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的战功引起整个江南轰动。临安府(杭州)的朝堂上当然热议不断。
    朝臣们脸上积压了半年的忧色,终于得到缓和。这半年来,不止赵构承受着巨大压力,文官集团同样如此。有胆量,有魄力的文官,此时都不在朝堂,因为他们会主动申请去前方抗敌,比如张浚。留在朝堂上的,只剩下一群说起话来大言不惭,可真大难临头时,只会逃跑的货色,比如周望。
    他们压力大,是因为他们跟皇帝一样,都认为金军的进攻目标还是江南。他们潜意识的认为他们所在的位置,才是最重要的位置,金军一定会进攻临安。于是在扬州被围期间,他们无法驱使刘光世这样的武将去江北解围,就不断的让那些能够调动的力量支援。比如身在陕西的张浚。
    所有人都认为淮南才是进军进攻的重点,是他们下江南的准备,包括张浚也这么认为。于是张浚不断催促陕西的西军集团进攻,缓解江南中枢面临的压力。至于准确的兵力部署,这些文官早就不相信,因为各地武将发来的信息,往往都声称他们面对十万或者百万金军进攻,完全就没有可靠的数字给他们判断,只能思辨式的判断淮南是进攻的重点,而不是贫瘠的陕西。
    可金军比他们高明多了,金军反而认为陕西的威胁更大。因为那里集中了十几万西军,其中骑兵就不下五万。这些都是张浚的功劳。
    张浚主动申请去陕西,为了实现他的战略构想,他能力可能不行,但却是朝堂上为数不多,很可能是唯一一个,能提出构想,并有决心将之不顾一切实现的人,按照王阳明的标准,张浚算得上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张浚的构想是朝廷坐镇鄂、岳“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其中前两条已经随着他离开中枢,官员们放弃迁都武昌,转而南下杭州而破产。但后两条却已经接近实现。
    张浚刮地三尺搜刮四川财赋,囤积了数以千万贯计算的财富和物资,然后又重新招募西军,在陕西拉起了十几万军队,具体数量很难确定,可能连张浚自己都数不过来,加上有吃空饷的弊病,实际数量很难确定,《金史》中说有步骑十八万,其中步兵十二万,马兵六万,这数字还是比较可信的。
    因此直到拉起军队,张浚的表现都远超同时代的官员,这跟他的性格有关,他就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入陕之前,他派人专程去四川武侯祠祭祀诸葛亮,誓师北伐。然后穷刮四川财赋,张浚就是四川人,这种拿老乡开刀的行为放在他身上,不能指责,因为他连自己都不放过,他自己捐献了五千两黄金家财给军队,张浚是名门之后,唐朝张九龄后人,他爷爷是宋朝官员,爸爸是进士出身,同样是官员,他是官宦世家出身。拿私财助军用,五千两黄金虽然不会让他家破产,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富,贡献的比例,比四川人均要高的多。
    这种不顾一切达到目的的精神,带给他极强的执行力。四川的钱财他搜刮到了,关陇的兵马他也招募到了。他甚至为了顾全大局,压抑他这种性格中带有的极强的控制慾,对西军将门委曲求全。西军那些军头,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他可以把他的四川老乡的裤子都当了,也要给这群陕西武夫配上精良的装备,充足的粮草。甚至重建汴京之围被金军打垮的骑兵,扣下了几乎所有从吐蕃哪里买来的战马,组建六万骑兵。
    张浚觉得他能做的都做到了,可是西军将门领袖曲端不配合他,始终按兵不动,只知道要钱要物。张浚身边的幕僚都对曲端的跋扈不满,但张浚强压怒火,反而对曲端恭恭敬敬,收起了宋朝文官向来歧视武将的傲慢。学习古代重视武将的传统,搭建了高台,对曲端行拜将之礼。他就是希望曲端能配合他,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功业。
    但曲端始终不为所动,当陕州的李彦仙独立抵抗金军从关中和河南两面夹攻的时候,曲端见死不救。始终坚持应该死守关隘,勤练兵马,坐待时机。
    终于陕州失陷,李彦仙战死,张浚终于忍无可忍。此时赵构的圣旨传到张浚手中,要张浚发动攻势,牵制南下淮南的金军。张浚再次要求曲端出兵,曲端再次拒绝。结果张浚直接将曲端拘禁,罢免曲端的职务。
    到这里,张浚的行为依然不算犯错,不但成功罢免了军队统帅,还没造成兵变,反而牢牢控制了军队,甚至可以说变现的很出色。但是直接掌控军队之后,他再次犯了宋朝文官一而再、再而三犯的低级错误。
    那就是张浚心里那种轻视武将,自以为比武将更会打仗的偏见让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武将的合理建议,很可能也听不懂。但他现在掌握了绝对权力,他要开始反击。在他的指挥下西军趁着金军主力不在陕西,收复了不少地方,甚至一度将长安也收复了,气势如虹。
    张浚这次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军事天才,而他的行动确实牵制了金军,大量金军增援陕西,原先只有完颜娄室一路兵马,后来调来了更高的完颜宗辅统军,虽然因为李慢侯将兀术拦截在长江以南太久,兀术没能像历史上那样,成为金军攻掠陕西的第三路军,可是金军还是跟张浚在陕西展开了决战。
    张浚决定将决战之地放在富平这个地方,并去询问曲端的意见,曲端嘲笑张浚,说张浚必败,张浚问如果他没败该如何,曲端说,你如果赢了,把我的头砍给你,张浚也不示弱,说我如果输了,也把我的头砍给你。
    这两二货,战前开了赌盘,各自押上了自己的脑袋。
    假如此战赢了,也许张浚不会真砍曲端的头,曲端服个输,张浚装大度,又是一段文人传颂的佳话。可惜张浚输了,金军虽然少了一路,可在张浚错误的指挥下,西军将门本来就有一些毛病,五路大军各自为战,还有阵前逃跑的现象。结果大败。
    不过西军还是给金军带来了巨大伤亡,跟兀术下江南后被调去陕西的大将韩常险些被打死。但由于兀术为了解救困在江心洲的一万多女真军队,他本镇留在扬州,导致金军的伤亡比历史上要大很多。毕竟西军确实很能打,险些打死韩常的,是刘琦的部队,刘琦还险些打垮了完颜娄室的主力。但随着一个西军将领赵哲逃跑,整个西军崩溃。张浚逃回后方兴州,将逃跑的赵哲处斩。可却无法挽回大势,一年多的辛苦,几千万贯的四川人的血汗,堆积如山的物资,成了金军的缴获。
    面对陕西战场,金军确实不想打,因为没油水,打死他们也没想到,这么个没油水的地方,竟然让张浚囤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笔钱支持金军可以继续打下去,他们决定开始发动入川之战,从陕西进四川,由四川下江南,迂回包抄。
    对于这场几乎是宋金战争中唯一的大决战性质的战斗,史学家们争论不休。大多都认为张浚该负主要责任,也有少部分认为,曲端的恶劣态度激怒了张浚,也不排除曲端按兵不动的行为是不是有坐视宋朝灭亡的嫌疑。
    但李慢侯认为战争打到这里,张浚依然没有罪责。因为打仗输赢都正常。打了败仗就有罪,这没有逻辑。谁能保证按照曲端的战法,先守个一两年,兵练好了,再去打仗就一定能赢?
    李慢侯认为张浚最大的罪责,是他不肯负责。本来打输了,上面向皇帝请罪,以张浚在川陕的重要作用,别说赵构这种皇帝,就是汉武帝在世,都不敢动他。可张浚却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仗打输了,他杀大将。杀赵哲这种逃将也合情合理,可是他之后立刻杀了曲端。
    曲端都没去战场,都被你囚禁了。还跟你打赌,你还赌输了,赌输了不认账也就算了,还恼羞成怒杀了曲端。张浚无法向武将低头,让他低头服输,恳请曲端原谅,从此被武将压一头,事事以武将的意见为准,他做不到,他没有这种心胸。
    杀曲端的后果太严重,之前曲端跟张浚的矛盾,可不是什么私人恩怨,一定意义上代表的是西军武将集团跟文官集团之间的一种认识冲突,曲端是代表所有西军将门在跟张浚争执的,可是张浚泄愤杀了曲端,结果西军将门立刻众叛亲离,对张浚彻底失去信任。赵哲的部将,环庆路将领慕容洮叛投西夏,曲端的部将,泾原路将领张中彦、李彦琪叛降金军。这下陕西的局势才一发不可收拾。
    幸好吴阶兄弟眼光独到,而且一直是西军中坚定支持张浚对抗曲端的将门,他在大败之际,人心惶惶之时,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抢占金军进攻四川的必经之路和尚原和大散官,守住这个门户。才不至于让金军携大破西军的威势,长驱而入,进入空虚的四川。
    西军大败的消息传到江南的时候,整个朝堂都沸腾了,当时就只剩下扬州还在坚持,他们只能把所有的希望投射到扬州。
    此时扬州终于回馈了他们的盼望,真的成功挡住金军,按照扬州各个武将的说法,他们还大胜金兵,杀伤、俘虏甚多。
    这不重要,朝臣一番商讨,做出重赏扬州守军的决定。
    于是李慢侯再次高升,他终于成为地方上的土皇帝,一个镇抚使。
    可是李慢侯却气的把封赏的官册摔到了地上。
    因为他得到的不是扬州,而是让他北上海州,去哪个偏僻之地当镇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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