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赵昺对于此次风波依然不敢轻忽，江北乃至中原地区自蒙古灭金以来战乱持续了几十年，导致人口锐减，经济严重消退。而移民充边向来是历朝历代解决边防问题的方式，按说江南地少人多，导致生产关系恶化，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前移人口正好可以填补江北的空缺。
可能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江南人口数亿，而土地并没有增加，且工业的发展还侵占了大量的耕地，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粮食产量依然可以满足需求。但是不要忘了，古时候生产力低下，又没有现代的农业技术，缺乏完善的水利设施，粮食产量是很低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三十亩地的产出。
移江南之民充实江北之地，从大局来看是为国为民的好事，但是赵昺知道要实现并不容易，否则也不会出现后世朱元璋父子先后动用国家机器实施‘湖广填四川’、‘山西充京畿’的事情发生，而这也是为后世诟病的恶政。
以赵昺所知江南人不喜欢江北，不仅仅是要背井离乡，而是存在着十足的偏见，这当然也是从时人的笔记和野史中看到的，尤其是士人们尤甚。他记的不仅是江南士人，东南沿海的士人都对京城风气颇有意见，他们的私人笔记里充满牢骚。
即便对京师也满是不屑，说北京人懒、贪玩、好吃、偷奸耍滑，只会靠着诈骗宫里钱财或挖前朝财宝一夜暴富，随后迅速败家云云。京城妇女更要忍受南方男人的歧视，被挑出了各种缺陷，不适合给外地公务员当老婆。
京师妇人有五不善：馋也，懒也，刁也，淫也，拙也。与此同时，当然不忘追忆南方，尤其是江南女子：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诸方不能敌也。最让南方人惊讶的，是大都市里数量惊人的闲人乞丐，拿到一点钱就赌博，可以把裤子都输光，下场极惨。最终，他们只得感叹：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
依靠这样的首都市民，国家怎么能长久？这俨然成为了超越地域的共识。运河边的山东士人也发出这等警语：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南方士人力主南迁，一直没有成功过，有一位叫做李塨的大臣南迁未果后，竟痛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完了）！
不过赵昺以为明代的移民政策之所以光受江南士人的不满，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科举和经济问题。
科举优势对官僚群体有着直接影响，，虽然明代为了搞好地域平衡，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煞费苦心，明初江南人在进士总数中比例不高，在明末则稳定在15%以上，在崇祯时期更在20%30%之间，这个比例实在是不高，但江南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还是无法阻挡。
明初江西士人是科场霸主，到了中期浙江士人后来，到了晚明，南直隶的士人最终登顶。据学者统计，从万历十年至崇祯三年，内阁成员共四十七人，共有三十三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占总人数的七成。
赵昺还听说过一个说法，正是由于明代中期江南士人组阁掌权，才导致了明朝的衰落，直至灭亡。对于此他以为不过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明代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其实只是这个规律的体现罢了。
明朝初期，朱元璋可以利用漕运将江南的财富运到北方，利用科举打压江南士人，使其难以进入权力高层。但是随着明廷对江南经济的依赖越来越重，这种格局终于被打破。
虽说南方人在明代长年受到打击压榨，但到了明朝后期，江南的底气忽然硬了起来。最显著的对比是，开国时期，朝廷可以随意对江南施加重税，漕粮白粮也可劲的往江南人头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国却很难再从江南予取予求。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单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产出也悬殊，而江南庞大的工商产业却完全在征收范围之外。因此与其他地方的士绅相比，江南的士绅可以多种经营，集地主、商人、士大夫于一体，在乡党的庇护下，晚明的江南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确保社会地位的稳固。
江南士人腰杆变硬背后，是他们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压制的南方人，终于在晚明迎来了全面复兴，江南士大夫在张居正和魏忠贤倒塌的两次政局大变动中都捞到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中央决策层江南士人显著增加，并在某些时点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万历二十一年，当内廷提出苏杭织造钱粮拖欠过多时，内阁首辅王锡爵（苏南太仓人）就拿出‘苏松重赋’的说辞，同时提出连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脱。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陇西成纪人）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认为此举将激起民变，要把对方捉拿*******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团体要数东林党，这个起于无锡东林书院的士大夫集团在中文互联网历史圈争议极大，而赵昺以为他们的崛起无论对朝廷还是他们，这都算不上好消息。国家收不抵支，清查田赋又是难以推行，万历皇帝为了扩大皇室收入，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使，想要在日益兴盛的工商业中分一杯羹。
但此时要想让江南无声地做好帝国奶牛已经不太容易，当年的朱元璋可以轻松没收大量江南富户的家产，但万历皇帝却只能绕开官僚体系，派出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监，且几乎每次行动都会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而其背后都有江南士绅的影子。
张居正改革后，明代税收由实物征收改为货币化征收，但江南地区的拖欠比例更是不断提高。田赋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最终主要的负担都压到了北方小农身上，在辽饷加派中，北方农户的平均负担远远超过南方，而江南，苏州、松江、常州的核心地带的户均负担更是在南方诸省较低。
然而登上权力巅峰的江南士绅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视了无可救药的国势，即将席卷一切的北方流民和关外的铁骑，等待他们的是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时代悲剧……
当然现在赵昺还不会面临南北士人相轻的问题，因为大宋的触角刚刚摸到中原的边上，在用人问题上别无选择。而北方士人虽然同为孔圣一脉，但是由于已经分属不同国家，处于敌对阵营，在意识形态已然产生了分裂，双方已经势如水火，所以他即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必须依靠江南士人。
可令赵昺无奈的是士人们文人相轻的恶习不改，在学术上争论也就罢了，骂骂北方的同仁们也没啥大不了的，还发展到了‘窝里斗’，大家按照地域所属互黑，人为的制造分裂，让他这个皇帝十分难做。而更加恼火的是那些乡绅们并没有表现出士人们该有的高义和爱国，却是沾染上了一身铜臭，更为看重自己的利益。
如此赵昺不能不忧心重重，他清楚自己现在鼓励发展工商，而作为这个时代精英的士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机会。他们中很多人有头脑，又有些家底，很容易以此致富。积累了财富后，加之传统的‘学而仕择优’的思想必然会将钱财投资于教育子弟上，让他们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官僚。
不要以为科举为平民阶层入仕提供了公平的渠道，其实也只是相对而言。读书也是需要经济基础做后盾的，小到笔墨纸砚，大到聘请名师、四方游学，那都需要钱，而家无余财的平民子弟在这方面是无法与殷实的乡绅们相竞争的。
赵昺身边人多是官宦子弟和乡绅出身，不仅是处于拉拢之意，而是他们这些人确是有真才实学。他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之下见识和眼光也非是平民子弟所能相比的，在科举上也能更容易出人头地。入仕后有家中父辈的提点，门人故旧的捧场，官路也会别常人更为顺畅，甚至得以出将入相。
作为士人根基的乡绅集团，他们基数大，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也会很多，现下也许不会影响到大局，但是几十年后呢？谁也不会保证他们能不能形成如明末的官、商、绅、士多位一体的利益集团，进而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左右朝政，影响到国家的兴衰。
可能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江南人口数亿，而土地并没有增加，且工业的发展还侵占了大量的耕地，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粮食产量依然可以满足需求。但是不要忘了，古时候生产力低下，又没有现代的农业技术，缺乏完善的水利设施，粮食产量是很低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三十亩地的产出。
移江南之民充实江北之地，从大局来看是为国为民的好事，但是赵昺知道要实现并不容易，否则也不会出现后世朱元璋父子先后动用国家机器实施‘湖广填四川’、‘山西充京畿’的事情发生，而这也是为后世诟病的恶政。
以赵昺所知江南人不喜欢江北，不仅仅是要背井离乡，而是存在着十足的偏见，这当然也是从时人的笔记和野史中看到的，尤其是士人们尤甚。他记的不仅是江南士人，东南沿海的士人都对京城风气颇有意见，他们的私人笔记里充满牢骚。
即便对京师也满是不屑，说北京人懒、贪玩、好吃、偷奸耍滑，只会靠着诈骗宫里钱财或挖前朝财宝一夜暴富，随后迅速败家云云。京城妇女更要忍受南方男人的歧视，被挑出了各种缺陷，不适合给外地公务员当老婆。
京师妇人有五不善：馋也，懒也，刁也，淫也，拙也。与此同时，当然不忘追忆南方，尤其是江南女子：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诸方不能敌也。最让南方人惊讶的，是大都市里数量惊人的闲人乞丐，拿到一点钱就赌博，可以把裤子都输光，下场极惨。最终，他们只得感叹：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
依靠这样的首都市民，国家怎么能长久？这俨然成为了超越地域的共识。运河边的山东士人也发出这等警语：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南方士人力主南迁，一直没有成功过，有一位叫做李塨的大臣南迁未果后，竟痛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完了）！
不过赵昺以为明代的移民政策之所以光受江南士人的不满，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科举和经济问题。
科举优势对官僚群体有着直接影响，，虽然明代为了搞好地域平衡，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煞费苦心，明初江南人在进士总数中比例不高，在明末则稳定在15%以上，在崇祯时期更在20%30%之间，这个比例实在是不高，但江南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还是无法阻挡。
明初江西士人是科场霸主，到了中期浙江士人后来，到了晚明，南直隶的士人最终登顶。据学者统计，从万历十年至崇祯三年，内阁成员共四十七人，共有三十三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占总人数的七成。
赵昺还听说过一个说法，正是由于明代中期江南士人组阁掌权，才导致了明朝的衰落，直至灭亡。对于此他以为不过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明代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其实只是这个规律的体现罢了。
明朝初期，朱元璋可以利用漕运将江南的财富运到北方，利用科举打压江南士人，使其难以进入权力高层。但是随着明廷对江南经济的依赖越来越重，这种格局终于被打破。
虽说南方人在明代长年受到打击压榨，但到了明朝后期，江南的底气忽然硬了起来。最显著的对比是，开国时期，朝廷可以随意对江南施加重税，漕粮白粮也可劲的往江南人头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国却很难再从江南予取予求。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单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产出也悬殊，而江南庞大的工商产业却完全在征收范围之外。因此与其他地方的士绅相比，江南的士绅可以多种经营，集地主、商人、士大夫于一体，在乡党的庇护下，晚明的江南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确保社会地位的稳固。
江南士人腰杆变硬背后，是他们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压制的南方人，终于在晚明迎来了全面复兴，江南士大夫在张居正和魏忠贤倒塌的两次政局大变动中都捞到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中央决策层江南士人显著增加，并在某些时点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万历二十一年，当内廷提出苏杭织造钱粮拖欠过多时，内阁首辅王锡爵（苏南太仓人）就拿出‘苏松重赋’的说辞，同时提出连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脱。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陇西成纪人）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认为此举将激起民变，要把对方捉拿*******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团体要数东林党，这个起于无锡东林书院的士大夫集团在中文互联网历史圈争议极大，而赵昺以为他们的崛起无论对朝廷还是他们，这都算不上好消息。国家收不抵支，清查田赋又是难以推行，万历皇帝为了扩大皇室收入，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使，想要在日益兴盛的工商业中分一杯羹。
但此时要想让江南无声地做好帝国奶牛已经不太容易，当年的朱元璋可以轻松没收大量江南富户的家产，但万历皇帝却只能绕开官僚体系，派出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监，且几乎每次行动都会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而其背后都有江南士绅的影子。
张居正改革后，明代税收由实物征收改为货币化征收，但江南地区的拖欠比例更是不断提高。田赋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最终主要的负担都压到了北方小农身上，在辽饷加派中，北方农户的平均负担远远超过南方，而江南，苏州、松江、常州的核心地带的户均负担更是在南方诸省较低。
然而登上权力巅峰的江南士绅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视了无可救药的国势，即将席卷一切的北方流民和关外的铁骑，等待他们的是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时代悲剧……
当然现在赵昺还不会面临南北士人相轻的问题，因为大宋的触角刚刚摸到中原的边上，在用人问题上别无选择。而北方士人虽然同为孔圣一脉，但是由于已经分属不同国家，处于敌对阵营，在意识形态已然产生了分裂，双方已经势如水火，所以他即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必须依靠江南士人。
可令赵昺无奈的是士人们文人相轻的恶习不改，在学术上争论也就罢了，骂骂北方的同仁们也没啥大不了的，还发展到了‘窝里斗’，大家按照地域所属互黑，人为的制造分裂，让他这个皇帝十分难做。而更加恼火的是那些乡绅们并没有表现出士人们该有的高义和爱国，却是沾染上了一身铜臭，更为看重自己的利益。
如此赵昺不能不忧心重重，他清楚自己现在鼓励发展工商，而作为这个时代精英的士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机会。他们中很多人有头脑，又有些家底，很容易以此致富。积累了财富后，加之传统的‘学而仕择优’的思想必然会将钱财投资于教育子弟上，让他们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官僚。
不要以为科举为平民阶层入仕提供了公平的渠道，其实也只是相对而言。读书也是需要经济基础做后盾的，小到笔墨纸砚，大到聘请名师、四方游学，那都需要钱，而家无余财的平民子弟在这方面是无法与殷实的乡绅们相竞争的。
赵昺身边人多是官宦子弟和乡绅出身，不仅是处于拉拢之意，而是他们这些人确是有真才实学。他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之下见识和眼光也非是平民子弟所能相比的，在科举上也能更容易出人头地。入仕后有家中父辈的提点，门人故旧的捧场，官路也会别常人更为顺畅，甚至得以出将入相。
作为士人根基的乡绅集团，他们基数大，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也会很多，现下也许不会影响到大局，但是几十年后呢？谁也不会保证他们能不能形成如明末的官、商、绅、士多位一体的利益集团，进而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左右朝政，影响到国家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