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云通呈献给赵昺其实就是一本人体解剖图册，这个东西在现代可以说是十分平常，在任何一个小诊所的墙上都会挂着一张，但是在古代却不是那样，而是十分神秘和隐晦的东西。他作为‘神医’看到太医院收藏的解剖图却是直叹气，这真是太简陋了。
现代人都知道解剖学是医学最为基础的东西，若是不明解剖部位给人看病就是盲人骑瞎马，而战场上出现的创伤主要就是外伤，一个医生连内部结构都不知道就动刀，那与谋杀无异。为了挽救战场上士兵宝贵的生命，他只能再次出手了，但这也是冒着风险的。
赵昺在前世曾经目睹过一次中西医间的网上论战，对医学他就是门外汉，根本不敢插言，但是也从中明白了不少东西。据一位中医‘大神’说，中医的解剖可以追溯到新时期时代，而能够确认的最迟也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皇帝内经》中已经能够描述内脏的大概位置和形状。
不过因为在封建礼教压迫的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逝者为大”，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解剖行为，都为世人所否定。即便是仵作也不能解剖尸体的，他们只能靠强大的知识库和仔细的勘察，根据尸体症状判断死亡原因，因而解剖行为都是暗中进行的。
在当下流行的解剖图是来自北宋时期的两份图谱。一是《欧希范五脏图》，是庆历年间吴简组织解剖了欧希范等五十六具死囚尸体，绘制而成的；另一份影响较大的是《存真图》。但是在赵昺看来，《欧西范五脏图》吹得虽大，但是还过于简陋，与现代解剖图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而影响最大《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精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左右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也是这样描述脏腑位置：“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有膀胱……肾则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在心之左”。后来元明清的许多脏腑图、脏腑图，大多是以《存真图》为蓝本画的。
在此后，古代中医的人体解剖基本上陷入了停滞，原因除了法律严加禁止外，也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知识分子重“道”轻“器”，导致了中医解剖学日渐式微。直到清朝王清任的出现才有所改观，其依托对脏腑的实际观察，对被同行们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这都是赵昺作为旁观者听来的、看来的，也只是半信半疑。
对医学深感兴趣的王清任在游历至滦州稻地镇，发现当地正发生严重的传染病，小儿“十死八九”。穷困人家无力置办棺木，只得以布袋竹席草草浅埋，却又遭到野狗扒出撕咬，坟地四周皆是“破腹露脏”。无力阻止这场灾疫。他所能做的，只有每天前往坟地，观察那些暴露在外、被野狗撕破肚肠的尸体，目的是借此机会弄清楚人体内脏的真实状况。
而王清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多年的医术修习让他发现“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而著书良医，无一全人”，而良医的匮乏，又在于他们连最基本的人体脏腑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批评同行们“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让王清任遗憾的是，因尸体遭野狗啃食，他没有能够观察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对这片膜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在人体脏腑中有着“最关紧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它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在心上”、它的生长究竟“是斜是正”。
为了补上这桩遗憾，此后的三十余年间，王清任又三次前往刑场观察尸体。一次在奉天府，因是女犯“不忍近前”，只见到了刽子手挖出来的心肝肺。另两次在京城，一次见到了脏腑，但“膈膜已破”；另一次因被处决者是朝廷重犯，“不能近前”，故皆未能如愿。直到道光九年，王清任才从一位见惯了死尸的前领兵将领处，间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实情状。
至此，王认为自己“访验四十二年”，终于对人体脏腑的情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遂“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这些图，后来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医林改错》一书之中——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脾由竖置改为横卧；膈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窍”；胰腺则是第一次出现……虽然与当代解剖学的观察尚有不小差距，但已比过去所有中文医学典籍的描绘与记载都要准确。
其批评《难经》，说它对心肝肺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重几许”，对大小肠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长若干”，对胃的描述具体到了能够装下谷米“几斗几升”，给人一种很真切、很值得相信的感觉，实际上却并不准确，作者没亲眼考察过脏腑，只是“以无凭之谈，做欺人之事，利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利己有限损人甚重，实在是不可取。
他还批评《金匮》对疾病的描述，并非真的了解病源，而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金匮》里说受风会令人鼻塞喷嚏，又说受风会令人半身不遂，王清任质问道：“今请问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重、鼻流鼻涕？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半身不遂？”——既然如此，请说一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让人鼻塞打喷嚏；又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使人变得半身不遂？
这种较真式的质问，是推动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往前进步的必要，却也引起了同行们的厌恶与反感。在他们眼中，王清任走得实在太远了。他不但质疑、批评《黄帝内经》与《金匮》这样的煌煌经典，还否认了“三焦”的存在，否认了传统说法对“经络”的描述
可作为拓荒者的王清任由于医学理论也尚未脱出传统的窠臼，加之这与其只能在坟地与刑场随机观察、无法获得正规的尸体解剖机会有直接关系，误读、误解也在所难免，《医林改错》自然也有错误。赵昺就记的有人提出书中将动脉误认作了气管；将精道、血管与溺孔描绘为互通，就是错误的。
想想五百多年后，西方医学解剖知识已经传入中国，时人的认知还是这种程度。当前的只能说是十分粗陋，即没有详细的骨骼解剖图，也没有血管的分布图，甚至动脉和静脉都没有做出区分，更不要说了解血夜是如何运行的，还以为人是靠心脏来进行思考的。
赵昺对于人体的知识，只是来自于《生理卫生》课程，而那也是普及人体构造最基本知识。无奈之下，他只能依靠回忆复写了一边，并配上了插图。但是过去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他也不敢保证写的和画的正确，即使这样也被郝云通等一帮太医视为神作。
赵昺却是不敢托大，而是给他们一道‘密旨’授权他们可以解剖无主的尸体，深入研究，并详细绘制图画，与自己编写的相互印证，纠正其中的错误，作为培养医士的教材只用。而尸体在利用完毕后要妥善处置，不可随意丢弃和毁损。
持续不断的战争和灾祸，制造了无数的无主尸体，也得以让太医院和医药院的医士们有了几乎取之不尽的尸体来源。而在给战争中的伤者医治过程里，也让他们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验证解剖中的所得。可以说这让大宋的医学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却又难说是幸事，还是悲哀。
但是这种研究毕竟为当下的世俗观念和道德标准所不容，因此太医院的研究一直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与的医士也严令不准外传，免得引发争议和众怒。不过他们研究的成果却源源不断的出现在施教的教材中，培养出具有全新观念的医生，同时也造福于伤病患者。
历经七年，太医院解剖了不知道多少尸体，终于完成了人体系列解剖图的绘制，其中既有人体脏腑图，骨骼图，还有各个脏器的分解图。如果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依然称不上详细，可这是没有依靠各种现代医学仪器完成的，也足以算是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了。
呈给赵昺这本图谱汇总，应该算是太医院多年的研究成果，不过他暂时还不想公之于众。因为当下的“儒医们”更乐于使用阴阳五行理论，来推演人体的结构与运作，而非去做实体观察。他知道一旦公开，其中的东西足以颠覆千百年来人们传统医学的认知，让那些儒医视为根本的理论和典籍遭到质疑。
所以赵昺以为还是缓行，这套图谱虽然不能公开刊行，但可以先用于医疗教学和指导临床实践，待广为人接受的时候，再公开不迟……
现代人都知道解剖学是医学最为基础的东西，若是不明解剖部位给人看病就是盲人骑瞎马，而战场上出现的创伤主要就是外伤，一个医生连内部结构都不知道就动刀，那与谋杀无异。为了挽救战场上士兵宝贵的生命，他只能再次出手了，但这也是冒着风险的。
赵昺在前世曾经目睹过一次中西医间的网上论战，对医学他就是门外汉，根本不敢插言，但是也从中明白了不少东西。据一位中医‘大神’说，中医的解剖可以追溯到新时期时代，而能够确认的最迟也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皇帝内经》中已经能够描述内脏的大概位置和形状。
不过因为在封建礼教压迫的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逝者为大”，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解剖行为，都为世人所否定。即便是仵作也不能解剖尸体的，他们只能靠强大的知识库和仔细的勘察，根据尸体症状判断死亡原因，因而解剖行为都是暗中进行的。
在当下流行的解剖图是来自北宋时期的两份图谱。一是《欧希范五脏图》，是庆历年间吴简组织解剖了欧希范等五十六具死囚尸体，绘制而成的；另一份影响较大的是《存真图》。但是在赵昺看来，《欧西范五脏图》吹得虽大，但是还过于简陋，与现代解剖图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而影响最大《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精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左右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也是这样描述脏腑位置：“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有膀胱……肾则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在心之左”。后来元明清的许多脏腑图、脏腑图，大多是以《存真图》为蓝本画的。
在此后，古代中医的人体解剖基本上陷入了停滞，原因除了法律严加禁止外，也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知识分子重“道”轻“器”，导致了中医解剖学日渐式微。直到清朝王清任的出现才有所改观，其依托对脏腑的实际观察，对被同行们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这都是赵昺作为旁观者听来的、看来的，也只是半信半疑。
对医学深感兴趣的王清任在游历至滦州稻地镇，发现当地正发生严重的传染病，小儿“十死八九”。穷困人家无力置办棺木，只得以布袋竹席草草浅埋，却又遭到野狗扒出撕咬，坟地四周皆是“破腹露脏”。无力阻止这场灾疫。他所能做的，只有每天前往坟地，观察那些暴露在外、被野狗撕破肚肠的尸体，目的是借此机会弄清楚人体内脏的真实状况。
而王清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多年的医术修习让他发现“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而著书良医，无一全人”，而良医的匮乏，又在于他们连最基本的人体脏腑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批评同行们“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让王清任遗憾的是，因尸体遭野狗啃食，他没有能够观察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对这片膜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在人体脏腑中有着“最关紧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它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在心上”、它的生长究竟“是斜是正”。
为了补上这桩遗憾，此后的三十余年间，王清任又三次前往刑场观察尸体。一次在奉天府，因是女犯“不忍近前”，只见到了刽子手挖出来的心肝肺。另两次在京城，一次见到了脏腑，但“膈膜已破”；另一次因被处决者是朝廷重犯，“不能近前”，故皆未能如愿。直到道光九年，王清任才从一位见惯了死尸的前领兵将领处，间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实情状。
至此，王认为自己“访验四十二年”，终于对人体脏腑的情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遂“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这些图，后来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医林改错》一书之中——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脾由竖置改为横卧；膈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窍”；胰腺则是第一次出现……虽然与当代解剖学的观察尚有不小差距，但已比过去所有中文医学典籍的描绘与记载都要准确。
其批评《难经》，说它对心肝肺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重几许”，对大小肠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长若干”，对胃的描述具体到了能够装下谷米“几斗几升”，给人一种很真切、很值得相信的感觉，实际上却并不准确，作者没亲眼考察过脏腑，只是“以无凭之谈，做欺人之事，利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利己有限损人甚重，实在是不可取。
他还批评《金匮》对疾病的描述，并非真的了解病源，而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金匮》里说受风会令人鼻塞喷嚏，又说受风会令人半身不遂，王清任质问道：“今请问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重、鼻流鼻涕？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半身不遂？”——既然如此，请说一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让人鼻塞打喷嚏；又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使人变得半身不遂？
这种较真式的质问，是推动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往前进步的必要，却也引起了同行们的厌恶与反感。在他们眼中，王清任走得实在太远了。他不但质疑、批评《黄帝内经》与《金匮》这样的煌煌经典，还否认了“三焦”的存在，否认了传统说法对“经络”的描述
可作为拓荒者的王清任由于医学理论也尚未脱出传统的窠臼，加之这与其只能在坟地与刑场随机观察、无法获得正规的尸体解剖机会有直接关系，误读、误解也在所难免，《医林改错》自然也有错误。赵昺就记的有人提出书中将动脉误认作了气管；将精道、血管与溺孔描绘为互通，就是错误的。
想想五百多年后，西方医学解剖知识已经传入中国，时人的认知还是这种程度。当前的只能说是十分粗陋，即没有详细的骨骼解剖图，也没有血管的分布图，甚至动脉和静脉都没有做出区分，更不要说了解血夜是如何运行的，还以为人是靠心脏来进行思考的。
赵昺对于人体的知识，只是来自于《生理卫生》课程，而那也是普及人体构造最基本知识。无奈之下，他只能依靠回忆复写了一边，并配上了插图。但是过去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他也不敢保证写的和画的正确，即使这样也被郝云通等一帮太医视为神作。
赵昺却是不敢托大，而是给他们一道‘密旨’授权他们可以解剖无主的尸体，深入研究，并详细绘制图画，与自己编写的相互印证，纠正其中的错误，作为培养医士的教材只用。而尸体在利用完毕后要妥善处置，不可随意丢弃和毁损。
持续不断的战争和灾祸，制造了无数的无主尸体，也得以让太医院和医药院的医士们有了几乎取之不尽的尸体来源。而在给战争中的伤者医治过程里，也让他们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验证解剖中的所得。可以说这让大宋的医学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却又难说是幸事，还是悲哀。
但是这种研究毕竟为当下的世俗观念和道德标准所不容，因此太医院的研究一直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与的医士也严令不准外传，免得引发争议和众怒。不过他们研究的成果却源源不断的出现在施教的教材中，培养出具有全新观念的医生，同时也造福于伤病患者。
历经七年，太医院解剖了不知道多少尸体，终于完成了人体系列解剖图的绘制，其中既有人体脏腑图，骨骼图，还有各个脏器的分解图。如果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依然称不上详细，可这是没有依靠各种现代医学仪器完成的，也足以算是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了。
呈给赵昺这本图谱汇总，应该算是太医院多年的研究成果，不过他暂时还不想公之于众。因为当下的“儒医们”更乐于使用阴阳五行理论，来推演人体的结构与运作，而非去做实体观察。他知道一旦公开，其中的东西足以颠覆千百年来人们传统医学的认知，让那些儒医视为根本的理论和典籍遭到质疑。
所以赵昺以为还是缓行，这套图谱虽然不能公开刊行，但可以先用于医疗教学和指导临床实践，待广为人接受的时候，再公开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