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黄汉刻意放手培养这个心腹少年，给予谷如山带领四百多人驻防一地的锻炼机会，在做得到的情况下，他可以留下一部分壮丁进行训练，要做好在此地扎根一两年的准备。
缺武器用不着发愁，白蜡杆长枪成本才三钱银子要多少要多少，只不过配发鸟铳就需要慎重，没有完成基础训练，没有通过思想考察，家小没有去辽西的基本上不考虑。
有了大量河南籍流民送去关外，接近一万人抽调出导致有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影响秋收的情况不会存在，今年还应该富裕不少劳动力参与修建水利设施和道路。
毕竟已经错过了春耕，今年增加屯田指望不上了，只能为明年屯垦打好基础。
这几年比较干旱的山海关、永平府地区今年一反常态，基本上不会下大雨的春天这个季节今年却是大雨磅礴，中心区居然是虎穴城方圆八十里。
原本历史上记载的崇祯六年“山海关、永平大雨，水坏城郭、田舍，人畜死亡无算。”
由于黄汉经营此地有了足三年，修建了大量水库和沟渠，给排水系统日趋完善。
又由于虎穴城的房屋大体都是砖混结构根本不怕瓢泼大雨，没有造成太大损失，反而导致从来没有蓄满水的几十座大小水库得到了满库的机会。
古代为何天灾不断？归根结底还是老百姓的抗灾能力太薄弱，土胚墙、茅草屋顶一阵大风有可能导致屋顶被刮跑了。
杜甫家就是因为被大风吹走了屋顶才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其实那一次大风没有造成太多灾害，主要原因是穷困潦倒的杜甫家中茅屋太破才受灾了。
明朝穷得还不如杜甫的比比皆是，历史上的三天大雨导致山海关、永平府这一带的土胚墙、茅草屋顶结构的房屋经不起泡水倒了成千上万间，导致许多老百姓流离失所。
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能算作遭灾了，恰恰相反，水库在增加了库容后不仅仅有了应对旱灾的潜力，还使得水力锤、磨面机等等水力机械劲道十足，提高了生产力。
还有一个巨大好处，土地一次性浇透了会大量淹死蝗虫卵，三年内不可能遭遇蝗灾。
历史上的流寇两三年内没有打到博野县，现在有了黄汉率领“红旗军”这一路杀来，更加不可能有大股流寇进犯布置在孙刘庄的补给地。
如果来两三千流寇，孙刘庄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都能够守住。
给谷如山的任务不是每天等在孙刘庄空耗光阴，而是立足此地平定方圆五十里内的盗匪山贼，扩大“红旗军”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附近老百姓携家带口出海去关外屯垦、做工，也要让附近的农民得到相对安全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放心耕种。
届时要指导农民在被毁了麦苗的田亩中补种马铃薯和甘薯，争取秋后能够多收获一些赖以生存的口粮。
其实之所以把高迎祥、李自成、王自用、张献忠之流唤作流寇，就是因为他们到处流窜作案，几天前一股在山西烧杀抢掠的贼兵冲出太行山脉涌入京师郊区，占领了临城的西山。
北直隶按察使卢象升惊出一身冷汗，立刻率领能够组织的人马截杀那一路胆大妄为的流贼，现在估摸着已经离京城不远。
皇帝得到流寇进犯西山的消息后倒是不太紧张，连京师戒严的圣旨都没有下达。
他派出京营人马由方正化监军前去杀贼，皇帝知道区区两三万贼寇根本无法攻击京师，因此没有招唤已经出发的“红旗军”返回。
方正化带领京营人马打流寇信心十足，由于在登莱立下大功，参战的京营将士们有许多得到了提拔，兵丁们得到了锻炼，如今战斗力爆破士气高涨。
周遇吉、黄得功、孙应元三位游击将军更是立功心切，有了这三位京营中为数不多的善战将领，估摸着窜入西山的流寇日子不会好过。
流寇利用轻装的优势依托太行山行军当然是走山路，发现有攻击城镇的战机会冲下山捞一把接着上山，他们不敢在靠近京师的平原逗留，惧怕被骑兵发现后断了归路。
尾随追击的卢象升部不怕苦、不怕累也带着天雄军追着翻山越岭，由于不间断交战进剿速度缓慢。
黄汉是为了更多向大明老百姓展示一支不一样的强军劲旅，因此走的是大平原，选择的是人口密集区。
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因此黄汉没能够遇上卢象升，天雄军往北、“红旗军”向南，两军距离越来越大。
黄汉率领主力人马不可能在孙刘庄耽搁，第二天一大早再次上路。
此时流寇大头目王嘉胤已经被明军干掉了，此人不太出名，但这小子乃是造反教父，当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王自用等等后来的造反巨寇都是他的马仔。
他的胞弟王嘉允、同宗兄弟匪号紫金梁的王自用如今手下还有不少人马，依旧把造反大业干得风生水起。
王嘉允和王自用等等贼骨头在山西烧杀抢掠跟官军干了多次互有胜败，冲出太行山往广平府、彰德府方向杀来。
去年就在河南平叛的昌平副将左良玉有可能还没到他时来运转的时候，也有可能此时的他还不够坏，老是吃败仗，手里的人马已经不足三千。
因为河南剿寇屡次败北，大明折了游击越效忠、杨遇春和参将陶希谦丢了几大千官军，使得缴获了许多大明官军制式武器的流寇队伍愈发壮大。
河南糜烂如斯，巡抚樊尚瞡难推其咎，他被罢官免职由太常少卿元默代其职，朝廷火速调邓玘和张凤仪率领人马增援河南。
总兵官邓玘手里有川兵六千，参将张凤仪率领白杆兵两千，学乖了的左良玉见来了援兵开始耍滑头，坚决不肯跟流寇硬碰硬拼消耗。
因为他开始领悟到两三千昌平兵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万万不能折光了老本。
缺武器用不着发愁，白蜡杆长枪成本才三钱银子要多少要多少，只不过配发鸟铳就需要慎重，没有完成基础训练，没有通过思想考察，家小没有去辽西的基本上不考虑。
有了大量河南籍流民送去关外，接近一万人抽调出导致有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影响秋收的情况不会存在，今年还应该富裕不少劳动力参与修建水利设施和道路。
毕竟已经错过了春耕，今年增加屯田指望不上了，只能为明年屯垦打好基础。
这几年比较干旱的山海关、永平府地区今年一反常态，基本上不会下大雨的春天这个季节今年却是大雨磅礴，中心区居然是虎穴城方圆八十里。
原本历史上记载的崇祯六年“山海关、永平大雨，水坏城郭、田舍，人畜死亡无算。”
由于黄汉经营此地有了足三年，修建了大量水库和沟渠，给排水系统日趋完善。
又由于虎穴城的房屋大体都是砖混结构根本不怕瓢泼大雨，没有造成太大损失，反而导致从来没有蓄满水的几十座大小水库得到了满库的机会。
古代为何天灾不断？归根结底还是老百姓的抗灾能力太薄弱，土胚墙、茅草屋顶一阵大风有可能导致屋顶被刮跑了。
杜甫家就是因为被大风吹走了屋顶才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其实那一次大风没有造成太多灾害，主要原因是穷困潦倒的杜甫家中茅屋太破才受灾了。
明朝穷得还不如杜甫的比比皆是，历史上的三天大雨导致山海关、永平府这一带的土胚墙、茅草屋顶结构的房屋经不起泡水倒了成千上万间，导致许多老百姓流离失所。
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能算作遭灾了，恰恰相反，水库在增加了库容后不仅仅有了应对旱灾的潜力，还使得水力锤、磨面机等等水力机械劲道十足，提高了生产力。
还有一个巨大好处，土地一次性浇透了会大量淹死蝗虫卵，三年内不可能遭遇蝗灾。
历史上的流寇两三年内没有打到博野县，现在有了黄汉率领“红旗军”这一路杀来，更加不可能有大股流寇进犯布置在孙刘庄的补给地。
如果来两三千流寇，孙刘庄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都能够守住。
给谷如山的任务不是每天等在孙刘庄空耗光阴，而是立足此地平定方圆五十里内的盗匪山贼，扩大“红旗军”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附近老百姓携家带口出海去关外屯垦、做工，也要让附近的农民得到相对安全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放心耕种。
届时要指导农民在被毁了麦苗的田亩中补种马铃薯和甘薯，争取秋后能够多收获一些赖以生存的口粮。
其实之所以把高迎祥、李自成、王自用、张献忠之流唤作流寇，就是因为他们到处流窜作案，几天前一股在山西烧杀抢掠的贼兵冲出太行山脉涌入京师郊区，占领了临城的西山。
北直隶按察使卢象升惊出一身冷汗，立刻率领能够组织的人马截杀那一路胆大妄为的流贼，现在估摸着已经离京城不远。
皇帝得到流寇进犯西山的消息后倒是不太紧张，连京师戒严的圣旨都没有下达。
他派出京营人马由方正化监军前去杀贼，皇帝知道区区两三万贼寇根本无法攻击京师，因此没有招唤已经出发的“红旗军”返回。
方正化带领京营人马打流寇信心十足，由于在登莱立下大功，参战的京营将士们有许多得到了提拔，兵丁们得到了锻炼，如今战斗力爆破士气高涨。
周遇吉、黄得功、孙应元三位游击将军更是立功心切，有了这三位京营中为数不多的善战将领，估摸着窜入西山的流寇日子不会好过。
流寇利用轻装的优势依托太行山行军当然是走山路，发现有攻击城镇的战机会冲下山捞一把接着上山，他们不敢在靠近京师的平原逗留，惧怕被骑兵发现后断了归路。
尾随追击的卢象升部不怕苦、不怕累也带着天雄军追着翻山越岭，由于不间断交战进剿速度缓慢。
黄汉是为了更多向大明老百姓展示一支不一样的强军劲旅，因此走的是大平原，选择的是人口密集区。
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因此黄汉没能够遇上卢象升，天雄军往北、“红旗军”向南，两军距离越来越大。
黄汉率领主力人马不可能在孙刘庄耽搁，第二天一大早再次上路。
此时流寇大头目王嘉胤已经被明军干掉了，此人不太出名，但这小子乃是造反教父，当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王自用等等后来的造反巨寇都是他的马仔。
他的胞弟王嘉允、同宗兄弟匪号紫金梁的王自用如今手下还有不少人马，依旧把造反大业干得风生水起。
王嘉允和王自用等等贼骨头在山西烧杀抢掠跟官军干了多次互有胜败，冲出太行山往广平府、彰德府方向杀来。
去年就在河南平叛的昌平副将左良玉有可能还没到他时来运转的时候，也有可能此时的他还不够坏，老是吃败仗，手里的人马已经不足三千。
因为河南剿寇屡次败北，大明折了游击越效忠、杨遇春和参将陶希谦丢了几大千官军，使得缴获了许多大明官军制式武器的流寇队伍愈发壮大。
河南糜烂如斯，巡抚樊尚瞡难推其咎，他被罢官免职由太常少卿元默代其职，朝廷火速调邓玘和张凤仪率领人马增援河南。
总兵官邓玘手里有川兵六千，参将张凤仪率领白杆兵两千，学乖了的左良玉见来了援兵开始耍滑头，坚决不肯跟流寇硬碰硬拼消耗。
因为他开始领悟到两三千昌平兵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万万不能折光了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