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县最近的空气有些紧张。
    紧张的原因是最近驻守在城外的一支仆从军部队发生了骚乱。骚乱的部队冲进了城内,占领了粮仓,打开了军火库,并将师长杜氏一家老小扣为人质,一时间影响极为恶劣。
    骚乱发生后,驻守在胶莱新河防线的仆从军及新军立即出动,赶往事发地点。此外,登莱重镇胶州港的一个陆军混成营也奉命出动,前往胶县平乱。
    胶县位于胶莱新河东岸,是从西岸原址整体搬迁过来的(满清在胶县原址上重新建立了新县,即莱州目前有两个胶县,双方各据其一)。当年东岸人拆毁了那里的城墙,将民众集体迁移到了河东岸安置,目前已经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七八万人口的县份了,也算是不错。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胶县可谓是河防重镇,运河锁钥,重要性无论怎么拔高都不为过。因此,当骚乱的士兵冲进城内,囚禁了他们的师长,打开了军火库之后,周围的驻军一下子就被调动了起来,向胶县围去。
    骚乱的部队是仆从军第七师杜大伟部,一共约3500人,是当年莫大帅在西四府收编的“骡子军”杜冲所部(杜大伟是其子),多为骑兵。这支部队多年来为东岸南征北战,参与过在宁波的多次战役,也参加过著名的淮安府之战,更别提他们在山东与清军那数不清次数的战斗了,堪称是一支劲旅。
    此番仆从军裁撤整编的大浪潮中,这支老牌部队也受到了波及。他们被烟台方面告知,部队将在1691年中被整体裁撤,届时除少数人外,大部分都将被强制迁移到印度的两块小殖民地上去,这一下子就引燃了士兵们的怒火:大家在胶县生活得好好的,多年来也为大东岸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意却遭到如此恶劣对待,竟然要将他们流放到那天涯海角的瘴疠之地,这如何不让人愤怒?
    于是,怒火万丈的士兵们哗变了,他们冲进城内四处放枪,警察们不敢也无力进行阻止,只能目视他们在城内占领各个要点,尽全力保护住县政府不被乱军攻占,同时派出精干人员外出报信,仅此而已了。
    好在这些乱军也很节制,他们并不想烧杀抢掠,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下不去手。他们闹事,更多的还是想表达一个诉求,那就是自己不想受上头随意摆布,不愿意去鸟不拉屎的印度,只愿意留在家乡。
    3500人大概只有不到2000人参加了哗变,剩下的人则被军官拦在营房内,并未出门参与。再加上他们更多地是出于一腔义愤,闹事前并未想过该怎么办,更没有周密的计划,因此很快就被闻讯赶来的军队镇压了——都没等到蓝衣军赶到,从胶莱新河那里开来的新军就把这股乱军打散缴械了,事态在两天之内迅速平定。
    烟台方面的特派员目前正在赶来的路上。根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闹事的军官会比较惨,大概率要被审判定罪,为首的几个搞不好还要被枪毙。至于其他的普通士兵嘛,估计还是免不了要走一遭,即印度那些地方是去定了!这事关烟台方面的尊严,更何况他们现在都是阶下之囚,没什么选择,只能听令行事了。
    不过,正如此刻正坐在胶州城内写报告的宪兵官员们提到的,仆从军第七师这两千人哗变的事情,已经给登莱的上层提了一个醒,那就是以后制定政策不要过于高高在上,要贴合实际,要接地气。队长、司令们制定政策总是从全盘考虑,动辄这样那样,很多时候往往损害了地方的利益。比如,当年掖县的丁家三千人被裁撤,其中很多人被迁移到了南洋的文莱去定居,你以为这些人全部都愿意么?再者,这些年登莱往外输运了大量的粮食、牲畜及其他物资,用于支持宁波、廉梧和满蒙等地打仗,你当登莱的百姓就愿意么?本地人民给你缴纳的税款是让你建设地方、巩固国防的,结果你倒好,全拿去挥霍打仗了,这如何不让人感到生气?
    总之,多年以来登莱除了当年大地震得到了外界的救援外,基本是处于被索求的状态,没有太多的好处。因此很多地方人士感到不满,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想法,不是一个个木偶傀儡,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像在玩游戏一样。登莱全境基本都已结束军管了,现在大家要求更多的东西了,希望开拓队队部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将他们的意见纳入进来,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尊严和诉求(不要再高高在上,不把人当人看了),否则日后像第七师这两千人哗变的事情,恐怕还会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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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独有偶。就在登莱开拓队因为仆从军士兵哗变而检讨政策的时候,宁波府定海港的一处私家花园内,一群商人也在集会商议。他们讨论的主要是如何团结起来,共同向台湾银行进行施压,要求这家巨型垄断企业下放权力,允许他们也可与外洋商人展开直接贸易。说白了,就是以前他们要卖货给荷兰人,必须先卖给台湾银行,然后再由台湾银行与外国商人进行结算,不但被压了资金,同时也损失了不小的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实在不想让台湾银行继续扒皮了,想要自己单独搞。
    当然台湾银行是什么样的企业,他们也都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想到联合起来抱团,一起向台湾银行进行交涉,这样的话来自台湾银行的沉重压力也可由大伙一起分担,那样就轻松多了。
    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也是因为宁波承平多年,当初对他们生杀予夺、颐气指使的统治者们现在渐渐与他们融为一体。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慢慢融入了东岸人的统治体系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谁的侄子在警察局当干部,谁的儿子在县政府上班,谁的亲戚又在军队中当军官等等,宁波中下层的很多职位,都已经被他们这些本地人给慢慢渗透了。即便本土挑选了很多兵团堡的学兵过来任职,但仍然远远不够,更别说这些学兵一旦在当地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交际圈,那么本地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里不是说本地化了的干部不好,事实上登莱、宁波的很多本地干部,至少在目前这个局势下,还是愿意听从上头的吩咐,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本地化干部与外来干部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们不愿意为了取悦上司而干损害地方利益的事情,在执行政策时会更多地照顾本地,与外来空降干部完全是两种风格。
    宁波商人们这次集体商议贸易自主权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事情了,同时也是宁波地方势力对东岸统治势力的一种试探。多年良好的对外贸易,给了宁波商人们充足的底气(积累了大量资本),提升了他们的信心。很多人甚至觉得,他们办缫丝厂、纺织厂、茶厂、碾米厂、榨油厂等等,不但生产出了大量的商品,还给政府创造了很多税收,因此他们潜意识中觉得东岸统治阶级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如此方才可以酬得他们的功劳。
    以前这种试探条件还不成熟,也注定会没什么结果。但现在情况和十几二十年前可大不一样了,他们的资本实力日渐雄厚,地方政府的职位被他们大量渗透,就连新军里面都有一些他们的人。在这样一种“大好局面”下,也是时候提一些权力分配建议出来了,而这无疑需要从对台湾银行的贸易垄断权开始试探底线。
    而作为大型辛迪加企业,台湾银行也不是没听到什么风声。事实上他们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在此之前数日就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公司一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最终也仅仅是讨论罢了,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跳出来反对,大概也是因为拿货需要从这些宁波商人们手里拿,受制于人罢了。
    这个事情,最终多半还是要靠妥协和谈判来解决。宁波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确实不能再无限制忽视本地商人、官员们的利益了。台湾银行与这些新兴势力一起,将蛋糕做大做强,并重新分配其中的利益比例,似乎才是正确的做法。
    当然商人们从来都是逐利之徒。政府和台湾银行即便对他们做出一些让步,但也要注意他们是否将限制出口的商品也偷偷卖掉了,这都是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政府提高了商人们的自由度和政治地位,但也要对他们加强监控,如此两方面兼顾,宁波的社会秩序才能得到良好的维持,经济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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