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这是钟会聪明的一手，乐成的失守的时候，钟会远在邺城，根本就无法具体地指挥乐成的战斗，如果换作是其他的指挥官，肯定会找各种的理由来推脱自己的责任的。
但钟会清楚，一昧地推卸责任，只会令司马师反感，既然司马师将河北军政权力全都交给了他，那任何的失败，钟会都是难辞其咎的。
所以钟会在奏章中，将主要的过错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并主动地请求降罪惩罚。
不过钟会也清楚，司马师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他委派自己担任河北都督，就说明司马师对自己还是充分信任的。
就算是自己在冀州防务之中出现重大的失误，可临阵换将自古是兵家大忌，如今冀州的战事正当激烈之时，司马师断然不敢轻易地换一个对冀州防务一无所知的人来，所以大概率司马师是不会撤掉自己的，最多也是给予一些象征性的惩罚罢了，比如降职或者是罚俸。
这样皮疼不痒的处罚，对钟会来说倒是无所胃，在奏章中，钟会请求司马师派出骑兵部队来制衡并州骑兵，否则他的任何军事构想都是一种空谈，并州骑兵的强大，制约着他计划的实现，只有牵制住并州骑兵之后，钟会才有可能实现他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这也算是钟会吃定了司马师吧。
这封奏章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并往了洛阳。
司马师刚刚废帝立了新君，在是春风得意之时，突然接到了乐成失守的消息，司马师是一脸的懵圈，事先也没有得到并州军来犯的消息啊，怎么乐成说丢就丢了呢？
看了钟会的奏章，司马师才算明白过来，之所以事先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主要的原因是乐成丢得太快了，前后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乐成就失守了，两千多人阵亡，太守蒋秀之下一万八千多人被俘，乐安全军覆灭。
钟会在奏章之中并没有将责任推卸到蒋秀的身上，而是主动地承揽了大部分的责任，最主要的是他低估了并州军投石车的威力，新建的砖石城墙未能抵挡得住并州军投石车的攻击，乐成的城池失守，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钟会主动请罪，请求朝廷的责罚。
司马师震惊之余，也陷入到了沉思之中，如果说钟会有责任的话，那是一点也不假，毕竟冀州的防御计划是他制定的，新修的城墙也是他督造的，现在出了问题，他不背锅谁来背锅？
但司马师也清楚，将责伤全部归结到钟会身上也不合适，毕竟钟会也不可能估算到并州军投石车的破坏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所在修筑城墙的时候，钟会也只能是尽力地做到最高的标准，只不过事实证明，钟会包括所有人在内，都是还是低估了并州军投石车的威力，在这种饱和式的攻击下，那怕是再坚固的城墙，也不过多坚守几天而己，城池的失守，两天和五天十天，有区别吗？
所以不能说钟会不尽力，而是并州军的实在是太变态了，以前的打仗，投石车都只是攻城的一种辅助手段，真正依靠的，却是人力，而曹亮则是颠覆了这种观念，将投石车用成了主攻的手段。
要知道，投石车笨重无比，所需要的石弹又是数量惊人，对后勤运输的条件要求极为的高，根据钟会提供的数据，两天之内，并州军就向乐成的投掷了上万枚的石弹，光是这些石弹堆集在一起，就足以堆成一座小山了，并州军是如何做到将这么多的石弹运输到前线的？
乐成的失守，也让司马师陷入到了深深的危机之中，钟会在奏章中提及，朝廷必须要向冀州增兵，尤其是骑兵，否则冀州的局面会彻底的失控。
司马师的骑兵，其实已经是已经成型了，经过了三年的操练，已经是完全的具备了战斗力。
只不过按照司马师的计划，这支骑兵是另有所图的，司马师准备在反攻并州时使用，他暗暗地发誓，在那儿跌倒的在那儿爬起来，他要复仇曹亮，就必须要在并州打败并州骑兵，然后堂而皇之地横扫并州，一雪前耻。
至于冀州那边，司马师觉得以三十五万大军，怎么也能抵挡得住并州军的攻势了吧，所以在冀州，司马师决定还是以防御为主，暂时没有和并州军要决战的准备，他要把决战的战场，留到并州去。
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冀州的防御在乐成之战后，已经处于了崩溃的边缘，别看冀州军拥有三十五万的大军，但是失去了野战的能力，只能固守城池，而在并州军投石车面前，这些城池都变得朝不保夕，并州军完全可以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逐个攻取城池。
钟会想把并州军拖入到持久战消耗战之中的想法是彻底地破产了，并州军如果全部使用投石车做为主攻手段的话，就可以实现无损破城，如此逐城地打下去，并州军不但兵力不减，而且还可以从降兵中补充力量，冀州的局势危矣。
想要保住冀州，司马师就必须出兵增援，尤其是骑兵，那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以骑制骑，扼制住并州骑兵的优势，才能彻底地扭转冀州的局势。
司马师立刻召集众臣议事，乐成的失守也确实在朝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部分的大臣都支持增援冀州的决定，毕竟冀州的得失，关系甚大，如果冀州一旦失守，那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划河而治的局面，社稷的存亡，就在此一战了。
司马师听取了众人的意见，下定了决心，决定调集所有的机动兵力，前往冀州，而他也将会亲自挂帅，率军亲征。
这次的决战，将会是关乎司马氏前途命运的一战，司马师当然不敢掉以轻心，如果派别人去出征的话，司马师肯定是寝食难安的，所以这一次他不会假他人之手，一定要亲自出征。
但钟会清楚，一昧地推卸责任，只会令司马师反感，既然司马师将河北军政权力全都交给了他，那任何的失败，钟会都是难辞其咎的。
所以钟会在奏章中，将主要的过错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并主动地请求降罪惩罚。
不过钟会也清楚，司马师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他委派自己担任河北都督，就说明司马师对自己还是充分信任的。
就算是自己在冀州防务之中出现重大的失误，可临阵换将自古是兵家大忌，如今冀州的战事正当激烈之时，司马师断然不敢轻易地换一个对冀州防务一无所知的人来，所以大概率司马师是不会撤掉自己的，最多也是给予一些象征性的惩罚罢了，比如降职或者是罚俸。
这样皮疼不痒的处罚，对钟会来说倒是无所胃，在奏章中，钟会请求司马师派出骑兵部队来制衡并州骑兵，否则他的任何军事构想都是一种空谈，并州骑兵的强大，制约着他计划的实现，只有牵制住并州骑兵之后，钟会才有可能实现他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这也算是钟会吃定了司马师吧。
这封奏章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并往了洛阳。
司马师刚刚废帝立了新君，在是春风得意之时，突然接到了乐成失守的消息，司马师是一脸的懵圈，事先也没有得到并州军来犯的消息啊，怎么乐成说丢就丢了呢？
看了钟会的奏章，司马师才算明白过来，之所以事先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主要的原因是乐成丢得太快了，前后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乐成就失守了，两千多人阵亡，太守蒋秀之下一万八千多人被俘，乐安全军覆灭。
钟会在奏章之中并没有将责任推卸到蒋秀的身上，而是主动地承揽了大部分的责任，最主要的是他低估了并州军投石车的威力，新建的砖石城墙未能抵挡得住并州军投石车的攻击，乐成的城池失守，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钟会主动请罪，请求朝廷的责罚。
司马师震惊之余，也陷入到了沉思之中，如果说钟会有责任的话，那是一点也不假，毕竟冀州的防御计划是他制定的，新修的城墙也是他督造的，现在出了问题，他不背锅谁来背锅？
但司马师也清楚，将责伤全部归结到钟会身上也不合适，毕竟钟会也不可能估算到并州军投石车的破坏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所在修筑城墙的时候，钟会也只能是尽力地做到最高的标准，只不过事实证明，钟会包括所有人在内，都是还是低估了并州军投石车的威力，在这种饱和式的攻击下，那怕是再坚固的城墙，也不过多坚守几天而己，城池的失守，两天和五天十天，有区别吗？
所以不能说钟会不尽力，而是并州军的实在是太变态了，以前的打仗，投石车都只是攻城的一种辅助手段，真正依靠的，却是人力，而曹亮则是颠覆了这种观念，将投石车用成了主攻的手段。
要知道，投石车笨重无比，所需要的石弹又是数量惊人，对后勤运输的条件要求极为的高，根据钟会提供的数据，两天之内，并州军就向乐成的投掷了上万枚的石弹，光是这些石弹堆集在一起，就足以堆成一座小山了，并州军是如何做到将这么多的石弹运输到前线的？
乐成的失守，也让司马师陷入到了深深的危机之中，钟会在奏章中提及，朝廷必须要向冀州增兵，尤其是骑兵，否则冀州的局面会彻底的失控。
司马师的骑兵，其实已经是已经成型了，经过了三年的操练，已经是完全的具备了战斗力。
只不过按照司马师的计划，这支骑兵是另有所图的，司马师准备在反攻并州时使用，他暗暗地发誓，在那儿跌倒的在那儿爬起来，他要复仇曹亮，就必须要在并州打败并州骑兵，然后堂而皇之地横扫并州，一雪前耻。
至于冀州那边，司马师觉得以三十五万大军，怎么也能抵挡得住并州军的攻势了吧，所以在冀州，司马师决定还是以防御为主，暂时没有和并州军要决战的准备，他要把决战的战场，留到并州去。
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冀州的防御在乐成之战后，已经处于了崩溃的边缘，别看冀州军拥有三十五万的大军，但是失去了野战的能力，只能固守城池，而在并州军投石车面前，这些城池都变得朝不保夕，并州军完全可以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逐个攻取城池。
钟会想把并州军拖入到持久战消耗战之中的想法是彻底地破产了，并州军如果全部使用投石车做为主攻手段的话，就可以实现无损破城，如此逐城地打下去，并州军不但兵力不减，而且还可以从降兵中补充力量，冀州的局势危矣。
想要保住冀州，司马师就必须出兵增援，尤其是骑兵，那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以骑制骑，扼制住并州骑兵的优势，才能彻底地扭转冀州的局势。
司马师立刻召集众臣议事，乐成的失守也确实在朝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部分的大臣都支持增援冀州的决定，毕竟冀州的得失，关系甚大，如果冀州一旦失守，那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划河而治的局面，社稷的存亡，就在此一战了。
司马师听取了众人的意见，下定了决心，决定调集所有的机动兵力，前往冀州，而他也将会亲自挂帅，率军亲征。
这次的决战，将会是关乎司马氏前途命运的一战，司马师当然不敢掉以轻心，如果派别人去出征的话，司马师肯定是寝食难安的，所以这一次他不会假他人之手，一定要亲自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