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光荐听了小皇帝的话愣住了，说实话他现在对自己这个特殊的学生已经有了说不出的感情。作为一个老师来看，其的确称不上一个好学生，不仅厌学还总是质疑先贤之言，且有许多奇思怪想让他难以解答；若是作为一个臣子来看，小皇帝显然又具备了一个帝王应有的素质，其聪明睿智、仁孝坚毅、公正廉明，爱护军将、体恤百姓，无论是文治武功都显露出成为一个明君的迹象。
另外邓光荐是一步步看着小皇帝率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在极为艰苦和危难之中一点点的壮大，不仅没有为敌所灭，反而凭借其英勇和智慧亲领大军屡败敌军，守住了大宋最后一块土地，为行朝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下的琼州比两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自己的铁矿、煤矿、盐场，开垦了大片的土地，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并吸引了大批移民的到来。
若非亲身经历，邓光荐绝不会相信这皆是在一个孩子的领导下完成的。想想小皇帝出琼继位更为惊险，在极为复杂的局势下不仅成功的继承了帝位，还大败敌军赢得了群臣的拥戴，掌握了权力，将行朝带至琼州。现在虽然朝局混乱，又有俚乱发生，但比之从前的危机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他又有何理由不相信小皇帝能重振朝纲，平定叛乱呢！
“臣相信陛下！”邓光荐想过种种经历，重重点头道。
“既然先生相信朕能重整朝纲，复我大宋又何必急于归隐呢？”赵昺看向邓光荐言道，“先生也知朝中人员繁杂，心思各异，朕能信得过的人并不多，若先生都离朕而去，凭朕一己之力又如何能达成所愿啊！”
“陛下，臣愿效犬马之劳！”邓光荐见小皇帝说的诚恳，自己若是再不识趣也对不起帝师这二字了，当下施礼道。
“先生免礼，快坐！”赵昺急忙相扶，并让他坐下亲手斟茶道。心中也是暗松口气，他挽留邓光荐不仅是因为其有才华，还有就是自己知道邓光荐是因为对朝政失望才离开的，可在外人眼中就是自己给逼走的，那样一来谁还会效忠一个连师傅都容不下的皇帝呢！
“陛下大仁大义，是臣错了！”邓光荐再施礼后才坐下道。
“先生整顿朝纲之想，朕也早有此意。但是行朝初定，又是用人之际，便暂时放下了，可谁知竟惹出了这么多的乱子。”赵昺喝了口茶说道。
“陛下仁义，臣也知陛下的难处，若是刚到琼州便大肆裁撤旧臣会让众臣寒心，惶恐不安，不利于朝廷稳定。只是有些人不知天恩，依旧恣意行事。据臣所知，刚刚安稳一些朝臣便大肆建宅，蓄养姬妾，甚至开始强占良田，逼人为佃，全忘了当日的艰难，却全然不知陛下为复国尚节衣缩食。”邓光荐想到一些人的所为，愤然说道。
“朕对这些也有耳闻，本想缓一缓再行事，可如今看不动已经不行了。可朕就不明白为何这些奸邪之辈为何能登堂入室，出入庙堂？”赵昺半是愤懑，半是无奈地道。
带‘病’提拔可以说是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出现过，在现代也是屡见报端，难以杜绝，而赵昺也知道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提拔新人不仅是朝廷必须之举，且是必然之势。然而上级官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带病”之官，其中又有何玄妙呢？他一直搞不清楚统治者们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是为什么！
“陛下所言不虚，一些奸佞之徒得以登上庙堂之事屡见不鲜，其中却是原因各异，不一而足……”邓光荐见陛下请教，便又自觉的行使自己的解惑之责……
邓光荐唾沫星子乱飞，言语时急时缓，还不时引经据典的说开了，赵昺发现这邓光荐真不愧是学者型官员，虽然被朝上之事弄得焦头烂额，气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可分析起缘由来却头头是道，说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其说的很多，他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带病”官员提拔到高位。还拿蔡京为例。徽宗崇宁元年，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过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病得不轻”的坏人，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这正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
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花石纲”和艮岳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为了迎合其的癖好，他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共同作恶。
三是同恶相济。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人有两类，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小人得势后彼此“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在这样的官场中，“带病提拔”就成了常态……
另外邓光荐是一步步看着小皇帝率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在极为艰苦和危难之中一点点的壮大，不仅没有为敌所灭，反而凭借其英勇和智慧亲领大军屡败敌军，守住了大宋最后一块土地，为行朝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下的琼州比两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自己的铁矿、煤矿、盐场，开垦了大片的土地，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并吸引了大批移民的到来。
若非亲身经历，邓光荐绝不会相信这皆是在一个孩子的领导下完成的。想想小皇帝出琼继位更为惊险，在极为复杂的局势下不仅成功的继承了帝位，还大败敌军赢得了群臣的拥戴，掌握了权力，将行朝带至琼州。现在虽然朝局混乱，又有俚乱发生，但比之从前的危机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他又有何理由不相信小皇帝能重振朝纲，平定叛乱呢！
“臣相信陛下！”邓光荐想过种种经历，重重点头道。
“既然先生相信朕能重整朝纲，复我大宋又何必急于归隐呢？”赵昺看向邓光荐言道，“先生也知朝中人员繁杂，心思各异，朕能信得过的人并不多，若先生都离朕而去，凭朕一己之力又如何能达成所愿啊！”
“陛下，臣愿效犬马之劳！”邓光荐见小皇帝说的诚恳，自己若是再不识趣也对不起帝师这二字了，当下施礼道。
“先生免礼，快坐！”赵昺急忙相扶，并让他坐下亲手斟茶道。心中也是暗松口气，他挽留邓光荐不仅是因为其有才华，还有就是自己知道邓光荐是因为对朝政失望才离开的，可在外人眼中就是自己给逼走的，那样一来谁还会效忠一个连师傅都容不下的皇帝呢！
“陛下大仁大义，是臣错了！”邓光荐再施礼后才坐下道。
“先生整顿朝纲之想，朕也早有此意。但是行朝初定，又是用人之际，便暂时放下了，可谁知竟惹出了这么多的乱子。”赵昺喝了口茶说道。
“陛下仁义，臣也知陛下的难处，若是刚到琼州便大肆裁撤旧臣会让众臣寒心，惶恐不安，不利于朝廷稳定。只是有些人不知天恩，依旧恣意行事。据臣所知，刚刚安稳一些朝臣便大肆建宅，蓄养姬妾，甚至开始强占良田，逼人为佃，全忘了当日的艰难，却全然不知陛下为复国尚节衣缩食。”邓光荐想到一些人的所为，愤然说道。
“朕对这些也有耳闻，本想缓一缓再行事，可如今看不动已经不行了。可朕就不明白为何这些奸邪之辈为何能登堂入室，出入庙堂？”赵昺半是愤懑，半是无奈地道。
带‘病’提拔可以说是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出现过，在现代也是屡见报端，难以杜绝，而赵昺也知道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提拔新人不仅是朝廷必须之举，且是必然之势。然而上级官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带病”之官，其中又有何玄妙呢？他一直搞不清楚统治者们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是为什么！
“陛下所言不虚，一些奸佞之徒得以登上庙堂之事屡见不鲜，其中却是原因各异，不一而足……”邓光荐见陛下请教，便又自觉的行使自己的解惑之责……
邓光荐唾沫星子乱飞，言语时急时缓，还不时引经据典的说开了，赵昺发现这邓光荐真不愧是学者型官员，虽然被朝上之事弄得焦头烂额，气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可分析起缘由来却头头是道，说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其说的很多，他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带病”官员提拔到高位。还拿蔡京为例。徽宗崇宁元年，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过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病得不轻”的坏人，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这正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
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花石纲”和艮岳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为了迎合其的癖好，他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共同作恶。
三是同恶相济。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人有两类，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小人得势后彼此“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在这样的官场中，“带病提拔”就成了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