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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不韦乃战国未期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南)人,原为“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阳翟在今河南禹县)。以经商的手法从政,无怪乎其“职业经理人”做得很成功。

    吕不韦还堪称是风险投资家的典范。其在赵国邯郸经商时,结识了在赵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吕不韦觉得此人“奇货可居”,并且“泽可以遗世”。于是拿出五百金送给处境困窘的子楚。关于赵姬的故事,一种观点认为,子楚好色,见到吕不韦的小妾——美艳的赵姬,也不在乎她是否怀孕在身,而据为己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吕不韦蓄谋已久,故意用已怀有自己身孕的赵姬引诱子楚。之后,赵姬生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不过按《史记》的观点,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如果吕不韦以自己宠爱的小妾作诱饵,这样的风险投资尽管成功,但手段未免令人不齿,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实属性贿赂行为,应该按照商业贿赂严厉查办。

    吕不韦又买通秦孝文王的宠妻华阳夫人,使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公元前249年,秦孝文王死,子楚继位,称秦庄襄王。庄襄王任吕不韦为相国(丞相),封为文信候。吕不韦的风险投资进入收获期,并步入“职业经理人”生涯。子楚在位只三年就死去,公元前246年,年幼的政继位,仍任吕为相国,称“仲父”,食邑有蓝田十二县,宾客三千,家僮万人。

    吕不韦的一生成就主要表现在其“职业经理人”(相国)方面。在秦庄襄王时期和秦王政的前几年,吕不韦抱着“欲以并天下”的心愿,以“战略并购”来实现规模扩张和持续发展。灭东周,取得了韩国的成皋、巩,置三川郡。接着又北定太原,攻魏高都、上党等地,置太原郡。攻魏酸枣、燕、虚、雍丘、山阳二十城,置东郡。秦国的版图迅猛扩张。

    吕不韦深知“战略并购”的成败取决于一国背后的经济实力,体现了其作为职业人所具有的良好的预知力。吕上任后,迅速将秦国的农业和畜牧业的现有资源组织起来,以支持前线的战争,使秦国在稍事休整后就恢复了大规模长期作战的能力。吕还知道,兼并战争必须要趁热打铁,不能给对手喘息的机会,而秦的强敌——赵国正是被秦不停息的军事打击活活拖死了。

    吕不韦在还未完全消灭六国时,就已着手兼并统一后的“企业”(国家)整合,深知要用一种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来统一来自各方的“员工”的思想。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差异,六国必然在长时间里保留着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这些不同于秦人思想的离心力,对秦的统一危害极大。为了安抚六国民众的精神,吕不韦决心建立一个包容性很强、兼采各种哲学思想的学术体系,来指导秦统一后的政治、文化、思想工作,以适应秦武力兼并六国后精神仍然分离的统治需要。从而就有了《吕氏春秋》。

    在吕氏春秋的编写上,再次展现了吕不韦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创造力。首先,战国时学术思想解放,“百家争鸣”。而吕却有着要求思想统一的倾向,实在与众不同。其次,吕不韦出身商人,要想自己搞出象老子等人那样的学术专著,应该没什么可能。所以吕不韦要门下客人,个个著其所闻,综合百家九流之说,最后汇编成书,名曰《吕氏春秋》。吕不韦可称得上是历史上最早的主编了。再次,吕不韦开启了为自己产品做广告、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先河。为了宣传《吕氏春秋》及其兼收包容的思想,吕将《吕氏春秋》在咸阳最繁华的市门发布,悬千金于其上,声称如有人能增删吕氏春秋一字就可以得到一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的由来。这个广告大获成功,《吕氏春秋》在各国广为传诵,吕不韦的治国思想也得到了宣传。使得各国的百姓和士人在吕不韦描绘的统一后的富裕稳定的生活十分向往,为秦能够最终统一六国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吕不韦有应付突发事件、重大事故的控制力、应变力和协调力。在发现关中引泾入洛干渠的水工师郑国是韩国“疲秦计”的间谍后,嬴政接受旧臣建议,下“逐客书”,尽行驱赶在秦国效力的山东士子。此时吕不韦公布《吕氏春秋》,并有被驱赶的李斯上《谏逐客书》,从而让嬴政收回逐客令。秦国又一次从危机中走出。这充分表现了吕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危机处理和危机公关的能力。

    因相权和王权的矛盾加剧。公元前239年,秦始皇免去了吕的相国职务,后又下令将其迁往蜀地。不久,吕自杀于蜀。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大概是因其搞性贿赂等,故将吕归为小人。但《吕氏春秋》以儒家为主、兼收并蓄的包容思想对于建立统一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志未申而身先死,秦则终因暴政而速亡。但汉兴起后,吸取亡秦教训,王霸并用,崇尚无为,与民休息,许多方面正是吸取了《吕氏春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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