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前世的说法，皇帝是大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僚的头子。一直受到这种教育的赵昺也以为如此，但是皇帝当了十来年后，觉的由皇帝背这个锅还是有点儿冤枉，按照他现下的理解皇帝与官僚们应该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且双方并非是那么和谐。
历史上入宋后，赵匡胤定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人的地位应该说才开始真正进入黄金期，而其也应与皇帝和平相处，可事实上在宋朝皇权与相权的争斗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且愈发激烈，几乎不可调和，甚至引发政治危机。当然其中也有进步的因素，因为大宋的皇帝也非各个英明神武，反之却出了不少昏君。
皇帝与士人间的对抗存在的原因其实也逃不出利益之争的套路，因为皇帝代表的是国家，维护的是‘家天下’的局面，这就要求其要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起码表面上要如此。而士人阶层中不乏有心怀天下的名臣、大儒，可他们却也要通过维护整个阶层的利益，来保证获得所处阶层的支持，更不要说士人中的败类和奸佞了。
在土地政策上，皇帝不论是为了富国强兵，还是个人享受，始终希望能通过土地获得稳定和不断增加的税赋，维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希望因为土地兼并使得主要承担国家税赋的平民地主和自耕农破产；而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其实获利最大的却是士人阶层，且从事兼并的主角就是官僚地主。
官僚地主，以现代的理解应该就是其家族有人当官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者，人们也常将这个社会的精英阶级称为“士大夫”，这个称谓侧重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则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
这个精英阶级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于一身，既热衷于各级领导岗位，又不厌其高地寻觅各种学历，还擅长聚敛生产资料，可以说权、钱、文通吃。依托于强大的官僚机器的士大夫们，屁股一旦坐歪了，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王朝整体安危于不顾，放手兼并土地，大搞“原始积累”使得极少数豪强“富者连阡陌”，而越来越多的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种情况下，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困难，只能通过横征暴敛来维持运转，从而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国家动荡，威胁到皇帝对国家的统治。从这个角度讲，赵昺以为‘只有佞臣，没有昏君’的说法，还是十分正确的。那么当权者不论是昏君，还是明君，都不会任由被士大夫们恣意妄为，必然会实施打压，君臣对抗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土地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而作为以农耕为主业的平民百姓来说那几乎与命相当，所以赵昺的土地政策自然要‘抑制兼并’，使土地无法通过买卖集中于官僚士绅手中，当然也有获得稳定财政收入的目的在其中，否则他又凭什么养活那么多的官员，让士兵们为他冲锋陷阵啊！
从另一个角度讲，皇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是站在士大夫一边，还是站在百姓一边。而赵昺无论是因为从现代带过来的理念，还是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他必然会站在‘人民’一边，通过为他们谋福利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换句话也可以说，如果皇帝想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制造阶级矛盾，而赵昺讨好广大的普通百姓，就必然要打压官僚士绅集团。其实这种手段很平常，当年的沙俄皇帝就非常擅长搞这个，比如他要证明强大的沙皇是有道理，就跟工人说，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强大的皇权，你们怎么能够得到八小时工作制？
这是我们强大沙皇逼你们主人实行的。然后他又跟主人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沙皇，工人组织工会你们怎么能对付？我们就是帮你们对付工会的。他跟这两拨人都说，政府是你们的靠山，而对工人说，你们的敌人是雇主，对雇主说，你们的敌人是工人。
赵昺的土地政策与这个逻辑差不多的。不过他以为自己的政策还是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皇权，着眼于社会安定，也可以是所谓的‘可持续剥削’概念；而士绅集团则着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非是国家大义和百姓的利益。
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位高权重，对方却是人多势众，若是不加以打压，社会资产就会迅速向少数特权士人阶层集中。且再也没有能力遏制他们的发展，结果就会威胁到王朝的生存。如此想，也绝非空穴来风，当年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其中的政策就是针对那些特权阶层，可惜终究因为士人集团的势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失败。
当下士绅集团要篡取更多的土地，从中赚取巨额财富无外乎是依靠政治权势侍势霸占、强买，或通过计取巧多获取田地。然后利用政治特权减免税赋，逃税抗税，或依仗特殊身份突破禁令，违法经营工商业。而赵昺的制定的土地政策正好打中了他们的要害：
首先，赵昺通过按照人口授田的方式做到‘耕者有其田’，又通过限制年限使土地难以流转；其次，他改动税制，取消了丁税归于田税中。同时取消了官员的特权，实施官绅一体纳税；再有就是通过保留大量官田，提供部分生产资料，租赁给流民或失地者耕种。
这些政策可以说切中了土地兼并的要害，土地有年限限制就使得土地所有权无法完全转让，使得士绅们不愿意花钱去收买。而免税特权的取消，使得官员和士绅同样要纳税，而佃户只缴纳地租，却不会承担税赋，如此拥有的土地越多缴纳的税赋越多，收益率大大下降。既然士绅没了特权，要同样缴税，从而使他们失去了兼并土地的动力，也不再会‘收留’那些小地主和自耕农。
此外租赁官田的佃户由于他们是直接向朝廷缴纳地租，负担要比之租赁士绅的土地要低的多，导致士绅即便拥有土地也难以找到人耕种。这就会导致田地被撂荒，可缴纳的税赋却不会少，弄不好就会导致破产。而由于佃户摆脱了对地主的依附，转而依附国家，使得那些地主想要作乱都找不到人支持，等于变相的削弱了他们的实力。
所以赵昺已经想明白，此次事件明面上看是马政之争，事实上仍然是皇帝与士人集团的争斗，其担心自己会继续通过在两淮推广既有土地政策，权益会受到进一步打压。故而要通过以点破面的方式，来遏制他的打压行为，保住士人集团的地位和利益。
不过赵昺清楚此时自己绝不能妥协。眼下曾如日中天的士人集团在蒙元入侵后已经被严重削弱，社会地位大不如前。而他收复江南后，又通过抬高武人的地位，增加了他们在朝廷中的话语权。还在进入江南之初就以惩处汉奸叛臣的名义，以铁血手段打压豪强世家，对士人集团进行清洗，虚弱了他们的实力。
与此同时，赵昺还通过各种手段对士人集团进行分化瓦解。在选任官员上对那些品德不佳的所谓名士弃而不用晾在一边，而是启用自己在琼州培养出的士人班底，将他们派往各地任职，加强地方上向心力，提高在朝中的话语权。此外他还准备弱化科举选官制度，通过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对士子进行分流，打破学习是以当官为目的的传统观念。
赵昺的安排现在看来已经显现出了效果，此次朝争看似来势汹汹，但是与前几次相比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了。从人员上来看，主要是朝中留用的旧官和刚刚通过科举入仕的太学生及在乡士绅，他们之所以加以抵制，还是因为政策影响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打破一些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就是当官即可发财的‘理想’。且统治力量的下沉，让在乡士绅的地位下降，失去了过去的统治地位。
且这些反对者们的手段也没有什么新花样，除了上书长篇大论祖制的好处，就是在朝议上相互争论，再就是发动那些缺乏官场经验的太学生们上街游行，搞公车上书那一套。还有就是调动社会舆论，对朝廷施压，以‘民意’威逼赵昺妥协。
反观，朝中的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参与其中的很少，而获得利益的百姓更是毫无动作，几乎没有人响应，倒是不少人摘指乡绅的不是。武人集团却是一边倒的表示了对赵昺的支持，纷纷上书表忠心，甚至建议以武力弹压，对反对者进行清洗。
而现下赵昺不仅坐稳了龙椅，有着左右朝廷的能力能力，且手握数十万精兵，又连战连捷，收复两淮、荆襄、拓疆千里。再不是昔日吴下阿蒙，岂能在这种大是大非，决定王朝命运的事情上妥协呢……
历史上入宋后，赵匡胤定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人的地位应该说才开始真正进入黄金期，而其也应与皇帝和平相处，可事实上在宋朝皇权与相权的争斗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且愈发激烈，几乎不可调和，甚至引发政治危机。当然其中也有进步的因素，因为大宋的皇帝也非各个英明神武，反之却出了不少昏君。
皇帝与士人间的对抗存在的原因其实也逃不出利益之争的套路，因为皇帝代表的是国家，维护的是‘家天下’的局面，这就要求其要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起码表面上要如此。而士人阶层中不乏有心怀天下的名臣、大儒，可他们却也要通过维护整个阶层的利益，来保证获得所处阶层的支持，更不要说士人中的败类和奸佞了。
在土地政策上，皇帝不论是为了富国强兵，还是个人享受，始终希望能通过土地获得稳定和不断增加的税赋，维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希望因为土地兼并使得主要承担国家税赋的平民地主和自耕农破产；而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其实获利最大的却是士人阶层，且从事兼并的主角就是官僚地主。
官僚地主，以现代的理解应该就是其家族有人当官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者，人们也常将这个社会的精英阶级称为“士大夫”，这个称谓侧重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则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
这个精英阶级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于一身，既热衷于各级领导岗位，又不厌其高地寻觅各种学历，还擅长聚敛生产资料，可以说权、钱、文通吃。依托于强大的官僚机器的士大夫们，屁股一旦坐歪了，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王朝整体安危于不顾，放手兼并土地，大搞“原始积累”使得极少数豪强“富者连阡陌”，而越来越多的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种情况下，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困难，只能通过横征暴敛来维持运转，从而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国家动荡，威胁到皇帝对国家的统治。从这个角度讲，赵昺以为‘只有佞臣，没有昏君’的说法，还是十分正确的。那么当权者不论是昏君，还是明君，都不会任由被士大夫们恣意妄为，必然会实施打压，君臣对抗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土地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而作为以农耕为主业的平民百姓来说那几乎与命相当，所以赵昺的土地政策自然要‘抑制兼并’，使土地无法通过买卖集中于官僚士绅手中，当然也有获得稳定财政收入的目的在其中，否则他又凭什么养活那么多的官员，让士兵们为他冲锋陷阵啊！
从另一个角度讲，皇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是站在士大夫一边，还是站在百姓一边。而赵昺无论是因为从现代带过来的理念，还是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他必然会站在‘人民’一边，通过为他们谋福利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换句话也可以说，如果皇帝想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制造阶级矛盾，而赵昺讨好广大的普通百姓，就必然要打压官僚士绅集团。其实这种手段很平常，当年的沙俄皇帝就非常擅长搞这个，比如他要证明强大的沙皇是有道理，就跟工人说，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强大的皇权，你们怎么能够得到八小时工作制？
这是我们强大沙皇逼你们主人实行的。然后他又跟主人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沙皇，工人组织工会你们怎么能对付？我们就是帮你们对付工会的。他跟这两拨人都说，政府是你们的靠山，而对工人说，你们的敌人是雇主，对雇主说，你们的敌人是工人。
赵昺的土地政策与这个逻辑差不多的。不过他以为自己的政策还是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皇权，着眼于社会安定，也可以是所谓的‘可持续剥削’概念；而士绅集团则着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非是国家大义和百姓的利益。
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位高权重，对方却是人多势众，若是不加以打压，社会资产就会迅速向少数特权士人阶层集中。且再也没有能力遏制他们的发展，结果就会威胁到王朝的生存。如此想，也绝非空穴来风，当年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其中的政策就是针对那些特权阶层，可惜终究因为士人集团的势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失败。
当下士绅集团要篡取更多的土地，从中赚取巨额财富无外乎是依靠政治权势侍势霸占、强买，或通过计取巧多获取田地。然后利用政治特权减免税赋，逃税抗税，或依仗特殊身份突破禁令，违法经营工商业。而赵昺的制定的土地政策正好打中了他们的要害：
首先，赵昺通过按照人口授田的方式做到‘耕者有其田’，又通过限制年限使土地难以流转；其次，他改动税制，取消了丁税归于田税中。同时取消了官员的特权，实施官绅一体纳税；再有就是通过保留大量官田，提供部分生产资料，租赁给流民或失地者耕种。
这些政策可以说切中了土地兼并的要害，土地有年限限制就使得土地所有权无法完全转让，使得士绅们不愿意花钱去收买。而免税特权的取消，使得官员和士绅同样要纳税，而佃户只缴纳地租，却不会承担税赋，如此拥有的土地越多缴纳的税赋越多，收益率大大下降。既然士绅没了特权，要同样缴税，从而使他们失去了兼并土地的动力，也不再会‘收留’那些小地主和自耕农。
此外租赁官田的佃户由于他们是直接向朝廷缴纳地租，负担要比之租赁士绅的土地要低的多，导致士绅即便拥有土地也难以找到人耕种。这就会导致田地被撂荒，可缴纳的税赋却不会少，弄不好就会导致破产。而由于佃户摆脱了对地主的依附，转而依附国家，使得那些地主想要作乱都找不到人支持，等于变相的削弱了他们的实力。
所以赵昺已经想明白，此次事件明面上看是马政之争，事实上仍然是皇帝与士人集团的争斗，其担心自己会继续通过在两淮推广既有土地政策，权益会受到进一步打压。故而要通过以点破面的方式，来遏制他的打压行为，保住士人集团的地位和利益。
不过赵昺清楚此时自己绝不能妥协。眼下曾如日中天的士人集团在蒙元入侵后已经被严重削弱，社会地位大不如前。而他收复江南后，又通过抬高武人的地位，增加了他们在朝廷中的话语权。还在进入江南之初就以惩处汉奸叛臣的名义，以铁血手段打压豪强世家，对士人集团进行清洗，虚弱了他们的实力。
与此同时，赵昺还通过各种手段对士人集团进行分化瓦解。在选任官员上对那些品德不佳的所谓名士弃而不用晾在一边，而是启用自己在琼州培养出的士人班底，将他们派往各地任职，加强地方上向心力，提高在朝中的话语权。此外他还准备弱化科举选官制度，通过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对士子进行分流，打破学习是以当官为目的的传统观念。
赵昺的安排现在看来已经显现出了效果，此次朝争看似来势汹汹，但是与前几次相比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了。从人员上来看，主要是朝中留用的旧官和刚刚通过科举入仕的太学生及在乡士绅，他们之所以加以抵制，还是因为政策影响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打破一些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就是当官即可发财的‘理想’。且统治力量的下沉，让在乡士绅的地位下降，失去了过去的统治地位。
且这些反对者们的手段也没有什么新花样，除了上书长篇大论祖制的好处，就是在朝议上相互争论，再就是发动那些缺乏官场经验的太学生们上街游行，搞公车上书那一套。还有就是调动社会舆论，对朝廷施压，以‘民意’威逼赵昺妥协。
反观，朝中的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参与其中的很少，而获得利益的百姓更是毫无动作，几乎没有人响应，倒是不少人摘指乡绅的不是。武人集团却是一边倒的表示了对赵昺的支持，纷纷上书表忠心，甚至建议以武力弹压，对反对者进行清洗。
而现下赵昺不仅坐稳了龙椅，有着左右朝廷的能力能力，且手握数十万精兵，又连战连捷，收复两淮、荆襄、拓疆千里。再不是昔日吴下阿蒙，岂能在这种大是大非，决定王朝命运的事情上妥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