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月，天气渐渐暖了起来。虽然外面还是冰雪千里，春寒料峭，阳光洒在人身上却懒洋洋的。
杜中宵坐在书房，闭着眼睛假寐。这样一场大战，必须上报朝廷，不能先斩后奏，否则没人担得起责任，韩琦也不行。十几天过去，朝廷一直没有消息。
正在这时，韩琦急匆匆从外面进来，见杜中宵张开眼睛，道：“经略，朝廷已下旨意！”
杜中宵起身，笑道：“看相公样子，不须说，朝廷已经同意了。”
韩琦点头：“不错，朝廷同意以武力逼党项交回叛逃的番户，不要有辱国体！“
杜中宵想了想，道：“意思就是同意我们打一场，而且一定要打胜呗。”
韩琦落座，道：“对，就是这个意思。庞相公和高太尉不容易，需要你打一场大胜仗，明白吗？”
“明白，下官明白。”杜中宵点了点头。“此次出战，必不失诸位相公所望！”
河曲路胜了，广南平侬智高又胜了，最近几个月宋军屡次大胜，朝臣的心气起来。不过皇帝并不想打仗，宰相庞籍和枢密使高若讷数次劝谏，才不得不同意。只是连番大战下来，对河曲路支援不多。
等了这么些日子，杜中宵慢慢猜出了庞籍和高若讷的心思。他们本来也不想打的，唐龙镇一胜，宋军有了面子，接下来应该休养生息，不轻启战端。狄青还朝，让他们决定支持杜中宵。
归仁铺一战，狄青大破侬智高，皇帝得了捷报，立即催促朝臣议赏，理由是晚了不足以劝功。有了火车，狄青击溃侬智高主力后，不久就回到了京城，以护国节度使为枢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并且皇帝有意让他为枢密使。正是要以狄青为枢密使，让庞籍和高若讷支持韩琦和杜中宵用兵。
赵祯并不像历史学家说的那样，从他开始确立了宋朝以文驭武的传统。实际上赵祯当政，一直是以武将为枢密使，前有王德用，后有王贻永，只是还有一位文臣枢密使罢了。此次欲让狄青为枢密使，代替的是高若讷，即两位枢密使全为武将，出现一种难言的局面。
文臣不管是为宰相参政还是枢密使副，出入无常，今天当上了，明天可能就罢了。武将不同，一旦为枢密使，非有大过不会罢免。如果狄青和王贻永两人为枢密使，可能后面一二十年不会换人，这种局面就很微妙了。王贻永不说，本是世家外戚出身，狄青可是出身行伍，做上一二十年枢密使，就不能不让人想起五代时的局面。这种局面，其余宰执都会被他压制。
杜中宵记忆中，研究历史的一说起狄青做了四年枢密使的狄青被台谏攻击，出知陈州，无不义愤填膺，认为是文官打击压制武将登峰造极之举。自己也曾经那样想，现在却觉得，书生之见，不知所谓。
枢密院不同于三衙，是官僚机构。让武将掌握官僚机构，后果是什么，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能以狄青的个人品格和表现来评价。只要开了头，狄青不反，后边总有人会反。
杜中宵学的历史，因为发端于积贫积弱整个国家民族被动挨打，被人嘲笑的时期，有一些独特的气质。宋之后军事不行，自该研究军队本身，基于军事理论，对军政进行分析研究。历史学则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军事是不懂的，研究者便归到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人不行，没有做军人的气质，不好勇斗狠，所以打不过别人。甚至认为，汉人必须从周围的野蛮民族引入尚武精神。再一个是文化不行，整个民族文化偏文弱，不尚武，具体到政治制度上就是崇文抑武。要改变，就应该改变文化，提高军人地位，恰好对应那个时期的军阀统治。当然，历史的事实与他们的结论相反，军阀既不能御外辱，也不能对内振奋民族精神，反而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入深渊。但事实不重要，并不妨碍他们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也不妨碍他们把持历史的话语权。
不只是对军事的解释，历史学家对科技的解释也是如此。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落后了？一是因为人不行，没有科学精神，不具备理性，天生蒙昧，没有接受他们的启蒙。再一个是文化不行，特别是占据主要地位的儒家文化不行，天生不能产生科学和理性，而且必然地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压制。至于为什么儒家会这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流文化，换一家来无非是他们换一个名字批判。
对于历史的解释，就是一个人不行，一个文化不行。祖上曾经辉煌过不重要，越是辉煌，越是说明害处越大，大到难以调头，恰好在他们的时代让他们落到最低谷。
人不行，说明就要完全接受别人的东西，除了血统和身体不能换，最好全部换过了。甚至还有更加英明的人，提倡连血统和语言最好也换掉。而他们这些人，恰巧就是学了洋人的东西回来的，自然就该是被别人学习的对象了。文化不行就更妙，他们是学了别人文化的，不需要认真研究文化，自然而然就成了文化大师。只要翻过两页书，喊一句人种不行，再喊一句文化不行，就既是历史大师，又是文化大师。
在破旧立新，需要引进学习的时刻，这种言论是正常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研究清楚，慢慢对外面的知识引进吸收，国家和民族已经没有时间了。大破大立，打碎一切瓶瓶罐罐，尽快引进吸引先进的知识，在最危难的时刻挺住，是必要的。但过了这样的时期，还坚持这种方法，就是学者偷懒了。以军事论，战斗力的构成要素许多教科书上面写着，一样一样套都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形成这种看法。引经据典失去了时代背景没多少用处，实事求是，从最基本的研究起才有意义。
宋朝军力为什么不行？病根是从晚唐五代落下来的，军阀的胎里病。再加上文官政权，必须要消灭武将颠覆政权的危险，两者迭加，越陷越深。不只是宋朝这样，后世许多国家这样。只要脱胎于军阀的政权军队，没有进行彻底的变革，就没有能打的。
如果当年军阀坚持到了二战结束，中国是什么样子？军事实力能强到哪里去？
宋朝建立，是太祖掌握后周军事力量的前提下，篡周来的，军队是一切的基础。有军队在，就有大宋的天下在，军队的军阀色彩特别浓厚。而有五代教训，为了防止军队擅自废立，从太祖到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勤从军队独立出来，剥离了将领的人事权和监察权，又彻底废掉高层指挥体系，以营为军队的基本单位。战斗力要素中，至关重要的组织力被废掉了，能打才怪。
现在的禁军，兵员素质不差，武器装备不差，军种比例不差，训练水平也不差，还是职业化的正规军，可就是战争规模一大就输。有什么话说？武将管理、指挥军队的经验，就是一营五百人，再往上就没有本质的区别。带的兵多打大仗，带的兵少就打小仗，战略指挥完全就是空白。
但对于皇帝来说，最可倚靠的力量，恰恰是禁军。这是禁脔，轻易不让大臣插手。
赵祯不是崇文抑武，恰恰相反，他有一种迷一样的心思，想把军权完全交回武将手里。西北用文臣为帅，一是延续真宗时的传统，再一个是没有办法。武将不是没用过，早期的指挥战事的就是武将，败得太过难看了，没有办法才启用了韩琦和范仲淹。
西北为什么败？赵祯的想法跟朝中大臣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战斗力不行，是没有良将，国家承平日久，没有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来。只要有优秀将领，战争结果不是那样。
猛将起于卒伍，这句话是韩非说的，与法家以吏为官一脉相承。可在韩非那个年代，凡为方面之帅的几乎没有符合的。不但是他那个年代，后来的年代也很少。猛将可以起于卒伍，主帅却很难如此，除了一些特例，恰好撞上了，比如岳飞。
赵祯却是认为主帅与猛将没有什么不同，猛将起于卒伍，主帅也该是如此。惟有如此，现在宋朝的军政体制，才能是正确的。禁军将领选拔，士卒是选汰出来的，勇猛者入诸班直或上四军，外放则为各级军官。而后循资，如果有战事，则依军功升迁，正是起于卒伍的标准程序。
狄青符合这些条件，在赵祯眼里是最理想的将帅。狄青能行，以后别人也能行，禁军肯定行。赵祯看重狄青，不是因为个人感情，两人其实没多少交集，重要的是狄青符合赵祯的政治正确。
不管是庞籍还是高若讷，包括韩琦，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不希望狄青任枢密使，此时需要杜中宵的军功，恰巧支持了他而已。
杜中宵坐在书房，闭着眼睛假寐。这样一场大战，必须上报朝廷，不能先斩后奏，否则没人担得起责任，韩琦也不行。十几天过去，朝廷一直没有消息。
正在这时，韩琦急匆匆从外面进来，见杜中宵张开眼睛，道：“经略，朝廷已下旨意！”
杜中宵起身，笑道：“看相公样子，不须说，朝廷已经同意了。”
韩琦点头：“不错，朝廷同意以武力逼党项交回叛逃的番户，不要有辱国体！“
杜中宵想了想，道：“意思就是同意我们打一场，而且一定要打胜呗。”
韩琦落座，道：“对，就是这个意思。庞相公和高太尉不容易，需要你打一场大胜仗，明白吗？”
“明白，下官明白。”杜中宵点了点头。“此次出战，必不失诸位相公所望！”
河曲路胜了，广南平侬智高又胜了，最近几个月宋军屡次大胜，朝臣的心气起来。不过皇帝并不想打仗，宰相庞籍和枢密使高若讷数次劝谏，才不得不同意。只是连番大战下来，对河曲路支援不多。
等了这么些日子，杜中宵慢慢猜出了庞籍和高若讷的心思。他们本来也不想打的，唐龙镇一胜，宋军有了面子，接下来应该休养生息，不轻启战端。狄青还朝，让他们决定支持杜中宵。
归仁铺一战，狄青大破侬智高，皇帝得了捷报，立即催促朝臣议赏，理由是晚了不足以劝功。有了火车，狄青击溃侬智高主力后，不久就回到了京城，以护国节度使为枢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并且皇帝有意让他为枢密使。正是要以狄青为枢密使，让庞籍和高若讷支持韩琦和杜中宵用兵。
赵祯并不像历史学家说的那样，从他开始确立了宋朝以文驭武的传统。实际上赵祯当政，一直是以武将为枢密使，前有王德用，后有王贻永，只是还有一位文臣枢密使罢了。此次欲让狄青为枢密使，代替的是高若讷，即两位枢密使全为武将，出现一种难言的局面。
文臣不管是为宰相参政还是枢密使副，出入无常，今天当上了，明天可能就罢了。武将不同，一旦为枢密使，非有大过不会罢免。如果狄青和王贻永两人为枢密使，可能后面一二十年不会换人，这种局面就很微妙了。王贻永不说，本是世家外戚出身，狄青可是出身行伍，做上一二十年枢密使，就不能不让人想起五代时的局面。这种局面，其余宰执都会被他压制。
杜中宵记忆中，研究历史的一说起狄青做了四年枢密使的狄青被台谏攻击，出知陈州，无不义愤填膺，认为是文官打击压制武将登峰造极之举。自己也曾经那样想，现在却觉得，书生之见，不知所谓。
枢密院不同于三衙，是官僚机构。让武将掌握官僚机构，后果是什么，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能以狄青的个人品格和表现来评价。只要开了头，狄青不反，后边总有人会反。
杜中宵学的历史，因为发端于积贫积弱整个国家民族被动挨打，被人嘲笑的时期，有一些独特的气质。宋之后军事不行，自该研究军队本身，基于军事理论，对军政进行分析研究。历史学则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军事是不懂的，研究者便归到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人不行，没有做军人的气质，不好勇斗狠，所以打不过别人。甚至认为，汉人必须从周围的野蛮民族引入尚武精神。再一个是文化不行，整个民族文化偏文弱，不尚武，具体到政治制度上就是崇文抑武。要改变，就应该改变文化，提高军人地位，恰好对应那个时期的军阀统治。当然，历史的事实与他们的结论相反，军阀既不能御外辱，也不能对内振奋民族精神，反而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入深渊。但事实不重要，并不妨碍他们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也不妨碍他们把持历史的话语权。
不只是对军事的解释，历史学家对科技的解释也是如此。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落后了？一是因为人不行，没有科学精神，不具备理性，天生蒙昧，没有接受他们的启蒙。再一个是文化不行，特别是占据主要地位的儒家文化不行，天生不能产生科学和理性，而且必然地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压制。至于为什么儒家会这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流文化，换一家来无非是他们换一个名字批判。
对于历史的解释，就是一个人不行，一个文化不行。祖上曾经辉煌过不重要，越是辉煌，越是说明害处越大，大到难以调头，恰好在他们的时代让他们落到最低谷。
人不行，说明就要完全接受别人的东西，除了血统和身体不能换，最好全部换过了。甚至还有更加英明的人，提倡连血统和语言最好也换掉。而他们这些人，恰巧就是学了洋人的东西回来的，自然就该是被别人学习的对象了。文化不行就更妙，他们是学了别人文化的，不需要认真研究文化，自然而然就成了文化大师。只要翻过两页书，喊一句人种不行，再喊一句文化不行，就既是历史大师，又是文化大师。
在破旧立新，需要引进学习的时刻，这种言论是正常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研究清楚，慢慢对外面的知识引进吸收，国家和民族已经没有时间了。大破大立，打碎一切瓶瓶罐罐，尽快引进吸引先进的知识，在最危难的时刻挺住，是必要的。但过了这样的时期，还坚持这种方法，就是学者偷懒了。以军事论，战斗力的构成要素许多教科书上面写着，一样一样套都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形成这种看法。引经据典失去了时代背景没多少用处，实事求是，从最基本的研究起才有意义。
宋朝军力为什么不行？病根是从晚唐五代落下来的，军阀的胎里病。再加上文官政权，必须要消灭武将颠覆政权的危险，两者迭加，越陷越深。不只是宋朝这样，后世许多国家这样。只要脱胎于军阀的政权军队，没有进行彻底的变革，就没有能打的。
如果当年军阀坚持到了二战结束，中国是什么样子？军事实力能强到哪里去？
宋朝建立，是太祖掌握后周军事力量的前提下，篡周来的，军队是一切的基础。有军队在，就有大宋的天下在，军队的军阀色彩特别浓厚。而有五代教训，为了防止军队擅自废立，从太祖到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勤从军队独立出来，剥离了将领的人事权和监察权，又彻底废掉高层指挥体系，以营为军队的基本单位。战斗力要素中，至关重要的组织力被废掉了，能打才怪。
现在的禁军，兵员素质不差，武器装备不差，军种比例不差，训练水平也不差，还是职业化的正规军，可就是战争规模一大就输。有什么话说？武将管理、指挥军队的经验，就是一营五百人，再往上就没有本质的区别。带的兵多打大仗，带的兵少就打小仗，战略指挥完全就是空白。
但对于皇帝来说，最可倚靠的力量，恰恰是禁军。这是禁脔，轻易不让大臣插手。
赵祯不是崇文抑武，恰恰相反，他有一种迷一样的心思，想把军权完全交回武将手里。西北用文臣为帅，一是延续真宗时的传统，再一个是没有办法。武将不是没用过，早期的指挥战事的就是武将，败得太过难看了，没有办法才启用了韩琦和范仲淹。
西北为什么败？赵祯的想法跟朝中大臣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战斗力不行，是没有良将，国家承平日久，没有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来。只要有优秀将领，战争结果不是那样。
猛将起于卒伍，这句话是韩非说的，与法家以吏为官一脉相承。可在韩非那个年代，凡为方面之帅的几乎没有符合的。不但是他那个年代，后来的年代也很少。猛将可以起于卒伍，主帅却很难如此，除了一些特例，恰好撞上了，比如岳飞。
赵祯却是认为主帅与猛将没有什么不同，猛将起于卒伍，主帅也该是如此。惟有如此，现在宋朝的军政体制，才能是正确的。禁军将领选拔，士卒是选汰出来的，勇猛者入诸班直或上四军，外放则为各级军官。而后循资，如果有战事，则依军功升迁，正是起于卒伍的标准程序。
狄青符合这些条件，在赵祯眼里是最理想的将帅。狄青能行，以后别人也能行，禁军肯定行。赵祯看重狄青，不是因为个人感情，两人其实没多少交集，重要的是狄青符合赵祯的政治正确。
不管是庞籍还是高若讷，包括韩琦，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不希望狄青任枢密使，此时需要杜中宵的军功，恰巧支持了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