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为知县多年，是名亲民的好官，他在任期间，可以说是尽心尽责，虽说没有改变县城的贫困局面，却也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在他手下绝对没有一个冤案出来，而他对待各方的温和性情，也赢得了各方的拥戴。
只是在这个时候他却要调走了，来了一个很有争议的高峰。
不错，发展之策是高峰提出来的，只是他当初建议发展之策时也不过是嘴上说说，并没有实际办上一件事。
治理一个县，是复杂而又复杂的事情，牵扯到方方面面，一个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那可不是光靠嘴上说就能管用的。
高峰很年轻，也很有能力，既能提出发展之策，又能赚钱，还能写诗诵词，这些都是优点，可他会管人吗？他会审案吗？他会治县吗？更有可能者，他能把士人拉住吗？当年他可是把全体士人都得罪了。
如果这些都可以忽视，却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整个高家都在县城，而且建立了庞大的作坊，高峰会不会以权谋私就是人们最担心的事情了。
人都是自私的，特别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基本上没有谁能够躲避，高峰亦然。高峰以商起家，商人的那种奸滑自利绝对会影响到他的举动，如此之人做一县之首，而且是在家门口，众人已能想像他将何去何从。
抛开这些不说，平和惯了的古人最怕的就是变法改革。王安石变法，结果越变人们的负担越重，最后不了了之，失败就失败吧，还失败的不彻底，好东西没保留下来，坏东西保留了一大堆，也就是说，无论变法成功与否，受苦的还是人民。
细数历史上的变法，就没有几个成功的，更没有多少惠及民众的，因此，变法改革是那些生活安逸的人们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
高峰只是一个毛头小子，他提出来发展之策，看似合理，却没经过真正的验证，谁也不知道可不可行。
谷正在台上还好，他比较温和，做事不激进，因而民众虽然听说了在试行发展之策，却还没有多少切身感受。大家最怕的就是高峰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干一场，最后劳民伤财，却无疾而终。
最终大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高峰以一个年轻的商人，毫无经验，做一县之长，肯定干不好。
……
高峰一直把谷正送到城西好远，才被谷正勒令停身，他只能向谷正挥手告别。
谷正要赶往南京与张业交接，还要在那里熟悉一段时间情况，至于何时回县城指导发展试点，一时半会还说不清楚。
谷元和谷芷欣没有跟过去，教育学社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离开，而他们在此地生活习惯了，也不想离开。更主要的是高峰在此间，谷芷欣早晚要嫁过来，她不想多奔波，而谷元则需要留下来支持高峰。
高峰还让俩人住在县衙内院里，他则在前院选了间厢房住下。俩人答应下来，却哪里多住，谷元平常在教育学社，谷芷欣在荟萃楼，因而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峰和荆春在县衙居住。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怎么烧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他知道，他没有多少资质，就是有些威望也与做知县无关，能不能取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做。
其次便是县班子的和睦。杨邦乂没有到任，能不能与他尿一个壶里还不敢保证。王节对他来说是老县丞了，这次没有得到提升，心中肯定不满，会不会捣乱还有待观察。还有一帮衙役、捕头和书吏，他们会不会阳奉阴违又是个未知数。
要实施发展之策，若这些存在问题，肯定落实不下去，他必须想出一个招来。
当然，这些都是县内的事情，如果连这些都摆不平，那他也啥都不用做了。
最关键的地方还不在这里，上下级关系，左右县邻的相处都需要进行安排，而最最核心的就是朝廷那一块。
朝廷只说了一个发展试点，并没有明文规定试点什么？也就是说，朝廷还没有放权。
发展试点，说白了就是一种改革，改革就需要动一些原有的制度，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可如何动，动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双方斗智斗勇了。
你若把一个县城改成资本主义，肯定是不行的，朝廷也不答应，丝毫不动也无法取得成效，如何选择适中点，就是高峰要考虑的问题。
所有的事情在脑中转了一圈，高峰把一件事放在了首位，那就是安扶人心。
民众都好办，大宋朝最大的好处就是民风纯朴，多年的封建统治下，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只要有口吃的，没有人愿意出来惹事。就是一些有势力的家族也不会明面上与官府斗，那是一种找死的做法，没人去犯这种傻。
说一千，道一万，最需要安扶的还是体制内的人，而首当其冲的便是王节。
当天晚间，高峰便请王节来到董家酒楼，同时来的还有两名班头和两名书吏，班头一个叫任霸，一个黄四；书吏一个叫史远，一个叫刘陌，四人也是县城的名吏，掌管着县城的刑狱、述讼、税赋和卷宗文书。
县老爷有请，就算他之前曾是平民，而且受过辖制，几人也不敢不来，那是会被穿小鞋的，况且高峰后来还是发展副使，经常出入县衙，一帮人与他早就熟识。
酒菜上好，几人恭喜了高峰一番，便敞怀痛饮起来。
高峰要的也是这种效果，他没想着让人怕他，却要防着有人阴他，展露真性情才是他最需要的，就算有话直说他也可以接受。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高峰突然冒出了一句：“你们知道为何驷马大车可以跑出千里，而一条蝇上的蚂蚱却只能在原地蹦达吗？”
几人不知高峰何出此言，互视一眼后，史远答道：“因为驷马齐心，朝一个方向努力，所以才跑得远，而蚂蚱跳动方向不同，力量均衡之下，谁也跑不了。”
“这话说的好。”高峰向他称了声赞。
只是在这个时候他却要调走了，来了一个很有争议的高峰。
不错，发展之策是高峰提出来的，只是他当初建议发展之策时也不过是嘴上说说，并没有实际办上一件事。
治理一个县，是复杂而又复杂的事情，牵扯到方方面面，一个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那可不是光靠嘴上说就能管用的。
高峰很年轻，也很有能力，既能提出发展之策，又能赚钱，还能写诗诵词，这些都是优点，可他会管人吗？他会审案吗？他会治县吗？更有可能者，他能把士人拉住吗？当年他可是把全体士人都得罪了。
如果这些都可以忽视，却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整个高家都在县城，而且建立了庞大的作坊，高峰会不会以权谋私就是人们最担心的事情了。
人都是自私的，特别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基本上没有谁能够躲避，高峰亦然。高峰以商起家，商人的那种奸滑自利绝对会影响到他的举动，如此之人做一县之首，而且是在家门口，众人已能想像他将何去何从。
抛开这些不说，平和惯了的古人最怕的就是变法改革。王安石变法，结果越变人们的负担越重，最后不了了之，失败就失败吧，还失败的不彻底，好东西没保留下来，坏东西保留了一大堆，也就是说，无论变法成功与否，受苦的还是人民。
细数历史上的变法，就没有几个成功的，更没有多少惠及民众的，因此，变法改革是那些生活安逸的人们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
高峰只是一个毛头小子，他提出来发展之策，看似合理，却没经过真正的验证，谁也不知道可不可行。
谷正在台上还好，他比较温和，做事不激进，因而民众虽然听说了在试行发展之策，却还没有多少切身感受。大家最怕的就是高峰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干一场，最后劳民伤财，却无疾而终。
最终大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高峰以一个年轻的商人，毫无经验，做一县之长，肯定干不好。
……
高峰一直把谷正送到城西好远，才被谷正勒令停身，他只能向谷正挥手告别。
谷正要赶往南京与张业交接，还要在那里熟悉一段时间情况，至于何时回县城指导发展试点，一时半会还说不清楚。
谷元和谷芷欣没有跟过去，教育学社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离开，而他们在此地生活习惯了，也不想离开。更主要的是高峰在此间，谷芷欣早晚要嫁过来，她不想多奔波，而谷元则需要留下来支持高峰。
高峰还让俩人住在县衙内院里，他则在前院选了间厢房住下。俩人答应下来，却哪里多住，谷元平常在教育学社，谷芷欣在荟萃楼，因而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峰和荆春在县衙居住。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怎么烧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他知道，他没有多少资质，就是有些威望也与做知县无关，能不能取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做。
其次便是县班子的和睦。杨邦乂没有到任，能不能与他尿一个壶里还不敢保证。王节对他来说是老县丞了，这次没有得到提升，心中肯定不满，会不会捣乱还有待观察。还有一帮衙役、捕头和书吏，他们会不会阳奉阴违又是个未知数。
要实施发展之策，若这些存在问题，肯定落实不下去，他必须想出一个招来。
当然，这些都是县内的事情，如果连这些都摆不平，那他也啥都不用做了。
最关键的地方还不在这里，上下级关系，左右县邻的相处都需要进行安排，而最最核心的就是朝廷那一块。
朝廷只说了一个发展试点，并没有明文规定试点什么？也就是说，朝廷还没有放权。
发展试点，说白了就是一种改革，改革就需要动一些原有的制度，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可如何动，动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双方斗智斗勇了。
你若把一个县城改成资本主义，肯定是不行的，朝廷也不答应，丝毫不动也无法取得成效，如何选择适中点，就是高峰要考虑的问题。
所有的事情在脑中转了一圈，高峰把一件事放在了首位，那就是安扶人心。
民众都好办，大宋朝最大的好处就是民风纯朴，多年的封建统治下，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只要有口吃的，没有人愿意出来惹事。就是一些有势力的家族也不会明面上与官府斗，那是一种找死的做法，没人去犯这种傻。
说一千，道一万，最需要安扶的还是体制内的人，而首当其冲的便是王节。
当天晚间，高峰便请王节来到董家酒楼，同时来的还有两名班头和两名书吏，班头一个叫任霸，一个黄四；书吏一个叫史远，一个叫刘陌，四人也是县城的名吏，掌管着县城的刑狱、述讼、税赋和卷宗文书。
县老爷有请，就算他之前曾是平民，而且受过辖制，几人也不敢不来，那是会被穿小鞋的，况且高峰后来还是发展副使，经常出入县衙，一帮人与他早就熟识。
酒菜上好，几人恭喜了高峰一番，便敞怀痛饮起来。
高峰要的也是这种效果，他没想着让人怕他，却要防着有人阴他，展露真性情才是他最需要的，就算有话直说他也可以接受。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高峰突然冒出了一句：“你们知道为何驷马大车可以跑出千里，而一条蝇上的蚂蚱却只能在原地蹦达吗？”
几人不知高峰何出此言，互视一眼后，史远答道：“因为驷马齐心，朝一个方向努力，所以才跑得远，而蚂蚱跳动方向不同，力量均衡之下，谁也跑不了。”
“这话说的好。”高峰向他称了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