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昺的追问下，刘黻说出自己推荐的人便是状元韩信同的老师陈普。其生于理宗淳祐四年，当下也只有四十出头，正直中年。简历听着也不错，
陈普幼年励志发奋苦读，览四书五经。长大后，他潜心探研朱熹理学。咸淳初，投苏州大儒韩翼甫在浙东崇德书院就学，韩翼甫并将爱女玉蝉许配他。他披览群书，博闻广见，多才多艺。除六经外，他还熟谙律吕、天文、地理、算数之学，精于阴阳玑衡之说。
蒙军南下后，陈普遂隐居于石堂山，终日以穷经著述自娱，以宋遗民自居，此后，陈普在石堂山仁丰寺里设馆倡学，招徒课艺。四方学子负笈从游者岁数百。在教学上，陈普力倡理论联系实际，治经“不贵文词，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实践、求无愧于古圣贤”。在精心教学，辅导学生成才的同时，陈普还精研数理。
元廷曾三次诏聘他为福建教授，均坚辞不就，誓不仕元。他怕元廷加罪‘遂隐游古田、屏南、政和一带山区十二年。在政和兴办德兴初庵书院，又主讲建阳云庄书院、福州鳌峰书院、长乐鳌峰书院。所至之处，学者抠衣而来，不绝于途。其间，他反复钻研聚铜铸刻漏壶，经无数次反复试验，终于第三年制成，应时升降，纤毫无爽。
“陛下觉得此人如何？”一番介绍后，刘黻问道。
“此人并未入仕，且又为参加科举，想是其不愿受约束，恐不会应诏。”说实话，赵昺对其并不满意，首先其应算是一个隐士，而这种人往往自视甚高，脾气古怪，又不贪图富贵，动不动就摔耙子，难以约束；再有其以钻研儒学为方向，什么天文、地理和算学只能算是兴趣所在，真实水平有多高很难讲；另外其足迹只限于福建很小的范围内，许多地方并未亲自勘测过，见识终归有限。
此外对于陈普发明漏壶，赵昺心里十分清楚这有些言过其实了。他知道古时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导致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说法，也谈不上准确。
且这种计时方式受外界影响较大，“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因而没有确定的时刻;“日上三竿”首先在计量上就无法进行，只能凭借想像的太阳高度来确定一个大概的时间，“不见不散”更是没有确定的时间期望值，只能是人们活动结果的一种愿望，是最没有时间效应的守时方式，直到刻漏壶的发明，让这种状况有了改变。
漏壶也分为很多种，听刘黻的描述，他基本可以确认陈普‘发明’的漏壶应是一种通过观测容器内的水漏泄减少情况来计量时间，叫作泄水型漏壶，也称沉箭漏。单只泄水型或受水型漏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但是水流速度与壶中水的多少有关，单只漏壶随著壶中水的减少，流水速度也在变慢，这样就直接影响到计时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后来人们想到在漏水壶上另加一只漏水壶，用上面流出的水来补充下面壶的水量，就可以提高下面壶流水的稳定性。发明增加补给壶的办法之后，人们自然会想到可以在补给壶之上再加补给壶，形成多级漏壶。但据赵昺所知补给壶的使用大概始于西汉末东汉初。起码东汉的张衡已使用两只壶，即一只漏壶和一只补给壶；晋代出现了三只一套的出水壶。
唐初的吕才设计了四只一套的漏壶，基本形式是由大小不等的四只铜壶组成，依次安放于阶梯式座架之上。各壶皆有铜盖，第一、二、三壶下端均装有龙头，龙口滴水，依次滴注储入受水壶中，受水壶的铜盖中央，插铜尺一把，尺上刻有十二时辰，自下而上为子至亥时。又铜尺前插放一木制浮箭，下为浮舟，随着水位提高浮箭逐渐上升，显示时刻，所以又称“刻漏”。
宋朝之后燕肃又发明了另一种方法，被时人成为‘莲花漏’。他在中间一级壶的上方开一孔，使上面来的过量水自动从这个分水孔溢出，让水位保持恒定，在北宋时曾风行各地。所以赵昺觉得陈普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直接仿制，或是在细节上进行了改进，说是其发明的便言过其实了。
而赵昺以为若是自己仿制一台多级漏壶，这件事情对于他并没有多大难度，他自可通过精确的计算便能完成初级设计，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校正就能投入使用，即便时间长些，也肯定用不了三年时间。从这些也可以看出陈普的数学和物理知识水平有限。
“陛下亲政之后事务日渐繁杂，被琐事缠身，难以一心二用。陈普既然又些本事，何不试试看？”应节严看出小皇帝皱着眉头，显然对这个人选并不满意，话语中也多有推辞之意，于是劝道。
但他也知道，小皇帝对技巧之物及算学、天文、地理皆涉猎甚深，所知之渊博当世恐无人能及，不过他仍然以为皇帝应以政事为主，那些东西终是偏门，不应沉浸太深，以致荒废了政务。而陈普也算是名儒，必会从中劝谏，以其从旁辅佐，至少不会使皇帝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陛下，应知事所言甚是，当下既然无合意的人选，可先以陈普代行教导，待日后有了胜任之人再行替换即可！”徐宗仁也随之劝道。
“唉，陈普乃是名儒，以其主导研究这些事务，恐其会以为朕慢待，不但不肯赴任，反而引出麻烦！”赵昺还是有些不愿。可也觉要是欲寻到自己这样的‘大才’，恐怕只有同为穿越者了。而这个时代还活着名家只有郭守敬了，但其身居蒙元，正为敌所用。
“陛下，陈普既然以忠君标榜，自当为国为君效力，其若拒绝征辟，则是徒具其名的伪君子。臣愿前去一试，劝其归朝效力！”徐宗仁施礼道。
“好吧，但是不要强迫和诱惑，也不要许下什么诺言。”赵昺沉吟片刻言道。
“是，臣遵谕！”徐宗仁再施礼道。
这个插曲之后，众人对三榜的排名又讨论了一番，其实三榜之中甲榜最重，甲榜之中前三最重。现下已经遴选完毕，应节严等三人也再没有更多的异议，基本上便敲定了各榜人选和人数。其中甲榜计二十人，乙榜一百四十二人，余者为丙榜。
榜单一出，当然也有人颇有微词，三榜之中报考的吏员有五十余人之多，他们自此摆脱了一辈子为吏的命运；此外琼州举子虽然没有出现在甲榜之中，但是其余两榜合计也有三十人之多，这可以说是琼州破纪录的成绩。
对于这种‘意外’，有些落榜的举子自然不满，质疑其中有弊，称考官偏私。想想江南已经十余年未开科，积累众多的士子，结果却不尽人意，使自己失去了晋身的机会，他们当然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因此准备集体上书，要求查清弊案，严惩涉事官员。
正当群情汹汹，欲要爆发之际，小皇帝在琼台宴上的一番话顷刻让他们没了脾气。据经历者称，陛下对士子们质疑舞弊之说专门予以澄清，言：吏员身处底层，不仅收入微薄，且要承担最重的工作，也因而最为熟悉国家法度和处理各种公务的程序。而这种人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而非只会背诵圣人之言，不通公务的书呆子。
对于录取的琼州士子超额，那也是琼州百姓们应得的。在朝廷最为危险的时刻，他们与皇帝共患难，可谓休戚与共。为保卫朝廷，重建大宋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收复江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那些叫嚷不公之人，又在国家危难之时做了些什么？他们苟安于蒙元的淫威之下，却不思抗元复国，此时有何面目来谈公平。
再说朝廷在琼州十年，建学施教，又有众多名家大儒的执教，即便是荒蛮之地也能培养出无数栋梁之才，录取二十余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那些忠勇之士的子弟，忠君爱国的士子理应优先入选，他们比之那些只会哀叹不公的可怜虫要强之百倍。
若是再听不明白那就是傻子了，皇帝这是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态度，如此做就是他授意的，其就是主谋。而且态度也很强硬，朕就这么做了，就是偏心了，你能怎么样？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胆小怯懦，屈从于蒙元的淫威，没有早日投奔朝廷，又没有本事，如今也怪不得谁！
平息了质疑声后，赵昺依照琼州旧例，甲榜之人直接授官，却只从八品起授，就是三鼎甲的状元韩信同也只是七品，到礼部任员外郎；榜眼林青却去了吏部，担任从六品的案头；而探花郑思肖则去了御史台，做了个巡殿御史。其余人等则多授八品，分赴临安府或朝廷各部自初级官员做起。其余两榜人员则入太学带薪学习，但是能不能真正出仕做官，还要看他们的学习成绩，一旦不合格则面临着重回原点的境地。
皇帝如此可谓让人感慨。社会上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
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但现在他们发现天变了，即便成为状元也不一定仕途就是一片光明。
而赵昺却不这么想，他作为后世来人，对于状元并不十分感冒，别说历史上的七百多名状元，即便是现代社会年年出现的状元们，又有多少人在步入社会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古代的状元们以文得名，可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同样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亦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者。
所以从状元整体来说，却是名不符实的，其中的大多数虚有其表，相当平庸，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他们多文绩平平，难传千秋。形成了一种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的怪象。
如此悬殊的比例，足以证明科举考试可以选拔人才的说法，在赵昺看来是不大靠谱的。别看状元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可谓是人中之龙、天之骄子，其荣耀、其显赫、其尊贵，简直登峰造极。可即便文章做得好，考试也未必能把一个人的学识水平测验出来，未必能做好官。
而那些靠背古书扒古书考出来的官员们，多是被洗了脑，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不过那些圣人之语，可要成为大人物必须要有对世界有清醒的认识才行。更何况绝大数人中了状元之后，也就掉进了荣华富贵的陷井，并且为此在官场上争名夺利。这也是绝大多数旷世奇才被科考拒之门外的缘由。所以赵昺以为还是得以观后效，而不能一考定终身……
陈普幼年励志发奋苦读，览四书五经。长大后，他潜心探研朱熹理学。咸淳初，投苏州大儒韩翼甫在浙东崇德书院就学，韩翼甫并将爱女玉蝉许配他。他披览群书，博闻广见，多才多艺。除六经外，他还熟谙律吕、天文、地理、算数之学，精于阴阳玑衡之说。
蒙军南下后，陈普遂隐居于石堂山，终日以穷经著述自娱，以宋遗民自居，此后，陈普在石堂山仁丰寺里设馆倡学，招徒课艺。四方学子负笈从游者岁数百。在教学上，陈普力倡理论联系实际，治经“不贵文词，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实践、求无愧于古圣贤”。在精心教学，辅导学生成才的同时，陈普还精研数理。
元廷曾三次诏聘他为福建教授，均坚辞不就，誓不仕元。他怕元廷加罪‘遂隐游古田、屏南、政和一带山区十二年。在政和兴办德兴初庵书院，又主讲建阳云庄书院、福州鳌峰书院、长乐鳌峰书院。所至之处，学者抠衣而来，不绝于途。其间，他反复钻研聚铜铸刻漏壶，经无数次反复试验，终于第三年制成，应时升降，纤毫无爽。
“陛下觉得此人如何？”一番介绍后，刘黻问道。
“此人并未入仕，且又为参加科举，想是其不愿受约束，恐不会应诏。”说实话，赵昺对其并不满意，首先其应算是一个隐士，而这种人往往自视甚高，脾气古怪，又不贪图富贵，动不动就摔耙子，难以约束；再有其以钻研儒学为方向，什么天文、地理和算学只能算是兴趣所在，真实水平有多高很难讲；另外其足迹只限于福建很小的范围内，许多地方并未亲自勘测过，见识终归有限。
此外对于陈普发明漏壶，赵昺心里十分清楚这有些言过其实了。他知道古时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导致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说法，也谈不上准确。
且这种计时方式受外界影响较大，“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因而没有确定的时刻;“日上三竿”首先在计量上就无法进行，只能凭借想像的太阳高度来确定一个大概的时间，“不见不散”更是没有确定的时间期望值，只能是人们活动结果的一种愿望，是最没有时间效应的守时方式，直到刻漏壶的发明，让这种状况有了改变。
漏壶也分为很多种，听刘黻的描述，他基本可以确认陈普‘发明’的漏壶应是一种通过观测容器内的水漏泄减少情况来计量时间，叫作泄水型漏壶，也称沉箭漏。单只泄水型或受水型漏壶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但是水流速度与壶中水的多少有关，单只漏壶随著壶中水的减少，流水速度也在变慢，这样就直接影响到计时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后来人们想到在漏水壶上另加一只漏水壶，用上面流出的水来补充下面壶的水量，就可以提高下面壶流水的稳定性。发明增加补给壶的办法之后，人们自然会想到可以在补给壶之上再加补给壶，形成多级漏壶。但据赵昺所知补给壶的使用大概始于西汉末东汉初。起码东汉的张衡已使用两只壶，即一只漏壶和一只补给壶；晋代出现了三只一套的出水壶。
唐初的吕才设计了四只一套的漏壶，基本形式是由大小不等的四只铜壶组成，依次安放于阶梯式座架之上。各壶皆有铜盖，第一、二、三壶下端均装有龙头，龙口滴水，依次滴注储入受水壶中，受水壶的铜盖中央，插铜尺一把，尺上刻有十二时辰，自下而上为子至亥时。又铜尺前插放一木制浮箭，下为浮舟，随着水位提高浮箭逐渐上升，显示时刻，所以又称“刻漏”。
宋朝之后燕肃又发明了另一种方法，被时人成为‘莲花漏’。他在中间一级壶的上方开一孔，使上面来的过量水自动从这个分水孔溢出，让水位保持恒定，在北宋时曾风行各地。所以赵昺觉得陈普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直接仿制，或是在细节上进行了改进，说是其发明的便言过其实了。
而赵昺以为若是自己仿制一台多级漏壶，这件事情对于他并没有多大难度，他自可通过精确的计算便能完成初级设计，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校正就能投入使用，即便时间长些，也肯定用不了三年时间。从这些也可以看出陈普的数学和物理知识水平有限。
“陛下亲政之后事务日渐繁杂，被琐事缠身，难以一心二用。陈普既然又些本事，何不试试看？”应节严看出小皇帝皱着眉头，显然对这个人选并不满意，话语中也多有推辞之意，于是劝道。
但他也知道，小皇帝对技巧之物及算学、天文、地理皆涉猎甚深，所知之渊博当世恐无人能及，不过他仍然以为皇帝应以政事为主，那些东西终是偏门，不应沉浸太深，以致荒废了政务。而陈普也算是名儒，必会从中劝谏，以其从旁辅佐，至少不会使皇帝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陛下，应知事所言甚是，当下既然无合意的人选，可先以陈普代行教导，待日后有了胜任之人再行替换即可！”徐宗仁也随之劝道。
“唉，陈普乃是名儒，以其主导研究这些事务，恐其会以为朕慢待，不但不肯赴任，反而引出麻烦！”赵昺还是有些不愿。可也觉要是欲寻到自己这样的‘大才’，恐怕只有同为穿越者了。而这个时代还活着名家只有郭守敬了，但其身居蒙元，正为敌所用。
“陛下，陈普既然以忠君标榜，自当为国为君效力，其若拒绝征辟，则是徒具其名的伪君子。臣愿前去一试，劝其归朝效力！”徐宗仁施礼道。
“好吧，但是不要强迫和诱惑，也不要许下什么诺言。”赵昺沉吟片刻言道。
“是，臣遵谕！”徐宗仁再施礼道。
这个插曲之后，众人对三榜的排名又讨论了一番，其实三榜之中甲榜最重，甲榜之中前三最重。现下已经遴选完毕，应节严等三人也再没有更多的异议，基本上便敲定了各榜人选和人数。其中甲榜计二十人，乙榜一百四十二人，余者为丙榜。
榜单一出，当然也有人颇有微词，三榜之中报考的吏员有五十余人之多，他们自此摆脱了一辈子为吏的命运；此外琼州举子虽然没有出现在甲榜之中，但是其余两榜合计也有三十人之多，这可以说是琼州破纪录的成绩。
对于这种‘意外’，有些落榜的举子自然不满，质疑其中有弊，称考官偏私。想想江南已经十余年未开科，积累众多的士子，结果却不尽人意，使自己失去了晋身的机会，他们当然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因此准备集体上书，要求查清弊案，严惩涉事官员。
正当群情汹汹，欲要爆发之际，小皇帝在琼台宴上的一番话顷刻让他们没了脾气。据经历者称，陛下对士子们质疑舞弊之说专门予以澄清，言：吏员身处底层，不仅收入微薄，且要承担最重的工作，也因而最为熟悉国家法度和处理各种公务的程序。而这种人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而非只会背诵圣人之言，不通公务的书呆子。
对于录取的琼州士子超额，那也是琼州百姓们应得的。在朝廷最为危险的时刻，他们与皇帝共患难，可谓休戚与共。为保卫朝廷，重建大宋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收复江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那些叫嚷不公之人，又在国家危难之时做了些什么？他们苟安于蒙元的淫威之下，却不思抗元复国，此时有何面目来谈公平。
再说朝廷在琼州十年，建学施教，又有众多名家大儒的执教，即便是荒蛮之地也能培养出无数栋梁之才，录取二十余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那些忠勇之士的子弟，忠君爱国的士子理应优先入选，他们比之那些只会哀叹不公的可怜虫要强之百倍。
若是再听不明白那就是傻子了，皇帝这是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态度，如此做就是他授意的，其就是主谋。而且态度也很强硬，朕就这么做了，就是偏心了，你能怎么样？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胆小怯懦，屈从于蒙元的淫威，没有早日投奔朝廷，又没有本事，如今也怪不得谁！
平息了质疑声后，赵昺依照琼州旧例，甲榜之人直接授官，却只从八品起授，就是三鼎甲的状元韩信同也只是七品，到礼部任员外郎；榜眼林青却去了吏部，担任从六品的案头；而探花郑思肖则去了御史台，做了个巡殿御史。其余人等则多授八品，分赴临安府或朝廷各部自初级官员做起。其余两榜人员则入太学带薪学习，但是能不能真正出仕做官，还要看他们的学习成绩，一旦不合格则面临着重回原点的境地。
皇帝如此可谓让人感慨。社会上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
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但现在他们发现天变了，即便成为状元也不一定仕途就是一片光明。
而赵昺却不这么想，他作为后世来人，对于状元并不十分感冒，别说历史上的七百多名状元，即便是现代社会年年出现的状元们，又有多少人在步入社会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古代的状元们以文得名，可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同样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亦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者。
所以从状元整体来说，却是名不符实的，其中的大多数虚有其表，相当平庸，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他们多文绩平平，难传千秋。形成了一种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的怪象。
如此悬殊的比例，足以证明科举考试可以选拔人才的说法，在赵昺看来是不大靠谱的。别看状元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可谓是人中之龙、天之骄子，其荣耀、其显赫、其尊贵，简直登峰造极。可即便文章做得好，考试也未必能把一个人的学识水平测验出来，未必能做好官。
而那些靠背古书扒古书考出来的官员们，多是被洗了脑，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不过那些圣人之语，可要成为大人物必须要有对世界有清醒的认识才行。更何况绝大数人中了状元之后，也就掉进了荣华富贵的陷井，并且为此在官场上争名夺利。这也是绝大多数旷世奇才被科考拒之门外的缘由。所以赵昺以为还是得以观后效，而不能一考定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