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赵昺一行人踏上归途，天已经黑了下来，一轮残月当空，山间的各个庙宇燃起的灯火就如坠地的繁星点缀在其间，而他们照路的火把便如划过天空的流星，在山路上闪烁。谁能想到当今陛下行走在这寂静的山间，勾画了一幅新的蓝图。
在化城寺歇了一夜后，次日清晨他们便下山回返，而赵昺并没有回城，直接到御前水军的驻地，卢旭将圣驾送回御舟之上，讨了王应麟和谢枋得的两幅字，当然也没有忘记送上几篓山茶。赵昺留其用了晚膳，席间又叮嘱良多，要其治理好池州，加力推行新政。
王应麟也意识到小皇帝此时推行‘一体纳税’正当时。当前收复两淮，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而那边士绅被蒙元祸祸的不轻，加之王师北定，他们正是心怀忐忑的时候。因此在江北推行这项政策的阻力要小的多。一旦打开局面就可以带动江南。
而江南士绅尽管闹得厉害，但是底气不足。现下主持朝政和牧守地方的主官皆是琼州旧臣，在江南征辟的官员大多充任僚职和担任吏员，主持地方的也仅限与县级主官或州府副职，在朝中根基尚浅，没有建立起繁杂的关系网。
因此江南的士绅们想要推翻这项政策，是难以得到大多数官员们的支持，只有挑动民意，造谣生事以给朝廷施压。又利用儒学门派之争，来引发党争，进而到达自己的目的。而以当期的局势来看，王应麟以为士绅们已经黔驴技穷，才会铤而走险试图行刺陛下，又利用邪道妖僧蛊惑人心，利用德祐帝来牵制当今皇帝。
经过几日间与小皇帝的长谈，王应麟也意识到局势虽然看着纷乱复杂，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危急，而随着御前护军入京，陛下凯旋而归，那些宵小根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否则陛下也不会在遇刺后还有闲心去游山，显然是心中早有胜算。
至于那些人想借助‘和议’来达到目的，他以为那更是荒唐，蒙元已非昔日那般强势，现在是他们急于求和，一切要看大宋的眼色了，怎么会听那些人的蛊惑和摆布，当然也乐于看到因此而引发大宋内乱。但是一旦发现事情不妙，立刻就会与他们切割，不会为此得罪大宋的。
德祐帝的去留算蒙元手中的一张王牌，其实对于小皇帝来说不过是隔靴搔痒，根本影响不到大局。将德祐帝放归，身份已经是庶民，大宋也不差他一块地、一口饭，想要复辟跟做梦差不多。而依旧将其扣留，在小皇帝看来也就是多一个来日北伐的借口而已。
蒙元那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现在求得是罢兵熄战，希望能挽回些损失。不会在德祐帝去留的问题上去触怒小皇帝，从而让主要诉求落空，却不是给人当刀使。因此也不会过多的纠缠，而那些士绅们将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显然是脑子被驴踢了，不仅失去了大义，也更加会激怒小皇帝，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最让王应麟感到欣慰的是小皇帝对儒学的看法，并非持非黑即白的态度，而是希望儒家秉承经世的传统，对自身进行革新，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且小皇帝对于儒学没有门派之见，也不反对学术之争，希望他们能够屏弃门户之间，共同为大宋的发展出力献策。
不过王应麟也听得出来，小皇帝对于利用学术认识上的不同而挑起党争，搞党同伐异那一套，进而影响革新十分厌恶。当然为了实现大计，制定的政策肯定也会在不同阶段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为民为国’政策不会变，‘大义为先’的宗旨不会变。
王应麟相信若是陛下能够如今时所言，一定会争取到大多数士人的支持，赢得士大夫阶层的拥戴，使得机构改革能够顺利推行，新政得以实施。当然他也知道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革新中也会有些波折，但不会如同前时那样惨遭失败，无果而终……
谢枋得却是另一番心思，如今他基本已经认同了小皇帝的‘义利’之道，最大的义就是‘以民为本’，而与之相悖的就是不义，且这与历代儒家先贤的治民思想相合。作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们则也要维护这个‘义’，这不仅是对圣人们经世理念的身体力行，也是儒家存世之本，否则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在与陛下的谈话中，小皇帝曾引用秦时名相李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之语。他明白其中意思是说：五帝各有各的一套，各不相同，三代也各有各的一套，各不一样，但他们都把天下治得很好，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办法制度不同。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办法制度呢？这是因为时代变了；时代变了，制度就得变。
谢枋得清楚陛下之意是让他们要如同李斯一般从时代发展上看待问题，但其中对其采用‘以古非今’的思想加以严厉的禁止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但他也明白制度的革新必然伴随着血腥，始皇帝为了推行秦法，首先就决定焚书——
“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思想是从书籍中保留下来的。从这些焚书和惩罚办法中藏书不烧，只是黥为城旦，但偶语《诗》《书》的却要弃市，以古非今的却要灭族，可知焚书是手段，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对秦法的推行言论才是目的。
焚书的次年又发生坑儒案，秦始皇在咸阳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生。坑儒虽是因为侯生、卢生为始皇求仙药不得而逃亡，激起秦始皇的恼怒所引起，但秦始皇坑儒的原因却是侯生、卢生在别人面前诽谤他，破坏他的威信。他坑杀四百六十个儒生，也因为他们“为妖言以乱黔首”。
谢枋得心中很清楚，焚书坑儒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讲，始皇、李斯和儒家思想的斗争，是统一与封国的斗争，是保守与革新的斗争，是顺应历史发展与违反历史发展的斗争。当时儒生所抱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代的封国制度，与形势不符的；始皇所走的路是统一和集权，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所以在这一斗争中，“是”是在秦始皇这边的，但是这只是自己心中所想而已，根本不敢言于外。因为自汉武帝以后，儒家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学派，儒家思想是主要的统治思想。这样一来，焚书坑儒便成了秦始皇罪大恶极的罪名了。他若是表露出来，那岂不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
至于本朝，谢枋得也明白从政治制度看，宋制因承袭唐制，此后少有创制。而宋之于唐，尤如东汉之于西汉，有人事安排而无制度安排，有变更而无建树。应该说宋儒在传承上是十分保守的，缺乏进取精神，而几次革新也在保守势力的狙击下失败。
而本朝执行的‘右文’政策，让士人成为时代的娇子，士大夫阶层得以巩固，享乐思想盛行，失去了危机感，对外实行靖绥政策，主动与敌国媾和，以岁币换得苟安；而对内却日益严苛，对百姓压榨日益增加，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南渡之后，大宋只剩下半壁江山，却随时面临着被北方金、蒙政权的侵略和吞并的危险。而且国家祖先的陵寝全部都在别人控制之下，广褒的中原还有很多故人，一心期盼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一心盼着有朝一日王师北归，让他们再次归于中原文明的统一之下。
然而在这种形势之下，彼时执掌权力的士大夫们不仅没有励精图治的精神，反倒是风花雪月的故事比比皆是，官场中充斥着浮华和堕落，偷安的思想日增。而士人们依然毫无危急感，以文人雅士自居，见天就知道享乐，国家日益衰败，将大宋一步步带入了不归路，所谓文以儒乱法就是这种人。
而十几天的频繁会谈之下，谢枋得心中也有了底数。他投奔行朝之初，也是怀着就国为民的理想，而他也亲眼看到了行朝的改变，朝臣们从当初的惶恐不安变得从容镇定，从消极应付而变得兢兢业业，从浮夸变得务实，偷安转变为进取。
应该说国家的一场大变让行朝的一班人的思想从内到外都发生了质的转变，而这一切可以说皆是来自小皇帝不懈努力的结果。因为他们从一个‘小孩子’身上看到了复国的希望，从一场场胜利中相信能够战胜蒙元，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中体会到什么是进取进取。
现在经过多日频繁的会谈，已经对小皇帝十分认可的谢枋得，觉得自己追随小皇帝的选择没有错，且坚定了继续跟随其的脚步走下去，哪怕前边的路充满坎坷……
在化城寺歇了一夜后，次日清晨他们便下山回返，而赵昺并没有回城，直接到御前水军的驻地，卢旭将圣驾送回御舟之上，讨了王应麟和谢枋得的两幅字，当然也没有忘记送上几篓山茶。赵昺留其用了晚膳，席间又叮嘱良多，要其治理好池州，加力推行新政。
王应麟也意识到小皇帝此时推行‘一体纳税’正当时。当前收复两淮，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而那边士绅被蒙元祸祸的不轻，加之王师北定，他们正是心怀忐忑的时候。因此在江北推行这项政策的阻力要小的多。一旦打开局面就可以带动江南。
而江南士绅尽管闹得厉害，但是底气不足。现下主持朝政和牧守地方的主官皆是琼州旧臣，在江南征辟的官员大多充任僚职和担任吏员，主持地方的也仅限与县级主官或州府副职，在朝中根基尚浅，没有建立起繁杂的关系网。
因此江南的士绅们想要推翻这项政策，是难以得到大多数官员们的支持，只有挑动民意，造谣生事以给朝廷施压。又利用儒学门派之争，来引发党争，进而到达自己的目的。而以当期的局势来看，王应麟以为士绅们已经黔驴技穷，才会铤而走险试图行刺陛下，又利用邪道妖僧蛊惑人心，利用德祐帝来牵制当今皇帝。
经过几日间与小皇帝的长谈，王应麟也意识到局势虽然看着纷乱复杂，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危急，而随着御前护军入京，陛下凯旋而归，那些宵小根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否则陛下也不会在遇刺后还有闲心去游山，显然是心中早有胜算。
至于那些人想借助‘和议’来达到目的，他以为那更是荒唐，蒙元已非昔日那般强势，现在是他们急于求和，一切要看大宋的眼色了，怎么会听那些人的蛊惑和摆布，当然也乐于看到因此而引发大宋内乱。但是一旦发现事情不妙，立刻就会与他们切割，不会为此得罪大宋的。
德祐帝的去留算蒙元手中的一张王牌，其实对于小皇帝来说不过是隔靴搔痒，根本影响不到大局。将德祐帝放归，身份已经是庶民，大宋也不差他一块地、一口饭，想要复辟跟做梦差不多。而依旧将其扣留，在小皇帝看来也就是多一个来日北伐的借口而已。
蒙元那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现在求得是罢兵熄战，希望能挽回些损失。不会在德祐帝去留的问题上去触怒小皇帝，从而让主要诉求落空，却不是给人当刀使。因此也不会过多的纠缠，而那些士绅们将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显然是脑子被驴踢了，不仅失去了大义，也更加会激怒小皇帝，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最让王应麟感到欣慰的是小皇帝对儒学的看法，并非持非黑即白的态度，而是希望儒家秉承经世的传统，对自身进行革新，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且小皇帝对于儒学没有门派之见，也不反对学术之争，希望他们能够屏弃门户之间，共同为大宋的发展出力献策。
不过王应麟也听得出来，小皇帝对于利用学术认识上的不同而挑起党争，搞党同伐异那一套，进而影响革新十分厌恶。当然为了实现大计，制定的政策肯定也会在不同阶段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为民为国’政策不会变，‘大义为先’的宗旨不会变。
王应麟相信若是陛下能够如今时所言，一定会争取到大多数士人的支持，赢得士大夫阶层的拥戴，使得机构改革能够顺利推行，新政得以实施。当然他也知道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革新中也会有些波折，但不会如同前时那样惨遭失败，无果而终……
谢枋得却是另一番心思，如今他基本已经认同了小皇帝的‘义利’之道，最大的义就是‘以民为本’，而与之相悖的就是不义，且这与历代儒家先贤的治民思想相合。作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们则也要维护这个‘义’，这不仅是对圣人们经世理念的身体力行，也是儒家存世之本，否则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在与陛下的谈话中，小皇帝曾引用秦时名相李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之语。他明白其中意思是说：五帝各有各的一套，各不相同，三代也各有各的一套，各不一样，但他们都把天下治得很好，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办法制度不同。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办法制度呢？这是因为时代变了；时代变了，制度就得变。
谢枋得清楚陛下之意是让他们要如同李斯一般从时代发展上看待问题，但其中对其采用‘以古非今’的思想加以严厉的禁止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但他也明白制度的革新必然伴随着血腥，始皇帝为了推行秦法，首先就决定焚书——
“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思想是从书籍中保留下来的。从这些焚书和惩罚办法中藏书不烧，只是黥为城旦，但偶语《诗》《书》的却要弃市，以古非今的却要灭族，可知焚书是手段，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对秦法的推行言论才是目的。
焚书的次年又发生坑儒案，秦始皇在咸阳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生。坑儒虽是因为侯生、卢生为始皇求仙药不得而逃亡，激起秦始皇的恼怒所引起，但秦始皇坑儒的原因却是侯生、卢生在别人面前诽谤他，破坏他的威信。他坑杀四百六十个儒生，也因为他们“为妖言以乱黔首”。
谢枋得心中很清楚，焚书坑儒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讲，始皇、李斯和儒家思想的斗争，是统一与封国的斗争，是保守与革新的斗争，是顺应历史发展与违反历史发展的斗争。当时儒生所抱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代的封国制度，与形势不符的；始皇所走的路是统一和集权，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所以在这一斗争中，“是”是在秦始皇这边的，但是这只是自己心中所想而已，根本不敢言于外。因为自汉武帝以后，儒家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学派，儒家思想是主要的统治思想。这样一来，焚书坑儒便成了秦始皇罪大恶极的罪名了。他若是表露出来，那岂不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
至于本朝，谢枋得也明白从政治制度看，宋制因承袭唐制，此后少有创制。而宋之于唐，尤如东汉之于西汉，有人事安排而无制度安排，有变更而无建树。应该说宋儒在传承上是十分保守的，缺乏进取精神，而几次革新也在保守势力的狙击下失败。
而本朝执行的‘右文’政策，让士人成为时代的娇子，士大夫阶层得以巩固，享乐思想盛行，失去了危机感，对外实行靖绥政策，主动与敌国媾和，以岁币换得苟安；而对内却日益严苛，对百姓压榨日益增加，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南渡之后，大宋只剩下半壁江山，却随时面临着被北方金、蒙政权的侵略和吞并的危险。而且国家祖先的陵寝全部都在别人控制之下，广褒的中原还有很多故人，一心期盼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一心盼着有朝一日王师北归，让他们再次归于中原文明的统一之下。
然而在这种形势之下，彼时执掌权力的士大夫们不仅没有励精图治的精神，反倒是风花雪月的故事比比皆是，官场中充斥着浮华和堕落，偷安的思想日增。而士人们依然毫无危急感，以文人雅士自居，见天就知道享乐，国家日益衰败，将大宋一步步带入了不归路，所谓文以儒乱法就是这种人。
而十几天的频繁会谈之下，谢枋得心中也有了底数。他投奔行朝之初，也是怀着就国为民的理想，而他也亲眼看到了行朝的改变，朝臣们从当初的惶恐不安变得从容镇定，从消极应付而变得兢兢业业，从浮夸变得务实，偷安转变为进取。
应该说国家的一场大变让行朝的一班人的思想从内到外都发生了质的转变，而这一切可以说皆是来自小皇帝不懈努力的结果。因为他们从一个‘小孩子’身上看到了复国的希望，从一场场胜利中相信能够战胜蒙元，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中体会到什么是进取进取。
现在经过多日频繁的会谈，已经对小皇帝十分认可的谢枋得，觉得自己追随小皇帝的选择没有错，且坚定了继续跟随其的脚步走下去，哪怕前边的路充满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