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渐渐明晰的局势（二）
“前明王朝末年的中国大陆，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在封建主义的氛围中，旧有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思想文化都同时走向了成熟的顶峰，同时也走到了腐朽的绝壑边缘。与之相伴的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当然也仅仅是萌芽而言，不宜高估——正在缓慢发展，一批具有崭新的精神气质的启蒙思想家，恰似星光灿烂，正在向旧时代挥手告别。民间出现了反应新兴市民阶层全新心理的诸如‘三言二拍’等传奇小说，这已经能够从某些角度初步说明问题了……”1678年12月20日，马当要塞下的半封闭码头内，郭普夏刁着一个烟斗，用有些惊讶的目光看着手头的这份报告。
报告是他的副官联合诸多参谋集体撰写的，还没来得及提交上去，目前还是初稿，先拿过来给郭普夏过过目，提提意见。
老实说，报告的开头还是挺惊艳的，体现了他的这位出身兵团堡的副官学院派的风格。同时也看得出来，他们这帮人是真真正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深入了解的，对明清之际的市井文学甚至都有所涉猎，这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们在东岸本土从小学习到的知识，与明国、清国这边还是大有不同的，因为分出大量精力学习了诸如地理、自然、科学、军事、法律、卫生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远远不如明国人和清国人。
再考虑到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他们看待世界的三观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明国人、清国人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与中国大陆上的居民虽然在血缘上没什么差别，但文化区别还是不小的（东岸人自认自己是华夏文明的“进化版”，是正宗，明清的腐儒已经走偏了路），因此来到远东大陆后，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无疑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就顺国而言，因为战争重压导致的对财货的渴求、对高效率生产模式的向往、和我国交流的频繁以及君主的个人喜好等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发展已具有着明显的导向性。比如景德镇的陶瓷业、赣州的制烟业（这是从东岸引进了烟草后发展起来的）、萍乡的采煤业、湘潭的冶铁业、长沙的枪炮制造业、零陵的药材种植业等等，这些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制造业，此外还有诸如咸宁大布、长沙棉布、衡阳花布，江西鞭炮、竹器、金箔、纸花、雕刻，湖北锡器、漆器、养蜂等以小作坊甚至个体手工业者为主的分散制造业，多年来行销蜀地、两广、西南甚至吴越、中原等清国辖境，获取了大量的利润。这些利润，基本都就地花费掉了，换成了大顺政权急需的各类物资，其中既有绸布、茶叶、盐、油料、酒等生活用品，同时也有诸如武器、军资、弹药、战马、机器等关乎战争成败的军需物资。”
“……不得不承认，大顺政权治下不过区区三省，人口不过千万——湖南三百余万（增加了很多湖北移民后的数字）、江西五百余万，湖北及四川部分地区加起来接近二百万——但就制造业和商业的活跃程度而言，当真是一线水平的，人均生产力水平是要高于清国和明国的，这点毋庸置疑。”
“……生产花布的衡阳城内，按宽闲屋宇，多赁外省布商为寓，且城内外省布商立店号十数处，进出口繁荣。作为大顺前营根本重地的武昌城，因当年迁移了大量汉口商贩、手艺人定居，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并出现了诸如罗明德牛烛、何云锦靴、洪太河丝线、罗天元帽、牛同兴剪刀、王恒丰烟袋、马公良香货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在大顺首都同时也是工业生产重地的长沙，出现了包括衣服、鞋袜、芦席、草纸、花布、白布等专业性街道，由此可见工商业的繁荣。”
“……大批农民人口与外地移民涌入包括长沙、衡阳、南昌、武昌、巴陵、赣县在内的诸多大城市，成为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手工业者，带来诸多问题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大量的财富。产销结合的手工业，以金钱为轴心的市井生活，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发财的机遇与沦落街头的悲惨结局，远未成熟的资本关系和市场体系，繁华的表象背后潜伏着重重隐而未发的危机，这一切都预示着新旧生产关系之间的摩擦、冲撞与转换。在上述地区，的确存在着很大一股与传统封建社会的价值尺度及行为模式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它毫无疑问地指向了未来。”
“……传统守旧的思想是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最大阻碍。正如长沙一位传统士绅所言：‘商贾糜至，百货山积，贸易之巨区地。夫逐未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速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由此可见，古老而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对新生经济的敌视态度相当明显，若非李顺政权出身底层，军事压力又大的话，未必乐于如此锐意改革，当然这也是他们统治三省之地数十年，地方士绅始终没有忘记前明政权的主要原因所在，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了。”
看到这里，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轻啜了一口浓茶。这段话，当真是说到他心眼里去了！多年以来，因为“出身原罪”，从李自成、李过时代开始，湖广、江西等地的士绅就始终对李顺政权若即若离，甚至还抱以敌视的态度，这从当初李过开科取士应者寥寥就能看得出来。因此，李顺政权一面继续与地方士绅联络感情，一面将裁汰下来的大量军士（因为农民军的特性，军队数量庞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复杂）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县，开垦荒地、充实地方的同时，也能加强大顺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
后来，随着东岸人果断介入中国局势，清军大举南征遇阻，李顺政权转危为安之后，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绅与大顺政权表面上的敌对没那么强了，合作开始渐渐变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虑到以前的局面，李顺政权上层对这些人始终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将、老帅乃至皇帝（李过、李来亨父子）很多都还在世，他们自然不可能对士绅们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层、文化水平偏低、思维不受腐儒条条框框束缚的他们，对于如何快速捞钱、生产粮食、制造军需物资很感兴趣，即对来自东岸的那一套倒比较中意。再加上彼时东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给他们转让了一些技术和设备，同时帮着在烟台学院（原抗清军政大学）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人与湖广、江西原本比较微弱的资本主义火星相结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时间，最终将这些小火星发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当之不容易。
客观地说，这些资本主义作坊为李顺政权生产了很多财货，并通过行销各省赚取了大量利润，即李顺政权等于是用商品经济来从周边诸省吸血，进而供养己身。不然的话，你以为光靠东岸人的援助，李过、李来亨父子二人就能维持得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么，虽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来并不高。
但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在发展的初期，自然都会面临传统文化、思想、体制的重重压制，严重阻碍甚至消灭其发展，除非你能找到一处如华夏东岸共和国那种白地，并一开始就确立好规则，然后慢慢往里面填人，并小心翼翼地呵护维持原有秩序的不改变，如此才能平稳发展起来。可在顺国境内没有这种条件，于是便很轻易地就导致了新生势力与传统社会的碰撞，进而严重到割裂了整个社会，造成了无数的问题。要知道，衡阳、南昌、赣州等地，就经常发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烧、抢事件，前往城里做工的工人也被乡下族长索回，在这个时候，因为人才储备的不足，很多地方州县的官员都是士绅出身，他们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甚至还偏袒那些所谓的乡贤、族长们，痛斥制造工坊“终日逐利，败坏风气”云云。
东岸人为了保住李顺政权，曾经通过郭普夏给李来亨总结了一套从思想领域分化、瓦解士绅敌对势力的思路，即重新定义传统的儒家学说，并搬出了最近几十年内的一些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颜元等人的著作——这里插一句，上述诸人的著作，李顺政权读的人都少，读通、读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东岸人一一搜罗，并在本土首都专门请人研究——从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论，重点抨击了此时占据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学思想。
比如，他们拿出前明李贽的“童心说”，对理学家宣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思想进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李贽认为人不能被传统礼教所束缚，主张冲破一切传统藩篱，追求自己独特个性的生活，鼓吹心灵的觉醒，歌颂真实的人生，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与欧洲冲破中世纪藩篱的文艺复兴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从思想领域瓦解敌对势力的招数，对东岸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实施。他们在国家情报总局的牵头下，将李顺政权当做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观察这种思想武器的效果。当然他们也做好了失败的充足准备，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守旧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虽然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冲破传统旧秩序的思想领域的变革，如人文主义思想，但这种思想在欧洲此时已渐渐成为主流，可在中国自从诞生后就一直是小众的异类，始终未获得多少人的认可，拿来招揽信徒、团结同志可以，但若想靠这个一举突破旧社会的枷锁，还离得很远，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间断的思想领域的洗礼，使得更多的人认可它，正所谓西风东渐是也。
好在李顺政权对东岸人也比较信任，推行起这种所谓的“新政”也比较雷厉风行，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尝到了一定的甜头，故不论地方士绅及他们掌握的舆论界如何口诛笔伐，他们始终坚定地维护了新兴的工坊制造业和商人阶层。而这些商人阶层也比较机灵，通过与大顺军阀们的集合，政治上获得了靠山，然后开始在经济上资助信奉李贽、顾炎武等人启蒙思想的所谓“新儒生”，让他们想方设法为自己这个群体说话，在舆论界发声，虽然目前看来效果还很不理想，但比起前明时低下的社会地位已经强上不少了。至少，在李顺政权治下，他们不再是那种任人宰割、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带有原罪的“逐利之徒”了，这就足够了。
郭普夏的副官对顺国思想领域的社会变革也进行了重点描述，指出国家情报总局搞出的这通社会实践目前看来对李顺政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从长远来看，如果李顺政权的接班人能够保证政策持续性的话（即接班人不要被传统士绅给同化），未来肯定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才是他们能够战胜表面上看起来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清国的最主要依仗——当然也少不了东岸人的支持，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报告是他的副官联合诸多参谋集体撰写的，还没来得及提交上去，目前还是初稿，先拿过来给郭普夏过过目，提提意见。
老实说，报告的开头还是挺惊艳的，体现了他的这位出身兵团堡的副官学院派的风格。同时也看得出来，他们这帮人是真真正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深入了解的，对明清之际的市井文学甚至都有所涉猎，这非常不容易。要知道，他们在东岸本土从小学习到的知识，与明国、清国这边还是大有不同的，因为分出大量精力学习了诸如地理、自然、科学、军事、法律、卫生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远远不如明国人和清国人。
再考虑到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他们看待世界的三观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明国人、清国人也存在显著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与中国大陆上的居民虽然在血缘上没什么差别，但文化区别还是不小的（东岸人自认自己是华夏文明的“进化版”，是正宗，明清的腐儒已经走偏了路），因此来到远东大陆后，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无疑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就顺国而言，因为战争重压导致的对财货的渴求、对高效率生产模式的向往、和我国交流的频繁以及君主的个人喜好等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发展已具有着明显的导向性。比如景德镇的陶瓷业、赣州的制烟业（这是从东岸引进了烟草后发展起来的）、萍乡的采煤业、湘潭的冶铁业、长沙的枪炮制造业、零陵的药材种植业等等，这些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制造业，此外还有诸如咸宁大布、长沙棉布、衡阳花布，江西鞭炮、竹器、金箔、纸花、雕刻，湖北锡器、漆器、养蜂等以小作坊甚至个体手工业者为主的分散制造业，多年来行销蜀地、两广、西南甚至吴越、中原等清国辖境，获取了大量的利润。这些利润，基本都就地花费掉了，换成了大顺政权急需的各类物资，其中既有绸布、茶叶、盐、油料、酒等生活用品，同时也有诸如武器、军资、弹药、战马、机器等关乎战争成败的军需物资。”
“……不得不承认，大顺政权治下不过区区三省，人口不过千万——湖南三百余万（增加了很多湖北移民后的数字）、江西五百余万，湖北及四川部分地区加起来接近二百万——但就制造业和商业的活跃程度而言，当真是一线水平的，人均生产力水平是要高于清国和明国的，这点毋庸置疑。”
“……生产花布的衡阳城内，按宽闲屋宇，多赁外省布商为寓，且城内外省布商立店号十数处，进出口繁荣。作为大顺前营根本重地的武昌城，因当年迁移了大量汉口商贩、手艺人定居，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并出现了诸如罗明德牛烛、何云锦靴、洪太河丝线、罗天元帽、牛同兴剪刀、王恒丰烟袋、马公良香货等手工名牌商品和商店。在大顺首都同时也是工业生产重地的长沙，出现了包括衣服、鞋袜、芦席、草纸、花布、白布等专业性街道，由此可见工商业的繁荣。”
“……大批农民人口与外地移民涌入包括长沙、衡阳、南昌、武昌、巴陵、赣县在内的诸多大城市，成为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手工业者，带来诸多问题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大量的财富。产销结合的手工业，以金钱为轴心的市井生活，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发财的机遇与沦落街头的悲惨结局，远未成熟的资本关系和市场体系，繁华的表象背后潜伏着重重隐而未发的危机，这一切都预示着新旧生产关系之间的摩擦、冲撞与转换。在上述地区，的确存在着很大一股与传统封建社会的价值尺度及行为模式格格不入的新生力量，它毫无疑问地指向了未来。”
“……传统守旧的思想是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最大阻碍。正如长沙一位传统士绅所言：‘商贾糜至，百货山积，贸易之巨区地。夫逐未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速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由此可见，古老而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对新生经济的敌视态度相当明显，若非李顺政权出身底层，军事压力又大的话，未必乐于如此锐意改革，当然这也是他们统治三省之地数十年，地方士绅始终没有忘记前明政权的主要原因所在，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了。”
看到这里，郭普夏放下了文稿，轻啜了一口浓茶。这段话，当真是说到他心眼里去了！多年以来，因为“出身原罪”，从李自成、李过时代开始，湖广、江西等地的士绅就始终对李顺政权若即若离，甚至还抱以敌视的态度，这从当初李过开科取士应者寥寥就能看得出来。因此，李顺政权一面继续与地方士绅联络感情，一面将裁汰下来的大量军士（因为农民军的特性，军队数量庞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复杂）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县，开垦荒地、充实地方的同时，也能加强大顺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
后来，随着东岸人果断介入中国局势，清军大举南征遇阻，李顺政权转危为安之后，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绅与大顺政权表面上的敌对没那么强了，合作开始渐渐变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虑到以前的局面，李顺政权上层对这些人始终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将、老帅乃至皇帝（李过、李来亨父子）很多都还在世，他们自然不可能对士绅们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层、文化水平偏低、思维不受腐儒条条框框束缚的他们，对于如何快速捞钱、生产粮食、制造军需物资很感兴趣，即对来自东岸的那一套倒比较中意。再加上彼时东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给他们转让了一些技术和设备，同时帮着在烟台学院（原抗清军政大学）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人与湖广、江西原本比较微弱的资本主义火星相结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时间，最终将这些小火星发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当之不容易。
客观地说，这些资本主义作坊为李顺政权生产了很多财货，并通过行销各省赚取了大量利润，即李顺政权等于是用商品经济来从周边诸省吸血，进而供养己身。不然的话，你以为光靠东岸人的援助，李过、李来亨父子二人就能维持得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么，虽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来并不高。
但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在发展的初期，自然都会面临传统文化、思想、体制的重重压制，严重阻碍甚至消灭其发展，除非你能找到一处如华夏东岸共和国那种白地，并一开始就确立好规则，然后慢慢往里面填人，并小心翼翼地呵护维持原有秩序的不改变，如此才能平稳发展起来。可在顺国境内没有这种条件，于是便很轻易地就导致了新生势力与传统社会的碰撞，进而严重到割裂了整个社会，造成了无数的问题。要知道，衡阳、南昌、赣州等地，就经常发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烧、抢事件，前往城里做工的工人也被乡下族长索回，在这个时候，因为人才储备的不足，很多地方州县的官员都是士绅出身，他们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甚至还偏袒那些所谓的乡贤、族长们，痛斥制造工坊“终日逐利，败坏风气”云云。
东岸人为了保住李顺政权，曾经通过郭普夏给李来亨总结了一套从思想领域分化、瓦解士绅敌对势力的思路，即重新定义传统的儒家学说，并搬出了最近几十年内的一些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颜元等人的著作——这里插一句，上述诸人的著作，李顺政权读的人都少，读通、读透的更是不多，反倒是东岸人一一搜罗，并在本土首都专门请人研究——从中引申出了一些全新的理论，重点抨击了此时占据思想界主流的宋明理学思想。
比如，他们拿出前明李贽的“童心说”，对理学家宣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思想进行了批判，正如“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李贽认为人不能被传统礼教所束缚，主张冲破一切传统藩篱，追求自己独特个性的生活，鼓吹心灵的觉醒，歌颂真实的人生，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与欧洲冲破中世纪藩篱的文艺复兴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从思想领域瓦解敌对势力的招数，对东岸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实施。他们在国家情报总局的牵头下，将李顺政权当做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观察这种思想武器的效果。当然他们也做好了失败的充足准备，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守旧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虽然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冲破传统旧秩序的思想领域的变革，如人文主义思想，但这种思想在欧洲此时已渐渐成为主流，可在中国自从诞生后就一直是小众的异类，始终未获得多少人的认可，拿来招揽信徒、团结同志可以，但若想靠这个一举突破旧社会的枷锁，还离得很远，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不间断的思想领域的洗礼，使得更多的人认可它，正所谓西风东渐是也。
好在李顺政权对东岸人也比较信任，推行起这种所谓的“新政”也比较雷厉风行，并且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尝到了一定的甜头，故不论地方士绅及他们掌握的舆论界如何口诛笔伐，他们始终坚定地维护了新兴的工坊制造业和商人阶层。而这些商人阶层也比较机灵，通过与大顺军阀们的集合，政治上获得了靠山，然后开始在经济上资助信奉李贽、顾炎武等人启蒙思想的所谓“新儒生”，让他们想方设法为自己这个群体说话，在舆论界发声，虽然目前看来效果还很不理想，但比起前明时低下的社会地位已经强上不少了。至少，在李顺政权治下，他们不再是那种任人宰割、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带有原罪的“逐利之徒”了，这就足够了。
郭普夏的副官对顺国思想领域的社会变革也进行了重点描述，指出国家情报总局搞出的这通社会实践目前看来对李顺政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从长远来看，如果李顺政权的接班人能够保证政策持续性的话（即接班人不要被传统士绅给同化），未来肯定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才是他们能够战胜表面上看起来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清国的最主要依仗——当然也少不了东岸人的支持，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