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在皇帝脸色渐渐平静下来，但是无不心有余悸。刚刚这些士人们的话可谓是大逆不道了，在世人眼中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权力之源，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执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如此可谓是将皇帝的权力全部剥夺，当菩萨供起来了，而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几个伴驾的人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担心再度引发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们想的还是有些偏差，对于权力赵昺当然是不愿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给这些士人。而另一方面，他前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共治并不排斥，问题是当下最多只能说萌芽，却没有共治的基础。
再有就是对士人遭此大变，并没有反思他们在其中是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皇帝，以为正是没有实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导致亡国。依然强调士人昔日的功劳，怀念当年的‘美好’生活，丝毫未触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只是一味的推卸责任。
想想宋立国之初，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不无形势所迫之意。当时赵匡胤玩了手‘黄袍加身’的戏码，抢了柴家幼帝的天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无从与贪婪的文官和对权力虎视眈眈的武人官僚系统相对抗。为了巩固皇位，于是其大肆打压武将势力，扶持处于弱势的所谓“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
真正的儒家治国之道本应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抚万民，德以柔中国、形以威四夷的内圣外王之法。而士大夫这个群体，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下应体恤万民、通达民意，对上应为民请命、恪尽职守，换而言之，士大夫应为皇家与下层百姓的调和剂，帮助皇帝了解民意、顺应民意，帮助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达到《礼运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政治理想。
然而赵昺以为这也为大宋屡遭劫难埋下了祸根，他们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功名富贵”与“治国平天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并非相饽，应该是可以共存的，毕竟人皆非圣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欲望的，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不时的还会冒个泡的。
“治国平天下”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欲望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
赵昺以为错就在双方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宋之历代君主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最后的结果，就是儒家发展成儒教，满口仁义道德，一心男盗女娼。
而自儒家发展为儒教，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士农工商，士的等级最高，与皇权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
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入官为士之外，军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贱。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军人、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民族内部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等级压迫让汉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仇视的散沙化个体。
圣人也说过“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当一种制度让精英阶层把普通民众当作奴隶而没有丝毫怜悯的时候，当一个朝廷从来没把黎民百姓当人看待过的时候，结果便是‘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
赵昺觉得自己在待下去已无意义，不待酒宴开始便离开了青林寺，见他不悦，闭着眼在车上打盹，马端临等人也不敢言语，马车就在一片沉默中驶向城中。
“自己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赵昺在摇摇晃晃的车中假寐，但脑子却没有闲着，依然在思考着前边的问题，他明白一个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大国的败落、一个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内因起着主导作用，唯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们民族再次沉沦，亡国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辙。
大宋自太祖立国至今已经二百余年，曾两次面临亡国之危。赵昺以为在宋室南渡之时本就可以重新布局，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不仅象征着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也标志着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闭在历史的困境中。
我们看到的是，南渡之后，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摆脱了北宋末期功名官场的污浊气，不时显露出纯洁高尚的灵魂，也并不是都如此疯狂地热衷于利禄，追逐、角斗于官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特别是到了亡国之祸临头，大难从天而降，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但更多的却是“殉情”和“移情”，以及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新功利型“移情”。对于侥幸逃过亡国的儒教士大夫而言，只要儒教的道统还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阶层地位还在，军人等其他低贱的阶层不至于翻身而上，那就无所谓。
而奴事于异族政权的士大夫们，依旧可以做高高在上，统治者是汉族还是异族，有什么关系呢？大宋子民被杀得血流成河，有什么关系呢？维系儒教道统才是最重要的事。并积极为异族统治者寻求统治中原的合理性、编造出“入夏则夏、入夷则夷”伪理论，主动投降异族。
这再一次证实了儒家的内核文化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南宋兴起的理学也只是针对商品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人欲”而言，企图靠“内省”压抑“情欲”的再一次尝试，试图以此化解传统社会“功名心”所包容的这种内在的矛盾。
在南宋末年理学也未能解决士人集团所面临的问题，官场日趋腐败，其中也不乏有士人仍保持着高尚的人格与传统的理想，这些人苦读多年以科举入仕。可由于时势使他们与科举、官场相隔离，这些人一旦涉足官场，目击了种种黑幕惨状，就迅速由狂热跌入悲观失望。由此，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视政治为私利工具者，也看到有视富贵如浮云、官爵似敝屣的“清流”，更有看破红尘、入禅修道避世的。
在蒙元入侵，大宋朝走向末路之际，士人们面临着亡国、亡天下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中一些士人以历史的责任感奋起反抗，组建行朝延续国脉，肩负起复国的责任。退居琼州之时，他们也进行了反思，苦苦思索“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热望由此寻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
但以赵昺的眼光看，他们主要都还是从检讨有宋一代的治国得失入手，思路追迹所及却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历史。传统社会的各种制度，如郡县制度、胥吏制度、井田制度、钱粮制度、科举学校制度、选举用人制度等等，都在他们面前受到历史思辨的审判，却没有涉及根源。
对于其中的狭隘，赵昺也知他们看不到在此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世界，没有任何新的社会模式或思想资源可以借鉴比较，只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历史资源求助。表面像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们并不是倒退，历史的思辨使他们天才地猜测到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许多致命弊病，设想过各种校救的可能。但这种反思，在具体的对策上，仍然只是重复存在过的……
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执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如此可谓是将皇帝的权力全部剥夺，当菩萨供起来了，而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几个伴驾的人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担心再度引发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们想的还是有些偏差，对于权力赵昺当然是不愿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给这些士人。而另一方面，他前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共治并不排斥，问题是当下最多只能说萌芽，却没有共治的基础。
再有就是对士人遭此大变，并没有反思他们在其中是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皇帝，以为正是没有实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导致亡国。依然强调士人昔日的功劳，怀念当年的‘美好’生活，丝毫未触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只是一味的推卸责任。
想想宋立国之初，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不无形势所迫之意。当时赵匡胤玩了手‘黄袍加身’的戏码，抢了柴家幼帝的天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无从与贪婪的文官和对权力虎视眈眈的武人官僚系统相对抗。为了巩固皇位，于是其大肆打压武将势力，扶持处于弱势的所谓“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
真正的儒家治国之道本应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抚万民，德以柔中国、形以威四夷的内圣外王之法。而士大夫这个群体，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下应体恤万民、通达民意，对上应为民请命、恪尽职守，换而言之，士大夫应为皇家与下层百姓的调和剂，帮助皇帝了解民意、顺应民意，帮助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达到《礼运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政治理想。
然而赵昺以为这也为大宋屡遭劫难埋下了祸根，他们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功名富贵”与“治国平天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并非相饽，应该是可以共存的，毕竟人皆非圣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欲望的，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不时的还会冒个泡的。
“治国平天下”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欲望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
赵昺以为错就在双方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宋之历代君主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最后的结果，就是儒家发展成儒教，满口仁义道德，一心男盗女娼。
而自儒家发展为儒教，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士农工商，士的等级最高，与皇权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
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入官为士之外，军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贱。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军人、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民族内部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等级压迫让汉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仇视的散沙化个体。
圣人也说过“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当一种制度让精英阶层把普通民众当作奴隶而没有丝毫怜悯的时候，当一个朝廷从来没把黎民百姓当人看待过的时候，结果便是‘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
赵昺觉得自己在待下去已无意义，不待酒宴开始便离开了青林寺，见他不悦，闭着眼在车上打盹，马端临等人也不敢言语，马车就在一片沉默中驶向城中。
“自己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赵昺在摇摇晃晃的车中假寐，但脑子却没有闲着，依然在思考着前边的问题，他明白一个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大国的败落、一个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内因起着主导作用，唯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们民族再次沉沦，亡国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辙。
大宋自太祖立国至今已经二百余年，曾两次面临亡国之危。赵昺以为在宋室南渡之时本就可以重新布局，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不仅象征着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也标志着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闭在历史的困境中。
我们看到的是，南渡之后，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摆脱了北宋末期功名官场的污浊气，不时显露出纯洁高尚的灵魂，也并不是都如此疯狂地热衷于利禄，追逐、角斗于官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特别是到了亡国之祸临头，大难从天而降，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但更多的却是“殉情”和“移情”，以及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新功利型“移情”。对于侥幸逃过亡国的儒教士大夫而言，只要儒教的道统还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阶层地位还在，军人等其他低贱的阶层不至于翻身而上，那就无所谓。
而奴事于异族政权的士大夫们，依旧可以做高高在上，统治者是汉族还是异族，有什么关系呢？大宋子民被杀得血流成河，有什么关系呢？维系儒教道统才是最重要的事。并积极为异族统治者寻求统治中原的合理性、编造出“入夏则夏、入夷则夷”伪理论，主动投降异族。
这再一次证实了儒家的内核文化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南宋兴起的理学也只是针对商品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人欲”而言，企图靠“内省”压抑“情欲”的再一次尝试，试图以此化解传统社会“功名心”所包容的这种内在的矛盾。
在南宋末年理学也未能解决士人集团所面临的问题，官场日趋腐败，其中也不乏有士人仍保持着高尚的人格与传统的理想，这些人苦读多年以科举入仕。可由于时势使他们与科举、官场相隔离，这些人一旦涉足官场，目击了种种黑幕惨状，就迅速由狂热跌入悲观失望。由此，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视政治为私利工具者，也看到有视富贵如浮云、官爵似敝屣的“清流”，更有看破红尘、入禅修道避世的。
在蒙元入侵，大宋朝走向末路之际，士人们面临着亡国、亡天下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中一些士人以历史的责任感奋起反抗，组建行朝延续国脉，肩负起复国的责任。退居琼州之时，他们也进行了反思，苦苦思索“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热望由此寻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
但以赵昺的眼光看，他们主要都还是从检讨有宋一代的治国得失入手，思路追迹所及却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历史。传统社会的各种制度，如郡县制度、胥吏制度、井田制度、钱粮制度、科举学校制度、选举用人制度等等，都在他们面前受到历史思辨的审判，却没有涉及根源。
对于其中的狭隘，赵昺也知他们看不到在此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世界，没有任何新的社会模式或思想资源可以借鉴比较，只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历史资源求助。表面像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们并不是倒退，历史的思辨使他们天才地猜测到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许多致命弊病，设想过各种校救的可能。但这种反思，在具体的对策上，仍然只是重复存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