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字著作同时介绍到中国的是天文仪器的制造。
据记载，在崇祯时，历局成立，在邓玉函、罗雅各布等西洋传教士指导下，制成新式天文仪器多种。
这些仪器包括「七政仪」、「列宿仪」、「平浑仪」、「交食仪」、「天球仪」、「地球仪」、「日晷」、「时钟」。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后来这些仪器多被闯贼李自成所毁，导致本来发展起来的天文科学毁于一旦，不然我国的天文学必定领先于世界一大步。
汤若望、南怀仁继为钦天篮，又加以重造。
同时在天文仪器中，观测天象最重要的是望远镜，最早的望远镜是利玛窦带来，明人称具千里镜。
徐光启主持历局时，曾仿制了几架望遗铙，取名「窥筩」。
还有就是舆地学有了极大的发展，最早介绍现代世界地图知识至中国者，为利玛窦之坤舆图。
利玛窦初到端州时，即绘有坤舆图以赠同好。
及二十八年晋京谒见神宗时，除圣像、自鸣钟外，曾进万国图志一册。
所谓万国图志，即当时的世界地图，并附有说明。
除此之外，利氏曾绘坤舆万国全图多幅。
当时中国人叹为得未曾有，好事者纷纷加以翻刻传布，一时遂有多种不同版本的利氏世界地图。
a利氏世界地图的特点是:(1)说明地为圆形;(2)已有经纬度;(3)已有南北极与赤道，并说明南北昼夜之长短;(4)已有五大洲，为欧罗巴、亚细亚、利利玛窦的世界舆图之外，最著名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书成于天放三年。
艾儒略的著作是根据利玛窦与庞迪我两人的舆地资料，加以他个人所搜集的见闻记录而成。
为之修订刊行的是杨廷筠。
内容所记多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卷首附有万国全图，以下分洲叙述，最后则为四海总说。
此书内容述欧洲尤其意大利之情形为最详，因艾氏为意大利人也。
利玛窦、艾儒略之后，有南怀仁所绘制的坤舆全图，成于康熙十三年。
图作两半球形，并附有坤舆图说两卷，内容有一部分是录自利、艾之书，别一部分则是增加的新材料。
还有就是数学，要知道数学中最早译为中文的是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es)所著之几何原本，为利玛窦与徐光放所合译。
书成于万历三十五年，共六卷(第一卷讲三角，第二卷讲线，第三卷讲圆，第四卷讲圆外形，第五六卷论比例)，所译并非原书之全部。
此书刊行后五年，徐光放复与庞迪我、熊三拔等加以校订。
几何原本之外，有关数学的重要译着，有以下诸书:
1.圜容较义:万历三十六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论圆之内外初，属于几何范围。
2.测量法义: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论高深广远之测量法。
3.测量全义:徐光放与罗雅各布共着，内容包括平面三角与球面三角。
4.同文算指:李之藻据利玛宝所授写成，内容为数学，包括四则算术与约分法。
5.大测:崇祯时，徐光放所主持之历局中所编译，内容引述托勒密(claudius ptomaeus)之数学定理。
自从西洋传教士将西方数学原理传人中国后，中国学人受其影响，各种有关西法之数学著作，如勾股义(徐光启着)、天学会通(薛风怍着)、几何论约(杜知耕着)、历算全书(梅文鼎着)、割圆八线(黄宗羲作)、赤水遗珍(梅谷成着)、杜式九术全本(张冠着)、续增新法比例(陈厚耀着)、测量全义(袁士龙着)??等，有如雨后春笋，不胜列举。
以及物理机械，像是：
(1)《远西奇器图说》:《远西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讲机械学的书，也是第一部具体介绍西方物理学的专书。
原书为邓玉函口授，而由王征编着并绘图。王征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人。万历二十二年举人，天启二年进士。曾受洗入天主教，与西洋传教士邓玉函、金尼阁等过从甚密。
王征最好研究物理学，除编着奇器图说外并自制机械多种，乡人称为诸葛孔明复生。
奇器图说一书是以图为主，而加以说明。
所列机械器物名称有六十六项之多，动力名称有二十九种，其原理则包括杠杆、滑车、螺旋等力学。
盖邓玉函本为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之知友，其物理学知识或深受伽氏之影响也。
王征于奇器图说之外，又着有新制诸器图说，为其个人所发明创制的机械所作的图说。
根据王氏的著作，知道王氏运用其所传授的西方物理学知识所作的奇器有「虹吸」、「鹤饮」、「轮缴」、「自行磨」、「自行车」、「运重机」、「连弩箭」、「生火机」、「代耕机」、「螺丝转梯」、「折迭梯」、「活闸」(自行启闭的水闸)等，这些奇器或为仿造，或为发明。
(2)泰西水法:泰西水法一书共六卷，为熊三拔所著，内容介绍西方取水、蓄水、运用水力之法。
因水利有关农业灌溉，所以后来徐光启着农政全书，其水利部分曾抄录此书。
后来清代初年的宫庭建筑，如圆明园的喷水他，即系采用西洋水法，并为西洋传教土所督造。
(3)钟表与小型机巧玩具:利玛窦到北京进贡的物品中，最使明朝皇帝感觉兴趣的，便是大小自鸣钟。
在利玛窦之前，来中国的罗明鉴也曾以大自鸣钟一座送给中国的总督。
后来万历三十八年来中国的金尼阁，也曾携有钟表进贡。
除了钟表之外，还有能自动的小玩具与小乐器等，在明末清初时，这类钟表曾大量的输入，特为中国皇帝与贵族所爱好，各类笔记小说中，有关钟表的记载特多，清乾隆时，在圆明园中并特设有「钟房」，以招待管理钟表的西洋教士，直到现在故宫中所保存的各一型各式的巧妙钟表为最多。
从钟表与各种小型自动玩具的输入，与王征所作的奇器图说看来，在明朝末年，这类小巧的机器工艺及其知识，已经相当普遍的传入中国的社会。
包括中学的西传。
就是西洋传教土的东来，将西学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部分的中国学术传到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交流，不过他们传入中国的西学多，而传往西方的中学则较少。
第一是中国经学的西传，利玛窦之来到中国广东，首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此为四书西译之始，时为公元一五九三年(万历二十一年)。
继之在公元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
后来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的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并盛称中国伦理哲单与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欧洲思想界的波澜，曾一度非常向往中国，可见当时的中华文明还是很了不起，很吸引人的。
第二是中国医药的西传，为永历王太后致送国书给教皇的波兰籍教士卜弥格，曾以拉丁文着中医示例一书，内容述有中国人看舌治病法，与医名二百八十九条，此为最早具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一本书。
中国的美术工艺如丝织品与磁器，很早便由商人传入欧洲，唯中国式的庭园建筑则在明清之际才传入欧洲，且一度成为风气，这其间也多少受传教士的影响。
像是公元一七五年英王的建筑师詹培士(w. chambers)为肯特公爵(kent)建筑了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建筑，有雕栏、玉砌，有假山、浮屠。
转瞬间这种风气流传到法国与德国，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
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特别建造了一座中国村。
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国，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着中国服装。
又有德国园艺家温赤(ludwig a. unyer)著书盛称中国的园亭建筑，小桥流水、楼台亭榭，极尽变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胜;非若欧洲建筑之徒事整齐崇峻，而全无合蓄者所能比。
可见清朝之中西文化交流中西交通至少已有二千余年历史，其间关系相交错，文化的交流斑斑可考。
近代西方学术之输入我国，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万历中叶，盛于清康熙间，至乾隆中叶而绝;第二期，始于清咸丰、同治间之洋务运动，以迄今日。
明末清初之西学输入，为那稣会士传教之附带事业。
其所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之，物理学又次，而其余舆地学、术、采矿术、语言、艺术、哲学则附庸焉。
其在我国建设最大者为天文学，与清代学术团体关系最深者，天文学与数学惟均。
西学输入后，引起主观理学之反动，使得干嘉汉学者十九兼通天文数学;彼辈既得考古学上之新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数学之风乃大盛。
天文学与数学侧重归纳之法，而汉学家之代表人物，莫不精究之，使得汉学研究饶富科学精神。
然自雍正禁教后，除在钦天监外，西学已完全无输入机会。
十八世纪是近代中西文化汇通初期由盛而衰之时代，欧洲传教士，尤以法国教士蝉联中国文化之西传工作。
一七三五(雍正十三年)，首在巴黎出版四大厚册对开本之中国通志;其次长期刊性那稣会士通信集;再次是一七七六(乾隆四十一年)至一八一四年陆续刊行之中国丛刊，计出十六册，阐述中国文化，尢以冯秉正法译通鉴纲目与其自着之续编，流通广大。
丛刊除学术论著外，复有绎之。
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又曾着长文多篇解说中国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崇拜中国文化之学者、政治家及来华传教士们所引起之余波。
彼知中国文化高超，皆重视心智生活，为一个爱好和平宁静之国家。
当雍正禁教，西学中断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发生极大影响。
十八世纪之欧洲学者，如德之莱伯尼兹(leibniz)和法之伏尔泰(voltaire)对于中国伦理哲学推崇备至。
莱氏曾创「柏林科学社」，以沟通中国与欧洲之文化。
其中伏尔泰更编写元曲「赵氏孤儿」一剧，赞叹不已。
使得极具人性情理之中国戏剧回荡于欧洲剧院。
另一重农派学者奎斯奈(quesnay)常引述孔子之言，以为农为财富之本立说，其后法王路易十五因其主动仿效中国，而亲耕籍田之举。
奎斯奈慨然想继承孔子之道统，被称为欧洲之孔子。
歌德(goethe)在其名剧浮士德(faust)中，有「结了晶的人性」(crystllized humanity)之语，即是指中国人而言。
综观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中国经籍之西传，促使西方产生尊重理性、自由之启蒙运动，对西洋腐败贵族政治、君主政治，促成改革之热潮。
十八世纪欧洲华化兴味，虽以法国为中心，却传播遐迩，英国亦从法国转贩中国文化，以致法文叙述之中国书籍，多译为英文。
而法国人亦早知，惟从四书五精之译本去研究，总不能深明中国各方面及中国一般人民生活状态，乃复措意中国小说与戏曲，赵氏孤儿、好逑传之欧译本乃不断出现欧洲。
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耶酥会之教士通讯，复专讲中国之园艺，使十八世纪中叶之欧洲，又狂热于「中国式的园林」。
中国园林的特点在利用人工以模仿天然，以接近自然，从而在园境之变化无定中，融合艺术兴优美，予人怡悦之感，园明园造园艺术可为代表。
此中国式园林同时唤起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绘画与植物之兴趣，而成为对中国思想与艺术融合之追求。
影响所及，欧洲美术产生十八世纪中叶之罗柯柯时代(rococo)，其特点重视奇幻莫测，活泼生动，皆用中国式柔和飘逸之曲线及椭圆形之细巧花纹(，亦使欧洲之中国式庭园布置风行于王公贵族之建筑中。
此种狂热，使中国用具如服装、磁器、聚头扇、漆器、绸缎、绣品、立柜等西传欧洲。
直至十八世纪末，欧人对中华文化之狂热，才开始消失。
十九世纪欧人对中国仅存着朦胧之印象。
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尾随其船坚炮利，逾越重洋而来，使中国文化遭到亘古未有之冲击。
中国在震惊之际，展开同光间之洋务运动，以模仿西方兵工及科技文化。
特别是甲午战败后，更是发动变法维新，积极输入法律、政治的知识，并逐渐扩大到哲学、思想、教育、经济、社会等学科。
日俄战后，又模仿抄袭德日教育制度，冀从教育新式人才以变法图强。
综观清末时期，西方文化节节冲入已动摇中国旧有文化之根基，中懊对西方文化之输入，亦逐渐扩大。
甚范围已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而担当此文化交流工作之角色，首推西洋教士、驻外使旅、商人及留学生。
尤以甲午战后所掀起之狂热留学运动，配合着国内学会、报馆、杂志之蓬勃建立，使留学生及国内知识分子担当继往开来之文化交流工作。
在西方文化狂澜之际，不少知识分子亦将中国文化传之西方。
其中能皓首译经，将中国学术要籍作有系统译为英文者，以辜鸿铭贡献最大。
辜汤生，字鸿铭，福建同安人，早岁游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旋往德国莱比锡大学，攻习工科。
归国入张之洞幕府，担任英文译述工作。
曾以英文着原华(一名春秋大义)，力言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
并英译论语、中庸、大学，弘扬民族文化之功，实与严复、林纡、梁启超等之译述，同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功臣。
从此，深厚之中国文化复注入新血液，得以在民族文化衰颓之际，重振生机。
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患频仍之际，秉承传统香生之进取精神，维护固有优越文化之余，复融汇入西方新工业文明，加以融贯创新，为苦难之民族国家找寻现代化之发展途径。
事实上，西洋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及民主政制，几乎是所有落后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不独中国为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全球人类皆展开狂热地「工业化」大竞赛，至今未有已时。
但西洋近代文明，也正在此时暴露缺点，特别是工业化结果，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缺乏、社会问题之产生、核子毁灭之恐怖，使人类在精神上感到无比之空虚与彷徨。
西方有识之土，已逐渐体认到中国文化之价值，如英国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便曾呼吁美人多接受中国伦理道德之古训，注意中国文明之精神力量，以挽救人类面临之危机。
中国文化在千古未有之变局中，经过严格地考验，又重新为世人注意，足证其客观价值之伟大。
今日举世动荡不安，东西文化彼此交织成一极复杂之汇丛。
值此时际，中国文化不仅要融汇西方思想之大流，并且要超出思想之范围以外，担负起解决人类全面问题之任务，相信中国文化必有一个辉煌灿烂之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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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在崇祯时，历局成立，在邓玉函、罗雅各布等西洋传教士指导下，制成新式天文仪器多种。
这些仪器包括「七政仪」、「列宿仪」、「平浑仪」、「交食仪」、「天球仪」、「地球仪」、「日晷」、「时钟」。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后来这些仪器多被闯贼李自成所毁，导致本来发展起来的天文科学毁于一旦，不然我国的天文学必定领先于世界一大步。
汤若望、南怀仁继为钦天篮，又加以重造。
同时在天文仪器中，观测天象最重要的是望远镜，最早的望远镜是利玛窦带来，明人称具千里镜。
徐光启主持历局时，曾仿制了几架望遗铙，取名「窥筩」。
还有就是舆地学有了极大的发展，最早介绍现代世界地图知识至中国者，为利玛窦之坤舆图。
利玛窦初到端州时，即绘有坤舆图以赠同好。
及二十八年晋京谒见神宗时，除圣像、自鸣钟外，曾进万国图志一册。
所谓万国图志，即当时的世界地图，并附有说明。
除此之外，利氏曾绘坤舆万国全图多幅。
当时中国人叹为得未曾有，好事者纷纷加以翻刻传布，一时遂有多种不同版本的利氏世界地图。
a利氏世界地图的特点是:(1)说明地为圆形;(2)已有经纬度;(3)已有南北极与赤道，并说明南北昼夜之长短;(4)已有五大洲，为欧罗巴、亚细亚、利利玛窦的世界舆图之外，最著名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书成于天放三年。
艾儒略的著作是根据利玛窦与庞迪我两人的舆地资料，加以他个人所搜集的见闻记录而成。
为之修订刊行的是杨廷筠。
内容所记多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卷首附有万国全图，以下分洲叙述，最后则为四海总说。
此书内容述欧洲尤其意大利之情形为最详，因艾氏为意大利人也。
利玛窦、艾儒略之后，有南怀仁所绘制的坤舆全图，成于康熙十三年。
图作两半球形，并附有坤舆图说两卷，内容有一部分是录自利、艾之书，别一部分则是增加的新材料。
还有就是数学，要知道数学中最早译为中文的是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es)所著之几何原本，为利玛窦与徐光放所合译。
书成于万历三十五年，共六卷(第一卷讲三角，第二卷讲线，第三卷讲圆，第四卷讲圆外形，第五六卷论比例)，所译并非原书之全部。
此书刊行后五年，徐光放复与庞迪我、熊三拔等加以校订。
几何原本之外，有关数学的重要译着，有以下诸书:
1.圜容较义:万历三十六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论圆之内外初，属于几何范围。
2.测量法义: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论高深广远之测量法。
3.测量全义:徐光放与罗雅各布共着，内容包括平面三角与球面三角。
4.同文算指:李之藻据利玛宝所授写成，内容为数学，包括四则算术与约分法。
5.大测:崇祯时，徐光放所主持之历局中所编译，内容引述托勒密(claudius ptomaeus)之数学定理。
自从西洋传教士将西方数学原理传人中国后，中国学人受其影响，各种有关西法之数学著作，如勾股义(徐光启着)、天学会通(薛风怍着)、几何论约(杜知耕着)、历算全书(梅文鼎着)、割圆八线(黄宗羲作)、赤水遗珍(梅谷成着)、杜式九术全本(张冠着)、续增新法比例(陈厚耀着)、测量全义(袁士龙着)??等，有如雨后春笋，不胜列举。
以及物理机械，像是：
(1)《远西奇器图说》:《远西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讲机械学的书，也是第一部具体介绍西方物理学的专书。
原书为邓玉函口授，而由王征编着并绘图。王征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人。万历二十二年举人，天启二年进士。曾受洗入天主教，与西洋传教士邓玉函、金尼阁等过从甚密。
王征最好研究物理学，除编着奇器图说外并自制机械多种，乡人称为诸葛孔明复生。
奇器图说一书是以图为主，而加以说明。
所列机械器物名称有六十六项之多，动力名称有二十九种，其原理则包括杠杆、滑车、螺旋等力学。
盖邓玉函本为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之知友，其物理学知识或深受伽氏之影响也。
王征于奇器图说之外，又着有新制诸器图说，为其个人所发明创制的机械所作的图说。
根据王氏的著作，知道王氏运用其所传授的西方物理学知识所作的奇器有「虹吸」、「鹤饮」、「轮缴」、「自行磨」、「自行车」、「运重机」、「连弩箭」、「生火机」、「代耕机」、「螺丝转梯」、「折迭梯」、「活闸」(自行启闭的水闸)等，这些奇器或为仿造，或为发明。
(2)泰西水法:泰西水法一书共六卷，为熊三拔所著，内容介绍西方取水、蓄水、运用水力之法。
因水利有关农业灌溉，所以后来徐光启着农政全书，其水利部分曾抄录此书。
后来清代初年的宫庭建筑，如圆明园的喷水他，即系采用西洋水法，并为西洋传教土所督造。
(3)钟表与小型机巧玩具:利玛窦到北京进贡的物品中，最使明朝皇帝感觉兴趣的，便是大小自鸣钟。
在利玛窦之前，来中国的罗明鉴也曾以大自鸣钟一座送给中国的总督。
后来万历三十八年来中国的金尼阁，也曾携有钟表进贡。
除了钟表之外，还有能自动的小玩具与小乐器等，在明末清初时，这类钟表曾大量的输入，特为中国皇帝与贵族所爱好，各类笔记小说中，有关钟表的记载特多，清乾隆时，在圆明园中并特设有「钟房」，以招待管理钟表的西洋教士，直到现在故宫中所保存的各一型各式的巧妙钟表为最多。
从钟表与各种小型自动玩具的输入，与王征所作的奇器图说看来，在明朝末年，这类小巧的机器工艺及其知识，已经相当普遍的传入中国的社会。
包括中学的西传。
就是西洋传教土的东来，将西学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部分的中国学术传到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交流，不过他们传入中国的西学多，而传往西方的中学则较少。
第一是中国经学的西传，利玛窦之来到中国广东，首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此为四书西译之始，时为公元一五九三年(万历二十一年)。
继之在公元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
后来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的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并盛称中国伦理哲单与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欧洲思想界的波澜，曾一度非常向往中国，可见当时的中华文明还是很了不起，很吸引人的。
第二是中国医药的西传，为永历王太后致送国书给教皇的波兰籍教士卜弥格，曾以拉丁文着中医示例一书，内容述有中国人看舌治病法，与医名二百八十九条，此为最早具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一本书。
中国的美术工艺如丝织品与磁器，很早便由商人传入欧洲，唯中国式的庭园建筑则在明清之际才传入欧洲，且一度成为风气，这其间也多少受传教士的影响。
像是公元一七五年英王的建筑师詹培士(w. chambers)为肯特公爵(kent)建筑了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建筑，有雕栏、玉砌，有假山、浮屠。
转瞬间这种风气流传到法国与德国，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
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特别建造了一座中国村。
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国，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着中国服装。
又有德国园艺家温赤(ludwig a. unyer)著书盛称中国的园亭建筑，小桥流水、楼台亭榭，极尽变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胜;非若欧洲建筑之徒事整齐崇峻，而全无合蓄者所能比。
可见清朝之中西文化交流中西交通至少已有二千余年历史，其间关系相交错，文化的交流斑斑可考。
近代西方学术之输入我国，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万历中叶，盛于清康熙间，至乾隆中叶而绝;第二期，始于清咸丰、同治间之洋务运动，以迄今日。
明末清初之西学输入，为那稣会士传教之附带事业。
其所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之，物理学又次，而其余舆地学、术、采矿术、语言、艺术、哲学则附庸焉。
其在我国建设最大者为天文学，与清代学术团体关系最深者，天文学与数学惟均。
西学输入后，引起主观理学之反动，使得干嘉汉学者十九兼通天文数学;彼辈既得考古学上之新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数学之风乃大盛。
天文学与数学侧重归纳之法，而汉学家之代表人物，莫不精究之，使得汉学研究饶富科学精神。
然自雍正禁教后，除在钦天监外，西学已完全无输入机会。
十八世纪是近代中西文化汇通初期由盛而衰之时代，欧洲传教士，尤以法国教士蝉联中国文化之西传工作。
一七三五(雍正十三年)，首在巴黎出版四大厚册对开本之中国通志;其次长期刊性那稣会士通信集;再次是一七七六(乾隆四十一年)至一八一四年陆续刊行之中国丛刊，计出十六册，阐述中国文化，尢以冯秉正法译通鉴纲目与其自着之续编，流通广大。
丛刊除学术论著外，复有绎之。
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又曾着长文多篇解说中国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崇拜中国文化之学者、政治家及来华传教士们所引起之余波。
彼知中国文化高超，皆重视心智生活，为一个爱好和平宁静之国家。
当雍正禁教，西学中断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发生极大影响。
十八世纪之欧洲学者，如德之莱伯尼兹(leibniz)和法之伏尔泰(voltaire)对于中国伦理哲学推崇备至。
莱氏曾创「柏林科学社」，以沟通中国与欧洲之文化。
其中伏尔泰更编写元曲「赵氏孤儿」一剧，赞叹不已。
使得极具人性情理之中国戏剧回荡于欧洲剧院。
另一重农派学者奎斯奈(quesnay)常引述孔子之言，以为农为财富之本立说，其后法王路易十五因其主动仿效中国，而亲耕籍田之举。
奎斯奈慨然想继承孔子之道统，被称为欧洲之孔子。
歌德(goethe)在其名剧浮士德(faust)中，有「结了晶的人性」(crystllized humanity)之语，即是指中国人而言。
综观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中国经籍之西传，促使西方产生尊重理性、自由之启蒙运动，对西洋腐败贵族政治、君主政治，促成改革之热潮。
十八世纪欧洲华化兴味，虽以法国为中心，却传播遐迩，英国亦从法国转贩中国文化，以致法文叙述之中国书籍，多译为英文。
而法国人亦早知，惟从四书五精之译本去研究，总不能深明中国各方面及中国一般人民生活状态，乃复措意中国小说与戏曲，赵氏孤儿、好逑传之欧译本乃不断出现欧洲。
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耶酥会之教士通讯，复专讲中国之园艺，使十八世纪中叶之欧洲，又狂热于「中国式的园林」。
中国园林的特点在利用人工以模仿天然，以接近自然，从而在园境之变化无定中，融合艺术兴优美，予人怡悦之感，园明园造园艺术可为代表。
此中国式园林同时唤起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绘画与植物之兴趣，而成为对中国思想与艺术融合之追求。
影响所及，欧洲美术产生十八世纪中叶之罗柯柯时代(rococo)，其特点重视奇幻莫测，活泼生动，皆用中国式柔和飘逸之曲线及椭圆形之细巧花纹(，亦使欧洲之中国式庭园布置风行于王公贵族之建筑中。
此种狂热，使中国用具如服装、磁器、聚头扇、漆器、绸缎、绣品、立柜等西传欧洲。
直至十八世纪末，欧人对中华文化之狂热，才开始消失。
十九世纪欧人对中国仅存着朦胧之印象。
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尾随其船坚炮利，逾越重洋而来，使中国文化遭到亘古未有之冲击。
中国在震惊之际，展开同光间之洋务运动，以模仿西方兵工及科技文化。
特别是甲午战败后，更是发动变法维新，积极输入法律、政治的知识，并逐渐扩大到哲学、思想、教育、经济、社会等学科。
日俄战后，又模仿抄袭德日教育制度，冀从教育新式人才以变法图强。
综观清末时期，西方文化节节冲入已动摇中国旧有文化之根基，中懊对西方文化之输入，亦逐渐扩大。
甚范围已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而担当此文化交流工作之角色，首推西洋教士、驻外使旅、商人及留学生。
尤以甲午战后所掀起之狂热留学运动，配合着国内学会、报馆、杂志之蓬勃建立，使留学生及国内知识分子担当继往开来之文化交流工作。
在西方文化狂澜之际，不少知识分子亦将中国文化传之西方。
其中能皓首译经，将中国学术要籍作有系统译为英文者，以辜鸿铭贡献最大。
辜汤生，字鸿铭，福建同安人，早岁游学英国，入爱丁堡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旋往德国莱比锡大学，攻习工科。
归国入张之洞幕府，担任英文译述工作。
曾以英文着原华(一名春秋大义)，力言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
并英译论语、中庸、大学，弘扬民族文化之功，实与严复、林纡、梁启超等之译述，同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功臣。
从此，深厚之中国文化复注入新血液，得以在民族文化衰颓之际，重振生机。
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患频仍之际，秉承传统香生之进取精神，维护固有优越文化之余，复融汇入西方新工业文明，加以融贯创新，为苦难之民族国家找寻现代化之发展途径。
事实上，西洋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及民主政制，几乎是所有落后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不独中国为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全球人类皆展开狂热地「工业化」大竞赛，至今未有已时。
但西洋近代文明，也正在此时暴露缺点，特别是工业化结果，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缺乏、社会问题之产生、核子毁灭之恐怖，使人类在精神上感到无比之空虚与彷徨。
西方有识之土，已逐渐体认到中国文化之价值，如英国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便曾呼吁美人多接受中国伦理道德之古训，注意中国文明之精神力量，以挽救人类面临之危机。
中国文化在千古未有之变局中，经过严格地考验，又重新为世人注意，足证其客观价值之伟大。
今日举世动荡不安，东西文化彼此交织成一极复杂之汇丛。
值此时际，中国文化不仅要融汇西方思想之大流，并且要超出思想之范围以外，担负起解决人类全面问题之任务，相信中国文化必有一个辉煌灿烂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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