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清楚清流不断的上书，摘指自己穷兵黩武，反对继续对蒙元用兵，又对第二军在攻取寿州城造成百姓严重伤亡的事件穷追猛打，甚至提出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根源上还是担心武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士人被边缘化，所以欲借题发挥打压武人集团。
对于北伐在计划之初，其实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几位重臣也隐晦的表示刚刚收复江南根基未稳，粮草不足，应该缓而图之，将精力放在稳定内政上。赵昺也认为言之有理，也是担心朝廷财政困难，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导致攻下来却守不住的结果。
所以在制定战略时趋于保守，将战争规模划定在江北一线，已夺取军事要地，重创屯驻两淮地区的蒙古军团为目标，从而实现缓解江南的军事压力的目的。而没有想到玉昔帖木儿的野心更大，居然想举两淮之兵再度攻取江南，导致赵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不得不随之改变，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线也越过两淮，逼近中原。
战争的胜利，必然会造就一大批武人以军功进阶，进入勋臣之列，并步入朝堂。且在收复两淮之役中，赵昺任命了一批军中的将帅治理地方。而在朝堂派遣的接受新占之地的官员来源，不但有在太学‘回炉’的士子，也有熟知政务的吏员及从退役的军官，人数基本上三开。
按照赵昺的经验，新收之地往往在初期会有一个动荡期，不仅有敌人残军侵扰，且民心不稳，盗匪猖獗。这就要求接收的官员不仅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经验。毕竟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战线也时有反复，地方主官不仅要担负起剿匪缉盗，保境安民的责任，也要做好组织军民抵御敌军反扑，支援前线作战的准备。
而军中的虞侯、参军等文职人员，既有参与军事，又有管理士兵和后勤的经验，以他们作为安抚使、转运使，甚至知军、知府主持一地军政是合适的。且即便战事结束，也需要具有军事经验的官员戍守边境，抵御敌军的入侵。即便退役的军官也可在地方上担任都头、巡检、县尉、观察使之类的地方武装官员，承担起训练乡兵，维持地方治安等辅助主官的工作。
至于刚刚经过科举入仕的士子们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难以承担起牧守一地的责任。所以赵昺让他们加入接收之列，正是让他们积累执政经验，为将来执掌一地打下基础。而那些沉浸官场多年，承担着各项实际工作的老吏，学术上可能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实践经验丰富，熟知法令和工作程序，处理繁杂的实务游刃有余，完全能胜任县级主官，或州府的辅官。
以这种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地方接收队伍，赵昺以为完全恰当，既能迅速稳定地方，也能解决长期得不到升迁的吏员前途问题；还能让从军中退役的军官多了一条出路，从而减少征募新兵的阻力，鼓励现役的军官少了后顾之忧，且军人体系进入文官体系又能使赵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这个方案也触及了士人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感到自己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传统的‘地盘’有失守的危险。他们知道小皇帝的地位已然稳固，想要似从前采取质疑其非正统来迫使他让位已经不可能，而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剪除他的羽翼——打击武人集团，从而使他失去强援，不得不重新重视士人。
因此反对北伐便有了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他们凭借的助力就是民间的力量。江南经过千百年的开发日渐富庶，尤其是宋廷南迁后海贸的盛行，土地被充分利用，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高点。但人终究是自私的，尤其是自给自足，信息封闭的时代，在没有触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打破这种‘仓中鼠’似的生活。
如此便导致江南百姓对北伐并不感兴趣，并持反对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江北已成荒蛮之地，物产不丰，生活困苦，全仗江南的米粮养活。而收复中原后，朝廷自然要加征税赋来维持运转，如此便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对他们而言就等于变相的‘劫富济贫’。
对于以民意胁迫自己的行为，赵昺十分厌恶，也并没有动摇他北伐的决心。而恰在此时发生了寿州大火造成严重伤亡的事件，于是又成了清流们攻讦的理由，却恰恰选择性的忘记了蒙元在南侵中对江南百姓的屠杀和严酷的剥削，完全不提及此战的正是由于敌军激烈的反抗才采用的行动，而伤亡的百姓中也有是助敌守城的，只抓住百姓伤亡惨重的一点。
在如雪的上书中，那些人将刘志学说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屠夫，进而要求赵昺对其严惩，好像他若是不如此便是纵容，便是一个暴君。同时又是长篇累牍的劝说赵昺要做一个仁君，要从善如流勿要学习桀纣一意孤行，为世人唾弃。
赵昺读罢都被气笑了，寿州事件即便放在现代也不过是场误伤事件，况且在战争中凡是拿起武器的人都可被视为敌人，是被消灭的对象。至于造成百姓大批伤亡，主要还是由于蒙元守军封闭了城门，断绝了逃生的途径。刘志学在整个事件中至多也只能承担战术布置不当、考虑不全面的责任，清流们喊打喊杀无外乎是想借自己之手打击武人，并挑拨与武人集团的关系。
对于破坏自己大计者，赵昺自然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也清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北伐，而不是将精力用在内耗上。可要是就此放过这些人，他又觉心有不甘，沉思片刻计上心来。立刻令马端临将所有上书者的名字誊录下来，要做什么却没有告诉他，弄得其是忐忑不安。
赵昺接着又手书两封密信，命王德封好并在誊录的名单中勾选了数人一同速送临安事务局，令对这些人进行秘密调查。不仅对他们的公开言论和行为进行监视，还要对其私生活展开调查，甚至要对其出身祖宗三代也要查明。
赵昺想的明白，你们可以黑朕，自己当然也能黑你。而他也清楚这些所谓的名流并非是外在表现的那么清高、雅致，私生活同样奢靡不堪，只要仔细调查定然能抓住他们的短脚，即便查不到也自然有人会给你编造出一套完美的‘履历’，还让其有口难辩。
这些对于长期与蒙元对黑的事务局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无中生有、夸大其词、鸡蛋里挑骨头都是拿手好戏。而赵昺并不想拿这些东西对其要挟，而是要动用各种手段将其‘恶行’公之于众，曝光于朝野的目光之下，将其搞臭。名流既然称为‘名’，自然是最重名声，一旦自己做过的龌龊事和黑历史被扒出来，名声定然就臭了，想想一个臭了大街的人再说什么，谁还会信，只怕连从前所言也会被视为假话了。
当年大儒朱熹不也在被人翻出曾诱奸尼姑及儿媳至孕的臭事遭到群臣弹劾，尽管也有人说这是编排其的不是，是对其的诬陷和迫害。但就是这件有争议的事件，还是导致朱熹被迫上表请罪，斯文扫地。进而引发御史弹劾，罗列出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私故人财”等等十大罪状，要将其斩首，稍后又再度升级演变成了庆元党案。
结果朱熹被弹劾挂冠，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曾经很嚣张的他就这样灰溜溜的被挑下马来。引发此案的就是因为朱熹炮制了‘严蕊案’，欲借此打击政治对手，结果反被其他人抓住其短处干翻在地，又踏上无数只脚，直到死后才得以‘平反’。
赵昺明白以这些手段对方政治对手是有些龌龊，可权力这东西什么时候光彩过。且事出非常自己也不能坐视被人黑，而论手段谁又能斗得过身居权力之巅，掌握着无数资源的自己，别看他们现在跳的欢，转眼就让他们拉清单。
布置好此事，赵昺心情稍稍好转。而此时有小黄门急急进门，禀告御前护军都统倪亮率前军已经到达盱眙，其轻骑进城请求觐见。他听了大喜过望，忙不迭冲出门去，虽没有夸张到倒履相迎的地步，但也称不上衣冠齐整。君臣相见，不待倪亮施礼，赵昺已经上前将拉住了其的手，两人虽只是暂别不过月余，但是任谁都看得出小皇帝已经笑的泪眼模糊，而倪亮也是激动的口不能言，两人就那样傻笑的对视着……
对于北伐在计划之初，其实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几位重臣也隐晦的表示刚刚收复江南根基未稳，粮草不足，应该缓而图之，将精力放在稳定内政上。赵昺也认为言之有理，也是担心朝廷财政困难，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导致攻下来却守不住的结果。
所以在制定战略时趋于保守，将战争规模划定在江北一线，已夺取军事要地，重创屯驻两淮地区的蒙古军团为目标，从而实现缓解江南的军事压力的目的。而没有想到玉昔帖木儿的野心更大，居然想举两淮之兵再度攻取江南，导致赵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不得不随之改变，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线也越过两淮，逼近中原。
战争的胜利，必然会造就一大批武人以军功进阶，进入勋臣之列，并步入朝堂。且在收复两淮之役中，赵昺任命了一批军中的将帅治理地方。而在朝堂派遣的接受新占之地的官员来源，不但有在太学‘回炉’的士子，也有熟知政务的吏员及从退役的军官，人数基本上三开。
按照赵昺的经验，新收之地往往在初期会有一个动荡期，不仅有敌人残军侵扰，且民心不稳，盗匪猖獗。这就要求接收的官员不仅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经验。毕竟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战线也时有反复，地方主官不仅要担负起剿匪缉盗，保境安民的责任，也要做好组织军民抵御敌军反扑，支援前线作战的准备。
而军中的虞侯、参军等文职人员，既有参与军事，又有管理士兵和后勤的经验，以他们作为安抚使、转运使，甚至知军、知府主持一地军政是合适的。且即便战事结束，也需要具有军事经验的官员戍守边境，抵御敌军的入侵。即便退役的军官也可在地方上担任都头、巡检、县尉、观察使之类的地方武装官员，承担起训练乡兵，维持地方治安等辅助主官的工作。
至于刚刚经过科举入仕的士子们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难以承担起牧守一地的责任。所以赵昺让他们加入接收之列，正是让他们积累执政经验，为将来执掌一地打下基础。而那些沉浸官场多年，承担着各项实际工作的老吏，学术上可能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实践经验丰富，熟知法令和工作程序，处理繁杂的实务游刃有余，完全能胜任县级主官，或州府的辅官。
以这种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地方接收队伍，赵昺以为完全恰当，既能迅速稳定地方，也能解决长期得不到升迁的吏员前途问题；还能让从军中退役的军官多了一条出路，从而减少征募新兵的阻力，鼓励现役的军官少了后顾之忧，且军人体系进入文官体系又能使赵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这个方案也触及了士人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感到自己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传统的‘地盘’有失守的危险。他们知道小皇帝的地位已然稳固，想要似从前采取质疑其非正统来迫使他让位已经不可能，而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剪除他的羽翼——打击武人集团，从而使他失去强援，不得不重新重视士人。
因此反对北伐便有了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他们凭借的助力就是民间的力量。江南经过千百年的开发日渐富庶，尤其是宋廷南迁后海贸的盛行，土地被充分利用，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高点。但人终究是自私的，尤其是自给自足，信息封闭的时代，在没有触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打破这种‘仓中鼠’似的生活。
如此便导致江南百姓对北伐并不感兴趣，并持反对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江北已成荒蛮之地，物产不丰，生活困苦，全仗江南的米粮养活。而收复中原后，朝廷自然要加征税赋来维持运转，如此便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对他们而言就等于变相的‘劫富济贫’。
对于以民意胁迫自己的行为，赵昺十分厌恶，也并没有动摇他北伐的决心。而恰在此时发生了寿州大火造成严重伤亡的事件，于是又成了清流们攻讦的理由，却恰恰选择性的忘记了蒙元在南侵中对江南百姓的屠杀和严酷的剥削，完全不提及此战的正是由于敌军激烈的反抗才采用的行动，而伤亡的百姓中也有是助敌守城的，只抓住百姓伤亡惨重的一点。
在如雪的上书中，那些人将刘志学说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屠夫，进而要求赵昺对其严惩，好像他若是不如此便是纵容，便是一个暴君。同时又是长篇累牍的劝说赵昺要做一个仁君，要从善如流勿要学习桀纣一意孤行，为世人唾弃。
赵昺读罢都被气笑了，寿州事件即便放在现代也不过是场误伤事件，况且在战争中凡是拿起武器的人都可被视为敌人，是被消灭的对象。至于造成百姓大批伤亡，主要还是由于蒙元守军封闭了城门，断绝了逃生的途径。刘志学在整个事件中至多也只能承担战术布置不当、考虑不全面的责任，清流们喊打喊杀无外乎是想借自己之手打击武人，并挑拨与武人集团的关系。
对于破坏自己大计者，赵昺自然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也清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北伐，而不是将精力用在内耗上。可要是就此放过这些人，他又觉心有不甘，沉思片刻计上心来。立刻令马端临将所有上书者的名字誊录下来，要做什么却没有告诉他，弄得其是忐忑不安。
赵昺接着又手书两封密信，命王德封好并在誊录的名单中勾选了数人一同速送临安事务局，令对这些人进行秘密调查。不仅对他们的公开言论和行为进行监视，还要对其私生活展开调查，甚至要对其出身祖宗三代也要查明。
赵昺想的明白，你们可以黑朕，自己当然也能黑你。而他也清楚这些所谓的名流并非是外在表现的那么清高、雅致，私生活同样奢靡不堪，只要仔细调查定然能抓住他们的短脚，即便查不到也自然有人会给你编造出一套完美的‘履历’，还让其有口难辩。
这些对于长期与蒙元对黑的事务局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无中生有、夸大其词、鸡蛋里挑骨头都是拿手好戏。而赵昺并不想拿这些东西对其要挟，而是要动用各种手段将其‘恶行’公之于众，曝光于朝野的目光之下，将其搞臭。名流既然称为‘名’，自然是最重名声，一旦自己做过的龌龊事和黑历史被扒出来，名声定然就臭了，想想一个臭了大街的人再说什么，谁还会信，只怕连从前所言也会被视为假话了。
当年大儒朱熹不也在被人翻出曾诱奸尼姑及儿媳至孕的臭事遭到群臣弹劾，尽管也有人说这是编排其的不是，是对其的诬陷和迫害。但就是这件有争议的事件，还是导致朱熹被迫上表请罪，斯文扫地。进而引发御史弹劾，罗列出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私故人财”等等十大罪状，要将其斩首，稍后又再度升级演变成了庆元党案。
结果朱熹被弹劾挂冠，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曾经很嚣张的他就这样灰溜溜的被挑下马来。引发此案的就是因为朱熹炮制了‘严蕊案’，欲借此打击政治对手，结果反被其他人抓住其短处干翻在地，又踏上无数只脚，直到死后才得以‘平反’。
赵昺明白以这些手段对方政治对手是有些龌龊，可权力这东西什么时候光彩过。且事出非常自己也不能坐视被人黑，而论手段谁又能斗得过身居权力之巅，掌握着无数资源的自己，别看他们现在跳的欢，转眼就让他们拉清单。
布置好此事，赵昺心情稍稍好转。而此时有小黄门急急进门，禀告御前护军都统倪亮率前军已经到达盱眙，其轻骑进城请求觐见。他听了大喜过望，忙不迭冲出门去，虽没有夸张到倒履相迎的地步，但也称不上衣冠齐整。君臣相见，不待倪亮施礼，赵昺已经上前将拉住了其的手，两人虽只是暂别不过月余，但是任谁都看得出小皇帝已经笑的泪眼模糊，而倪亮也是激动的口不能言，两人就那样傻笑的对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