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忙，很大程度上是瞎忙，因为各种政策朝令夕改，官员变动十分频繁，宰相就不断更换，黄潜善、汪伯彦倒台了，叶梦得上台了，叶梦得倒台了，吕颐浩上台了，宰臣频繁变动，往往任职只有数月甚至一月。
宰相频繁变动，背后的原因是官僚集团内部斗争的剧烈。这种官僚集团两极化的现象，已经是一种常态，不止是从宋钦宗被围开封开始的，甚至可以推及到王安石变法时期，从那时候这个国家的思想就分成了改革和守旧两大派系，斗争持续恶化，越来越不理性，王安石和司马光集团最初还可以看做是理念之争，到了最后已经完全沦落到了权力之争。反倒是宋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加奸臣的组合，让执政团队稳定了二十年，北宋也迎来了兴盛顶峰的宣和时代。
赵构面对的也是这种情况，他威望不足，能力也不够，完全无法平衡派系争端。
时局动荡，大浪淘沙，反倒慢慢为赵构选择出了一批能干之人。
一场苗刘兵变，让张浚、吕颐浩等人冒了出来，朱胜非其实也颇有能力，但因为他跟苗刘谈判的结果，是以赵构退位为代价，哪怕只是策略，也给了反对者口实，兵变平息后，挺身而出转折周全的朱胜非被排挤出了朝堂。
但平定兵变的一批人，则以救驾之功迅速崛起。
武将中的韩世忠、张俊终于冒出了头，不在以王渊部下的身份示人。韩世忠功劳最大，封了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检校少保等官职，连他的老婆梁红玉，都封为护国夫人。
文官中的张浚论功第一，甚至功劳最大的就是他，是他带头组织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些人去救驾。加上文贵武贱，他立刻就成了赵构最信任的人。
张浚也对得起这份信任，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刚直的人，只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或名望而退缩，在李纲名声日隆的时候，他就敢批评李纲。这种人往往只为做事，名利甚至性命都可以放到一边。
李慢侯认识张浚，当日张浚孤身入高邮湖诏安薛庆，李慢侯在周边剿匪，那个身影让他印象深刻，甚至有些怕。联想到此人在历史上的记载，李慢侯觉得很难评价。这就是那样一种人，为了做事，无所顾忌，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可以不择手段。而他自己对事物的评价，外人很难猜度，因此也就永远不知道此人会有什么行为。
李慢侯从这种人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气息，因为他无所顾忌。而且也没什么在乎的东西，跟商人交往，你知道他肯定是图利的，有利可图的事情，他就会做。跟农民交往，你知道他是求稳的，小富即安的事情，他就会做。可张浚这种人，你知道他会做什么？
不止李慢侯，很多人都根本预料不到张浚的行为。苗刘兵变的时候，他们假借皇帝的名义，罢免张浚的官职，张浚紧接着就宣布起兵平叛，而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发生了兵变，还以为苗傅和刘正彦高升了。张浚通过一些蛛丝马迹认为事情不对劲，立刻就敢动刀兵，如果不是他，刘光世这些人甚至都不敢行动。
平叛之后，张浚也立刻掌握了大权，奉命继续镇压苗刘余党。那些苗刘部将，当然受到打击，但张浚还借此机会，狠狠杀了一些观望的人物。其中一个叫做范琼！
此人不是西军将领，而是东京禁军出身，是开封汴梁人。单从行为上来看，此人不是什么好人，但时局动荡，所有的将领，包括韩世忠在内，看着都不像什么好人。这个范琼，也是很早就跟随赵构，他不是西军，因此跟苗傅一样遭受排挤。赵构南逃的时候，他被派去救援被金军围困的东平府，显然这是送死的活儿，他因为不受西军集团待见，才被安排这种苦差。
一路上磨磨蹭蹭，还没到东平府，东平府的守将孔彦舟就逃跑了，他看到情况，也不去东平府了，跟着一起跑。一路跑到了淮西，到处打家劫舍，因为与寿春知府冲突，甚至让部下杀了寿春知府邓绍密，论打仗不如西军，论跋扈则不遑多让。
最后范琼裹挟着大量被他招降的流寇，南渡到了江西，驻扎在南昌。因为同样的遭遇，他跟苗圃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都是被西军王渊等人排挤的对象。张浚起兵勤王，给身在南昌的范琼一连发了五封信函约他进兵，范琼都没有理会。
平叛后，张浚大权在握，决定除掉这个跋扈的武将。派御史陈戬去宣召，让范琼到杭州面圣，范琼先不接诏书，而是带兵把陈戬围起来，当着他的面抓了一个人剥皮，陈戬一点都不怕，还威胁说，你不知道苗刘是什么下场吗？
范琼不敢造反，但也不认为赵构敢杀他。他接了诏书，却不是一个人来杭州的，而是带着他的军队赶到杭州。见到赵构之后，非常嚣张。他告诉赵构说，从祖宗开始，御前禁军就没用过河北、河东和陕西人做统领，他觉得自己很适合做御营统制，还说他招到了淮南、京东一带十九万盗贼，都只听他号令。
这货威胁赵构，让赵构愤怒了。他妄图取代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西军，也得罪了杭州城里的西军集团。
文臣张浚更是一心要杀他，当即将他绑到了大理寺，一开始他不认罪，狱卒伺候之下，认了，又不想死，狱卒拿刀刺他，他频频躲闪告饶。
就这么一个东西，但杀他是很冒险的，他是带兵来的，军队就在城外。换一个文官，很可能不会动他，但张浚会。杀了范琼之后，派人出城告诉范琼的军队，皇帝只杀范琼一人，你们以后都是皇帝御营兵，这些部下都器械投降了。张浚八字军统领王彦带这只军队。
张浚这个人史书评价很复杂，有人认为他是能臣，有人认为他是庸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这个人有勇气是没人会怀疑的。
这在眼下的文官中极其罕见，赵构不重用这样的人，也实在没人可用了。但张浚一向不主张偏安杭州，逃避杭州是王渊的意见，王渊已经死了，现在张浚的态度就变得重要起来。张浚是四川人，却一直坚信陕西才是王霸基业，弃陕西就没有中原。主张皇帝迁都四川，遥控陕西，出潼关，复中原。
这是符合赵构的意愿的，中原王朝的皇帝，灭国之后，退守江南半壁是第一选择，守半壁已经是好的了，比如东晋；再没有斗志一些，坐守四川，安享一声富贵，也是能接受的。赵构就是一个愿意偏安的人。尽管张浚的主张，更像是效仿汉高祖，从汉中出击，一统天下的路径，但更多的四川政权都是偏安的，赵构想的是蜀道难，比长江天险更有安全感。
吕颐浩是山东人，他支持张浚，一边压制了官僚集团的声音，一边说服了皇帝的态度。决定西迁！张浚则主动申请去川陕为皇帝西迁做准备，他要为皇帝在四川聚集足够的钱财，还要在陕西拉起足以御敌的西军。让皇帝先西迁到鄂州、岳州一带，等他准备充足，在迁入四川。
于是张浚到了四川，想尽办法敛财。张浚自己没有搜刮的能力，他任用主管川陕茶马盐牧等事的转运使赵开，此人说四川财赋被征调过多，四川人已经很穷了，只有一些边贸榷场还比较富余，建议扩大榷场范围。于是他们在四川进行了茶烟酒等专卖的大幅度改革，以前四川的酒是专卖的，只有官府能酿酒，商人买引采购。现在让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买酒，允许老百姓借用官府的酒糟自酿米酒，但要求每一斛酒要交给官府三千钱，只要有钱，想酿多少酒都不限制。结果原本四川一年酒课收入只有一百四十万缗，直接增加到六百九十多万缗。张浚还滥发钱引，直接以铜钱作保的钱引，实际上没什么保证，以前四川每年印一百多万贯，张浚印了两千多万贯。
后来人统计，张浚用一年时间，搜刮了四川人五年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在陕西拉起了二十万西军。从这些手段来看，张浚并非没有能力，欠缺的其实只是军事指挥能力，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能像童贯那样放权，其实西军也能打胜仗，问题是他跟很多文官一样，总以为自己别武将更聪明，更懂兵法，因此肯定也就更会打仗。
张浚聚敛财富，扩大西军，这些是为皇帝西迁，并且从陕西出关收复中原做准备的，但他没想到的是，等他到了四川，皇帝的态度就变了。
原因很简单，他一走，皇帝身边的其他声音就多了起来。最先发难的，是一批江浙地区官员，他们认为，皇帝一走，江浙就会动荡，整个江南就会失去。他们一再引用寇准故事，认为当年就是这样，因为张浚是四川人才想让皇帝迁都四川，这是私心。连吕颐浩也受到了影响，开始不再支持张浚西迁四川的计划。
皇帝此时已经出发了，从杭州出发，到了平江，然后到了常州，即将到达江宁。
可反对的声音依然很强烈，大敌当前，文官集团观念如此混乱，赵构不是勇士，却是聪明人，这让他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是一个对危险非常敏感的人，这么乱，这是亡国啊！
在江宁府建康城里，赵构跟大臣们进行了最激烈的一次商讨。赵构说，如果他停留在建康，以后不再转移，这里西通荆湖，东连吴越，山川险阻，能不能安守？要求三省文官，三衙武将都提出建议。
但依然很难有统一意见，江浙官员依然极力建议留在江浙。
张浚到了汉中，分析大好形势，上书说“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
张浚希望皇帝先西行鄂州、岳州。
但江南文官说“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
他们警告说，一旦皇帝去了鄂州、岳州，那么长江以北的盗贼就会趁虚而入，占据整个江南。
武将中，张俊、辛企宗支持迁到鄂岳地区，但他们不是为了西迁四川，他们反而建议皇帝从岳鄂南下长沙。
韩世忠坚决反对“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
文臣武将态度针锋相对，让赵构急的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到了晚上，诏吕颐浩商谈。
赵构说，张俊、辛企宗不敢打仗，所以想要退避湖南。赵构又说，金人的强处，在于骑兵犀利，浙西一带水乡河渠纵横，不利于骑兵奔驰，还是不该走，一旦西迁，人心摇动，哪怕到了四川、两广恐怕都跟到了敌国一样危险。
吕颐浩此时也已经被江南官僚说服，就建议皇帝重返杭州，为防止江宁一带人心摇晃，他请旨守在常州一带抗敌；赵构却表示，他身边不能没有吕颐浩这样的宰相。另一个宰相周望也请旨留守平江一带，说现在北方的李彦仙（不是海州李彦先）、翟兴等人，聚拢溃兵群盗都能在洛阳、陕州一带跟金兵交锋，他们是宰相，如果连江南都不能死守，有什么脸面见李彦仙这些人。最后文官张守建议，皇帝南下杭州，留开封南来的杜充留守江宁，让他招抚江北群盗，不允许江北群盗过江。
就这样，皇帝决定还是按照以前王渊的主张，重返杭州，留杜充守江宁改江宁府为建康府，设建康府路，负责整个长江防线，至于江北的淮河流域，则被彻底放弃了。
其实赵构这几年一直就这样，他自己不坚定，没有主张，文臣态度不一，今年二月才从扬州渡江，到杭州都三月多了，传来建炎皇帝赵楷在南京被俘的消息，仓促登基后没几天，就发生了苗刘兵变，兵变刚刚平息，就又准备西迁，到了江宁却又被江浙官员拦阻，甚至连一个月安生日子都没过过。
无论是赵构还是官僚集团，对江北已经完全不抱希望，韩世忠要求守江淮的声音，根本没人理会。可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都无法对扬州完全疏忽。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公主，文官不敢说不顾公主，皇帝也没法说不要妹妹，哪怕不是亲的。
但公主銮驾被扬州百姓拦阻，杨沂中回去复命后，赵构自己也马上西迁，一直就没顾得上处理这件事，九月终于重返杭州之后，他才开始重新提起公主的事情。
宰相频繁变动，背后的原因是官僚集团内部斗争的剧烈。这种官僚集团两极化的现象，已经是一种常态，不止是从宋钦宗被围开封开始的，甚至可以推及到王安石变法时期，从那时候这个国家的思想就分成了改革和守旧两大派系，斗争持续恶化，越来越不理性，王安石和司马光集团最初还可以看做是理念之争，到了最后已经完全沦落到了权力之争。反倒是宋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加奸臣的组合，让执政团队稳定了二十年，北宋也迎来了兴盛顶峰的宣和时代。
赵构面对的也是这种情况，他威望不足，能力也不够，完全无法平衡派系争端。
时局动荡，大浪淘沙，反倒慢慢为赵构选择出了一批能干之人。
一场苗刘兵变，让张浚、吕颐浩等人冒了出来，朱胜非其实也颇有能力，但因为他跟苗刘谈判的结果，是以赵构退位为代价，哪怕只是策略，也给了反对者口实，兵变平息后，挺身而出转折周全的朱胜非被排挤出了朝堂。
但平定兵变的一批人，则以救驾之功迅速崛起。
武将中的韩世忠、张俊终于冒出了头，不在以王渊部下的身份示人。韩世忠功劳最大，封了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检校少保等官职，连他的老婆梁红玉，都封为护国夫人。
文官中的张浚论功第一，甚至功劳最大的就是他，是他带头组织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些人去救驾。加上文贵武贱，他立刻就成了赵构最信任的人。
张浚也对得起这份信任，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刚直的人，只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或名望而退缩，在李纲名声日隆的时候，他就敢批评李纲。这种人往往只为做事，名利甚至性命都可以放到一边。
李慢侯认识张浚，当日张浚孤身入高邮湖诏安薛庆，李慢侯在周边剿匪，那个身影让他印象深刻，甚至有些怕。联想到此人在历史上的记载，李慢侯觉得很难评价。这就是那样一种人，为了做事，无所顾忌，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可以不择手段。而他自己对事物的评价，外人很难猜度，因此也就永远不知道此人会有什么行为。
李慢侯从这种人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气息，因为他无所顾忌。而且也没什么在乎的东西，跟商人交往，你知道他肯定是图利的，有利可图的事情，他就会做。跟农民交往，你知道他是求稳的，小富即安的事情，他就会做。可张浚这种人，你知道他会做什么？
不止李慢侯，很多人都根本预料不到张浚的行为。苗刘兵变的时候，他们假借皇帝的名义，罢免张浚的官职，张浚紧接着就宣布起兵平叛，而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发生了兵变，还以为苗傅和刘正彦高升了。张浚通过一些蛛丝马迹认为事情不对劲，立刻就敢动刀兵，如果不是他，刘光世这些人甚至都不敢行动。
平叛之后，张浚也立刻掌握了大权，奉命继续镇压苗刘余党。那些苗刘部将，当然受到打击，但张浚还借此机会，狠狠杀了一些观望的人物。其中一个叫做范琼！
此人不是西军将领，而是东京禁军出身，是开封汴梁人。单从行为上来看，此人不是什么好人，但时局动荡，所有的将领，包括韩世忠在内，看着都不像什么好人。这个范琼，也是很早就跟随赵构，他不是西军，因此跟苗傅一样遭受排挤。赵构南逃的时候，他被派去救援被金军围困的东平府，显然这是送死的活儿，他因为不受西军集团待见，才被安排这种苦差。
一路上磨磨蹭蹭，还没到东平府，东平府的守将孔彦舟就逃跑了，他看到情况，也不去东平府了，跟着一起跑。一路跑到了淮西，到处打家劫舍，因为与寿春知府冲突，甚至让部下杀了寿春知府邓绍密，论打仗不如西军，论跋扈则不遑多让。
最后范琼裹挟着大量被他招降的流寇，南渡到了江西，驻扎在南昌。因为同样的遭遇，他跟苗圃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都是被西军王渊等人排挤的对象。张浚起兵勤王，给身在南昌的范琼一连发了五封信函约他进兵，范琼都没有理会。
平叛后，张浚大权在握，决定除掉这个跋扈的武将。派御史陈戬去宣召，让范琼到杭州面圣，范琼先不接诏书，而是带兵把陈戬围起来，当着他的面抓了一个人剥皮，陈戬一点都不怕，还威胁说，你不知道苗刘是什么下场吗？
范琼不敢造反，但也不认为赵构敢杀他。他接了诏书，却不是一个人来杭州的，而是带着他的军队赶到杭州。见到赵构之后，非常嚣张。他告诉赵构说，从祖宗开始，御前禁军就没用过河北、河东和陕西人做统领，他觉得自己很适合做御营统制，还说他招到了淮南、京东一带十九万盗贼，都只听他号令。
这货威胁赵构，让赵构愤怒了。他妄图取代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西军，也得罪了杭州城里的西军集团。
文臣张浚更是一心要杀他，当即将他绑到了大理寺，一开始他不认罪，狱卒伺候之下，认了，又不想死，狱卒拿刀刺他，他频频躲闪告饶。
就这么一个东西，但杀他是很冒险的，他是带兵来的，军队就在城外。换一个文官，很可能不会动他，但张浚会。杀了范琼之后，派人出城告诉范琼的军队，皇帝只杀范琼一人，你们以后都是皇帝御营兵，这些部下都器械投降了。张浚八字军统领王彦带这只军队。
张浚这个人史书评价很复杂，有人认为他是能臣，有人认为他是庸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这个人有勇气是没人会怀疑的。
这在眼下的文官中极其罕见，赵构不重用这样的人，也实在没人可用了。但张浚一向不主张偏安杭州，逃避杭州是王渊的意见，王渊已经死了，现在张浚的态度就变得重要起来。张浚是四川人，却一直坚信陕西才是王霸基业，弃陕西就没有中原。主张皇帝迁都四川，遥控陕西，出潼关，复中原。
这是符合赵构的意愿的，中原王朝的皇帝，灭国之后，退守江南半壁是第一选择，守半壁已经是好的了，比如东晋；再没有斗志一些，坐守四川，安享一声富贵，也是能接受的。赵构就是一个愿意偏安的人。尽管张浚的主张，更像是效仿汉高祖，从汉中出击，一统天下的路径，但更多的四川政权都是偏安的，赵构想的是蜀道难，比长江天险更有安全感。
吕颐浩是山东人，他支持张浚，一边压制了官僚集团的声音，一边说服了皇帝的态度。决定西迁！张浚则主动申请去川陕为皇帝西迁做准备，他要为皇帝在四川聚集足够的钱财，还要在陕西拉起足以御敌的西军。让皇帝先西迁到鄂州、岳州一带，等他准备充足，在迁入四川。
于是张浚到了四川，想尽办法敛财。张浚自己没有搜刮的能力，他任用主管川陕茶马盐牧等事的转运使赵开，此人说四川财赋被征调过多，四川人已经很穷了，只有一些边贸榷场还比较富余，建议扩大榷场范围。于是他们在四川进行了茶烟酒等专卖的大幅度改革，以前四川的酒是专卖的，只有官府能酿酒，商人买引采购。现在让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买酒，允许老百姓借用官府的酒糟自酿米酒，但要求每一斛酒要交给官府三千钱，只要有钱，想酿多少酒都不限制。结果原本四川一年酒课收入只有一百四十万缗，直接增加到六百九十多万缗。张浚还滥发钱引，直接以铜钱作保的钱引，实际上没什么保证，以前四川每年印一百多万贯，张浚印了两千多万贯。
后来人统计，张浚用一年时间，搜刮了四川人五年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在陕西拉起了二十万西军。从这些手段来看，张浚并非没有能力，欠缺的其实只是军事指挥能力，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能像童贯那样放权，其实西军也能打胜仗，问题是他跟很多文官一样，总以为自己别武将更聪明，更懂兵法，因此肯定也就更会打仗。
张浚聚敛财富，扩大西军，这些是为皇帝西迁，并且从陕西出关收复中原做准备的，但他没想到的是，等他到了四川，皇帝的态度就变了。
原因很简单，他一走，皇帝身边的其他声音就多了起来。最先发难的，是一批江浙地区官员，他们认为，皇帝一走，江浙就会动荡，整个江南就会失去。他们一再引用寇准故事，认为当年就是这样，因为张浚是四川人才想让皇帝迁都四川，这是私心。连吕颐浩也受到了影响，开始不再支持张浚西迁四川的计划。
皇帝此时已经出发了，从杭州出发，到了平江，然后到了常州，即将到达江宁。
可反对的声音依然很强烈，大敌当前，文官集团观念如此混乱，赵构不是勇士，却是聪明人，这让他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是一个对危险非常敏感的人，这么乱，这是亡国啊！
在江宁府建康城里，赵构跟大臣们进行了最激烈的一次商讨。赵构说，如果他停留在建康，以后不再转移，这里西通荆湖，东连吴越，山川险阻，能不能安守？要求三省文官，三衙武将都提出建议。
但依然很难有统一意见，江浙官员依然极力建议留在江浙。
张浚到了汉中，分析大好形势，上书说“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
张浚希望皇帝先西行鄂州、岳州。
但江南文官说“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
他们警告说，一旦皇帝去了鄂州、岳州，那么长江以北的盗贼就会趁虚而入，占据整个江南。
武将中，张俊、辛企宗支持迁到鄂岳地区，但他们不是为了西迁四川，他们反而建议皇帝从岳鄂南下长沙。
韩世忠坚决反对“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
文臣武将态度针锋相对，让赵构急的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到了晚上，诏吕颐浩商谈。
赵构说，张俊、辛企宗不敢打仗，所以想要退避湖南。赵构又说，金人的强处，在于骑兵犀利，浙西一带水乡河渠纵横，不利于骑兵奔驰，还是不该走，一旦西迁，人心摇动，哪怕到了四川、两广恐怕都跟到了敌国一样危险。
吕颐浩此时也已经被江南官僚说服，就建议皇帝重返杭州，为防止江宁一带人心摇晃，他请旨守在常州一带抗敌；赵构却表示，他身边不能没有吕颐浩这样的宰相。另一个宰相周望也请旨留守平江一带，说现在北方的李彦仙（不是海州李彦先）、翟兴等人，聚拢溃兵群盗都能在洛阳、陕州一带跟金兵交锋，他们是宰相，如果连江南都不能死守，有什么脸面见李彦仙这些人。最后文官张守建议，皇帝南下杭州，留开封南来的杜充留守江宁，让他招抚江北群盗，不允许江北群盗过江。
就这样，皇帝决定还是按照以前王渊的主张，重返杭州，留杜充守江宁改江宁府为建康府，设建康府路，负责整个长江防线，至于江北的淮河流域，则被彻底放弃了。
其实赵构这几年一直就这样，他自己不坚定，没有主张，文臣态度不一，今年二月才从扬州渡江，到杭州都三月多了，传来建炎皇帝赵楷在南京被俘的消息，仓促登基后没几天，就发生了苗刘兵变，兵变刚刚平息，就又准备西迁，到了江宁却又被江浙官员拦阻，甚至连一个月安生日子都没过过。
无论是赵构还是官僚集团，对江北已经完全不抱希望，韩世忠要求守江淮的声音，根本没人理会。可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都无法对扬州完全疏忽。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公主，文官不敢说不顾公主，皇帝也没法说不要妹妹，哪怕不是亲的。
但公主銮驾被扬州百姓拦阻，杨沂中回去复命后，赵构自己也马上西迁，一直就没顾得上处理这件事，九月终于重返杭州之后，他才开始重新提起公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