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元军的败亡，奥鲁赤的自杀身亡突然让赵昺想到自己的革新计划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在来到这个时代后，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所谓的复国，他都把发展军事作为第一要务，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却是来自士人集团，重文抑武的观念使自己的构想难以实施。
当前国土沦丧，赵昺知道只靠士人的笔杆子和嘴皮子是难以复国的，一切还需要刀把子来解决问题。而军人的地位低下，事事都要受到士人的擎肘，这必然会影响士气，因而他计划在琼州保卫战之后，借胜利之机推出自己的改革，提高军人的政治地位，但就必然要触及士人的利益。
在前世的网络中有一种论调，这些士人不过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只会瞎**的酸儒，不听话就杀，将他们罢官，就像当年秦始皇的坑书焚儒，朱元璋的廷杖。这样的高压政策下，那些酸儒们不还得乖乖的就范，老老实实听候招呼。但是赵昺来到世界才知道，事情真要如此就简单了，士人集团绝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虽没有刀把子，却依然有掌控天下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二千年的君主政权制度实际上就是‘英雄治国’的君主专政集权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从林法则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他们一方面推行强制性缴税制度，其实这与和强盗掠夺性质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流寇”与“坐寇”不同；另一方面推行许可制、官营制，禁止公民与政府挣利，同样有着暗抢暗夺之谦。
如此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出现官府与民众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加上要权力的行政化，百姓理所当然的就陷入奴隶地位，除了寄托于晴天大老爷外就只有抗争一条路了。而阶层矛盾的化解说起来也就只有两种方法——暴力维稳与文化思想维稳。
相对于暴力，文化思想维稳的成本要低的多，也就成了统治阶级的不二选择。当然儒家学说也并非一出现就被选定，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有道家、法家、墨家……等等，而儒家最后能‘脱颖而出’即是大浪淘沙的结果，这个过程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们知道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尊重其始于汉武帝，当时流行的是城邦联盟制意识形态文化，同时多种文化思想并存，所以在政权制度安排上、政策的决策上的争论也就无法统一。是分封制，还是选择中央集权的争论；是实施地方制币权，还是中央制币权的争论；在发展工商业的上是走国营道路，还是走民营道路的争论等等。
这种思想分歧必须统一，可又拿什么来统一呢？孔子思想中，等级制思想占着主要位置，即使有点权利平等的小火花，也可以利用汉字的特别解释权给辩证过去。迫于政权制度改革的需要，故此统治者将儒家文化上升为强制性意识形态文化，用来统一思想文化认识，于是儒家成为推动中央集权制政权制度建设可以说是不二法宝，且除此之外别无二家。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属于非制度性的价值判断性文化，它的作用是调节、缓和暴力权力治理与民众权利索求之间的矛盾。且内容相当广泛，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路径被受到特别关注的时候，都可以将其归因为民族文化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学家也把它变成到处可以摸的万金油。
赵昺却明白其实用现代唯物主义观点来讲，所谓民族文化实际是一个民族社会制度发展的反映。这种反映有着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一是对社会主要阶层矛盾的调和、缓和作用的意识形态文化；二是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劳动组织体的民族文化；三是激励储备者和欠收者相互合作来实现收入流均匀化的制度性文化。
历史上君主政权通过“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来统治民众思想，不仅有利于官员之间文化思想的统一，推动官员们在思想意志上对君主的尊重。且有利于以小农家庭为主体的劳动体之间，基本权利平等最大化的推动，进一步就可以缓和政府与小农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儒家理论还有利于意识、宗教受到君主支配，从而有利于行政、法律、财政等权力的行使权向君主集中，对巩固君主制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
历史的规律证明，在长达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一旦君主政权建立起来，在向发展阶段转变时期“儒家文化”就粉媚登场，从汉唐、到宋、元、明、清，都是如此，要么宣布“罢默百家，独尊儒术”，要么是修孔子庙，将死去的孔子拉起来从新嘉封。
的确历史上也批孔和尊孔的轮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多次上演，除因为儒家文化没有形成像圣经、佛经那样的逻辑性、系统性外，君主的金口玉言比论语有时强大千万倍，政客们对孔子的美化和广大民众的思想意志有时也相差太大，这也是导致孔子的思想时出时灭，打倒孔家店与立孔尊儒的交替循环的出现。
不过大多数统治者们也意识到要维持社会秩序性的长治久安，只用行政和暴力组织的力量不仅有着靠不住的问题，而且维稳的成本会越来越大，使财政支出过重，负担困难。然而用儒家文化完成对民众思想上的统治，就可使维稳成本最小化，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能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再从历史的看，在这种态势下只要统治者在决策上不犯大的错误，通过“儒家文化”的统治都实现了长治久安……
赵昺是‘过来人’，又在这个时代混了几年，还得三位儒家大师的耳提面命，他觉得比之后世那些所谓大家可能有着更为另类，或是更深的理解。因而他意识到，士人们当然不能杀，也不能驱出朝堂，却是要善加利用，为统治阶级，也就是为自己服务。而不能为敌服务，因为这些人的背叛太可怕了了，不比那些叛降的武将危害小。不过他也清楚战争不仅是抵御敌武力的入侵，也是阻止外族的文化入侵，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民族的根和魂。
“官家，几位宰执都到了，在外边候着呢！”王德见小皇帝处理完公务，坐在那里半天没动，也不敢打扰，直到看到其挪了下屁股才赶快上前禀告。
“请他们到偏殿等候吧！”赵昺醒过神儿来说道。
“是了！”王德答应着出去传信。
赵昺稍歇了片刻才起身前往偏殿，皇帝接见臣僚当然得走后门，还得稍微迟到一会儿。他看看除了在崖州陪着太后的刘黻和在海口善后的张世杰外，陆秀夫、文天祥和应节严都到了，三人见了急忙见礼，赵昺自然也是赐座、上茶这一套程序。
“文相护卫太后，又率军赶来，辛苦了！”赵昺先跟文天祥道了声辛苦道。
“陛下，这是臣的本分，倒是陛下指挥众军击退鞑子辛苦了！”文天祥听了急忙起身施礼道。
“此战皆是左相和枢帅调度有方，朕是坐享其成，不添乱便是好的了！”赵昺压下手示意其坐下道。
“臣不敢居功，今日的战报陛下已经看过了，还请示下！”陆秀夫起身奏道，他知道陛下将他们这些人召来肯定是有事商议的。
“朕此次召集诸位爱卿前来，乃是商议出兵广南西路之事。”赵昺点点头书归正传道，“此次敌湖广行省兵力尽出，现大部被歼，正是兵力空虚之时，朕以为正是出兵的良机。”
“陛下，此战我军物资消耗甚重，积存的火箭弹和开花弹已不足三成，再有连日激战兵困马乏，还需休整，万一敌再犯琼州，我们又如何御敌。臣以为还是慎重些好。”陆秀夫见陛下旧事重提，皱皱眉言道。
“臣以为战机难觅，正是恢复广西诸州的良机！”文天祥却是眼睛一亮，赞同出兵道。
“先生以为如何呢？”赵昺本想开个扩大会议，让朝中尚书以上的文武官员全部参加，以争取大多数人支持自己的提议，但是想想还是先跟在家的宰执们通通气，无论是出于礼节，还是程序上都有好处，免得君臣为此生出嫌隙。见应节严没有表明态度，他便相询道。
“陛下执意要攻打广西，怕是另有深意吧？何妨说出来，已解大家之惑！”应节严当然知道小皇帝要打广西的本意，但是仅凭这个理由是难以说服众人的。因为谁都明白，包括小皇帝，都清楚以琼州当前实力就跟打泉州一样，攻下来是守不住的，且此次要深入腹地，冒的风险太大了，一旦稍有误判便是有去无回，那么琼州也危矣。
“好！”赵昺点点头，沉思片刻道，“自临安陷落后，许多忠臣义士散落民间，还有不少鸿儒大家仍心念我朝，他们不肯接受鞑子的征召就任伪职，而赣榆清贫，隐于乡野。”
“陛下所言正是，江南士子中忠于我朝者甚众，他们不忘皇恩，蛰伏于乡间，待王师一到便会食箪浆壶响应陛下！”文天祥点点头深以为是地道。
“文相此言还曾有人说过，但是现实正于此相反，不但没有食箪浆壶相迎，反而刀枪相向拒王师于城外。”赵昺听了却摇摇头道。
“陛下……陛下可是说的徽宗朝的六贼之一的蔡京？”文天祥听了一怔，略一思索道，但是将自己与一个臭名昭著的奸佞相比还是让他十分诧异。
“文相一猜就中！”赵昺看看三人惊疑不定的眼神笑笑道，“当年徽宗帝为童贯和蔡京蛊惑，联合女真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是最终却大败而归，还被女真人看清了虚实，以致和靖康帝双双北狩，失去了中原之地。这其中除了奸佞弄权外，那些燕云我族百姓助辽抗宋助纣为虐也不无关系。”
“再有我朝南迁之后，在绍兴年间江北百姓冒死追随南迁，王师北伐之时也会倾力相助。可待今日，那些曾经忠于大宋的江北百姓却助鞑子攻伐我朝，那张弘范、史天泽、董文炳等等无不是中原汉人，军中兵将北人竟占军中半数之多。两厢对比天壤之别，这又是为何？”
“这些皆是数祖忘典之徒，不读圣贤之书，髭发易衿与蛮夷无异！”陆秀夫听了愤然道。
“左相偏颇了，吾以为并非全是如此，而是时隔百年，他们早已忘记天恩，屈从于蛮夷罢了。”文天祥黯然道。
“右相所言正是，不说数代，自敌酋忽必烈称我朝已亡之后，我江南士子自刎殉国者有之，避于世外者有之，但应诏仕元者也不再少数。更有降元的金人伪儒许衡以‘入夏则夏’之名劝说江南士子、大儒仕元，让他们背弃我朝。他们封官许愿、重金收买江南士子又是为何呢？”赵昺对文天祥的答复十分赞同，可接着又反问道。
“我们士子不仅有上辅君王之责，还有教谕百姓之任，鞑子征辟江南士子就是想为其所用，使得百姓遗忘我朝天恩，如此不出数代便不知有宋了！”应节严黯然地道。
“先生一语中的，鞑子其心何其恶毒！”赵昺恨恨地道，“如今我朝偏居一隅，又有大海相隔，在那些士林败类的蛊惑之下，百姓皆以为我朝已亡，却不知朝廷尚存。朕执意攻击广西便是要告之天下，我大宋未亡，朕尚存于世，勿要为鞑子所蒙蔽！”
“陛下所行皆有深意，臣自愧不如。”陆秀夫听了起身施礼道，“陛下此时令王师北伐，定能让江南百姓知道陛下威名，他日定能驱出鞑子，使之重沐天恩。而忠贞义士闻知陛下、朝廷在琼必将跨海来投，辅助陛下光复大宋，还都汴梁！”陆秀夫起身充满激情地道。
“左相过谦了，朕还需爱卿的鼎力支持才能达成此愿啊！”赵昺笑着言道。而心中暗自松口气，看来自己这个‘高大上’的理由已经说动其了。
当前国土沦丧，赵昺知道只靠士人的笔杆子和嘴皮子是难以复国的，一切还需要刀把子来解决问题。而军人的地位低下，事事都要受到士人的擎肘，这必然会影响士气，因而他计划在琼州保卫战之后，借胜利之机推出自己的改革，提高军人的政治地位，但就必然要触及士人的利益。
在前世的网络中有一种论调，这些士人不过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只会瞎**的酸儒，不听话就杀，将他们罢官，就像当年秦始皇的坑书焚儒，朱元璋的廷杖。这样的高压政策下，那些酸儒们不还得乖乖的就范，老老实实听候招呼。但是赵昺来到世界才知道，事情真要如此就简单了，士人集团绝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虽没有刀把子，却依然有掌控天下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二千年的君主政权制度实际上就是‘英雄治国’的君主专政集权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从林法则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他们一方面推行强制性缴税制度，其实这与和强盗掠夺性质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流寇”与“坐寇”不同；另一方面推行许可制、官营制，禁止公民与政府挣利，同样有着暗抢暗夺之谦。
如此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出现官府与民众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加上要权力的行政化，百姓理所当然的就陷入奴隶地位，除了寄托于晴天大老爷外就只有抗争一条路了。而阶层矛盾的化解说起来也就只有两种方法——暴力维稳与文化思想维稳。
相对于暴力，文化思想维稳的成本要低的多，也就成了统治阶级的不二选择。当然儒家学说也并非一出现就被选定，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有道家、法家、墨家……等等，而儒家最后能‘脱颖而出’即是大浪淘沙的结果，这个过程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们知道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尊重其始于汉武帝，当时流行的是城邦联盟制意识形态文化，同时多种文化思想并存，所以在政权制度安排上、政策的决策上的争论也就无法统一。是分封制，还是选择中央集权的争论；是实施地方制币权，还是中央制币权的争论；在发展工商业的上是走国营道路，还是走民营道路的争论等等。
这种思想分歧必须统一，可又拿什么来统一呢？孔子思想中，等级制思想占着主要位置，即使有点权利平等的小火花，也可以利用汉字的特别解释权给辩证过去。迫于政权制度改革的需要，故此统治者将儒家文化上升为强制性意识形态文化，用来统一思想文化认识，于是儒家成为推动中央集权制政权制度建设可以说是不二法宝，且除此之外别无二家。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属于非制度性的价值判断性文化，它的作用是调节、缓和暴力权力治理与民众权利索求之间的矛盾。且内容相当广泛，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路径被受到特别关注的时候，都可以将其归因为民族文化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学家也把它变成到处可以摸的万金油。
赵昺却明白其实用现代唯物主义观点来讲，所谓民族文化实际是一个民族社会制度发展的反映。这种反映有着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一是对社会主要阶层矛盾的调和、缓和作用的意识形态文化；二是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劳动组织体的民族文化；三是激励储备者和欠收者相互合作来实现收入流均匀化的制度性文化。
历史上君主政权通过“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来统治民众思想，不仅有利于官员之间文化思想的统一，推动官员们在思想意志上对君主的尊重。且有利于以小农家庭为主体的劳动体之间，基本权利平等最大化的推动，进一步就可以缓和政府与小农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儒家理论还有利于意识、宗教受到君主支配，从而有利于行政、法律、财政等权力的行使权向君主集中，对巩固君主制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
历史的规律证明，在长达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一旦君主政权建立起来，在向发展阶段转变时期“儒家文化”就粉媚登场，从汉唐、到宋、元、明、清，都是如此，要么宣布“罢默百家，独尊儒术”，要么是修孔子庙，将死去的孔子拉起来从新嘉封。
的确历史上也批孔和尊孔的轮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多次上演，除因为儒家文化没有形成像圣经、佛经那样的逻辑性、系统性外，君主的金口玉言比论语有时强大千万倍，政客们对孔子的美化和广大民众的思想意志有时也相差太大，这也是导致孔子的思想时出时灭，打倒孔家店与立孔尊儒的交替循环的出现。
不过大多数统治者们也意识到要维持社会秩序性的长治久安，只用行政和暴力组织的力量不仅有着靠不住的问题，而且维稳的成本会越来越大，使财政支出过重，负担困难。然而用儒家文化完成对民众思想上的统治，就可使维稳成本最小化，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能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再从历史的看，在这种态势下只要统治者在决策上不犯大的错误，通过“儒家文化”的统治都实现了长治久安……
赵昺是‘过来人’，又在这个时代混了几年，还得三位儒家大师的耳提面命，他觉得比之后世那些所谓大家可能有着更为另类，或是更深的理解。因而他意识到，士人们当然不能杀，也不能驱出朝堂，却是要善加利用，为统治阶级，也就是为自己服务。而不能为敌服务，因为这些人的背叛太可怕了了，不比那些叛降的武将危害小。不过他也清楚战争不仅是抵御敌武力的入侵，也是阻止外族的文化入侵，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民族的根和魂。
“官家，几位宰执都到了，在外边候着呢！”王德见小皇帝处理完公务，坐在那里半天没动，也不敢打扰，直到看到其挪了下屁股才赶快上前禀告。
“请他们到偏殿等候吧！”赵昺醒过神儿来说道。
“是了！”王德答应着出去传信。
赵昺稍歇了片刻才起身前往偏殿，皇帝接见臣僚当然得走后门，还得稍微迟到一会儿。他看看除了在崖州陪着太后的刘黻和在海口善后的张世杰外，陆秀夫、文天祥和应节严都到了，三人见了急忙见礼，赵昺自然也是赐座、上茶这一套程序。
“文相护卫太后，又率军赶来，辛苦了！”赵昺先跟文天祥道了声辛苦道。
“陛下，这是臣的本分，倒是陛下指挥众军击退鞑子辛苦了！”文天祥听了急忙起身施礼道。
“此战皆是左相和枢帅调度有方，朕是坐享其成，不添乱便是好的了！”赵昺压下手示意其坐下道。
“臣不敢居功，今日的战报陛下已经看过了，还请示下！”陆秀夫起身奏道，他知道陛下将他们这些人召来肯定是有事商议的。
“朕此次召集诸位爱卿前来，乃是商议出兵广南西路之事。”赵昺点点头书归正传道，“此次敌湖广行省兵力尽出，现大部被歼，正是兵力空虚之时，朕以为正是出兵的良机。”
“陛下，此战我军物资消耗甚重，积存的火箭弹和开花弹已不足三成，再有连日激战兵困马乏，还需休整，万一敌再犯琼州，我们又如何御敌。臣以为还是慎重些好。”陆秀夫见陛下旧事重提，皱皱眉言道。
“臣以为战机难觅，正是恢复广西诸州的良机！”文天祥却是眼睛一亮，赞同出兵道。
“先生以为如何呢？”赵昺本想开个扩大会议，让朝中尚书以上的文武官员全部参加，以争取大多数人支持自己的提议，但是想想还是先跟在家的宰执们通通气，无论是出于礼节，还是程序上都有好处，免得君臣为此生出嫌隙。见应节严没有表明态度，他便相询道。
“陛下执意要攻打广西，怕是另有深意吧？何妨说出来，已解大家之惑！”应节严当然知道小皇帝要打广西的本意，但是仅凭这个理由是难以说服众人的。因为谁都明白，包括小皇帝，都清楚以琼州当前实力就跟打泉州一样，攻下来是守不住的，且此次要深入腹地，冒的风险太大了，一旦稍有误判便是有去无回，那么琼州也危矣。
“好！”赵昺点点头，沉思片刻道，“自临安陷落后，许多忠臣义士散落民间，还有不少鸿儒大家仍心念我朝，他们不肯接受鞑子的征召就任伪职，而赣榆清贫，隐于乡野。”
“陛下所言正是，江南士子中忠于我朝者甚众，他们不忘皇恩，蛰伏于乡间，待王师一到便会食箪浆壶响应陛下！”文天祥点点头深以为是地道。
“文相此言还曾有人说过，但是现实正于此相反，不但没有食箪浆壶相迎，反而刀枪相向拒王师于城外。”赵昺听了却摇摇头道。
“陛下……陛下可是说的徽宗朝的六贼之一的蔡京？”文天祥听了一怔，略一思索道，但是将自己与一个臭名昭著的奸佞相比还是让他十分诧异。
“文相一猜就中！”赵昺看看三人惊疑不定的眼神笑笑道，“当年徽宗帝为童贯和蔡京蛊惑，联合女真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是最终却大败而归，还被女真人看清了虚实，以致和靖康帝双双北狩，失去了中原之地。这其中除了奸佞弄权外，那些燕云我族百姓助辽抗宋助纣为虐也不无关系。”
“再有我朝南迁之后，在绍兴年间江北百姓冒死追随南迁，王师北伐之时也会倾力相助。可待今日，那些曾经忠于大宋的江北百姓却助鞑子攻伐我朝，那张弘范、史天泽、董文炳等等无不是中原汉人，军中兵将北人竟占军中半数之多。两厢对比天壤之别，这又是为何？”
“这些皆是数祖忘典之徒，不读圣贤之书，髭发易衿与蛮夷无异！”陆秀夫听了愤然道。
“左相偏颇了，吾以为并非全是如此，而是时隔百年，他们早已忘记天恩，屈从于蛮夷罢了。”文天祥黯然道。
“右相所言正是，不说数代，自敌酋忽必烈称我朝已亡之后，我江南士子自刎殉国者有之，避于世外者有之，但应诏仕元者也不再少数。更有降元的金人伪儒许衡以‘入夏则夏’之名劝说江南士子、大儒仕元，让他们背弃我朝。他们封官许愿、重金收买江南士子又是为何呢？”赵昺对文天祥的答复十分赞同，可接着又反问道。
“我们士子不仅有上辅君王之责，还有教谕百姓之任，鞑子征辟江南士子就是想为其所用，使得百姓遗忘我朝天恩，如此不出数代便不知有宋了！”应节严黯然地道。
“先生一语中的，鞑子其心何其恶毒！”赵昺恨恨地道，“如今我朝偏居一隅，又有大海相隔，在那些士林败类的蛊惑之下，百姓皆以为我朝已亡，却不知朝廷尚存。朕执意攻击广西便是要告之天下，我大宋未亡，朕尚存于世，勿要为鞑子所蒙蔽！”
“陛下所行皆有深意，臣自愧不如。”陆秀夫听了起身施礼道，“陛下此时令王师北伐，定能让江南百姓知道陛下威名，他日定能驱出鞑子，使之重沐天恩。而忠贞义士闻知陛下、朝廷在琼必将跨海来投，辅助陛下光复大宋，还都汴梁！”陆秀夫起身充满激情地道。
“左相过谦了，朕还需爱卿的鼎力支持才能达成此愿啊！”赵昺笑着言道。而心中暗自松口气，看来自己这个‘高大上’的理由已经说动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