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温州、台州、金华乃至琼、高、雷,无不通行,以至利权外洋,漏卮无底。外洋银钱行销日多一日,即中国纹银之漏卮日甚一日。长此以往,怕是国将不国啊。”1694年6月1日,大明台州府临海县外的一处码头边,几个身穿长衫的读书人正在高谈阔论。
    大明帝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破落户了,但政治体制几乎没有太多的改革,读书人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依然可以议论朝政,依然可以偷税漏税。唯一改变的,大概就是无法再鄙视武人了,这让他们十分憋屈。没办法,乱世就是如此,你得适应。
    不过,武人地位增高给他们带来的憋屈感总得有个发泄口。这不,比大明武人形象还要差劲的东国人就成了最好的对象。而东岸人的“罪证”也都是现成的:不敬名教、阶级平等(至少远东诸藩名义上是平等了,实际操作不论)、风气堕落、利欲熏心、穷兵黩武,几乎每一条都让大明传统士绅们很不爽,特别是读书人的特权消失殆尽这一点最让他们痛恨。
    于是乎,即便是在南明这么一个极度仰赖东岸才能生存下去的政权内,也有大量抨击东岸的人存在,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是体制中人,官位还相当不低,让人诧异。不过东岸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宽容,对于部分明国体制中人的牢骚他们只当不知道,根本不想管。只要你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没变,仍然紧跟着东岸的指挥棒在走,那么就一切都没问题,随你骂,只要不是闹得太过分,他们才懒得派人过来抓捕所谓的“反东分子”呢——很多反东分子嘴上骂得欢,但身体一般来说都很诚实,与东岸之间的生意做得飞起。
    今天在码头边议论东岸的几位士子都没什么功名,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开喷。只要你喷得准了,喷得到位了,引起别人共鸣了,那就是一个快速扬名的好机会。
    “何止!”另外一位士子接口道:“我听在海门(原海门卫,现已改县)为官的二叔说,他刚刚到县时,县库存款不及五百两,余者一万两皆存于东国票号台湾银行,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我大明各个都是贪渎之辈,以至于需要外国票号来替我们保存银钱了么?”
    话说这位士子说得倒也没错。其实不单单是大明,中国自古以来地方府库就一直面临着很严峻的监守自盗的问题。尤其是管理府库的多是地方胥吏,此辈父子相继,世代为吏者甚多,“家学渊源”,很容易与流官的幕客师爷勾结在一起侵吞公款。只要闹得不太过分,账面上没有太大的亏空的话,朝廷其实是没什么办法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温台的鲁王政权继承的是旧体制,当然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东岸人在派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顾问团帮助他们进行改革后,确立了现代会计及审计制度,并将公款全数存入银行,由第三方监管的原则。这虽然不能杜绝贪污公款的行为,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遏制,让一众贪官污吏们是恨得牙痒痒。
    他们心里不爽,自然就鼓动士绅读书人们攻击这种财务制度,认为将关系国家命脉的钱款交于外人掌控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未来一旦有变,东国人只要冻结了存于其银行的钱款,那么温台各县一下子就会陷入没米下锅的危险状态,届时官府停摆,军队欠饷,采购无钱,真真是要急死人的。
    不过他们的这些攻击也只能停留在嘴炮上了。东岸人要求明国改革的态度是坚决的,存款也是必须的,甚至就连海关都得聘请东岸顾问进行业务指导。些许读书人的牢骚,还动摇不了大局,他们的牢骚,也就只是牢骚罢了。
    东岸人在财政制度上另一项让明国精英士绅阶层不满的,就是改变了中原王朝传统的“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他们要求明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大财政开支,大力投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商品物流费用,促进市场繁荣。为此,他们还请了一些被其控制的读书人“水军”,让他们帮忙宣传。而这些水军里面确实也有不少非常给力的,他们总结出的一些理论,如“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本欲埠财必先费财”、“备荒必先费资于平时积谷,防水必先费财于事前筑堤”、“预筹于平时,则一钱得万钱之益,赶办于临时,则万金无一金之效”等等。
    应该说,这些宣传鼓动口号虽然招致了反对者们的极大抨击,但也在客观上刷新了明国官员的理财观念。尤其是东岸人还从传统经典《老子》、《管子》中找出论据,“将欲夺之,必姑予之”、“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些都让一部分思想开明的明国官员大开眼界,进而仔细思考了起来:我大明的落后,难道仅仅是船不坚、炮不利么?是不是在财政制度、官员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全部都落后了?
    事实上,能够有这种比较深入的思考,对东岸人来说就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很多中国大陆的士绅,到现在还认为他们仅仅是科技落后呢,以为自己的思想、文化都是先进的,不需要吸收外来的好的东西。当年唐朝鼎盛时,对外国文化可是来者不拒,至今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传统乐器有多少是来自西域?传统食品多少来自西域?家具摆设多少来自外国?不会吸收其他文明长处并加以改进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温台的部分官员能够反思,能够接受东岸人提出的改革措施,那么就证明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他们的经济现在与东岸深入绑定,只要政府改变以往“量入为出”的小农式理财观念,提高政府开支,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但大大有助于东岸商品的销售(这是东岸人要求其改革的直接动力),其实也有利于明国自身的经济。毕竟,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效率,对提升经济活跃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现在明国上层的官员多多少少已经认识到了这方面的好处了,财政收入的连年上涨就是明证。浙南不是没有适合出口的商品,以前是路不行,地方关卡壁垒之类的也太多,对商业的遏制比较严重。现在路好了,商品流通快了,成本低了,地方上也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税卡了,商业开始慢慢繁荣,创造的工作岗位也开始增多,人民的现金收入比以前那是高了不少。这些提高了收入的人其实都是现成的消费者,他们反过来又会要求生产更多的商品供他们消费,如此循环下去,工作岗位会越来越多,政府收入也是水涨船高,整个经济会进入一个较为不错的良性循环状态。
    当然现在明国这边的毛病还很多,改革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只能说经济在缓慢地向好的方面发展,但要说速度很快、突飞猛进那也是扯淡。但只要有这个趋势就很不错了,至少宁绍、登莱的商品销量逐年增加,这个政府也越来越听话,这就足够了。
    不过东岸国内也有一些人对此提出警告。他们多是一些与中国贸易关系不大的人,他们认为帮助包括鲁王、郑氏、广东、李顺等势力进行改革,固然可以提高东岸商品的市场份额,给国内创造不菲的贸易利润及大量的工作岗位,但长期来看坏处也不少。即一旦这个国家最终完成统一,且进行了深入的现代化改革,那么很可能会慢慢把东岸商品逐出其市场。再然后,弄不好的话,他们还会到国际市场上去与东岸竞争,蚕食东岸的市场份额,最终摧毁东岸的工业。
    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还是得到了一些立足国内及欧洲市场的人的支持。不过他们的影响力显然也就那样,东岸与中国大陆各势力的贸易额连年创新高,国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只要不把工业产能转移到这个国家,那么问题就不大,局势就还是可控的。更别说,帮助南方各势力进行改革,提高其动员效率和经济势力,也是让其得以在强大的满清势力威胁下生存的必由之路。满清一旦统一全国,还搞个屁的移民?在这一点上,暂时还没人敢挑战这个政治正确。
    所以,南明政权的改革还将继续,东岸顾问团还将长期活跃在他们的朝野,最终将其打造成东岸商品的倾销地及初级商品的来源地。未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但温台会继续深入改革,琼、高、雷三个南明白捡的地盘也要进行深入的改革。尤其是有海峡阻隔的琼州府,目前东岸人已经派了一个工作组过去,指导大明太子及其随官们——现在的琼州太子府,就像前明的南京六部一样,官员配套还是比较齐全的——进行改革,发展地方经济。
    琼州这么大一座岛,开发程度却非常低,这对东岸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更何况,他们还听说岛上有一个储量丰富的铁矿,其他资源也很丰富,这对东岸人主导的远东经济圈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补充,当然不能令其荒废着了。
    他们有理想相信,只要有好的政策、足够的投资、持续的人口流入,那么琼州府未来肯定会成为明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区。自然的,先期潜伏进来的东岸资本,也可以接着琼州经济的腾飞而大赚特赚,本钱翻个几倍乃至几十倍都是等闲。台湾银行在远东发家,然后携巨量资本高调杀回本土的神迹,可是让不少人为之眼红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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