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上朝，徐佑旋令廷尉以“八议”免了庾鲤死罪，剥夺所有官衔和赏赐，贬为庶民，今生今世再无望进入仕途。
虽然身在庾氏，衣食无忧，但从社会意义而言，庾鲤已经死了！
随后，由太常令上书，奏请朝廷开办五馆学。
所谓五馆，分设儒学、算学、史学、文学和律学，五馆只对寒门和庶民弟子开放，凡考入五馆的，衣食住行皆由朝廷负责，每岁还会设立“松油钱”，以表彰成绩优异的学子。
因古代寒门读书需要耗费廉价的松油灯，所以用松油钱来提醒学子们不忘受教育之艰辛，立远志鸿志，为国家民族效力。
其中，儒学包括四书五经六艺，也涉猎诸子百家等；算学包括天经玉算、地理舆图、天时星历、水文工程、度支经济等；史学以讲历朝历代兴衰得失为主，还有如何记言、记事，如何修典、修书等；文学则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诗酒花茶等雅艺；律学是先秦就有的学科，至汉魏以来逐渐发展壮大，而由律学研究完善衍生的国家律法，是一个国家文明昌盛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因为律法是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却很轻贱。狱吏是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大多卑下，这是王政出现弊端的重要原因，所以要设立律学，广为传授，让执法者守法，让老百姓懂法。（律学萌芽于先秦，滥觞于秦汉，独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终结于明清。曾是显学之一，衰败的最为可惜。）
此五学，完全摒弃了玄学、佛学和道学，以儒学治世，以算学经纶，以史学知兴替，以文学陶冶情操，以律学明刑弼教。
国有五学，虽不能超越于后世，但足以领先于时代！
徐佑自己兼任五馆学最高职务—山长，下设祭酒五人，分掌五馆，祭酒以下，有五学博士十人，博士以下，有直讲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另有学正、学录、学医、学仪等若干。
五馆学录取生员没有限制，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经过初试入学，择一学为主，一学为辅，余学可选修，但只有通两学者，方能毕业。
毕业参加策试，选才量加叙录，不管是牛监羊肆，还是寒品后门，都能谋取一官半职。
当然，为了减少阻力，选官多为门阀世族看不上眼的浊职。
不过也别小看了浊职，何为浊？直接接触生民百姓，烦琐又细碎，可这些人才是维系国家运转，衡量百姓民心的基石。
徐佑现在还无力改变高层的局面，只能寄希望于从基层挖开门阀制度的缺角，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历练出一大批精于庶务的干吏，等到合适的机会，哪怕和门阀翻脸，也能随时抽调人手补充进各个机要部门，不至于让国家陷于停滞和混乱。
而五馆学的所有教职人员，全部来自和诸姓门阀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比如儒学祭酒，没用儒宗袁氏的子弟，而是用了益州很著名的大儒扬扶。
杨扶出身贫贱，幼时靠站墙角偷听去识字学经，后成为大儒，但他拒绝了世族的招揽，在家乡立学，教授同样出身贫贱的孩子读书，生活过的清苦，可威望很高。
算学祭酒是祖骓，他家是世代将作，也算名门，但家里人丁不旺，为官出仕者甚少，和朝中没有什么来往，且是徐佑嫡系里的嫡系，久经考验，完全可以信任。最主要的是，玄机书院那边的天经玉算院可以交给张玄机负责，他能够抽身来金陵帮徐佑一把。
文学祭酒是徐佑在西湖八子社的老朋友周雍，史学祭酒是谢希文举荐的著作郎陈子显，其人文质辩洽，有迁、固之才，律学祭酒是廷尉腾子陵。
虽然其他的门阀高官想要反对，但柳、袁、顾等均表示支持，最爱跳反的庾氏也保持沉默，两大刺头御史现在对徐佑感恩戴德，更不会从中作梗，五馆学顺利通过朝议，选址在原来的鸡鸣寺，由工部负责开工建设，可以依托原来寺庙的主体建筑，顶多一个月就能完工。
朝野暂时平静下来，徐佑也难得的松了口气，自玄武湖之变开始，他始终在高强度的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攻击，凭着手握绝对兵力的震慑、秘府强悍的情报搜集以及全方面覆盖的舆论掌控，运筹帷幄，见招拆招，渐渐的稳定了局势。
不过，徐佑和门阀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不知何时就会爆发，眼下的平静，倒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
和徐佑在江东的举步维艰不同，何濡在平城越来越风生水起，他压根就不搭理太子，东宫除了杀李琇那次，后面去都没有去过，整日在元瑜面前晃悠，当得到崔伯余和康静的支持迁都的承诺后，正式向元瑜提出，欲迁都，首要集权，欲集权，首要辩亲疏，正名位。
为何辩亲疏，正名位？
依《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庙。汉代以来，关于庙制的争论就从没平息过，争论的背后，是正治权力的运作和权衡，而作为王朝天命所归的象征，太祖庙号的变动更具有某种深刻的政治意义。
北魏的开国之君拓跋契，最早只是逃兵少年，因为得到了拓拔族的全力支持，方能开创大魏帝国。他是感恩知义的人，所以立国后一口气追封了二十八代先祖为皇帝，皆追增谥号，又对原来的鲜卑代国的三位皇帝加以“三祖”的庙号：分别是拓跋微的始祖，拓跋率的太祖，拓跋坚的高祖。
造成的后果就是，人数繁多的拓跋族人，全特么的是皇族成员！
而真正的开国皇帝拓跋契，仅仅得到了烈祖的庙号，在宗法庙制里，烈祖低于太祖和高祖。
直到元瑜继位多年，拓跋氏的那些部落大人们还坚持主张“魏之帝业，以始祖拓跋微为首，太祖拓跋率、高祖拓跋坚次之”。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拓跋契排在拓跋率和拓跋坚的后面，那些并非拓跋契的直系子孙，而仅仅只是拓跋率、拓跋坚后人的远支宗室贵族，才能得到法理的支撑，和元瑜这样真正的皇族子弟平起平坐。
何濡提出的辩亲疏，辩的就是远支宗室和直系宗室的区别，正名位，正的就是远支宗室到底有没有资格和直系宗室平起平坐！
这是射向保守派部落贵族们的毒箭，可这又是光明正大的阳谋，他们明知是坑，也只能闭着眼跳进去。
经过台城内七日论衡，何濡舌战群雄，从周礼说到秦汉，又从秦汉说到曹魏，将鲜卑部落的土包子们驳斥的哑口无言，大获全胜。
随后，元瑜下旨：
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太祖平文帝勋业，远逊于烈祖，可庙号却胜之，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道武帝为太祖，除去平文帝的太祖庙号，并移出太庙。
此道旨意彻底改变了北魏的局势平衡，等同于取消了所有远支拓跋贵族的皇室身份。
紧接着，元瑜和何濡密谋之后，再次下旨，将非太祖拓跋契一脉的拓跋氏远支和异姓王的王爵，全部降为公爵，其余贵族中的原公爵降为侯爵，侯爵降为伯爵，子爵男爵如故。全除去将军封号，不能领兵。
并且，今后也不再授予太祖直系以外的任何人为王。
为了减少诸大姓的反对力度，何濡又献策，核定公爵为一品，侯爵二品，伯爵三品，子爵四品，男爵五品。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名号，但品阶和既得利益并没有变化，因此遇到的阻力不算很大，小有波折，但改革顺利推进。
这一系列的骚操作，把元瑜这脉一举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摆脱了魏国长久以来皇族内部倾轧争斗，以及皇族和部落大族纠缠不清的复杂态势，元瑜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扩大了中央集权。
何濡因立大功被封为太子少傅，东宫詹事，加开国县侯爵。
不得不说，元瑜不愧为一代雄主，对于栋梁才，哪怕是从南边叛归的人，也从不会吝于赏赐。
道观。
“……何濡这个人，深不可测，当真厉害之极！”康静感慨道。
元沐兰道：“是啊，我们选择把他拉拢过来，现在看是明智之举。当初要是不答应他的条件，还是执意反对迁都，被他这样辩亲疏、正名位，主上完全可以无视任何反对的声音，强行迁都，到那时不仅崔令公被主上疏远，还把何濡推到了太子那边……”
崔伯余自负才高，但也不得不对何濡的智计发出几声赞叹，道：“如此大才，楚人不能用，实在是愚蠢。”
鸾鸟笑道：“也不是楚人不想用，而是何濡对安氏有化解不开的血仇，反倒大魏曾收留养育他多年，算是有些许情分……”
虽然身在庾氏，衣食无忧，但从社会意义而言，庾鲤已经死了！
随后，由太常令上书，奏请朝廷开办五馆学。
所谓五馆，分设儒学、算学、史学、文学和律学，五馆只对寒门和庶民弟子开放，凡考入五馆的，衣食住行皆由朝廷负责，每岁还会设立“松油钱”，以表彰成绩优异的学子。
因古代寒门读书需要耗费廉价的松油灯，所以用松油钱来提醒学子们不忘受教育之艰辛，立远志鸿志，为国家民族效力。
其中，儒学包括四书五经六艺，也涉猎诸子百家等；算学包括天经玉算、地理舆图、天时星历、水文工程、度支经济等；史学以讲历朝历代兴衰得失为主，还有如何记言、记事，如何修典、修书等；文学则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诗酒花茶等雅艺；律学是先秦就有的学科，至汉魏以来逐渐发展壮大，而由律学研究完善衍生的国家律法，是一个国家文明昌盛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因为律法是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却很轻贱。狱吏是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大多卑下，这是王政出现弊端的重要原因，所以要设立律学，广为传授，让执法者守法，让老百姓懂法。（律学萌芽于先秦，滥觞于秦汉，独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终结于明清。曾是显学之一，衰败的最为可惜。）
此五学，完全摒弃了玄学、佛学和道学，以儒学治世，以算学经纶，以史学知兴替，以文学陶冶情操，以律学明刑弼教。
国有五学，虽不能超越于后世，但足以领先于时代！
徐佑自己兼任五馆学最高职务—山长，下设祭酒五人，分掌五馆，祭酒以下，有五学博士十人，博士以下，有直讲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另有学正、学录、学医、学仪等若干。
五馆学录取生员没有限制，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经过初试入学，择一学为主，一学为辅，余学可选修，但只有通两学者，方能毕业。
毕业参加策试，选才量加叙录，不管是牛监羊肆，还是寒品后门，都能谋取一官半职。
当然，为了减少阻力，选官多为门阀世族看不上眼的浊职。
不过也别小看了浊职，何为浊？直接接触生民百姓，烦琐又细碎，可这些人才是维系国家运转，衡量百姓民心的基石。
徐佑现在还无力改变高层的局面，只能寄希望于从基层挖开门阀制度的缺角，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历练出一大批精于庶务的干吏，等到合适的机会，哪怕和门阀翻脸，也能随时抽调人手补充进各个机要部门，不至于让国家陷于停滞和混乱。
而五馆学的所有教职人员，全部来自和诸姓门阀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比如儒学祭酒，没用儒宗袁氏的子弟，而是用了益州很著名的大儒扬扶。
杨扶出身贫贱，幼时靠站墙角偷听去识字学经，后成为大儒，但他拒绝了世族的招揽，在家乡立学，教授同样出身贫贱的孩子读书，生活过的清苦，可威望很高。
算学祭酒是祖骓，他家是世代将作，也算名门，但家里人丁不旺，为官出仕者甚少，和朝中没有什么来往，且是徐佑嫡系里的嫡系，久经考验，完全可以信任。最主要的是，玄机书院那边的天经玉算院可以交给张玄机负责，他能够抽身来金陵帮徐佑一把。
文学祭酒是徐佑在西湖八子社的老朋友周雍，史学祭酒是谢希文举荐的著作郎陈子显，其人文质辩洽，有迁、固之才，律学祭酒是廷尉腾子陵。
虽然其他的门阀高官想要反对，但柳、袁、顾等均表示支持，最爱跳反的庾氏也保持沉默，两大刺头御史现在对徐佑感恩戴德，更不会从中作梗，五馆学顺利通过朝议，选址在原来的鸡鸣寺，由工部负责开工建设，可以依托原来寺庙的主体建筑，顶多一个月就能完工。
朝野暂时平静下来，徐佑也难得的松了口气，自玄武湖之变开始，他始终在高强度的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攻击，凭着手握绝对兵力的震慑、秘府强悍的情报搜集以及全方面覆盖的舆论掌控，运筹帷幄，见招拆招，渐渐的稳定了局势。
不过，徐佑和门阀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不知何时就会爆发，眼下的平静，倒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
和徐佑在江东的举步维艰不同，何濡在平城越来越风生水起，他压根就不搭理太子，东宫除了杀李琇那次，后面去都没有去过，整日在元瑜面前晃悠，当得到崔伯余和康静的支持迁都的承诺后，正式向元瑜提出，欲迁都，首要集权，欲集权，首要辩亲疏，正名位。
为何辩亲疏，正名位？
依《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庙。汉代以来，关于庙制的争论就从没平息过，争论的背后，是正治权力的运作和权衡，而作为王朝天命所归的象征，太祖庙号的变动更具有某种深刻的政治意义。
北魏的开国之君拓跋契，最早只是逃兵少年，因为得到了拓拔族的全力支持，方能开创大魏帝国。他是感恩知义的人，所以立国后一口气追封了二十八代先祖为皇帝，皆追增谥号，又对原来的鲜卑代国的三位皇帝加以“三祖”的庙号：分别是拓跋微的始祖，拓跋率的太祖，拓跋坚的高祖。
造成的后果就是，人数繁多的拓跋族人，全特么的是皇族成员！
而真正的开国皇帝拓跋契，仅仅得到了烈祖的庙号，在宗法庙制里，烈祖低于太祖和高祖。
直到元瑜继位多年，拓跋氏的那些部落大人们还坚持主张“魏之帝业，以始祖拓跋微为首，太祖拓跋率、高祖拓跋坚次之”。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拓跋契排在拓跋率和拓跋坚的后面，那些并非拓跋契的直系子孙，而仅仅只是拓跋率、拓跋坚后人的远支宗室贵族，才能得到法理的支撑，和元瑜这样真正的皇族子弟平起平坐。
何濡提出的辩亲疏，辩的就是远支宗室和直系宗室的区别，正名位，正的就是远支宗室到底有没有资格和直系宗室平起平坐！
这是射向保守派部落贵族们的毒箭，可这又是光明正大的阳谋，他们明知是坑，也只能闭着眼跳进去。
经过台城内七日论衡，何濡舌战群雄，从周礼说到秦汉，又从秦汉说到曹魏，将鲜卑部落的土包子们驳斥的哑口无言，大获全胜。
随后，元瑜下旨：
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太祖平文帝勋业，远逊于烈祖，可庙号却胜之，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道武帝为太祖，除去平文帝的太祖庙号，并移出太庙。
此道旨意彻底改变了北魏的局势平衡，等同于取消了所有远支拓跋贵族的皇室身份。
紧接着，元瑜和何濡密谋之后，再次下旨，将非太祖拓跋契一脉的拓跋氏远支和异姓王的王爵，全部降为公爵，其余贵族中的原公爵降为侯爵，侯爵降为伯爵，子爵男爵如故。全除去将军封号，不能领兵。
并且，今后也不再授予太祖直系以外的任何人为王。
为了减少诸大姓的反对力度，何濡又献策，核定公爵为一品，侯爵二品，伯爵三品，子爵四品，男爵五品。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名号，但品阶和既得利益并没有变化，因此遇到的阻力不算很大，小有波折，但改革顺利推进。
这一系列的骚操作，把元瑜这脉一举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摆脱了魏国长久以来皇族内部倾轧争斗，以及皇族和部落大族纠缠不清的复杂态势，元瑜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扩大了中央集权。
何濡因立大功被封为太子少傅，东宫詹事，加开国县侯爵。
不得不说，元瑜不愧为一代雄主，对于栋梁才，哪怕是从南边叛归的人，也从不会吝于赏赐。
道观。
“……何濡这个人，深不可测，当真厉害之极！”康静感慨道。
元沐兰道：“是啊，我们选择把他拉拢过来，现在看是明智之举。当初要是不答应他的条件，还是执意反对迁都，被他这样辩亲疏、正名位，主上完全可以无视任何反对的声音，强行迁都，到那时不仅崔令公被主上疏远，还把何濡推到了太子那边……”
崔伯余自负才高，但也不得不对何濡的智计发出几声赞叹，道：“如此大才，楚人不能用，实在是愚蠢。”
鸾鸟笑道：“也不是楚人不想用，而是何濡对安氏有化解不开的血仇，反倒大魏曾收留养育他多年，算是有些许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