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而要知道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也没有成文的律法。
到了铁木真时，才开始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语，并将他的训令写成法规，叫“大法令”，蒙古语叫“大扎撒”。
从它流传下来的条文看，其内容从饮水吃肉到处置俘虏无所不包，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法律形式。
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下诏“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并着手制定元律。
元朝的第一部新律叫《至元新格》，它是由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主持制定，于至元二十八年刻版颁行的。
它不按唐律篇章结构，是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的。
“条格”即敕，是重要的法律形式。
到了元仁宗时，才将有关风纪九九藏书网的条格汇集成一部《风宪宏纲》。
此后的元英宗虽然在位仅有三年，却制定了两部元朝重要的法典。
一是《大元通制》，包括制诏、条格、断例等部分，是皇帝诏令和案例的汇编，有刑事、民事、行政、军事等方面法规，内容比较丰富，总结了元世祖以来60多年的法制事例。
二是《元典章》，全称《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它是江西宣抚使编集的，但已“呈迄”中书省，并经中书省核准下达各地“照验施行”的，应当认为是元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是地方政府的一部法规汇编。
这部法典完好地保存到现在，记载了当时元代社会生活、政治法律制度的许多珍贵史料。
到元顺帝时，是编纂了元朝最后一部法典《至正条格》。
像是前文所说，元代律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公开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宣布各民族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
元朝统治者按民族标准把人民划分为四等，汉人在政治上处于最低地位，连生命也得不到法律保障。
元律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
蒙古人因争吵、酗酒打死汉人，最多罚其当兵和赔偿“烧埋银”，即丧葬费。
但在相同情况下，汉人打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要立即处死，还要出50两“烧埋银”。
此外，蒙古人犯罪还享有许多特权，例如，不得刺字、拷讯，除死刑外，概不监禁。
蒙古人犯法，只能由管理蒙古人的专门机关——宗正府决断，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受理。
相反，汉人犯罪必须由蒙古人决断。
元律限制和剥夺汉族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严格禁止汉人、南人私藏武器，统治者经常下令没收他们的军器、马匹，不许他们练习武艺，结社集会，甚至连打猎和夜间点灯都一律禁止。
元朝竭力保护蒙古贵族地主的利益，同时扶植汉族地主阶级，以扩大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基础。
元律规定，农民除必须向地主阶级缴纳五成至八成的高额地租外，还要按亩交纳蚕丝或鸡鸭等实物。
地主对佃户可以任意撤佃，禁止将佃户连同土地一起典卖、赠人，地主有权奴役佃户及其妻、子女，对他们实行私刑凌辱。
元代的佃户实际上是农奴，封建依附关系得以加强，是历史的倒退。
元律确认蓄奴的合法性，确认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残余。
奴、婢或称“驱口”、“流民”，是最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其处境近似奴隶。
他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遭受主人的鞭挞、凌辱，甚至被买卖。
当时的陕西行省行政长官张养浩写了一首《哀流民操》的长诗，对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农民，作了描述。诗中写道：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温饱，妇女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
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半粟，一儿钱数文。
这些诗句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血泪，比较深刻地反映元朝的阶级矛盾，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因此，元朝确立了一整套由蒙古族地主贵族所垄断的司法体系。
而中央司法机关除刑部和御史台外，还设立了管理蒙古族贵族事务、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法机关——宗正府。
它负责审理京师附近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诉讼案件。
另外，还专门设立宗教审判机关——宣政院。
僧侣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尊贵的地位，僧侣的奸盗、诈伪、致伤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由地方长官审理后报宣政院，其他刑事案件由寺院主持僧审理，地方官吏不得过问。
僧俗之间纠纷，则由地方长官约会寺院主持僧一起审理。
这种司法制度确认了僧侣在司法审判上享有特权。
元代的司法审判权除宗正府和宣政院掌握外，还设有中政院、道教所和枢密院分别掌管有关案件。
中政院是执掌宫廷事务的机关，负责审理内廷官吏的案件。
道教所是执掌道教事务的机关，负责审理与道教有关的案件。
枢密院是执掌军事大权的机关，负责审理重大军事案件和校尉军官案件。
可见，元代的司法管辖，不仅实行地区管辖，也根据民族、身份、宗教的不同，实行特别的专门的管辖。
因此看来，元代的蒙古族贵族实行野蛮与落后的统治，根本谈不上法制秩序。
虽然元律也规定了回避、上诉、量刑等制度，但实际上司法官员根本不去执行，形同虚设。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任意不任法的朝代。
正如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在其名著《窦娥冤》中通过剧中人所说的：“官吏无心正法，百姓有口难言”，“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是元朝司法昏暗的真实写照。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元朝由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民事纠纷日益增多，民事诉讼较宋朝有新的发展。
其一是出现了代理制度，主要是在田宅、婚姻、继承等案件中实行，这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其二是在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调解，有民间调解和司法机关调解。
调解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诉讼双方一般不得再以同样事实和理由重新提起诉讼，这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而元朝之后，就是明朝了，比之元朝，明朝的律法更值得说上一说。
因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历代开国君主都比较重视修定法律，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更是尤为突出。
1364年，朱元璋打下武昌，此时，他虽尚未建立起明王朝，但已考虑到“正纲纪，立法度”了。
经常在他的吴王府西楼上召见议律官，请他们坐下来，从容讨论律文。
他认为“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也就是说，元末法纪废弛，吏治腐败，招致灭亡，因此，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不可不猛。
他还认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条款不可繁琐，律意不可含糊。
他为创制划一的法制，煞费心机，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威信。
(1)重典《大明律》的制定。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后，便立即召集儒臣和刑官每天给他讲解20条唐律，以便为制定一部新法典作准备。
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和翰林学士宋濂编修《大明律》时，每拟好一篇呈上贴在宫内庑廊之上，由他细细审定。
第二年，《大明律》修成，分12篇，“篇目一准于唐”，是唐律的翻版。
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的《大明律》，共30卷，460条。
这时，朱元璋已70岁高龄，为颁行《大明律》，他亲临午门主持典礼，发表谕旨，阐明制作律诰昭示臣民的目的。
《大明律》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法典中比较成熟的一部法典。
在体例上，明律突破了唐律12篇的老传统，首创按六部分类的形式，共七篇：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
这是中央集权加强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现。
在内容上，明律与唐律的精神实质相同，但是明律对轻罪的处罚，比唐律要轻；对重罪的处罚，比唐律要重。
即所谓“轻其轻罪，重其重罪”，这是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经验的总结。
朱元璋在《大明律》序文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
他要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也就是说用礼法并用的两手进行统治，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对不听教化而决意进行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来镇压。
《大明律》几次修订，创造出新的体系结构，它吸取了唐律的基本精神，融合了唐以后到明初30年的统治经验，是一部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
(2)酷法《明大诰》的颁行。
除了《大明律》外，朱元璋还吸取元朝纲纪废弛以至覆亡的教训，遵循“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于公元洪武十八年颁布了《大诰》。
“大诰”，原是帝王对下臣的告诫。
早在西周时周公对殷商臣民的训诫，被编成《尚书·大诰》。
朱元璋效法周公，把自己的严刑峻法称作大诰，这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独创。
《明大诰》共有四篇，236条，包括法外用刑的具体案例，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以及为惩治吏民的特别法。
《明大诰》是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部法典，是超出五刑的酷法。
它不但任意扩大了族诛、凌迟等酷刑范围，还公然把早已废除的肉刑列在《大诰》上。
例如，挑筋、断指、刖足、割鼻、断手、阉割等。
《明大诰》不仅是办案的根据，还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程，朱元璋下令“全国军民人人诵习”。
要求塾师宣讲《大诰》，民间也要习读《大诰》，做到家传人诵。
甚至家藏《大诰》，犯罪可减等处罚。
全国争购《大诰》成风，一些士大夫也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争相讲读。
朱元璋为什么这样重视立法？
在《皇明祖训》中有他一段话可以得到解答。
他说：他“起兵40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他有能力驾驭臣民。
但是后世子孙是“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他们将来做皇帝时，恐其威严不足，所以要制定一部“历代相承”的法律，使“子孙守之”。
一句话，就是用法律来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
到建文皇帝即位以后，认为重典治国、法外用刑，有害于“情法适中”，《明大诰》才逐渐废弃不用了。
可是《大明律》和《大明诰》虽好，但也并不是完美的，只适合某一个时期，毕竟制度是要与时俱进的，像是到了孝宗时，此时明代已经历经一百多年了，《大明律》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为了巩固统治，于弘治十三年，又制订了《问刑条例》279条，其中主要内容：
除官吏渎职罪加重惩罚外，一般犯罪均改重从轻；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禁止贩卖官私引盐和盗掘矿产等等。
这个条例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弊端，是一部辅助《大明律》不足的重要立法，是明代百年来刑事条例的立法经验的总结。
又过50年，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推行新政，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剧烈变动，原有的法律法令不可避免地出现轻重失宜的弊端。
于是又重修《问刑条例》，加重了对侵占公私财产罪的刑罚，对于威胁明朝社会安定的“逃聚山谷”的流民，采取重法制裁，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
到明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量刑上含糊不清、区别不明的特点，从进一步规范化的角度，又修订《问刑条例》，对强行贩卖私盐的行为，从重打击。
以上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对《问刑条例》的修订，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要立法，其重要价值在于伴随社会生活的发展，突破了朱元璋的严刑来维护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缚，使刑事条例达到规范、划一，对明律的统一适用和司法审判的准确和效率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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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铁木真时，才开始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语，并将他的训令写成法规，叫“大法令”，蒙古语叫“大扎撒”。
从它流传下来的条文看，其内容从饮水吃肉到处置俘虏无所不包，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法律形式。
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下诏“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并着手制定元律。
元朝的第一部新律叫《至元新格》，它是由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主持制定，于至元二十八年刻版颁行的。
它不按唐律篇章结构，是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的。
“条格”即敕，是重要的法律形式。
到了元仁宗时，才将有关风纪九九藏书网的条格汇集成一部《风宪宏纲》。
此后的元英宗虽然在位仅有三年，却制定了两部元朝重要的法典。
一是《大元通制》，包括制诏、条格、断例等部分，是皇帝诏令和案例的汇编，有刑事、民事、行政、军事等方面法规，内容比较丰富，总结了元世祖以来60多年的法制事例。
二是《元典章》，全称《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它是江西宣抚使编集的，但已“呈迄”中书省，并经中书省核准下达各地“照验施行”的，应当认为是元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是地方政府的一部法规汇编。
这部法典完好地保存到现在，记载了当时元代社会生活、政治法律制度的许多珍贵史料。
到元顺帝时，是编纂了元朝最后一部法典《至正条格》。
像是前文所说，元代律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公开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宣布各民族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
元朝统治者按民族标准把人民划分为四等，汉人在政治上处于最低地位，连生命也得不到法律保障。
元律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
蒙古人因争吵、酗酒打死汉人，最多罚其当兵和赔偿“烧埋银”，即丧葬费。
但在相同情况下，汉人打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要立即处死，还要出50两“烧埋银”。
此外，蒙古人犯罪还享有许多特权，例如，不得刺字、拷讯，除死刑外，概不监禁。
蒙古人犯法，只能由管理蒙古人的专门机关——宗正府决断，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受理。
相反，汉人犯罪必须由蒙古人决断。
元律限制和剥夺汉族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严格禁止汉人、南人私藏武器，统治者经常下令没收他们的军器、马匹，不许他们练习武艺，结社集会，甚至连打猎和夜间点灯都一律禁止。
元朝竭力保护蒙古贵族地主的利益，同时扶植汉族地主阶级，以扩大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基础。
元律规定，农民除必须向地主阶级缴纳五成至八成的高额地租外，还要按亩交纳蚕丝或鸡鸭等实物。
地主对佃户可以任意撤佃，禁止将佃户连同土地一起典卖、赠人，地主有权奴役佃户及其妻、子女，对他们实行私刑凌辱。
元代的佃户实际上是农奴，封建依附关系得以加强，是历史的倒退。
元律确认蓄奴的合法性，确认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残余。
奴、婢或称“驱口”、“流民”，是最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其处境近似奴隶。
他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遭受主人的鞭挞、凌辱，甚至被买卖。
当时的陕西行省行政长官张养浩写了一首《哀流民操》的长诗，对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农民，作了描述。诗中写道：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温饱，妇女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
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半粟，一儿钱数文。
这些诗句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血泪，比较深刻地反映元朝的阶级矛盾，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因此，元朝确立了一整套由蒙古族地主贵族所垄断的司法体系。
而中央司法机关除刑部和御史台外，还设立了管理蒙古族贵族事务、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法机关——宗正府。
它负责审理京师附近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诉讼案件。
另外，还专门设立宗教审判机关——宣政院。
僧侣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尊贵的地位，僧侣的奸盗、诈伪、致伤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由地方长官审理后报宣政院，其他刑事案件由寺院主持僧审理，地方官吏不得过问。
僧俗之间纠纷，则由地方长官约会寺院主持僧一起审理。
这种司法制度确认了僧侣在司法审判上享有特权。
元代的司法审判权除宗正府和宣政院掌握外，还设有中政院、道教所和枢密院分别掌管有关案件。
中政院是执掌宫廷事务的机关，负责审理内廷官吏的案件。
道教所是执掌道教事务的机关，负责审理与道教有关的案件。
枢密院是执掌军事大权的机关，负责审理重大军事案件和校尉军官案件。
可见，元代的司法管辖，不仅实行地区管辖，也根据民族、身份、宗教的不同，实行特别的专门的管辖。
因此看来，元代的蒙古族贵族实行野蛮与落后的统治，根本谈不上法制秩序。
虽然元律也规定了回避、上诉、量刑等制度，但实际上司法官员根本不去执行，形同虚设。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任意不任法的朝代。
正如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在其名著《窦娥冤》中通过剧中人所说的：“官吏无心正法，百姓有口难言”，“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是元朝司法昏暗的真实写照。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元朝由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民事纠纷日益增多，民事诉讼较宋朝有新的发展。
其一是出现了代理制度，主要是在田宅、婚姻、继承等案件中实行，这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其二是在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调解，有民间调解和司法机关调解。
调解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诉讼双方一般不得再以同样事实和理由重新提起诉讼，这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而元朝之后，就是明朝了，比之元朝，明朝的律法更值得说上一说。
因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历代开国君主都比较重视修定法律，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更是尤为突出。
1364年，朱元璋打下武昌，此时，他虽尚未建立起明王朝，但已考虑到“正纲纪，立法度”了。
经常在他的吴王府西楼上召见议律官，请他们坐下来，从容讨论律文。
他认为“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也就是说，元末法纪废弛，吏治腐败，招致灭亡，因此，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不可不猛。
他还认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条款不可繁琐，律意不可含糊。
他为创制划一的法制，煞费心机，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威信。
(1)重典《大明律》的制定。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后，便立即召集儒臣和刑官每天给他讲解20条唐律，以便为制定一部新法典作准备。
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和翰林学士宋濂编修《大明律》时，每拟好一篇呈上贴在宫内庑廊之上，由他细细审定。
第二年，《大明律》修成，分12篇，“篇目一准于唐”，是唐律的翻版。
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的《大明律》，共30卷，460条。
这时，朱元璋已70岁高龄，为颁行《大明律》，他亲临午门主持典礼，发表谕旨，阐明制作律诰昭示臣民的目的。
《大明律》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法典中比较成熟的一部法典。
在体例上，明律突破了唐律12篇的老传统，首创按六部分类的形式，共七篇：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
这是中央集权加强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现。
在内容上，明律与唐律的精神实质相同，但是明律对轻罪的处罚，比唐律要轻；对重罪的处罚，比唐律要重。
即所谓“轻其轻罪，重其重罪”，这是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经验的总结。
朱元璋在《大明律》序文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
他要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也就是说用礼法并用的两手进行统治，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对不听教化而决意进行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来镇压。
《大明律》几次修订，创造出新的体系结构，它吸取了唐律的基本精神，融合了唐以后到明初30年的统治经验，是一部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
(2)酷法《明大诰》的颁行。
除了《大明律》外，朱元璋还吸取元朝纲纪废弛以至覆亡的教训，遵循“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于公元洪武十八年颁布了《大诰》。
“大诰”，原是帝王对下臣的告诫。
早在西周时周公对殷商臣民的训诫，被编成《尚书·大诰》。
朱元璋效法周公，把自己的严刑峻法称作大诰，这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独创。
《明大诰》共有四篇，236条，包括法外用刑的具体案例，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以及为惩治吏民的特别法。
《明大诰》是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部法典，是超出五刑的酷法。
它不但任意扩大了族诛、凌迟等酷刑范围，还公然把早已废除的肉刑列在《大诰》上。
例如，挑筋、断指、刖足、割鼻、断手、阉割等。
《明大诰》不仅是办案的根据，还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程，朱元璋下令“全国军民人人诵习”。
要求塾师宣讲《大诰》，民间也要习读《大诰》，做到家传人诵。
甚至家藏《大诰》，犯罪可减等处罚。
全国争购《大诰》成风，一些士大夫也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争相讲读。
朱元璋为什么这样重视立法？
在《皇明祖训》中有他一段话可以得到解答。
他说：他“起兵40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他有能力驾驭臣民。
但是后世子孙是“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他们将来做皇帝时，恐其威严不足，所以要制定一部“历代相承”的法律，使“子孙守之”。
一句话，就是用法律来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
到建文皇帝即位以后，认为重典治国、法外用刑，有害于“情法适中”，《明大诰》才逐渐废弃不用了。
可是《大明律》和《大明诰》虽好，但也并不是完美的，只适合某一个时期，毕竟制度是要与时俱进的，像是到了孝宗时，此时明代已经历经一百多年了，《大明律》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为了巩固统治，于弘治十三年，又制订了《问刑条例》279条，其中主要内容：
除官吏渎职罪加重惩罚外，一般犯罪均改重从轻；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禁止贩卖官私引盐和盗掘矿产等等。
这个条例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弊端，是一部辅助《大明律》不足的重要立法，是明代百年来刑事条例的立法经验的总结。
又过50年，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推行新政，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剧烈变动，原有的法律法令不可避免地出现轻重失宜的弊端。
于是又重修《问刑条例》，加重了对侵占公私财产罪的刑罚，对于威胁明朝社会安定的“逃聚山谷”的流民，采取重法制裁，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
到明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量刑上含糊不清、区别不明的特点，从进一步规范化的角度，又修订《问刑条例》，对强行贩卖私盐的行为，从重打击。
以上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对《问刑条例》的修订，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要立法，其重要价值在于伴随社会生活的发展，突破了朱元璋的严刑来维护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缚，使刑事条例达到规范、划一，对明律的统一适用和司法审判的准确和效率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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