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七章 广东调停（三）
1684年3月25日，几艘隶属于台湾银行的船只突然开进了闽江入海口附近。正在此巡弋的一艘福建水手战船——“雅克萨”级武装运输舰，无蒸汽推进系统版本——立刻靠了过去，小心翼翼地询问起了他们的来意。
虽然面前总计六艘舰船（两艘“星”级轻巡洋舰、四艘“雅克萨”级武装运输舰）让他们感到有些不安，不过福建水师多年来的底蕴给了他们莫大的信心，坚决上前询问了起来——即便经过多年的所谓“正规化建设”，福建水师依然没有抛弃自己的传家宝，即数量庞大的小船队伍。
这些小船，多是中国近海常见的船型，吨位不大，数量众多，在福建近海的浅水区域如鱼得水，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明末郑芝龙将这些或是渔民、或是海商、或是海盗的小船组织起来，一度纵横南海，罕逢敌手。即便如日中天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也不愿意在福建近海的浅水区域与其作战（有点类似英荷海战中英国船只不敢到浅水区域与荷兰小船作战一般），可见其实力之强大。
郑芝龙凭借这个庞大的船队打败了竞争者刘香，垄断了南中国海的贸易，无论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如果不想彻底得罪郑氏集团从而导致拿不到货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给他们缴税比较划算。毫无疑问，这种贸易的垄断反过来又极大滋润了郑氏集团，使得其力量更加增强，甚至从海上延伸到了陆地，成了福建事实上的土霸王。
福建水师力量第一次受到重挫是郑芝龙降清。去了北京后的他水师群龙无首，平日里养起来的海盗、渔民们因为没人发钱了而散去了很多，再加上也有不少人对其降清不满，因此原本啸聚一块的福建水师顿时星散各处，再也不成规模。这从后来其子郑成功回福建招募旧部就能看得出来，前来投奔的人并不多，远不及当日鼎盛时期的规模。这固然有彼时郑成功财力不足的原因，同时也有很多人归隐、散去有关。
好在郑成功呕心沥血经营多年，再加上抗清旗帜给他带来的光环加成，福建水师的实力又慢慢有所恢复，但与当初也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数量减少了很多，即原本郑芝龙时期数量庞大、型号杂乱的渔船、货船什么的都被剔除出了水师队伍，郑氏集团也不再给他们发放赏赐或津贴，军民分离执行得非常坚决。
取代这些船只的，是郑成功设在马尾的造船厂仿造的一艘艘专业战船（看来无论是东西方，专业战舰和武装商船的逐渐分离都是大势所趋）。这些战船说实话技术并不怎么先进，但可以看得出来努力吸收了许多西洋帆船的技术特点，吨位也一般，火力马马虎虎，但专业战舰就是专业战舰，不是他老子时期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号小船可比的。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养船、养兵的费用比较高了，毕竟这是正规军了，平日里要训练、要发饷，不像他老子郑芝龙时期，平日里除少数核心舰船有饷银外，大部分小船上的水手都是靠捕鱼、运货为生，只有征召时才会有一些赏赐发下，两者的维持成本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然郑氏也知道自己的造船水平有很大局限，中国风格的船只船底较平，吃水浅，风范操作不便，不利于深海航行，因此多年来郑成功及郑经父子也一直在努力搜罗西洋技师帮他们造船，并吸收他们的造船思想，这些人部分来自两家东印度公司，部分来自当年东葡战争时期从澳门城流散出来的，水平还算可以，有效提升了郑氏集团的造船水平。
此外郑氏也通过几次难得的机会，从东岸人那里进口了多艘“雅克萨”级武装运输舰。这款由黑水造船厂设计的经典船型非常适合远东地区的海况，航速也较快，可以拿来做战舰，也可以做商船，用途较广，郑氏目前已在马尾造船厂内进行仿制，据说进度还不错。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福建水师的力量其实是颇为不弱的，而且还能持续性补充，这就很令人警惕了。南方保安司令部曾经根据手头的信息，仔细评估过福建水师的战斗力，最后得出其整体实力可能还高于东岸人的第三舰队鄂霍茨克海分舰队，因为其船只数量众多，水手数量也是东岸人的十倍以上。不过保安司令部的海军参谋们同样认为，两军若真枪实弹地打起来的话，纸面力量占优的福建水师应该无法占据优势，会在与东岸海军分舰队的交锋中遭受巨大损失。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东岸船只性能比较出色：船只速度快、火力猛，有蒸汽动力加成，人员训练水平也较高，船只适应性也好，打起来的话，只要东岸船只不陷入福建水师的包围之中，那么依靠出众的船只性能还是能够打赢海战的。
当然双方还没有走到兵戎相见的这一步，甚至连这个苗头都没有。双方的最高长官都不是疯子，郑经知道东岸人的舰队可以轻易切断他们通往日本的贸易航线，南方开拓队也知道福建水师可以搅乱他们在台湾、广州湾甚至浙江一带多年经营出来的贸易体系，双方都有些投鼠忌器，不敢也不会撕破脸。
也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当东岸人的这几艘舰船突然出现在闽江外海的时候，这艘巡弋着的福建水师战舰才会心情平静地调转航向，上前去拦截、检查。因为船上的福建水手们很清楚，东岸人带来的不是战争，应该是其他什么事情。不过鉴于闽江入海口的高度敏感性，他们还是客气地将这几艘东岸舰船给引到了琅岐屿附近下锚淀泊，福建水师在这个岛上建了一座炮台，计有三十余门火炮，全部是从印度果阿铸炮厂进口的新式大炮，用来封锁闽江入海口水道，拱卫首府福州城的安全。
带队的台湾银行高级经理韩金对此表示理解，安之若素地上岛休息去了，在临走前还将一封由台湾银行总经理邵曙光和海珠岛商站站长汤墨羽一同署名的迷信交给了对方，让其送往福建给延平郡王郑经过目。
信里面的内容没有多复杂，核心内容只有三条：一、劝诫郑经不要去趟广东这潭浑水，趁着还没出兵悬崖勒马，收兵回营；二、建议延平郡王加大对台湾岛的殖民投入，为此台湾银行方面可以给予一定的协助，比如药品的供应和卫生防疫知识的传授等等；三、邀请福建方面加入东岸人即将推出的“南方共同市场”计划，将福建、广东两省纳入一个共同市场之中，统一对外进行贸易，统一进口商品，以增加议价权，同时也可以让两省商品自由流通，繁荣地方经济。
这些条件，说实话递交过去也有投石问路的意思在内。汤墨羽曾经与邵曙光有过交流，觉得第二条应该是相对容易达成的，福建郑氏对殖民台湾岛一直以来都有兴趣，但受限于岛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始终无法获得多好的成绩。而如果东岸人愿意为此提供大量药品并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卫生防疫体系的话，他们应该会不吝于加大对台湾岛的殖民投入。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能会产生的不安情绪，谁在乎呢？东岸人与郑氏两方联手，东印度公司难不成还敢为此打一场战争不成？
邀请福建加入所谓的“南方共同市场”，其实是东岸人的投石问路之举，本也没寄太大希望对方能答应。盖因在这个计划中，福建、广东这个共同市场将有两个海关负责进出口贸易，即广州和厦门，其中广州市舶司基本上已落在东岸人手里，厦门市舶司未来将由东岸和福建共同控制，如果再考虑到台湾银行在对外贸易上多年积累的优势，郑经怕是不愿意搞这个什么市场，因为这对他好处不大，对东岸人的好处却很大，他还没傻到愿意为他人做嫁衣。
至于那个第一条嘛，嘿嘿，完全就看郑氏怎么选择了。反正东岸人意思已经送到了，如果你愿意及时罢兵的话，那么我们支持你扩大在台湾岛的利益，甚至如果未来你发动对荷兰人的战争占领全岛的话，我们也会提供必要的协助。此外，不掺和潮州府的战事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东岸人可以出售部分军械或舰只给福建方面，加强他们的海陆军实力，当然这是在他们与李元胤正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后才会有的好事。
总之，东岸人为了调停广东战事也是拼了。他们不但悍然出动大军一路打到佛山，与广州城隔江相望，同时也威逼利诱延平郡王郑经，让他不要插手广东二李的争位战争。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南方开拓队政府对大顺江西节度使郭世安施加的影响力，不然你以为顺国就不会从赣州出兵，直扑韶州府么？这都是很难说的事情。
所以说，东岸人为了这场战争付出了太多，如果不能达成目的的话，怕是会很难接受。如今，他们已经搞定了江西方面——至少短时间内是搞定了——同时也成功动摇了新任惠国公李元皓的战争意志，令其意识到如果东岸人愿意，可以让他坐不稳广州城里的大位。现在，就剩最后一个劝说对象郑经了！如果他同意放弃进兵潮州府的机会，那么自然皆大欢喜，东岸人会与他们结成一个更紧密的关系，以共同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施压；而如果郑经不同意，坚持进军潮州府的话，那么东岸也别无选择，只能帮助李元胤加强军备，与郑氏打一场防御作战。此外，浙南的鲁王政权也在东岸人庇护下爽了这么多年了，也是时候做些贡献了：出个数万人马南下攻打郑经治下的建宁府和福宁府，应该问题不大。
1684年3月31日，近在咫尺的福州的消息没传来，广州和潮州的消息却次第传来了，原来李成栋的两个儿子惠国公李元皓、潮州总兵李元胤，已经正式罢兵息战，并在东岸人的见证下火速划分了各自的实力范围。李元皓对此有些不爽，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承受不起腹背受敌的恶劣处境，更何况东岸人许诺给予他的连州新军一批平价武器作为补偿。英格兰、葡萄牙军官顾问团也保留了下来，真的不能算多亏了。
广州市舶司如愿交到了东岸人的手中，并且其一应大小机构都搬到了海珠岛上面，由东岸人管理。李元皓在这里也争取到了东岸人的一点让步，那就是海关收入跟他一月一结，现银交割，不再存在台湾银行的专用户头上，他则保证督促境内大小商人都前往广州进行贸易，虽然这个所谓的保证完全就是扯淡。
香山县终究没有明着交到东岸人手里，因为李元皓还要点脸面。不过，明面上不交，私底下却也差不多了，东岸人已经打算全面接管县政，并将其与澳门连成一体，两地人员、商品、货币自由流通，这应该对两地都有好处。
潮州总兵李元胤在躲过这一劫后，对东岸人异常感激，已经打算让东岸势力全面进驻辖区了。潮州的进出口贸易也全部委托给台湾银行，地方上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订，也将参照东岸顾问的意见，甚至他还应允了一批来自宁绍的官员到潮州府的一些关键部门担任副职和二把手，帮助他的这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能够更快地进行现代化改革，以提高自身的实力。
毫无疑问，李元胤这是全面投靠了，因为他深知夹在李元皓和郑经两头饿狼之间的潮州府，若是不能找一根很粗的大腿抱一抱的话，怕是很快就要被人分食干净。而东岸方面对他如此知情识趣也非常赞赏，据悉蓝飞中校马上就要率部进驻潮州，帮助他们打消外人的觊觎，由此可见双方关系的亲密。
福建方面在潮州府经营多年，消息非常灵通，因此在广东局面尘埃落定，李元胤火速投靠之后，无论他们愿不愿意承认，这南下夺取潮州府的事情都已经变得较为棘手了，因为他们要面对李元胤麾下一万五千名素有战争经验的官兵及闻名天下的蓝衣军的联手阻击，胜负实在难料。因此，在1684年4月5日这一天，已经在琅岐屿等候多时的韩金，终于接到了福州方面特使冯锡范带来的郑经手书，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就此消弭于无形。而这同时也代表着，放弃了南下的郑氏集团，开始将扩张的重点暂时转向了台湾岛，这无疑也意味着东岸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微妙期，特别是在他们同时也一而再再而三在印度西北部扩大影响力的时候。
虽然面前总计六艘舰船（两艘“星”级轻巡洋舰、四艘“雅克萨”级武装运输舰）让他们感到有些不安，不过福建水师多年来的底蕴给了他们莫大的信心，坚决上前询问了起来——即便经过多年的所谓“正规化建设”，福建水师依然没有抛弃自己的传家宝，即数量庞大的小船队伍。
这些小船，多是中国近海常见的船型，吨位不大，数量众多，在福建近海的浅水区域如鱼得水，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明末郑芝龙将这些或是渔民、或是海商、或是海盗的小船组织起来，一度纵横南海，罕逢敌手。即便如日中天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也不愿意在福建近海的浅水区域与其作战（有点类似英荷海战中英国船只不敢到浅水区域与荷兰小船作战一般），可见其实力之强大。
郑芝龙凭借这个庞大的船队打败了竞争者刘香，垄断了南中国海的贸易，无论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如果不想彻底得罪郑氏集团从而导致拿不到货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给他们缴税比较划算。毫无疑问，这种贸易的垄断反过来又极大滋润了郑氏集团，使得其力量更加增强，甚至从海上延伸到了陆地，成了福建事实上的土霸王。
福建水师力量第一次受到重挫是郑芝龙降清。去了北京后的他水师群龙无首，平日里养起来的海盗、渔民们因为没人发钱了而散去了很多，再加上也有不少人对其降清不满，因此原本啸聚一块的福建水师顿时星散各处，再也不成规模。这从后来其子郑成功回福建招募旧部就能看得出来，前来投奔的人并不多，远不及当日鼎盛时期的规模。这固然有彼时郑成功财力不足的原因，同时也有很多人归隐、散去有关。
好在郑成功呕心沥血经营多年，再加上抗清旗帜给他带来的光环加成，福建水师的实力又慢慢有所恢复，但与当初也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数量减少了很多，即原本郑芝龙时期数量庞大、型号杂乱的渔船、货船什么的都被剔除出了水师队伍，郑氏集团也不再给他们发放赏赐或津贴，军民分离执行得非常坚决。
取代这些船只的，是郑成功设在马尾的造船厂仿造的一艘艘专业战船（看来无论是东西方，专业战舰和武装商船的逐渐分离都是大势所趋）。这些战船说实话技术并不怎么先进，但可以看得出来努力吸收了许多西洋帆船的技术特点，吨位也一般，火力马马虎虎，但专业战舰就是专业战舰，不是他老子时期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号小船可比的。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养船、养兵的费用比较高了，毕竟这是正规军了，平日里要训练、要发饷，不像他老子郑芝龙时期，平日里除少数核心舰船有饷银外，大部分小船上的水手都是靠捕鱼、运货为生，只有征召时才会有一些赏赐发下，两者的维持成本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然郑氏也知道自己的造船水平有很大局限，中国风格的船只船底较平，吃水浅，风范操作不便，不利于深海航行，因此多年来郑成功及郑经父子也一直在努力搜罗西洋技师帮他们造船，并吸收他们的造船思想，这些人部分来自两家东印度公司，部分来自当年东葡战争时期从澳门城流散出来的，水平还算可以，有效提升了郑氏集团的造船水平。
此外郑氏也通过几次难得的机会，从东岸人那里进口了多艘“雅克萨”级武装运输舰。这款由黑水造船厂设计的经典船型非常适合远东地区的海况，航速也较快，可以拿来做战舰，也可以做商船，用途较广，郑氏目前已在马尾造船厂内进行仿制，据说进度还不错。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福建水师的力量其实是颇为不弱的，而且还能持续性补充，这就很令人警惕了。南方保安司令部曾经根据手头的信息，仔细评估过福建水师的战斗力，最后得出其整体实力可能还高于东岸人的第三舰队鄂霍茨克海分舰队，因为其船只数量众多，水手数量也是东岸人的十倍以上。不过保安司令部的海军参谋们同样认为，两军若真枪实弹地打起来的话，纸面力量占优的福建水师应该无法占据优势，会在与东岸海军分舰队的交锋中遭受巨大损失。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东岸船只性能比较出色：船只速度快、火力猛，有蒸汽动力加成，人员训练水平也较高，船只适应性也好，打起来的话，只要东岸船只不陷入福建水师的包围之中，那么依靠出众的船只性能还是能够打赢海战的。
当然双方还没有走到兵戎相见的这一步，甚至连这个苗头都没有。双方的最高长官都不是疯子，郑经知道东岸人的舰队可以轻易切断他们通往日本的贸易航线，南方开拓队也知道福建水师可以搅乱他们在台湾、广州湾甚至浙江一带多年经营出来的贸易体系，双方都有些投鼠忌器，不敢也不会撕破脸。
也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当东岸人的这几艘舰船突然出现在闽江外海的时候，这艘巡弋着的福建水师战舰才会心情平静地调转航向，上前去拦截、检查。因为船上的福建水手们很清楚，东岸人带来的不是战争，应该是其他什么事情。不过鉴于闽江入海口的高度敏感性，他们还是客气地将这几艘东岸舰船给引到了琅岐屿附近下锚淀泊，福建水师在这个岛上建了一座炮台，计有三十余门火炮，全部是从印度果阿铸炮厂进口的新式大炮，用来封锁闽江入海口水道，拱卫首府福州城的安全。
带队的台湾银行高级经理韩金对此表示理解，安之若素地上岛休息去了，在临走前还将一封由台湾银行总经理邵曙光和海珠岛商站站长汤墨羽一同署名的迷信交给了对方，让其送往福建给延平郡王郑经过目。
信里面的内容没有多复杂，核心内容只有三条：一、劝诫郑经不要去趟广东这潭浑水，趁着还没出兵悬崖勒马，收兵回营；二、建议延平郡王加大对台湾岛的殖民投入，为此台湾银行方面可以给予一定的协助，比如药品的供应和卫生防疫知识的传授等等；三、邀请福建方面加入东岸人即将推出的“南方共同市场”计划，将福建、广东两省纳入一个共同市场之中，统一对外进行贸易，统一进口商品，以增加议价权，同时也可以让两省商品自由流通，繁荣地方经济。
这些条件，说实话递交过去也有投石问路的意思在内。汤墨羽曾经与邵曙光有过交流，觉得第二条应该是相对容易达成的，福建郑氏对殖民台湾岛一直以来都有兴趣，但受限于岛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始终无法获得多好的成绩。而如果东岸人愿意为此提供大量药品并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卫生防疫体系的话，他们应该会不吝于加大对台湾岛的殖民投入。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能会产生的不安情绪，谁在乎呢？东岸人与郑氏两方联手，东印度公司难不成还敢为此打一场战争不成？
邀请福建加入所谓的“南方共同市场”，其实是东岸人的投石问路之举，本也没寄太大希望对方能答应。盖因在这个计划中，福建、广东这个共同市场将有两个海关负责进出口贸易，即广州和厦门，其中广州市舶司基本上已落在东岸人手里，厦门市舶司未来将由东岸和福建共同控制，如果再考虑到台湾银行在对外贸易上多年积累的优势，郑经怕是不愿意搞这个什么市场，因为这对他好处不大，对东岸人的好处却很大，他还没傻到愿意为他人做嫁衣。
至于那个第一条嘛，嘿嘿，完全就看郑氏怎么选择了。反正东岸人意思已经送到了，如果你愿意及时罢兵的话，那么我们支持你扩大在台湾岛的利益，甚至如果未来你发动对荷兰人的战争占领全岛的话，我们也会提供必要的协助。此外，不掺和潮州府的战事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东岸人可以出售部分军械或舰只给福建方面，加强他们的海陆军实力，当然这是在他们与李元胤正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后才会有的好事。
总之，东岸人为了调停广东战事也是拼了。他们不但悍然出动大军一路打到佛山，与广州城隔江相望，同时也威逼利诱延平郡王郑经，让他不要插手广东二李的争位战争。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南方开拓队政府对大顺江西节度使郭世安施加的影响力，不然你以为顺国就不会从赣州出兵，直扑韶州府么？这都是很难说的事情。
所以说，东岸人为了这场战争付出了太多，如果不能达成目的的话，怕是会很难接受。如今，他们已经搞定了江西方面——至少短时间内是搞定了——同时也成功动摇了新任惠国公李元皓的战争意志，令其意识到如果东岸人愿意，可以让他坐不稳广州城里的大位。现在，就剩最后一个劝说对象郑经了！如果他同意放弃进兵潮州府的机会，那么自然皆大欢喜，东岸人会与他们结成一个更紧密的关系，以共同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施压；而如果郑经不同意，坚持进军潮州府的话，那么东岸也别无选择，只能帮助李元胤加强军备，与郑氏打一场防御作战。此外，浙南的鲁王政权也在东岸人庇护下爽了这么多年了，也是时候做些贡献了：出个数万人马南下攻打郑经治下的建宁府和福宁府，应该问题不大。
1684年3月31日，近在咫尺的福州的消息没传来，广州和潮州的消息却次第传来了，原来李成栋的两个儿子惠国公李元皓、潮州总兵李元胤，已经正式罢兵息战，并在东岸人的见证下火速划分了各自的实力范围。李元皓对此有些不爽，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承受不起腹背受敌的恶劣处境，更何况东岸人许诺给予他的连州新军一批平价武器作为补偿。英格兰、葡萄牙军官顾问团也保留了下来，真的不能算多亏了。
广州市舶司如愿交到了东岸人的手中，并且其一应大小机构都搬到了海珠岛上面，由东岸人管理。李元皓在这里也争取到了东岸人的一点让步，那就是海关收入跟他一月一结，现银交割，不再存在台湾银行的专用户头上，他则保证督促境内大小商人都前往广州进行贸易，虽然这个所谓的保证完全就是扯淡。
香山县终究没有明着交到东岸人手里，因为李元皓还要点脸面。不过，明面上不交，私底下却也差不多了，东岸人已经打算全面接管县政，并将其与澳门连成一体，两地人员、商品、货币自由流通，这应该对两地都有好处。
潮州总兵李元胤在躲过这一劫后，对东岸人异常感激，已经打算让东岸势力全面进驻辖区了。潮州的进出口贸易也全部委托给台湾银行，地方上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订，也将参照东岸顾问的意见，甚至他还应允了一批来自宁绍的官员到潮州府的一些关键部门担任副职和二把手，帮助他的这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能够更快地进行现代化改革，以提高自身的实力。
毫无疑问，李元胤这是全面投靠了，因为他深知夹在李元皓和郑经两头饿狼之间的潮州府，若是不能找一根很粗的大腿抱一抱的话，怕是很快就要被人分食干净。而东岸方面对他如此知情识趣也非常赞赏，据悉蓝飞中校马上就要率部进驻潮州，帮助他们打消外人的觊觎，由此可见双方关系的亲密。
福建方面在潮州府经营多年，消息非常灵通，因此在广东局面尘埃落定，李元胤火速投靠之后，无论他们愿不愿意承认，这南下夺取潮州府的事情都已经变得较为棘手了，因为他们要面对李元胤麾下一万五千名素有战争经验的官兵及闻名天下的蓝衣军的联手阻击，胜负实在难料。因此，在1684年4月5日这一天，已经在琅岐屿等候多时的韩金，终于接到了福州方面特使冯锡范带来的郑经手书，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就此消弭于无形。而这同时也代表着，放弃了南下的郑氏集团，开始将扩张的重点暂时转向了台湾岛，这无疑也意味着东岸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微妙期，特别是在他们同时也一而再再而三在印度西北部扩大影响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