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复江南后，形势虽然对赵昺有利，但是他也明白在政治上自己继承皇位是得予流亡政府的拥戴，而非是正统的皇位传承，且德祐帝依然活着，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他的皇位是有瑕疵的。财政上税源随着人口和地盘的扩大，定然会得到缓解，但是在经过蒙元残酷的盘剥后也需要休养生息，因而也并不乐观，更严重的是土地高度的集中化。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局面直到现代社会才有所改变，而农业社会财政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和人。如此耕者有其田则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是历朝开国者用来收买人心的口号，赵昺占领江南后自然也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江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他发现这却不容易。
首先，由于自靖康之变后，大量北方军民因战乱逃亡到江南，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这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现状，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其次是蒙元侵占江南后，权贵们大量掠夺土地，再加上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导致田地集中到官僚世家的手中，难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蒙元占领江南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钱包和粮仓，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也就难以改变土地占有结构。而宋朝当时实施优待士人的政策，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包括他们的亲属，甚至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和衣食客。
因此许多自耕农为了逃避朝廷的税赋，便将自己的土地挂名在官员名下，甚至将自己的土地白送，充当佃户，进而形成了大量的逃户。如此导致大量的佃户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他们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剩下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赵昺占领江南后，首先做的就是清查土地和人口，来作为课税的依据。而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么早清查户籍和土地不妥，因为当年秦朝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和土地也没有用。
赵昺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想保留自己的特权，并恢复失去的土地权属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利用士人集团来统制整个国家。但他却不是这么想的，皇族在蒙元的镇压下已经是所存无几，导致自己在江南的根基不深，且他不想被士人集团挟制，重新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那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国家结构。
因此在制定财政制度时，赵昺借口由于江南战乱，土地多次易主，已经难以恢复前朝的土地权属关系。因而在朝廷重建制度的时候，趁机将权力收紧，而他也算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决定了行政效率要高，趁清除蒙元势力和汉奸的机会，弹压了诸多地方豪族及世家，没收了大量的土地，为朝廷统一规划土地进行分配打下了基础
为了能够顺利清查人口和土地，赵昺打破了千百年间以丁授田的惯例，实施按口授田和官民一体纳税的方式分配土地，从而使诸多逃户重新入籍，并脱离官员和世家的控制，重建社会体系。其实这种办法类似于朝三暮四的故事，将女子纳入土地分配的范围，并取消了丁税，看似增加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实却也增加了税源。
为了稳定人心，让民修养生息，赵昺又实施了轻税薄赋的政策，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减少。因而有朝臣提出利用公田实施军屯，从而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但是他知道军队参与经营必然会产生腐败，导致战斗力的下降。且军屯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且一旦军事目的达到，屯田要么改为私田，要么逐渐被废弃。
为了解决军粮和地方财政开支，赵昺的主意就是将没收的土地变成公田，并招募大量流民耕种土地，实施民屯。按照政策，屯户可以长期租赁公田，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朝廷六四开；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就要与朝廷五五分。
同时朝廷则保证屯户们除了田税外不再缴纳其它杂税，也不会强制服兵役和徭役，从而使得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户还要舒服。为了解决生产上的问题，朝廷还出台政策鼓励人们学习技术，利用农闲发展手工业和养殖业，赚了钱之后就可以购买牛和生产工具，还获得了肥料，大幅度提高耕种效率。
良好的收益，使得屯户生产热情提高，为了多生产粮食自觉的参与到兴修水利和改造农田等基础设施。而朝廷不仅可以保证了军粮供应，获得了稳定的肉食来援，还将这些百姓归于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使得士族难以再操控民舆。
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所以无论是民屯，还是按口授田政策的实施，即使在实施轻税薄赋的政策下，粮食的生产还是获得了大幅度提高。虽然朝廷看似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但是民间还是存储了大量的粮食代售，如有需要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这也是赵昺并不为官仓粮食储粮不足担心的缘由。
除此之外，赵昺知道来钱还是需要发展海贸，这不仅填满了他的钱包，其实对国家和百姓也都是有利的。朝廷可以获得大量的关税和商税，并得到巨额金银的流入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金，从而保证币值的稳定。而对外贸产品的需要大量增加，也必然会产生引导作用，促进了陶瓷业、纺织业和制茶叶、造船业的繁荣。
经贸的繁荣同时也会带动如餐饮业、修造业、运输业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失地农民获得一份工作，缓解了江南人地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稳定也有着不可估量作用。
赵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虽然离“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倶丰实”还差的很远，但是也踩下了经济加速的油门，而货币作为财富流动的介质需求量也会增加。所以他选择在这个时机增发货币，并不会产生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却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繁荣市场，促进物资的再生产。
因而赵昺能够从琼州一个弹丸之地起兵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也正是因为在征战的同时，走到哪儿都会发展经济，保证朝廷可以获得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也正是他高瞻远瞩的气魄，才使他能够使国家获得巨大的支持战争的潜力。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财政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在平定中原之后，仍然保持着政权的稳定性，而不是随着开支的扩大，增加新的不稳定。对于赵昺来说，其实一场战役的胜负，远没有完善的财政系统重要。即便此次北伐失败，他依然能够通过完善的财政系统迅速恢复元气，继续完成北伐大业。
反观现在的蒙元政权，与赵昺几乎同时继承‘祖业’，他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政治改革强行采用汉法击碎社会结块，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却只是碰的头破血流。而这也正是因为他虽然继承了祖辈的统治权，同时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
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使真金束手无策。让他明白这样的政权难以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只能是维持式的，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其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有结果，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
所以赵昺以为蒙古人的胜利可以说是一群天才的胜利而非制度的胜利，他们一直无法有效的组织财政，再经过权贵和官僚的侵蚀，加上连年的战争引起的财政超支，已经埋下巨大的隐患。如今面对大宋的北伐，只能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但最终让难逃分崩离析的命运，从这点来说赵昺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局面直到现代社会才有所改变，而农业社会财政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和人。如此耕者有其田则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是历朝开国者用来收买人心的口号，赵昺占领江南后自然也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江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他发现这却不容易。
首先，由于自靖康之变后，大量北方军民因战乱逃亡到江南，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这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现状，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其次是蒙元侵占江南后，权贵们大量掠夺土地，再加上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导致田地集中到官僚世家的手中，难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蒙元占领江南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钱包和粮仓，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也就难以改变土地占有结构。而宋朝当时实施优待士人的政策，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包括他们的亲属，甚至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和衣食客。
因此许多自耕农为了逃避朝廷的税赋，便将自己的土地挂名在官员名下，甚至将自己的土地白送，充当佃户，进而形成了大量的逃户。如此导致大量的佃户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他们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剩下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赵昺占领江南后，首先做的就是清查土地和人口，来作为课税的依据。而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么早清查户籍和土地不妥，因为当年秦朝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和土地也没有用。
赵昺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想保留自己的特权，并恢复失去的土地权属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利用士人集团来统制整个国家。但他却不是这么想的，皇族在蒙元的镇压下已经是所存无几，导致自己在江南的根基不深，且他不想被士人集团挟制，重新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那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国家结构。
因此在制定财政制度时，赵昺借口由于江南战乱，土地多次易主，已经难以恢复前朝的土地权属关系。因而在朝廷重建制度的时候，趁机将权力收紧，而他也算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决定了行政效率要高，趁清除蒙元势力和汉奸的机会，弹压了诸多地方豪族及世家，没收了大量的土地，为朝廷统一规划土地进行分配打下了基础
为了能够顺利清查人口和土地，赵昺打破了千百年间以丁授田的惯例，实施按口授田和官民一体纳税的方式分配土地，从而使诸多逃户重新入籍，并脱离官员和世家的控制，重建社会体系。其实这种办法类似于朝三暮四的故事，将女子纳入土地分配的范围，并取消了丁税，看似增加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实却也增加了税源。
为了稳定人心，让民修养生息，赵昺又实施了轻税薄赋的政策，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减少。因而有朝臣提出利用公田实施军屯，从而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但是他知道军队参与经营必然会产生腐败，导致战斗力的下降。且军屯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且一旦军事目的达到，屯田要么改为私田，要么逐渐被废弃。
为了解决军粮和地方财政开支，赵昺的主意就是将没收的土地变成公田，并招募大量流民耕种土地，实施民屯。按照政策，屯户可以长期租赁公田，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朝廷六四开；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就要与朝廷五五分。
同时朝廷则保证屯户们除了田税外不再缴纳其它杂税，也不会强制服兵役和徭役，从而使得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户还要舒服。为了解决生产上的问题，朝廷还出台政策鼓励人们学习技术，利用农闲发展手工业和养殖业，赚了钱之后就可以购买牛和生产工具，还获得了肥料，大幅度提高耕种效率。
良好的收益，使得屯户生产热情提高，为了多生产粮食自觉的参与到兴修水利和改造农田等基础设施。而朝廷不仅可以保证了军粮供应，获得了稳定的肉食来援，还将这些百姓归于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使得士族难以再操控民舆。
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所以无论是民屯，还是按口授田政策的实施，即使在实施轻税薄赋的政策下，粮食的生产还是获得了大幅度提高。虽然朝廷看似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但是民间还是存储了大量的粮食代售，如有需要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这也是赵昺并不为官仓粮食储粮不足担心的缘由。
除此之外，赵昺知道来钱还是需要发展海贸，这不仅填满了他的钱包，其实对国家和百姓也都是有利的。朝廷可以获得大量的关税和商税，并得到巨额金银的流入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金，从而保证币值的稳定。而对外贸产品的需要大量增加，也必然会产生引导作用，促进了陶瓷业、纺织业和制茶叶、造船业的繁荣。
经贸的繁荣同时也会带动如餐饮业、修造业、运输业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失地农民获得一份工作，缓解了江南人地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稳定也有着不可估量作用。
赵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虽然离“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倶丰实”还差的很远，但是也踩下了经济加速的油门，而货币作为财富流动的介质需求量也会增加。所以他选择在这个时机增发货币，并不会产生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却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繁荣市场，促进物资的再生产。
因而赵昺能够从琼州一个弹丸之地起兵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也正是因为在征战的同时，走到哪儿都会发展经济，保证朝廷可以获得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也正是他高瞻远瞩的气魄，才使他能够使国家获得巨大的支持战争的潜力。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财政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在平定中原之后，仍然保持着政权的稳定性，而不是随着开支的扩大，增加新的不稳定。对于赵昺来说，其实一场战役的胜负，远没有完善的财政系统重要。即便此次北伐失败，他依然能够通过完善的财政系统迅速恢复元气，继续完成北伐大业。
反观现在的蒙元政权，与赵昺几乎同时继承‘祖业’，他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政治改革强行采用汉法击碎社会结块，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却只是碰的头破血流。而这也正是因为他虽然继承了祖辈的统治权，同时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
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使真金束手无策。让他明白这样的政权难以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只能是维持式的，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其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有结果，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
所以赵昺以为蒙古人的胜利可以说是一群天才的胜利而非制度的胜利，他们一直无法有效的组织财政，再经过权贵和官僚的侵蚀，加上连年的战争引起的财政超支，已经埋下巨大的隐患。如今面对大宋的北伐，只能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但最终让难逃分崩离析的命运，从这点来说赵昺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