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所言的路引，其实也就是一种古代的“介绍信”。在很多朝代，朝廷是不会轻易允许百姓随便流动的，因为百姓随便流动是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流民很容易引起造反，因为古代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是有着很大的稳定性，只要土地在这里那农民不会轻易远离。所以古代官府往往不会支持百姓随便流动，随便可以自由的走。当然，彻底不流动也是不可能，但是官府却要遏制随便自由的流动。所以有些时候人为的设置障碍，比如说这个路引制度。路引也就是古代的百姓想要离开本州郡甚至本县，都要去官府办理一个路引。这种路引是给去到了外地时候被人查问时候拿出来作为一个“身份证”。而且这个路引是一次性的，往往不具备重复使用功能。上面标注有各种的信息，包括出外的人，还有你的籍贯和身份，目的地是哪里，出外的目的。
这种东西在官府那里叫做官凭，证明自己的官职身份。而百姓就叫做路引了，这种路引和后世一段时期那种单位介绍信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都是某些单位开放给辖区内的介绍信，让别的单位看到证明身份，只不过是古代的路引规模更大，适用范围更广而已。
如果按照时不凡的介绍，希望进行招商引资，让商人投资这个家具作坊还有各种的作坊，消化吸收掉这些因为生产力进步而失去了就业的人口。这样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也就是在路引制度方面的限制，路引制度限制了百姓自由流动，可是凡是在这个招商引资，百姓接受商人雇佣的同时，很可能会在京畿地区几个县到处跑，这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路引，那也许也都会经常被人盘问，最后无法做事。
“这个路引，确实是一个限制人口流动，不利于商业发展的东西。在后世已经废除了介绍信，甚至在后世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废除了这种‘介绍信’的形式，变成了使用身份证了。使用身份证之后人口几乎可以自由流动，几乎很少会收到限制，顶多是在落户方面有些障碍，别的基本上都可以在全国到处走了。不过在古代，在这个农耕社会还没有完全淘汰之前，这个路引制度恐怕是不可能废除的。我也不可能提出废除路引制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时不凡也都在思考。
时不凡知道自己不可能张口闭口说什么改革，很多穿越者穿越到古代，直接开口就说改革。可是很多时候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你张口闭口的整天说改革，那最后恐怕第一个掉脑袋的也就是你了。有些事情可做不可说也，哪怕穿越之后，也要无声无息的进行改革，别弄得天下皆知。一旦弄得天下皆知，当你提出了政策，很容易会被人围攻。这个世界上没有天衣无缝的制度，所以你的策略很容易被人攻击的。往往全国轰轰烈烈的改革，最后成功的却不多，哪怕一时成功，可是你下台或者去世之后同样会人亡政息，王安石范仲淹张居正都是经验教训啊！
时不凡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开口说改革，古代可没有太多个改革思想，不像是后世改革是时尚，谁不改革谁倒霉。可是在古代，谁要改革谁倒霉。时不凡这些日子以来虽然手下做了不少事情，可他从来不说改革，从来不说变法，他也就是从底层做起。只要底层的生产力进步了，那自然会进一步的倒逼大唐朝廷进行改革。
不过，有些时候，却也是要钻一下漏洞的。比如说大唐朝廷的政策，可以通过钻漏洞的方式进行。在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千万不要试图随便践踏规则。不过你却可以利用规则，现在时不凡要琢磨的也就是利用这个路引制度里面的漏洞，利用规则的漏洞来想办法。
“我认为，我们为什么不能开一个联合路引呢？我们京畿地区各县不如联合起来，共同开放路引。我们在长安城里面设立一个各县联合的办事处，专门为那些商人来开路引。凡是准备接受雇佣的百姓，都可以委托东家来一起开办路引。而这个路引得到我们各县联合承认，凡是获得了这个联合路引的，在若干时间之内，可以自由在我们京畿地区的各县之内自由行动，这样大家互相承认这个联合路引，不就行了吗？”时不凡说道。
“这样也行？”刘仁轨惊讶道。
刘仁轨摸了摸脑袋，好像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反正朝廷也都没有规定这个路引应该是怎么弄，这个路引原则上本来只是当事人，还有当事人的身份，去哪里，有什么事情。可是朝廷并没有详细规定路引的格式，尤其是这个路引应该怎么写，各地都是有各地的特色，没有同意都格式要求。
所以时不凡这个联合路引的策略，好像还真的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只要各县联合起来开放路引，那获得这个联合路引的百姓可以在京畿各县随便流动，各地官府共同承认这个联合路引。并且可以由商业的东家一起来集中办理，集中在长安的各县联合办事处来办理，这样百姓可以不用到处各县跑。只要各县一起联合承认这个联合路引，那一切也都是可以解决的，不用担心什么不被承认的想法。
“妙啊，时贤弟果然是一代循吏，居然这种人办法都能想出来！”刘仁轨称赞道。
时不凡自信的说：“要说在朝廷制度，没有人比我更擅长了。”
时不凡作为一个法学家，并且还是教导出来了好几个知名讼棍的法学家，自然知道怎么弄了。这个律师讼棍，很多时候也就是在钻法律漏洞，通过钻法律漏洞，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下进行辩护。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是没有漏洞的，任何法律的设立都是比较滞后的。在旧的法律没有被彻底淘汰，新法律没有被设立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就是律师发展的空间。当然，指望天衣无缝的法律，那是不存在的。
对于时不凡这个法学家来说，唐朝的法律到处都是漏洞，想要钻对他来说简直是不用太简单了。虽然这个路引制度看起来严苛，可是只要自己愿意钻，总能够找出合适的办法的。他在后世经历的事情，积累了比唐朝人更多很多的执政经验，尤其是各种创新意识更不是唐朝人能比得上的。也许在唐朝人眼里是无法绕过的路引制度，可是对于时不凡来说绕过实在是太简单了。这个路引只要把它当做了介绍信，那这样就像是后世单位一样几个单位一起联合给一个人开介绍信不就行了？这几个单位互相承认，互相认可对方的介绍信，这样也就可以绕过了。
“好，我看我们也就可以这么做。现在我们各县的监狱已经是几乎要大量进人了，如果不尽快解决他们的谋生之道，那我们恐怕都要乱了。所以这个我同意！”一个县丞说道。
别的人也都纷纷同意了，认为这个联合路引制度可行。这个并不是那些县丞们一个个都“为民服务”了，而是因为他们怕了。几乎每一个县都有数百名失去了岗位的人口，几乎是十分之一的壮劳力，这些壮劳力背后可都是数倍于他们的家庭成员。如果不解决这数百名壮劳力的就业需要，那他们这个县可就是坐不稳了。也许对于后世的县来说几百个人失业不算什么。可是在古代一个县人口也许不过是不到一万人，几百人失业了往往意味着上千人都没有了稳定收入来源。甚至是一个县的几分之一了，这样的失业率大家能不怕吗？在这么下去，整个地方都要大乱。那个时候他们这些县官统统要被问责。不是他们如此主动为民服务，有公仆精神，而是他们怕了。趁现在把问题扼杀在萌芽当中，不然以后出了事情他们也许就不是丢官能解决的，甚至也许要去吃牢饭了。
“嘿嘿，我就不信，一旦底层百姓倒逼了你们，你们会不跟着改变？你们为了你们的前途，为了自己的小命，你们当然要跟着改革。从下到上的改革，那才是真正的威力巨大，才是真正的厉害。我就不信了，在百姓大量失业面前，你们会没有勇气跟着改变！”时不凡想道。
时不凡利用的也就是这帮百姓失业，反过来倒逼这些县官进行主动改革。其实很多时候官员并非是绝对的守旧，所谓电视剧里面的那些官员“守旧”，其实是他们代表的利益阶级是守旧的阶级，所以他们才守旧。如果代表的利益阶级是开放的，他们哪怕想要守旧也都守旧不起来。作为政治家，是否守旧不是由着他的思想来决定的，而是从他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也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如果当改革对他们有利，那些守旧的官员绝对会转变得比谁都快。
永远不要认为一个政治家就是彻底守旧的，政治家没有绝对的守旧，也都没有绝对的陈腐。不会因为某一个学说就让他变得怎么样，最终决定的还是他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团体，如果他思想无法代表那个团体，他身后的团体自然会把他拉下来。
所以往往在位置上的政治家不但要安抚好自己身后的团体，让他们继续认可自己做代言人。一方面还要缓和自己利益集团和别的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且主动的说服或者利用各种温和的手段来让自己身后的利益集团吐出一部分利益给普通百姓，这个也就是改革家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要求了。
可是现在不同，时不凡利用百姓的失业逼迫那些县官进行主动改革。他们都知道一旦县里面几分之一的人口失去了稳定收入，一旦时间久了，那他们的位置肯定是坐不稳的。一旦时局动荡，那他们这些县官被问责，那他们死定了。
再加上目前这个联合路引和招商引资的策略，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前途。既然没有影响前途和自己的利益，那自然也都不用担心什么。在这方面，一方是百姓倒逼，另一方没有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是非常的“开明”，选择了和时不凡设立这个联合路引，这样有利于他们解决人口就业，给百姓一个相对稳定都是收入。
所以时不凡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改革都是时局所逼迫才被迫改革的，没有任何改革是主动的。如果没有外力或者内部压力逼迫，那当权者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掌权者的惰性几乎是任何国家都会有的，因为他们是旧的规则旧的生活习惯的既得利益者。在没有外力的逼迫，没有别力量逼迫他们，那他们是不会主动改革。可是现在这个人口就业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他们，他们自然要想办法解决，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一刻，为了保住官位和前途，他们自然要主动改革，主动适应时不凡的策略了。
“好了，各家回去之后，准备开始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准备各自抽调一两名书吏，然后到我们的长安设立一个各县联合办事处，这样由长安县和万年县的人轮流担任头头，专门进行集中办理各县联合路引的事情。这样到时候我们可以由我让人负责招商引资，我们可以好好的解决这些事情。我们要尽快解决这些百姓的谋生，不然以后我们都是要倒霉的。“时不凡主动说。
很快各家县丞也都准备回去，进行相应的准备。尤其是各自派出一两个书吏来到长安组成了一个各县联合的办事处，这样算是一个开了唐朝版驻京办的先河了。(未完待续。)
这种东西在官府那里叫做官凭，证明自己的官职身份。而百姓就叫做路引了，这种路引和后世一段时期那种单位介绍信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都是某些单位开放给辖区内的介绍信，让别的单位看到证明身份，只不过是古代的路引规模更大，适用范围更广而已。
如果按照时不凡的介绍，希望进行招商引资，让商人投资这个家具作坊还有各种的作坊，消化吸收掉这些因为生产力进步而失去了就业的人口。这样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也就是在路引制度方面的限制，路引制度限制了百姓自由流动，可是凡是在这个招商引资，百姓接受商人雇佣的同时，很可能会在京畿地区几个县到处跑，这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路引，那也许也都会经常被人盘问，最后无法做事。
“这个路引，确实是一个限制人口流动，不利于商业发展的东西。在后世已经废除了介绍信，甚至在后世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废除了这种‘介绍信’的形式，变成了使用身份证了。使用身份证之后人口几乎可以自由流动，几乎很少会收到限制，顶多是在落户方面有些障碍，别的基本上都可以在全国到处走了。不过在古代，在这个农耕社会还没有完全淘汰之前，这个路引制度恐怕是不可能废除的。我也不可能提出废除路引制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时不凡也都在思考。
时不凡知道自己不可能张口闭口说什么改革，很多穿越者穿越到古代，直接开口就说改革。可是很多时候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你张口闭口的整天说改革，那最后恐怕第一个掉脑袋的也就是你了。有些事情可做不可说也，哪怕穿越之后，也要无声无息的进行改革，别弄得天下皆知。一旦弄得天下皆知，当你提出了政策，很容易会被人围攻。这个世界上没有天衣无缝的制度，所以你的策略很容易被人攻击的。往往全国轰轰烈烈的改革，最后成功的却不多，哪怕一时成功，可是你下台或者去世之后同样会人亡政息，王安石范仲淹张居正都是经验教训啊！
时不凡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开口说改革，古代可没有太多个改革思想，不像是后世改革是时尚，谁不改革谁倒霉。可是在古代，谁要改革谁倒霉。时不凡这些日子以来虽然手下做了不少事情，可他从来不说改革，从来不说变法，他也就是从底层做起。只要底层的生产力进步了，那自然会进一步的倒逼大唐朝廷进行改革。
不过，有些时候，却也是要钻一下漏洞的。比如说大唐朝廷的政策，可以通过钻漏洞的方式进行。在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千万不要试图随便践踏规则。不过你却可以利用规则，现在时不凡要琢磨的也就是利用这个路引制度里面的漏洞，利用规则的漏洞来想办法。
“我认为，我们为什么不能开一个联合路引呢？我们京畿地区各县不如联合起来，共同开放路引。我们在长安城里面设立一个各县联合的办事处，专门为那些商人来开路引。凡是准备接受雇佣的百姓，都可以委托东家来一起开办路引。而这个路引得到我们各县联合承认，凡是获得了这个联合路引的，在若干时间之内，可以自由在我们京畿地区的各县之内自由行动，这样大家互相承认这个联合路引，不就行了吗？”时不凡说道。
“这样也行？”刘仁轨惊讶道。
刘仁轨摸了摸脑袋，好像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反正朝廷也都没有规定这个路引应该是怎么弄，这个路引原则上本来只是当事人，还有当事人的身份，去哪里，有什么事情。可是朝廷并没有详细规定路引的格式，尤其是这个路引应该怎么写，各地都是有各地的特色，没有同意都格式要求。
所以时不凡这个联合路引的策略，好像还真的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只要各县联合起来开放路引，那获得这个联合路引的百姓可以在京畿各县随便流动，各地官府共同承认这个联合路引。并且可以由商业的东家一起来集中办理，集中在长安的各县联合办事处来办理，这样百姓可以不用到处各县跑。只要各县一起联合承认这个联合路引，那一切也都是可以解决的，不用担心什么不被承认的想法。
“妙啊，时贤弟果然是一代循吏，居然这种人办法都能想出来！”刘仁轨称赞道。
时不凡自信的说：“要说在朝廷制度，没有人比我更擅长了。”
时不凡作为一个法学家，并且还是教导出来了好几个知名讼棍的法学家，自然知道怎么弄了。这个律师讼棍，很多时候也就是在钻法律漏洞，通过钻法律漏洞，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下进行辩护。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是没有漏洞的，任何法律的设立都是比较滞后的。在旧的法律没有被彻底淘汰，新法律没有被设立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就是律师发展的空间。当然，指望天衣无缝的法律，那是不存在的。
对于时不凡这个法学家来说，唐朝的法律到处都是漏洞，想要钻对他来说简直是不用太简单了。虽然这个路引制度看起来严苛，可是只要自己愿意钻，总能够找出合适的办法的。他在后世经历的事情，积累了比唐朝人更多很多的执政经验，尤其是各种创新意识更不是唐朝人能比得上的。也许在唐朝人眼里是无法绕过的路引制度，可是对于时不凡来说绕过实在是太简单了。这个路引只要把它当做了介绍信，那这样就像是后世单位一样几个单位一起联合给一个人开介绍信不就行了？这几个单位互相承认，互相认可对方的介绍信，这样也就可以绕过了。
“好，我看我们也就可以这么做。现在我们各县的监狱已经是几乎要大量进人了，如果不尽快解决他们的谋生之道，那我们恐怕都要乱了。所以这个我同意！”一个县丞说道。
别的人也都纷纷同意了，认为这个联合路引制度可行。这个并不是那些县丞们一个个都“为民服务”了，而是因为他们怕了。几乎每一个县都有数百名失去了岗位的人口，几乎是十分之一的壮劳力，这些壮劳力背后可都是数倍于他们的家庭成员。如果不解决这数百名壮劳力的就业需要，那他们这个县可就是坐不稳了。也许对于后世的县来说几百个人失业不算什么。可是在古代一个县人口也许不过是不到一万人，几百人失业了往往意味着上千人都没有了稳定收入来源。甚至是一个县的几分之一了，这样的失业率大家能不怕吗？在这么下去，整个地方都要大乱。那个时候他们这些县官统统要被问责。不是他们如此主动为民服务，有公仆精神，而是他们怕了。趁现在把问题扼杀在萌芽当中，不然以后出了事情他们也许就不是丢官能解决的，甚至也许要去吃牢饭了。
“嘿嘿，我就不信，一旦底层百姓倒逼了你们，你们会不跟着改变？你们为了你们的前途，为了自己的小命，你们当然要跟着改革。从下到上的改革，那才是真正的威力巨大，才是真正的厉害。我就不信了，在百姓大量失业面前，你们会没有勇气跟着改变！”时不凡想道。
时不凡利用的也就是这帮百姓失业，反过来倒逼这些县官进行主动改革。其实很多时候官员并非是绝对的守旧，所谓电视剧里面的那些官员“守旧”，其实是他们代表的利益阶级是守旧的阶级，所以他们才守旧。如果代表的利益阶级是开放的，他们哪怕想要守旧也都守旧不起来。作为政治家，是否守旧不是由着他的思想来决定的，而是从他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也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如果当改革对他们有利，那些守旧的官员绝对会转变得比谁都快。
永远不要认为一个政治家就是彻底守旧的，政治家没有绝对的守旧，也都没有绝对的陈腐。不会因为某一个学说就让他变得怎么样，最终决定的还是他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团体，如果他思想无法代表那个团体，他身后的团体自然会把他拉下来。
所以往往在位置上的政治家不但要安抚好自己身后的团体，让他们继续认可自己做代言人。一方面还要缓和自己利益集团和别的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且主动的说服或者利用各种温和的手段来让自己身后的利益集团吐出一部分利益给普通百姓，这个也就是改革家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要求了。
可是现在不同，时不凡利用百姓的失业逼迫那些县官进行主动改革。他们都知道一旦县里面几分之一的人口失去了稳定收入，一旦时间久了，那他们的位置肯定是坐不稳的。一旦时局动荡，那他们这些县官被问责，那他们死定了。
再加上目前这个联合路引和招商引资的策略，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前途。既然没有影响前途和自己的利益，那自然也都不用担心什么。在这方面，一方是百姓倒逼，另一方没有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是非常的“开明”，选择了和时不凡设立这个联合路引，这样有利于他们解决人口就业，给百姓一个相对稳定都是收入。
所以时不凡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改革都是时局所逼迫才被迫改革的，没有任何改革是主动的。如果没有外力或者内部压力逼迫，那当权者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掌权者的惰性几乎是任何国家都会有的，因为他们是旧的规则旧的生活习惯的既得利益者。在没有外力的逼迫，没有别力量逼迫他们，那他们是不会主动改革。可是现在这个人口就业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他们，他们自然要想办法解决，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一刻，为了保住官位和前途，他们自然要主动改革，主动适应时不凡的策略了。
“好了，各家回去之后，准备开始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准备各自抽调一两名书吏，然后到我们的长安设立一个各县联合办事处，这样由长安县和万年县的人轮流担任头头，专门进行集中办理各县联合路引的事情。这样到时候我们可以由我让人负责招商引资，我们可以好好的解决这些事情。我们要尽快解决这些百姓的谋生，不然以后我们都是要倒霉的。“时不凡主动说。
很快各家县丞也都准备回去，进行相应的准备。尤其是各自派出一两个书吏来到长安组成了一个各县联合的办事处，这样算是一个开了唐朝版驻京办的先河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