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九章 剧变（十）
九月的登州，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一船船的粮食顺着东北风抵达烟台港，大粮食批发商们坐镇茶馆，严阵以待。被他们雇佣的伙计及中间人跑来跑去，不断来回请示，最终定下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将粮食易手，运到不远处的货栈内。
这些都是从朝鲜运来的粮食，价格不贵，既有小麦也有水稻，非常受登州人民的欢迎。当然出于保护本地农业的因素，东岸人除了粮食歉收的年份外，对从朝鲜进口的粮食都有配额。超过这个配额的话，进口关税就会变得很高，那样朝鲜粮食的价格优势也就没有了。
这会开进港口的船只所载粮食都是配额以内的，价格只有本地粮食的八成左右，因此利润空间较高，引起了粮食批发商们的哄抢。
与这边的场面所不同的是，在百余米外的烟台火车站，收购粮食的秩序就要井然许多了。这些都是沿着胶烟铁路运过来的本地粮食，产量巨大，成色上佳，故给烟台及周边大量有消费能力的阶层购买。
本地粮食最大的集散中心在桃村火车站。登州的各大粮商都在那里设了点，并选派精明干练的掌柜长期值守，负责粮食的采买事宜。托天尊的福，这几年登莱虽然谈不上风调雨顺，但天气也算是帮忙的，两府粮食产量稳定，各类蔬菜、水果的也是产销两旺，市场一片繁荣，人人喜笑颜开。
而食品产量的提升，则不出意外地带来了生命的洪流。登莱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高水平，按照民政部门某调研员的说法就是“孩子们满地都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好几个小孩，登莱的人口数量在连续小步快进之后，已经处在爆发的边缘，人口自然增长率直追东岸本土，也许能达到4%5%的水平，非常惊人。
为了保障孩子们能够正常长大，不至于中途夭折（这在古代太正常了），登莱开拓队政府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改进两府的卫生状况。与清国签署的和平协议给了他们一个不错的外部环境，因此他们削减了一些军事方面的投入，开始在多个主要城市修建现代化的上下水设施，确保城市居民不被受污染的水体侵害。与此同时，更卫生的生活方式也被医疗宣传队传授给了许多城市或乡村居民，这些都让清国、顺国、明国境内多发的霍乱、痢疾等疾病在东岸辖区内收敛了很多，因这些而死去的居民数量减少了很多。
以这会人声鼎沸的码头为例。茶馆产生的各类废水都倾倒进了路旁的一条小暗渠内，而不是如几十年前那样直接泼洒在路面上。暗渠也定期有人清理，确保不会被各类生活垃圾堵塞淤积，进而导致污水漫到路面上来。
烟台、胶州等地的居民基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并真切地认识到这些好的生活习惯确实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作为登莱首屈一指的大城市，烟台、胶州的居民在这方面可以说不比本土很多城市的居民差。人均月收入已经达到45元的他们，已经渡过了早期那种蒙昧、落后的阶段，开始褪去了更多的中世纪的色彩，进入到了更现代化的行列。就这一点而言，烟台、胶州已经具备了东岸本土很多城市的特征，如果它们再多建一些医院、工厂、学校、图书馆及研究机构，基础设施再搞好一些的话，那么就和本土的城市别无二致了。
当然登莱开拓队政府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除了硬性要用在移民身上的开支外，登莱开拓队已经连续三年削减军费开支，停止了在青州、辽东一带的敌对活动，海军也很少去黄海转悠了，转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建设之中。而这，似乎也是登莱本地人民越来越支持这个政府的最主要原因——财政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就应该如此。
所以，曾经有人戏言，清国、顺国方面一直幻想自己将来大军踏入登莱、宁绍时，当地百姓会扶老携幼，跪迎王师，但现实怕是会令他们大吃一惊，登莱的百姓不但不会迎接，相反还会响应开拓队政府的号召，纷纷从军也与之战斗。清国、顺国想要征服这些地方，除了在军事上获胜外别无他法，即便祭起民族主义大旗也效果不大，因为登莱开拓队政府打得前宋苗裔旗号，也是华夏一脉，自然对民族主义思想免疫大半了。
与登莱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是东岸人刚刚占领的廉州、梧州、浔州等地。东岸政府从未统治过哪些地区，当地普通百姓对东岸也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把持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倒是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但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东西，以他们的三观，自然无法对东岸有什么好印象。因此，当东岸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这些地区后，当地的士绅读书人其实是很不甘心的，极力想要恢复旧有的秩序。即便是那些与士绅阶层不是很融洽的土司头人们，也对东岸不是很感冒，因为东岸人向来标榜平等，对奴隶般的人生依附关系不太感冒（虽然他们也奴役黑人），所到之处这些土司们是无法再控制大量的人口及生产资料了，因为东岸人肯定要将其解放出来，投入到整个社会的生产中去，因此这是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
士绅对东岸人比较厌恶，土司对他们也不感冒，那么东岸人在廉州、梧州等地得不到当地百姓的支持也就很正常了。与他们相比，大顺虽然也在清剿土司势力，但他们至少得到了读书人的部分拥护，因此情况要比东岸人好上太多，在地方上也更如鱼得水一些。
登莱的一些社会上层也从报刊中多多少少了解到了一点南方的局势。说实话他们对此观感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他们可能要出钱出兵（有些新军已经在胶州港登船南下了），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地方建设而大感失望。
要知道，本土批准登莱、宁绍等地可以引进本土各项技术的消息早就满天飞了，大伙一直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与此同时，胶烟铁路的成功也让大家对正在做前期勘测工作的平荣铁路的期望非常大，并四处打听什么时候上马，以便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
可现在怎么回事？竟然要打仗了，这怎么可以！廉州、梧州、浔州远在数千里之外，与我们登莱何干？为何要用登莱的税收去这些地方打仗？而且还要让登莱的弟子去送死，这些人在本地做工不是很好么？实在不行，也可以让朝鲜这个属国帮着出兵啊！
可以说，登莱的社会精英阶层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反应了他们本地化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即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发言权后，他们不再对伤害自己利益的事情保持沉默，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建言，虽然不一定被上级采纳就是了。
与他们相比，素来重视商业的宁绍地区可能抵触心理还没那么强。当地的一些商人视廉梧地区的占领为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将他们的商业资本扩张到两广及越南北部一带，以走出宁波这么一个小地方，到更广阔的空间去自由生长。登莱这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地方，虽然贫富差距没宁绍大，但在这种扩张的野心上面确实是差了一筹，说起来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好吧，让我们言归正传。总而言之，远东各个殖民地对在廉梧地区的扩张态度不一，总体而言登莱反对，宁绍偏中立，黑水支持，满蒙没甚感觉。当然以上仅仅是就社会中下层而言，但很显然权力不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因此廉梧地区的占领并长期化应该会成为事实。在报经本土批准后，也许会成立一个新的开拓队辖区也未可知，因为这里的位置实在是太关键了，掌握在手里的话，未来在两广地区的影响力可不是一般地大。
当然以上这些事情也体现了东岸人在中国大陆指导思想的不明确。本土一方面害怕这些个藩镇日渐做大，以至于难以控制，一方面又希望他们能够对周边实力保持相当的影响力和威慑力，以维持在当地的移民利益和商业利益。前者要求远东诸藩实力不能太强，后者要求他们又要有一定的实力，这种精分般的指导思想就导致了如今一种局面，即殖民地居民都知道你没有统一中国的想法——当然现在清、顺两国都可以拉出几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事实上东岸人也没有统一中国的实力——那么还不如关起门来自己过小日子，不要再在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打生打死了，那简直是浪费生命和钱。
这种想法不能说有多普遍，但至少是客观存在的。要想扭转这一局面，就看本土执委会诸公会如何制定全新的远东政策了。
一船船的粮食顺着东北风抵达烟台港，大粮食批发商们坐镇茶馆，严阵以待。被他们雇佣的伙计及中间人跑来跑去，不断来回请示，最终定下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将粮食易手，运到不远处的货栈内。
这些都是从朝鲜运来的粮食，价格不贵，既有小麦也有水稻，非常受登州人民的欢迎。当然出于保护本地农业的因素，东岸人除了粮食歉收的年份外，对从朝鲜进口的粮食都有配额。超过这个配额的话，进口关税就会变得很高，那样朝鲜粮食的价格优势也就没有了。
这会开进港口的船只所载粮食都是配额以内的，价格只有本地粮食的八成左右，因此利润空间较高，引起了粮食批发商们的哄抢。
与这边的场面所不同的是，在百余米外的烟台火车站，收购粮食的秩序就要井然许多了。这些都是沿着胶烟铁路运过来的本地粮食，产量巨大，成色上佳，故给烟台及周边大量有消费能力的阶层购买。
本地粮食最大的集散中心在桃村火车站。登州的各大粮商都在那里设了点，并选派精明干练的掌柜长期值守，负责粮食的采买事宜。托天尊的福，这几年登莱虽然谈不上风调雨顺，但天气也算是帮忙的，两府粮食产量稳定，各类蔬菜、水果的也是产销两旺，市场一片繁荣，人人喜笑颜开。
而食品产量的提升，则不出意外地带来了生命的洪流。登莱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高水平，按照民政部门某调研员的说法就是“孩子们满地都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好几个小孩，登莱的人口数量在连续小步快进之后，已经处在爆发的边缘，人口自然增长率直追东岸本土，也许能达到4%5%的水平，非常惊人。
为了保障孩子们能够正常长大，不至于中途夭折（这在古代太正常了），登莱开拓队政府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改进两府的卫生状况。与清国签署的和平协议给了他们一个不错的外部环境，因此他们削减了一些军事方面的投入，开始在多个主要城市修建现代化的上下水设施，确保城市居民不被受污染的水体侵害。与此同时，更卫生的生活方式也被医疗宣传队传授给了许多城市或乡村居民，这些都让清国、顺国、明国境内多发的霍乱、痢疾等疾病在东岸辖区内收敛了很多，因这些而死去的居民数量减少了很多。
以这会人声鼎沸的码头为例。茶馆产生的各类废水都倾倒进了路旁的一条小暗渠内，而不是如几十年前那样直接泼洒在路面上。暗渠也定期有人清理，确保不会被各类生活垃圾堵塞淤积，进而导致污水漫到路面上来。
烟台、胶州等地的居民基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并真切地认识到这些好的生活习惯确实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作为登莱首屈一指的大城市，烟台、胶州的居民在这方面可以说不比本土很多城市的居民差。人均月收入已经达到45元的他们，已经渡过了早期那种蒙昧、落后的阶段，开始褪去了更多的中世纪的色彩，进入到了更现代化的行列。就这一点而言，烟台、胶州已经具备了东岸本土很多城市的特征，如果它们再多建一些医院、工厂、学校、图书馆及研究机构，基础设施再搞好一些的话，那么就和本土的城市别无二致了。
当然登莱开拓队政府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除了硬性要用在移民身上的开支外，登莱开拓队已经连续三年削减军费开支，停止了在青州、辽东一带的敌对活动，海军也很少去黄海转悠了，转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建设之中。而这，似乎也是登莱本地人民越来越支持这个政府的最主要原因——财政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就应该如此。
所以，曾经有人戏言，清国、顺国方面一直幻想自己将来大军踏入登莱、宁绍时，当地百姓会扶老携幼，跪迎王师，但现实怕是会令他们大吃一惊，登莱的百姓不但不会迎接，相反还会响应开拓队政府的号召，纷纷从军也与之战斗。清国、顺国想要征服这些地方，除了在军事上获胜外别无他法，即便祭起民族主义大旗也效果不大，因为登莱开拓队政府打得前宋苗裔旗号，也是华夏一脉，自然对民族主义思想免疫大半了。
与登莱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是东岸人刚刚占领的廉州、梧州、浔州等地。东岸政府从未统治过哪些地区，当地普通百姓对东岸也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把持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倒是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但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东西，以他们的三观，自然无法对东岸有什么好印象。因此，当东岸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这些地区后，当地的士绅读书人其实是很不甘心的，极力想要恢复旧有的秩序。即便是那些与士绅阶层不是很融洽的土司头人们，也对东岸不是很感冒，因为东岸人向来标榜平等，对奴隶般的人生依附关系不太感冒（虽然他们也奴役黑人），所到之处这些土司们是无法再控制大量的人口及生产资料了，因为东岸人肯定要将其解放出来，投入到整个社会的生产中去，因此这是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
士绅对东岸人比较厌恶，土司对他们也不感冒，那么东岸人在廉州、梧州等地得不到当地百姓的支持也就很正常了。与他们相比，大顺虽然也在清剿土司势力，但他们至少得到了读书人的部分拥护，因此情况要比东岸人好上太多，在地方上也更如鱼得水一些。
登莱的一些社会上层也从报刊中多多少少了解到了一点南方的局势。说实话他们对此观感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他们可能要出钱出兵（有些新军已经在胶州港登船南下了），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地方建设而大感失望。
要知道，本土批准登莱、宁绍等地可以引进本土各项技术的消息早就满天飞了，大伙一直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与此同时，胶烟铁路的成功也让大家对正在做前期勘测工作的平荣铁路的期望非常大，并四处打听什么时候上马，以便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
可现在怎么回事？竟然要打仗了，这怎么可以！廉州、梧州、浔州远在数千里之外，与我们登莱何干？为何要用登莱的税收去这些地方打仗？而且还要让登莱的弟子去送死，这些人在本地做工不是很好么？实在不行，也可以让朝鲜这个属国帮着出兵啊！
可以说，登莱的社会精英阶层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反应了他们本地化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即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发言权后，他们不再对伤害自己利益的事情保持沉默，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建言，虽然不一定被上级采纳就是了。
与他们相比，素来重视商业的宁绍地区可能抵触心理还没那么强。当地的一些商人视廉梧地区的占领为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将他们的商业资本扩张到两广及越南北部一带，以走出宁波这么一个小地方，到更广阔的空间去自由生长。登莱这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地方，虽然贫富差距没宁绍大，但在这种扩张的野心上面确实是差了一筹，说起来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好吧，让我们言归正传。总而言之，远东各个殖民地对在廉梧地区的扩张态度不一，总体而言登莱反对，宁绍偏中立，黑水支持，满蒙没甚感觉。当然以上仅仅是就社会中下层而言，但很显然权力不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因此廉梧地区的占领并长期化应该会成为事实。在报经本土批准后，也许会成立一个新的开拓队辖区也未可知，因为这里的位置实在是太关键了，掌握在手里的话，未来在两广地区的影响力可不是一般地大。
当然以上这些事情也体现了东岸人在中国大陆指导思想的不明确。本土一方面害怕这些个藩镇日渐做大，以至于难以控制，一方面又希望他们能够对周边实力保持相当的影响力和威慑力，以维持在当地的移民利益和商业利益。前者要求远东诸藩实力不能太强，后者要求他们又要有一定的实力，这种精分般的指导思想就导致了如今一种局面，即殖民地居民都知道你没有统一中国的想法——当然现在清、顺两国都可以拉出几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事实上东岸人也没有统一中国的实力——那么还不如关起门来自己过小日子，不要再在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打生打死了，那简直是浪费生命和钱。
这种想法不能说有多普遍，但至少是客观存在的。要想扭转这一局面，就看本土执委会诸公会如何制定全新的远东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