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明白在时期进行激烈的改革等于自毁基业，必定现在统治阶层还是由士人组成，而科举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晋身之路。长城不是一天能修成的，变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向对付蒙古人一样缓而图之。而这次科举的目的除了选才之外，更多的是出于稳定人心的作用，起码表明一个态度。
“诸位卿家，此次科举是我朝重回江南后的第一次，要作为头等大事来做！”赵昺考虑了一番后言道。
“陛下所言正是，自江南沦陷，转瞬已十年未开科举，士子们无不翘首以待。闻知后无不齐颂陛下宏恩！”陆秀夫听了起身施礼道。
“陛下，多年未开科，恐参加秋闱者甚众，是否应对入京参加的举子加以限制？”刘黻问道。
“朕以为除却在沦陷期间有附敌、资敌行为者，及其族中有背君叛国行为者的皆可应试，他事不必过去苛求。”赵昺想了想道。
“陛下欲尽揽天下之才乃是万民之福，但是据各地州县初步审核，符合条件者不下七万人，按照旧例将取士千人以上，将远超历朝，未免不会引起冗官之忧！”刘黻听了提醒道。
“刘知事所忧不错，但朝廷收复江南后各处仍有缺员，堪待补缺，而一旦收复江北也尚需大批官员牧守，我们不能不未雨绸缪啊！”赵昺点点头道。按照宋朝的惯例，省事大多十中取一，乡试是十五取一。按照此比例虽经两轮淘汰，但是基数较大，取士的数量也将大增，因他清楚刘黻所言不错，而一科取士千人之上在历朝也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客观方面，进入江南后疆域骤然广大，行政机构增多，各地官员相对匮乏。据统计各地幕职，州、县官阙八百余员，中央官员也大量下派，各部、寺监皆缺员三成以上。所以赵昺当下只能依靠扩大科举考试取士人数，收罗大量人才，才能填补各级行政机构的人员空缺。
“陛下还需慎重，如此大规模取士，也不一定能将有识之士尽收朝中，反而会引发矛盾！”应节严起身言道。
“先生此言怎讲！”赵昺问道。
“陛下，神宗年间宰相司马君实曾上言，请贡院逐路取人称：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要求礼部按十取一的比例把名额分配的各路。结果欧阳永叔的人极力反对，其言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东南之士，于千人解十，其初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发解时又十倍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还望陛下知之！”应节严回禀道。
“呵呵，这……”赵昺听了也只能苦笑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千古难题，几百年后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能够解决……
赵昺前世生在北方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一年一度的高考与当下的科举应该算是多有类似，伴随着高考也每每少不了一个话题——高考政策公平与否。起因也无非是录取率的问题，但因为在各个省市里，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同，以及地方的保护措施，别说高考制度不一样，在很多的制度上都是遵循国家的制度下有着不同的规定，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人口的多少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都成为能否上一个好学校的主要要素。
而赵昺作为高考的亲历者也是深有体会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中小城市，特别是乡镇、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即使同为大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由于很少能够进入重点中小学，考上大学也要比富裕家庭子女考上大学难得多。由于乡镇和农村的考生，贫困家庭考生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他们很难考上大学。另外高考录取还有个加分制度，对部分学生应该有所照顾。
当下应节严所言也正是如此，现代的问题在宋代同样存在。宋代科举制度的设计初衷并非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打破当时的世家大族的垄断，因此朝廷发布诏书明确规定各行各业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这使得前朝前代一直与仕途无缘的工商杂类子弟以及边关各地的士子也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只要有能力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被授予官职。
这意味着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基本上没有了出身门第的限制。据此可知，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面向整个地主阶级、甚至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以及工商杂类人员，这结束了士族大家长期把持仕途的局面，也就削弱了社会各领域中血统门第关系的作用，这也会激励大众百姓读书应举，改变人生，彰显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
如此也加速了统治阶层的纵向流动，使以往政权由少数世家大族长期垄断的情形不再存在，科举出身的士人取而代之成为政治的核心，而他们往往是骤盛忽衰，不容易再形成以往门第那种可以延续好几百年的政治力量。世家大族已经无法再像唐代以前一样垄断仕途，仕宦之家再也不容易世代保持仕宦的身份，除非子孙能够世代不断地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相对的布衣入仕的途径则宽广了很多。
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士人阶层的扩大，科举考试竞争愈来愈激烈，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就是地域差异，就人口而言，北宋时期人口北方要少于南方，采用统一的录取率南方人明显吃亏，尤其是江浙地区的举子们。但是当时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而随之起家功臣也多是北方人，为了照顾他们甚至还会指定录取的人数，而南方人也就只能忍着了。政权南移后，这种录取率不公的情况仍然没有改观，只是照顾对象换了而已。
再者财富的多少也渐渐影响到了科考的结果。就考生录取比例来看，考上进士的机会是相当小的，远胜于现代的高考，而要想在考试中出众，就必须花很长的时间作准备，不事营生。在这种情况下，富贵之家的子弟比较占优势，所以家庭的经济能力对于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成败，也有很大的影响。
富有的家庭比较能够支持子弟接受较好的教育，也比较能够让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试；甚至比较方便在考试中运用金钱来舞弊，譬如雇人代笔或买通办理考试事务的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富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显然比较占优势。
以致“业儒”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理想。也确实有许多家庭世代以士人为业，他们可能有祖先在经营产业富裕之后，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也可能有祖先曾经入仕，而子孙在科场失利，却仍然力求进取；也有些出身贫寒的士人家庭，虽然生活艰苦却依旧要保持士人的身份。其中许多士人家庭，同时拥有一些田产，田租的收入是支持他们读书的经济来源。
另外就是品官之家，他们不仅是社会上最富裕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之内还享有免除差役及科赋的特权，税、役负担既轻，财富累积自然容易。富与贵结合在一起，及第的机会也会大得多，因而阻塞了其他人上进之途。此外，宋代科举虽然没有‘加分’之说，但是官宦人家子弟却享有荫补的特权，他们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走入仕途。
荫补也称为恩荫或奏荐，凡是宗亲国戚，文武官员的子孙、亲属甚至门客，都有机会获授官职。这一项制度在汉、唐都有，宋代也继续沿用。恩荫授官的时机，比较常见的有在皇帝生日的时候，称为圣节荫补；有在三年一次的郊祀或明堂大礼的时候，称为大礼荫补或郊祀荫补，这是最主要的一种；有在中高级文武官员致仕的时候，称为致仕荫补；后妃、宗室、中高级文武官员去世之前，也可以遗表向朝廷奏荐，称为遗表荫补；下级官员也享有这项权利，中下级官员如果因为作战、捕盗而死亡，同样可以奏荐，称为死事荫补。
荫补的对象也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兄弟、子孙、异姓亲属，高官甚至可以荫补门客、医人。每人荫补的人数也没有一定，多的可以到一二十人，荫补得官由于家世背景，和经由科举考试凭借能力竞争得官有所不同。宋代官员中，以荫补得官的人数占了相当的比例，一次郊祭多时以父兄而任官者达数千人。
不过当权者也知道荫补的子弟能力有限，也对他们做出了种种限制，规定无出身人（包括荫补在内）不得任台职，也不授以馆职。文臣京官的升迁，科举出身者是隔级迁转，而荫补者只能逐级迁转。选人除京官，有出身者也较无出身者官阶为高。
相对而言，制度的规定显然使得官员无论家庭背景，由科举入仕者要较由荫补入仕者在升迁上为有利，来自平民阶层的官员，他们只能以科举出身，不因家庭背景而在制度上减少了往上发展的竞争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在宦途有所发展，官宦子弟仍然必须参与科举考试的竞争，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少官宦子弟如此，或者参加州郡解试，或者在荫补后再参加锁厅试……
“陛下，臣以为当下应对科举和选官之制进行革新，以达到为国选才和储才之目的！”眼见小皇帝苦笑不止，应节严再奏道。
“先生请言！”赵昺愣了下道，他没有想到应节严也有此想法，但是当下不知道能否与自己不谋而合。
“陛下，当下朝廷初回江南，各部省及地方缺员甚众，急需选人补入，并为收复江南储才。因而自当打破常例行非常之事！”应节严道，“此次科考，臣以为各路府以十中选一为额，选送举子入京参考，却不必限制各路府取士名额，而是唯才是举。但此只为特例，不可为常例。”
“嗯，应知事所奏不无道理，此举即解决了一时之急，又可防止日后进士皆出一地之忧！”文天祥首先附议道。
“陛下，臣也觉可行！”陆秀夫同样没有反对意见。
“好，宽进严出，相对公平！”赵昺点点头道，又抬手示意应节严继续往下说。
“陛下，此次乡试臣以为考题应作出调整，重策问而轻经义，以求选出治国良臣，辅政之才，却非平庸之辈。”应节严再奏道。
“应知事说的好，臣亦以为经义使得考生皆以圣人之言是遵，全无个人见解，入仕之后全然无用。唯有策问尚能看出考生之应对能力，反应出其治国之理念。”刘黻当下表示赞许，而陆、文两相也未表示反对，显然他们也明白其中的弊端。
“陛下，臣以为恢复隋唐旧制，对于中榜之士子不予直授官职，而是入国子监学习后，再由吏部考核之后再予以授官，以防止出现不能履职的事情发生！”应节严又奏道。
“此议甚好！”这简直说到赵昺心坎里去了，他听罢立刻赞道。其实入选后进国子监非是他的无奈首创，而早在隋唐年间，当时的科举制度只是资格考试，士子中榜后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并不会直接授予官职。如果想做官必须在国子监深造之后再由吏部考核任用。考核不合格者需再等三年才有资格再次参加吏部考核。
宋时科举考试取消了吏部考核，士子只要中榜就能获得御赐的名衔，之后便可顺利步入仕途。太宗时期只要士子通过殿试取得进士称谓，但凡及第以上，无需参加吏部组织的考核，就可以授予官职。随发展及第被授予的官职越来越高，当时的一、二甲进士和九经通常能取得将作监丞、大理寺评事或者各州通判之类的官职，步入仕途数年之后不乏能官居一品宰相的高位……
“诸位卿家，此次科举是我朝重回江南后的第一次，要作为头等大事来做！”赵昺考虑了一番后言道。
“陛下所言正是，自江南沦陷，转瞬已十年未开科举，士子们无不翘首以待。闻知后无不齐颂陛下宏恩！”陆秀夫听了起身施礼道。
“陛下，多年未开科，恐参加秋闱者甚众，是否应对入京参加的举子加以限制？”刘黻问道。
“朕以为除却在沦陷期间有附敌、资敌行为者，及其族中有背君叛国行为者的皆可应试，他事不必过去苛求。”赵昺想了想道。
“陛下欲尽揽天下之才乃是万民之福，但是据各地州县初步审核，符合条件者不下七万人，按照旧例将取士千人以上，将远超历朝，未免不会引起冗官之忧！”刘黻听了提醒道。
“刘知事所忧不错，但朝廷收复江南后各处仍有缺员，堪待补缺，而一旦收复江北也尚需大批官员牧守，我们不能不未雨绸缪啊！”赵昺点点头道。按照宋朝的惯例，省事大多十中取一，乡试是十五取一。按照此比例虽经两轮淘汰，但是基数较大，取士的数量也将大增，因他清楚刘黻所言不错，而一科取士千人之上在历朝也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客观方面，进入江南后疆域骤然广大，行政机构增多，各地官员相对匮乏。据统计各地幕职，州、县官阙八百余员，中央官员也大量下派，各部、寺监皆缺员三成以上。所以赵昺当下只能依靠扩大科举考试取士人数，收罗大量人才，才能填补各级行政机构的人员空缺。
“陛下还需慎重，如此大规模取士，也不一定能将有识之士尽收朝中，反而会引发矛盾！”应节严起身言道。
“先生此言怎讲！”赵昺问道。
“陛下，神宗年间宰相司马君实曾上言，请贡院逐路取人称：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要求礼部按十取一的比例把名额分配的各路。结果欧阳永叔的人极力反对，其言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东南之士，于千人解十，其初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发解时又十倍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还望陛下知之！”应节严回禀道。
“呵呵，这……”赵昺听了也只能苦笑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千古难题，几百年后也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能够解决……
赵昺前世生在北方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一年一度的高考与当下的科举应该算是多有类似，伴随着高考也每每少不了一个话题——高考政策公平与否。起因也无非是录取率的问题，但因为在各个省市里，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同，以及地方的保护措施，别说高考制度不一样，在很多的制度上都是遵循国家的制度下有着不同的规定，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人口的多少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都成为能否上一个好学校的主要要素。
而赵昺作为高考的亲历者也是深有体会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中小城市，特别是乡镇、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即使同为大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由于很少能够进入重点中小学，考上大学也要比富裕家庭子女考上大学难得多。由于乡镇和农村的考生，贫困家庭考生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他们很难考上大学。另外高考录取还有个加分制度，对部分学生应该有所照顾。
当下应节严所言也正是如此，现代的问题在宋代同样存在。宋代科举制度的设计初衷并非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打破当时的世家大族的垄断，因此朝廷发布诏书明确规定各行各业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这使得前朝前代一直与仕途无缘的工商杂类子弟以及边关各地的士子也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只要有能力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被授予官职。
这意味着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基本上没有了出身门第的限制。据此可知，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面向整个地主阶级、甚至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以及工商杂类人员，这结束了士族大家长期把持仕途的局面，也就削弱了社会各领域中血统门第关系的作用，这也会激励大众百姓读书应举，改变人生，彰显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
如此也加速了统治阶层的纵向流动，使以往政权由少数世家大族长期垄断的情形不再存在，科举出身的士人取而代之成为政治的核心，而他们往往是骤盛忽衰，不容易再形成以往门第那种可以延续好几百年的政治力量。世家大族已经无法再像唐代以前一样垄断仕途，仕宦之家再也不容易世代保持仕宦的身份，除非子孙能够世代不断地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相对的布衣入仕的途径则宽广了很多。
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士人阶层的扩大，科举考试竞争愈来愈激烈，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就是地域差异，就人口而言，北宋时期人口北方要少于南方，采用统一的录取率南方人明显吃亏，尤其是江浙地区的举子们。但是当时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而随之起家功臣也多是北方人，为了照顾他们甚至还会指定录取的人数，而南方人也就只能忍着了。政权南移后，这种录取率不公的情况仍然没有改观，只是照顾对象换了而已。
再者财富的多少也渐渐影响到了科考的结果。就考生录取比例来看，考上进士的机会是相当小的，远胜于现代的高考，而要想在考试中出众，就必须花很长的时间作准备，不事营生。在这种情况下，富贵之家的子弟比较占优势，所以家庭的经济能力对于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成败，也有很大的影响。
富有的家庭比较能够支持子弟接受较好的教育，也比较能够让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试；甚至比较方便在考试中运用金钱来舞弊，譬如雇人代笔或买通办理考试事务的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富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显然比较占优势。
以致“业儒”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理想。也确实有许多家庭世代以士人为业，他们可能有祖先在经营产业富裕之后，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也可能有祖先曾经入仕，而子孙在科场失利，却仍然力求进取；也有些出身贫寒的士人家庭，虽然生活艰苦却依旧要保持士人的身份。其中许多士人家庭，同时拥有一些田产，田租的收入是支持他们读书的经济来源。
另外就是品官之家，他们不仅是社会上最富裕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之内还享有免除差役及科赋的特权，税、役负担既轻，财富累积自然容易。富与贵结合在一起，及第的机会也会大得多，因而阻塞了其他人上进之途。此外，宋代科举虽然没有‘加分’之说，但是官宦人家子弟却享有荫补的特权，他们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走入仕途。
荫补也称为恩荫或奏荐，凡是宗亲国戚，文武官员的子孙、亲属甚至门客，都有机会获授官职。这一项制度在汉、唐都有，宋代也继续沿用。恩荫授官的时机，比较常见的有在皇帝生日的时候，称为圣节荫补；有在三年一次的郊祀或明堂大礼的时候，称为大礼荫补或郊祀荫补，这是最主要的一种；有在中高级文武官员致仕的时候，称为致仕荫补；后妃、宗室、中高级文武官员去世之前，也可以遗表向朝廷奏荐，称为遗表荫补；下级官员也享有这项权利，中下级官员如果因为作战、捕盗而死亡，同样可以奏荐，称为死事荫补。
荫补的对象也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兄弟、子孙、异姓亲属，高官甚至可以荫补门客、医人。每人荫补的人数也没有一定，多的可以到一二十人，荫补得官由于家世背景，和经由科举考试凭借能力竞争得官有所不同。宋代官员中，以荫补得官的人数占了相当的比例，一次郊祭多时以父兄而任官者达数千人。
不过当权者也知道荫补的子弟能力有限，也对他们做出了种种限制，规定无出身人（包括荫补在内）不得任台职，也不授以馆职。文臣京官的升迁，科举出身者是隔级迁转，而荫补者只能逐级迁转。选人除京官，有出身者也较无出身者官阶为高。
相对而言，制度的规定显然使得官员无论家庭背景，由科举入仕者要较由荫补入仕者在升迁上为有利，来自平民阶层的官员，他们只能以科举出身，不因家庭背景而在制度上减少了往上发展的竞争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在宦途有所发展，官宦子弟仍然必须参与科举考试的竞争，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少官宦子弟如此，或者参加州郡解试，或者在荫补后再参加锁厅试……
“陛下，臣以为当下应对科举和选官之制进行革新，以达到为国选才和储才之目的！”眼见小皇帝苦笑不止，应节严再奏道。
“先生请言！”赵昺愣了下道，他没有想到应节严也有此想法，但是当下不知道能否与自己不谋而合。
“陛下，当下朝廷初回江南，各部省及地方缺员甚众，急需选人补入，并为收复江南储才。因而自当打破常例行非常之事！”应节严道，“此次科考，臣以为各路府以十中选一为额，选送举子入京参考，却不必限制各路府取士名额，而是唯才是举。但此只为特例，不可为常例。”
“嗯，应知事所奏不无道理，此举即解决了一时之急，又可防止日后进士皆出一地之忧！”文天祥首先附议道。
“陛下，臣也觉可行！”陆秀夫同样没有反对意见。
“好，宽进严出，相对公平！”赵昺点点头道，又抬手示意应节严继续往下说。
“陛下，此次乡试臣以为考题应作出调整，重策问而轻经义，以求选出治国良臣，辅政之才，却非平庸之辈。”应节严再奏道。
“应知事说的好，臣亦以为经义使得考生皆以圣人之言是遵，全无个人见解，入仕之后全然无用。唯有策问尚能看出考生之应对能力，反应出其治国之理念。”刘黻当下表示赞许，而陆、文两相也未表示反对，显然他们也明白其中的弊端。
“陛下，臣以为恢复隋唐旧制，对于中榜之士子不予直授官职，而是入国子监学习后，再由吏部考核之后再予以授官，以防止出现不能履职的事情发生！”应节严又奏道。
“此议甚好！”这简直说到赵昺心坎里去了，他听罢立刻赞道。其实入选后进国子监非是他的无奈首创，而早在隋唐年间，当时的科举制度只是资格考试，士子中榜后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并不会直接授予官职。如果想做官必须在国子监深造之后再由吏部考核任用。考核不合格者需再等三年才有资格再次参加吏部考核。
宋时科举考试取消了吏部考核，士子只要中榜就能获得御赐的名衔，之后便可顺利步入仕途。太宗时期只要士子通过殿试取得进士称谓，但凡及第以上，无需参加吏部组织的考核，就可以授予官职。随发展及第被授予的官职越来越高，当时的一、二甲进士和九经通常能取得将作监丞、大理寺评事或者各州通判之类的官职，步入仕途数年之后不乏能官居一品宰相的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