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救火，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在我国古代，消防队叫做掌管火事的部门，虽然前文书说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化城市公共消防队，诞生于宋朝。
但其实，这个部门最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设立了，他们是火安全的官员。
当时黄帝在排查民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一定要节制用火，避免火灾的发生，所以设立了专门管理火安全的官员，称为“火政”。
到了商朝时，有几座粮仓被烧，火势不小，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记载，这也是文字出现后最早有关火灾的纪录。
商朝看到火的厉害，制定了火规，对遗弃在道路上的灰烬复燃后酿成火灾的，要处以断手的刑罚。
周朝规定，仲春二月，宫廷中掌管用火的官员要在城中用木槌敲大铃，提醒大家防火。
这也是更夫喊火烛的由来——可能大家在电视剧中都看到过，每到冬天，时近黄昏，街上就会传来一阵阵“寒冬腊月，火烛小心，水缸满满，灶仓清清”的呼喊声。
周朝禁火期更是大多吃冷食，不让做饭。
春耕了，老百姓不能饿肚子干活，所以禁火期前就得备好足够的干粮。
春秋战国时，管仲说管理好“火”是关系到国家贫富的大事之一，并提出了修定火宪的意见。
那时举行仪式的人，需用左手举火把，以减少明火乱动的危险。右手捧碗随时接灰烬，以防残火落地乱溅。
举火人要坐屋角，因为屋角不是活动的中心，还不准跟别人打招呼，不准讲话，不准唱歌，做到专心守职，可以说，对火的管理达到了一定高度。
汉代，水火盗贼不分家，统一由武官执金吾负责。
“金吾”是两端带鎏金的铜棒，对付难管理的社会问题是很有威慑力的。
《汉书》中说，西汉长安“每街一亭”，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24街，有24个街亭。
街亭和现在的派出所差不多，街亭里有大鼓，有房间，有广场，可以驻扎军警，大的可容纳几千人。
东汉史学家荀悦对于火情的看法是“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防患于未然”是从这儿来的。
唐代负责火情的组织叫“武侯铺”，分布在城市、坊间，布置的消防兵从一二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在全城形成一个火情传达系统。
灭火工具大多是用猪、牛、羊等动物的皮编织的袋子。
据说，唐以前都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灭火。
到了宋朝，火好像不那么恣意妄为了，世界上的第一支城市消防队诞生了，组织形式很像现在的消防队。
负责地方火禁等事宜的防火官叫厢使。
当时开封等地火禁很严格，半夜就要灭掉一切烛火。
假如有的人家后半夜烧纸，必须事先告知。
灭火的兵叫防隅军，也叫潜火兵，都经过严格训练，专门夜间巡逻督促居民按时熄灭油灯、蜡烛等。
地势高的地方有专门的瞭望火楼，白天黑夜不离人。
一旦有火情，扑救的各支队配合密切，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纹丝不乱。
北宋仁宗时，已经有了水袋、水囊、麻搭等比较先进的灭火工具。
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升级了灭火队员的配置工具，有棚索、斧、锯、火笼、火背心等灭火装备。
到了明朝，一些城市组建了火兵，主要是防御敌军火攻引起的火灾和防范其他火患。
火兵驻扎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员流动多的地方，配有水桶、藤斗、麻搭、唧筒、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
皇帝的东西是不能有闪失的，盛放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
防火隔墙其实是每隔7间房屋空出的一间房，无门无窗，里面都是夯实的土，厚度达5米。另外，居民的白壁青瓦马头墙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
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铁舌头，防雷火的，也就是避雷针。
清朝，对于火的管理更科学了。
康熙、雍正、乾隆时朝，每个防火班人数不下两百人。
防火班又叫机桶处，机桶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引水灭火工具。
这种国产的救火器又称“水龙”，一般放在防火班人员的宿舍里，行动时便于携带。
在不少清宫影视剧中，有些火势是很大的，让人一看就发毛。
比如《孝庄秘史》中有个镜头，火光冲天，烟雾浓浓的，要是灭火的工具不先进，没准皇家园子就不保了。
同治年间，民间自发成立了消防组织“水龙局”。
清代诗人吴东发看了“水龙”表演后，写下“数人并力动枢机，呼吸纵送在复右”的诗句，从中看出这个灭火工具不同寻常。
当然，也没那么神奇，水龙的原理其实是一抬一压的木质手柄，和沙漠地区的井一样，通过挤压，装在桶里的水就会通过软水管喷出来，软水管对着火点浇射就能够灭火，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也很便捷。
在同治年间就已经出现了，是比较高级的灭火发明。
除了水龙外还有洋龙，洋龙是西洋科技的一种技术，它也促进了清代消防的飞跃发展。
它是从国外进口的一种机械消防装置，通过蒸汽原理推动泵活塞快速上下抽压出水，也叫蒸汽机救火车。
因为是从西洋引进，所以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洋龙”。
正是因为这种蒸汽救火车的出现，从而推动了消防装备逐渐步入机械化时代。
当然，水龙和洋龙其实都很少见，最常见的，还是太平缸，这是明清两代时，都非常喜欢用的一种盛水工具。
因为当时紫禁城的房屋都是木质结构，在炎热的夏天或者阴雨天，打雷的时候很容易起火。
为了防患于未然，在宫殿前都放了很多大水缸，起火的时候方便及时用。
所以这种缸又名“太平缸”，或者叫“吉祥缸”。
在紫禁城中这种水缸大概有300多口，分布广泛。
………………
说了这么多，想必大家对我国的消防发展史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所以抛却其他不提，宋朝还真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朝代，很多事情都是从他率先发展出来的。
比如第一次出现“专职消防队”，刚才说了，这也是中国最早意义上的专职消防队。
当时宋仁宗制定了非常严密的防护措施，挑选了精干的军士，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夜间巡查，督促居民按时熄灯，注意把不用的火种熄灭，以及排查一些火灾隐患。
如果发现火灾要及时报告，并进行合理性的抢救。
同时，他们就要进行密切合作，运送水、维持秩序、救护以及保护受伤的居民。
当时的宋人说，“警察有巡尉之官。”这个“巡尉之官”便是中国最早的警察。
宋代每县设巡尉一员，相当于警长，“掌阅习弓手（警员），戢奸禁暴”。
在城市一级，则设立“厢”，“治烟火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做“巡警”，类似于派出所。
像是前文所说，汴梁城的街道每隔三百余步，便设置一所巡铺。
在东京汴梁“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
到了后面临安城的街道上，则每隔二百余步设一所巡铺，《梦粱录》的“防隅巡警”条说。
“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
显然，铺兵这里的职责，跟现代警察并无什么不同。
“军巡铺”还负有火灾报警的责任，铺兵每日在望火楼瞭望，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即由“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汲水扑灭，不劳百姓”。
而那些负责扑灭大火的士兵，则是“潜火队”的“潜火兵”。
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宋代的消防官兵是很专业的，也很有效，比如当时一位大官家里举行“夜醮”（祭拜鬼神），大举烛火。
站在望火楼上的瞭望员望见后，见“骤有火光”，以为发生了火灾，于是不敢怠慢，立即“驰白厢主，又报开封知府”。
很快，一大队潜火兵便赶到了这位大员家里，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误会。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汴梁城的消防系统的反应的确很快。
只可惜到后来，可能是歌舞升平太久吧，越来越懈怠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玩忽职守，本该当值不好好当值。
有的干脆不在，有的即便来了也不尽忠职守，根本不瞭望观察，而是在望火楼上睡大觉。
要知道当时宋朝的“潜火队”配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防装备，“如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给支官钱措置，一一俱备”。
所以只要观察瞭望的人用心一点，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什么大火的，会被即使扑灭在萌芽之中。
而且他们救火也很有效率，不是蛮干，比如在救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火势过旺、一时难以扑灭的情况，则会根据火势大小将火源周围的建筑物拆除，留出一段距离作隔离带，以阻止火势蔓延(《宋会要辑稿·刑法》)，这个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京师之外，地方救火的情况在《作邑自箴》、《庆元条法事类》中都有记载。
包括宋代邻保之间有救火的义务，通常是诸州县镇寨的居民每十家结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
将各户的户主名录于一牌，盖章或画押后交由甲头保管。
火灾发生时，由甲头召集，每家出一人参与救火。
火灭之后，再按牌点名，检查是否有人失职不来。
如果该到而不到，当事人及相关负责人都要受到惩罚。
而且火灾发生后，“潜火队”赶往现场救火时，还会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路遇高官，可不必避路让道，“诸应避路者，遇有急切事，谓救火之类，不容久待者，许横绝弛过”。
在古代，路上相遇，有民让官、贱让贵先行之礼，但“潜火队”可不受这一礼法约束。
“潜火兵”救灾，不允许半点违慢，“如有违误，定行军法治之”。
如果“潜火兵”在救火过程中受伤，则由政府负责治疗并给予奖赏。
“若救火军卒重伤者，所司差官相视伤处，支给犒赏，差医诊治”。
“潜火兵”享有比较丰厚的薪水，所有的消防器材也由官府购置、保养。
“仍以官钱量置救火器具，官为收掌，有损阙，即时增补”。
至少在当时世界而言，宋朝政府设立的这一套城市治理制度，是非常先进、卓越于世的。
同时火灾发生后，必追究肇事者、相关负责人、趁火打劫者的法律责任。
对肇事者的处罚区别失火与放火。
失火是因疏忽，放火则是故意而为。
失火与纵火动机不同，受到的责罚也不同。
放火的处罚要重，往往大赦时也不会减免。
有的肇事者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火起后逃跑。
为了早日将其绳之以法，宋代制订了赏罚政策，发动百姓，捉拿肇事者归案。
捕到凶手后给予赏钱，寄放赃物、包庇犯人之家当在规定日限内自首，否则将会被治罪。
官员没有觉察失火、救火不力，或不能捕获肇事者时，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负责官员因没有觉察失火而受到惩罚的例子有很多，如滑州节度使张建丰就坐此免官。
官员救火不力也会受到处罚。
州城失火，都监应即时救火，由通判监督，违反者，各杖八十。
都监、通判虽已尽力，仍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上者，都监、通判则被杖六十，并上报朝廷听候处置。
如烧三百间以上，知州也得受到同样的处罚。
如果不能将放火者捕获，官员也会被治罪。
对官吏的惩罚是为了引起他们对救火的重视，使法律条文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同时促使官吏们积极组织和监督救火，以减少火灾带来的损失。
宋代对趁火打劫者的惩处也很严厉，如建隆三年，内酒坊起火，坊与三司相连，工徒“突入省署”，乘火为盗者有五十人，皆“命斩于诸门”，后经“宰臣极谏”，还是杀了三十八人。
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宋朝在火灾方面是有比较严格的制度，但很可惜啊，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执行者，终将会腐朽。
不过好在，虽然先前那些负责瞭望的官兵玩忽职守，没有发现大火烧起的苗头，但是现在真的彻底烧起来后，也是让得他们终于认真了起来，开始拼命救火。
因为这事关着他们的饭碗甚至脑袋，一个个都是不敢有丝毫携带，再加上在众多武举生的帮助下，终于，花费了将近一晚上的时间，总算将这场大火给扑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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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这个部门最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设立了，他们是火安全的官员。
当时黄帝在排查民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一定要节制用火，避免火灾的发生，所以设立了专门管理火安全的官员，称为“火政”。
到了商朝时，有几座粮仓被烧，火势不小，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记载，这也是文字出现后最早有关火灾的纪录。
商朝看到火的厉害，制定了火规，对遗弃在道路上的灰烬复燃后酿成火灾的，要处以断手的刑罚。
周朝规定，仲春二月，宫廷中掌管用火的官员要在城中用木槌敲大铃，提醒大家防火。
这也是更夫喊火烛的由来——可能大家在电视剧中都看到过，每到冬天，时近黄昏，街上就会传来一阵阵“寒冬腊月，火烛小心，水缸满满，灶仓清清”的呼喊声。
周朝禁火期更是大多吃冷食，不让做饭。
春耕了，老百姓不能饿肚子干活，所以禁火期前就得备好足够的干粮。
春秋战国时，管仲说管理好“火”是关系到国家贫富的大事之一，并提出了修定火宪的意见。
那时举行仪式的人，需用左手举火把，以减少明火乱动的危险。右手捧碗随时接灰烬，以防残火落地乱溅。
举火人要坐屋角，因为屋角不是活动的中心，还不准跟别人打招呼，不准讲话，不准唱歌，做到专心守职，可以说，对火的管理达到了一定高度。
汉代，水火盗贼不分家，统一由武官执金吾负责。
“金吾”是两端带鎏金的铜棒，对付难管理的社会问题是很有威慑力的。
《汉书》中说，西汉长安“每街一亭”，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24街，有24个街亭。
街亭和现在的派出所差不多，街亭里有大鼓，有房间，有广场，可以驻扎军警，大的可容纳几千人。
东汉史学家荀悦对于火情的看法是“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防患于未然”是从这儿来的。
唐代负责火情的组织叫“武侯铺”，分布在城市、坊间，布置的消防兵从一二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在全城形成一个火情传达系统。
灭火工具大多是用猪、牛、羊等动物的皮编织的袋子。
据说，唐以前都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灭火。
到了宋朝，火好像不那么恣意妄为了，世界上的第一支城市消防队诞生了，组织形式很像现在的消防队。
负责地方火禁等事宜的防火官叫厢使。
当时开封等地火禁很严格，半夜就要灭掉一切烛火。
假如有的人家后半夜烧纸，必须事先告知。
灭火的兵叫防隅军，也叫潜火兵，都经过严格训练，专门夜间巡逻督促居民按时熄灭油灯、蜡烛等。
地势高的地方有专门的瞭望火楼，白天黑夜不离人。
一旦有火情，扑救的各支队配合密切，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纹丝不乱。
北宋仁宗时，已经有了水袋、水囊、麻搭等比较先进的灭火工具。
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升级了灭火队员的配置工具，有棚索、斧、锯、火笼、火背心等灭火装备。
到了明朝，一些城市组建了火兵，主要是防御敌军火攻引起的火灾和防范其他火患。
火兵驻扎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员流动多的地方，配有水桶、藤斗、麻搭、唧筒、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
皇帝的东西是不能有闪失的，盛放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
防火隔墙其实是每隔7间房屋空出的一间房，无门无窗，里面都是夯实的土，厚度达5米。另外，居民的白壁青瓦马头墙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
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铁舌头，防雷火的，也就是避雷针。
清朝，对于火的管理更科学了。
康熙、雍正、乾隆时朝，每个防火班人数不下两百人。
防火班又叫机桶处，机桶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引水灭火工具。
这种国产的救火器又称“水龙”，一般放在防火班人员的宿舍里，行动时便于携带。
在不少清宫影视剧中，有些火势是很大的，让人一看就发毛。
比如《孝庄秘史》中有个镜头，火光冲天，烟雾浓浓的，要是灭火的工具不先进，没准皇家园子就不保了。
同治年间，民间自发成立了消防组织“水龙局”。
清代诗人吴东发看了“水龙”表演后，写下“数人并力动枢机，呼吸纵送在复右”的诗句，从中看出这个灭火工具不同寻常。
当然，也没那么神奇，水龙的原理其实是一抬一压的木质手柄，和沙漠地区的井一样，通过挤压，装在桶里的水就会通过软水管喷出来，软水管对着火点浇射就能够灭火，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也很便捷。
在同治年间就已经出现了，是比较高级的灭火发明。
除了水龙外还有洋龙，洋龙是西洋科技的一种技术，它也促进了清代消防的飞跃发展。
它是从国外进口的一种机械消防装置，通过蒸汽原理推动泵活塞快速上下抽压出水，也叫蒸汽机救火车。
因为是从西洋引进，所以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洋龙”。
正是因为这种蒸汽救火车的出现，从而推动了消防装备逐渐步入机械化时代。
当然，水龙和洋龙其实都很少见，最常见的，还是太平缸，这是明清两代时，都非常喜欢用的一种盛水工具。
因为当时紫禁城的房屋都是木质结构，在炎热的夏天或者阴雨天，打雷的时候很容易起火。
为了防患于未然，在宫殿前都放了很多大水缸，起火的时候方便及时用。
所以这种缸又名“太平缸”，或者叫“吉祥缸”。
在紫禁城中这种水缸大概有300多口，分布广泛。
………………
说了这么多，想必大家对我国的消防发展史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所以抛却其他不提，宋朝还真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朝代，很多事情都是从他率先发展出来的。
比如第一次出现“专职消防队”，刚才说了，这也是中国最早意义上的专职消防队。
当时宋仁宗制定了非常严密的防护措施，挑选了精干的军士，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夜间巡查，督促居民按时熄灯，注意把不用的火种熄灭，以及排查一些火灾隐患。
如果发现火灾要及时报告，并进行合理性的抢救。
同时，他们就要进行密切合作，运送水、维持秩序、救护以及保护受伤的居民。
当时的宋人说，“警察有巡尉之官。”这个“巡尉之官”便是中国最早的警察。
宋代每县设巡尉一员，相当于警长，“掌阅习弓手（警员），戢奸禁暴”。
在城市一级，则设立“厢”，“治烟火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做“巡警”，类似于派出所。
像是前文所说，汴梁城的街道每隔三百余步，便设置一所巡铺。
在东京汴梁“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
到了后面临安城的街道上，则每隔二百余步设一所巡铺，《梦粱录》的“防隅巡警”条说。
“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
显然，铺兵这里的职责，跟现代警察并无什么不同。
“军巡铺”还负有火灾报警的责任，铺兵每日在望火楼瞭望，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即由“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汲水扑灭，不劳百姓”。
而那些负责扑灭大火的士兵，则是“潜火队”的“潜火兵”。
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宋代的消防官兵是很专业的，也很有效，比如当时一位大官家里举行“夜醮”（祭拜鬼神），大举烛火。
站在望火楼上的瞭望员望见后，见“骤有火光”，以为发生了火灾，于是不敢怠慢，立即“驰白厢主，又报开封知府”。
很快，一大队潜火兵便赶到了这位大员家里，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误会。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汴梁城的消防系统的反应的确很快。
只可惜到后来，可能是歌舞升平太久吧，越来越懈怠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玩忽职守，本该当值不好好当值。
有的干脆不在，有的即便来了也不尽忠职守，根本不瞭望观察，而是在望火楼上睡大觉。
要知道当时宋朝的“潜火队”配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防装备，“如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给支官钱措置，一一俱备”。
所以只要观察瞭望的人用心一点，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什么大火的，会被即使扑灭在萌芽之中。
而且他们救火也很有效率，不是蛮干，比如在救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火势过旺、一时难以扑灭的情况，则会根据火势大小将火源周围的建筑物拆除，留出一段距离作隔离带，以阻止火势蔓延(《宋会要辑稿·刑法》)，这个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京师之外，地方救火的情况在《作邑自箴》、《庆元条法事类》中都有记载。
包括宋代邻保之间有救火的义务，通常是诸州县镇寨的居民每十家结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
将各户的户主名录于一牌，盖章或画押后交由甲头保管。
火灾发生时，由甲头召集，每家出一人参与救火。
火灭之后，再按牌点名，检查是否有人失职不来。
如果该到而不到，当事人及相关负责人都要受到惩罚。
而且火灾发生后，“潜火队”赶往现场救火时，还会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路遇高官，可不必避路让道，“诸应避路者，遇有急切事，谓救火之类，不容久待者，许横绝弛过”。
在古代，路上相遇，有民让官、贱让贵先行之礼，但“潜火队”可不受这一礼法约束。
“潜火兵”救灾，不允许半点违慢，“如有违误，定行军法治之”。
如果“潜火兵”在救火过程中受伤，则由政府负责治疗并给予奖赏。
“若救火军卒重伤者，所司差官相视伤处，支给犒赏，差医诊治”。
“潜火兵”享有比较丰厚的薪水，所有的消防器材也由官府购置、保养。
“仍以官钱量置救火器具，官为收掌，有损阙，即时增补”。
至少在当时世界而言，宋朝政府设立的这一套城市治理制度，是非常先进、卓越于世的。
同时火灾发生后，必追究肇事者、相关负责人、趁火打劫者的法律责任。
对肇事者的处罚区别失火与放火。
失火是因疏忽，放火则是故意而为。
失火与纵火动机不同，受到的责罚也不同。
放火的处罚要重，往往大赦时也不会减免。
有的肇事者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火起后逃跑。
为了早日将其绳之以法，宋代制订了赏罚政策，发动百姓，捉拿肇事者归案。
捕到凶手后给予赏钱，寄放赃物、包庇犯人之家当在规定日限内自首，否则将会被治罪。
官员没有觉察失火、救火不力，或不能捕获肇事者时，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负责官员因没有觉察失火而受到惩罚的例子有很多，如滑州节度使张建丰就坐此免官。
官员救火不力也会受到处罚。
州城失火，都监应即时救火，由通判监督，违反者，各杖八十。
都监、通判虽已尽力，仍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上者，都监、通判则被杖六十，并上报朝廷听候处置。
如烧三百间以上，知州也得受到同样的处罚。
如果不能将放火者捕获，官员也会被治罪。
对官吏的惩罚是为了引起他们对救火的重视，使法律条文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同时促使官吏们积极组织和监督救火，以减少火灾带来的损失。
宋代对趁火打劫者的惩处也很严厉，如建隆三年，内酒坊起火，坊与三司相连，工徒“突入省署”，乘火为盗者有五十人，皆“命斩于诸门”，后经“宰臣极谏”，还是杀了三十八人。
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宋朝在火灾方面是有比较严格的制度，但很可惜啊，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严厉的执行者，终将会腐朽。
不过好在，虽然先前那些负责瞭望的官兵玩忽职守，没有发现大火烧起的苗头，但是现在真的彻底烧起来后，也是让得他们终于认真了起来，开始拼命救火。
因为这事关着他们的饭碗甚至脑袋，一个个都是不敢有丝毫携带，再加上在众多武举生的帮助下，终于，花费了将近一晚上的时间，总算将这场大火给扑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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