种进程，比想象中要复杂的多。日本人揠苗助长的结果，并没有让他们的社会进程直接拔高到唐朝的水平。
可能他们高层的智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唐朝人的水平，但底层完全跟不上。日本没有铜钱，还以为是日本不会铸造，谁知道并不是这样。一个能从唐朝学会武士刀锻造工艺的民族，没道理学不会铸造铜钱，历史上他们还真模仿唐朝铸造过一批铜钱，可完全没用。因为日本经济还没发展到对货币有需求的程度，民间习惯以物易物。乃至日本国内的铜钱，完全是作为一种给贵族和官员发赏的工具。老百姓都以为铜钱是宋国产的，将铜钱叫做宋钱。
连印第安人都知道使用贝币呢，日本人竟然在以物易物，这确实让李慢侯没想到。
经济发展处在这种水平层次，显然不可能有太大的贸易需求，日本人对宋朝的商品，主要是他们的权贵需求。比如书籍，药材，丝绸，瓷器，都不是给普通民众准备的，包括日渐形成的武士阶层，此时还很落魄，甚至连一双靴子都穿不起。
民间不适用货币，同时也说明民间内部商品交易规模很小，普通农民可能满足于衣食无忧，不追求其他的享受。男耕女织就足够了，也不需要别人的商品。最多也就是食盐和铁器需要交易，而官府又学会了专卖，官府收税也不收货币，直接实物。
如此粗放的经济体系，显然不可能诞生出外贸商品，至少是优秀到足以征服大宋市场的优势商品。除了日本刀、折扇之外，也就是漆器勉强入眼，而这些的贸易规模都不大，反倒是木材规模不小，福建许多寺庙都是用日本木材建造的。福建人记载说“日本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搬运至吾泉贸易”。
可是木材是一种低值商品，同样不足以冲抵丝绸、瓷器、药品的逆差，日本人就需要出口金沙。于是在贸易关系中就形成了日本向宋朝出口贵金属金沙，宋朝商人向日本走私宋朝铜钱的贵金属交换现象。
由于日本白银流入，让李慢侯刹那间想到将海州打造成日本白银输入港的想法，可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海州发展不起来，是因为没有优势。用政策辅助，没有什么意义。更高效的做法，是在最有优势的地方进行最有优势的活动，海州的优势就是为其他港口提供粮食、原料，而不是自己作为一个进出口基地，那样是限制贸易的。
如今福建人在海州倾销白银，只不过是他们需要走私铜钱，用白银换铜钱，而海州开了这个口子。但不止海州开了，通州也开了。很快通州就会接过白银生意，海州还是发展不起来。
跟打仗一样，在海州跟通州进行贸易战，注定要输。但在上海就不一样了，通州有盐，有扬州等江北手工业中心；上海有丝绸，有苏湖这样的江南手工业中心；上海与通州的竞争才是对等的，两强相争，才能容易开发长江黄金航道的潜力。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李慢侯立刻让侯东关注，告诉侯东，可以邀请这些福建人去上海倾销一下白银，上海哪里也可以大胆收集铜钱，哪里是公主的食邑，哪怕是朝廷的官员管辖，但公主罩得住。
一旦上海金融业发展起来，而朝廷又能跟李慢侯集团保持互信的话，李慢侯是不介意将扬州的粮票市场搬到上海的，毕竟苏湖熟天下足，粮票在上海更有发展潜力，扬州在盐业的优势地位更加突出。
这样，江南粮票，江北盐票，李慢侯的金融工具独霸两岸，财源自然滚滚而来。
放弃继续在海州低效的投入资源之后，李慢侯将下一个目标也没有放到上海，而是继续向北，转到了登州。上海的优势，不需要他可以投入，只需要将在扬州、海州试验过的商业管理模式逐步复制过去，上海就能发展起来。需要李慢侯投入精力的，正是登州。
这里本就是宋朝通高丽的贸易港，现在不仅仅有贸易地位，更有军事和战略地位。李慢侯需要登州这个后方，用来作为遥控辽东的基地。
作为基地的话，就需要李慢侯更强有力的掌控，目前登州知州虽然是他任命的姜滑，朝廷也承认了这个任命，补足了程序。但是毕竟没有藩镇更加自由，所以李慢侯希望至少将登州藩镇化。
于是向朝廷请奏，希望撤销徐豪藩镇，将徐豪镇抚使移镇到登州、莱州、潍州、密州四周，这四周密州是山区，面积广大，山地也广大，潍州很小，主要就是登莱比较有价值。用徐州、亳州两个目前对朝廷来说极为重要，位于江北到两京的通道上的州来换，很划算，加上李慢侯的理由很硬，那就是备边，登莱潍齐青等州都是直面女真人统治区的边境州郡，又很残破，用藩镇抵御，朝廷不需要往这里投入。
于是朝廷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这样牛仲就移镇山东。对朝廷来说，这还是一个良好的模式，那就是可以逐步形成惯例，将难缠的江北藩镇逐步北移，让他们一直处在对抗女真人的第一线。李慢侯的请奏，开了个好头。
朝廷也知道，李慢侯对一些藩镇影响很大，包括林永在内的大多数藩镇，都曾是李慢侯的部署。现在朝廷里已经没人相信李慢侯是被林永这叛军头子架空的小受了，知道李慢侯一直就很强势，而且强势到可以统领林永、徐明这样桀骜不驯的西军叛将。
所以朝廷不但同意了牛仲移镇，看到李慢侯意图的赵鼎，还将沂州并入了李慢侯的藩镇中，并给李慢侯写信商讨是否可以让薛庆移镇。说是商讨，其实就是在征求李慢侯的意见。李慢侯如果同意，朝廷一纸调令，薛庆肯定就从了。不从朝廷就可以征讨，朝廷已经发现，薛庆是江北藩镇中最弱势的，而且十分依附李慢侯。赵鼎还表示，山东的兖州、齐州、淄州和青州也需要设藩镇，但朝廷已经不在开设新藩，如果薛庆可以移镇，可以用高邮、天长军两地，易山东四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