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56
辉煌的时期，“甚光美”——多么光荣多么美好的岁月啊！显然，这是秦孝公君臣此时的梦想——恢复穆公之世的“光美”伟业。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也对天下贤士提出了一个邀约：秦国的目标就是如此，愿意入秦的贤士，就是要以强大的秦国为目标。
其二，它历数了秦国几代昏君的乱政。除灵公、惠公两人没有提及外，其他四个先代君主都提到了。《求贤令》对四任君主造成的危害，归纳了三点：一是导致政治动荡不宁；二是导致国家内忧重重；三是导致秦国长期对外封闭。在具有悠久的“尊天敬祖”传统的华夏族群领袖中，敢于如此痛陈先辈君主过失与罪责的，秦孝公此举实在算得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个案了。
其三，明确宣示重赏功臣的政策——“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尊官分土是什么？就是与强秦功臣分治秦国，使这个功臣，达到事实上拥有土地与民众的诸侯地位。这一重赏政策，在此前近三千年的历史上，是空前未见的。到了后世，“分土”于功臣更是一种明确的政治禁忌。西汉首任皇帝刘邦，在死前曾与功臣们约定，非刘氏不得封王。就是一则绝对禁止臣下拥有封地的强制性盟约。
如此目标，如此胸襟，如此政策，可见秦孝公“求贤令”的超越意义。
秦孝公的第三个大作为，直接推动了震撼天下的商鞅变法。
让我们暂且抛开一些细节，先对这次变法的大阶段作一番历史情境的直击。
这次变法的正式开始，是秦国高层展开的关于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大论战。也就是说，统一认识是在序幕性的核心筹划之后，是秦国变法的真正起点。
请注意，秦国这次关于变法的论战，在战国时代的各国变法中是最为深刻、最有公开性的一次实质性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参与论战的保守派与变法派，都提出了最具有历史经典性的理念。
其一，关于要不要变法的问题。
以甘龙为首的保守派提出的核心理念是：变法不利于国家。“不易民而教，不变法而治；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提出的理念是：国家强大的希望，只存在于变法之中。“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其二，关于对秦国旧法的作用评价，以及新法的作用与意义问题。
保守派的主张是：旧时秦法“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成，不当改变；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商鞅提出的主张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也就是说，无论秦法曾经如何，为了强国，为了爱民，秦法都不应当因循旧法，而应当推行变法。
其三，关于如何对待天下舆论的问题。
依据史料，这场大论战发起的缘由，是秦孝公顾忌天下舆论而举行的。也就是说，这是秦孝公为了应对天下舆论，而主动发起的一场为变法正名的论战，既有对外宣传战的目标，也有对内统一认识的目标。这就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后来的《商君书》，将此次论战称作“孝公平画”——由秦孝公亲自策划的一场对变法风险的评估论证的高层会议。
显然，保守派充分估计到了寻常君主对身败名裂的畏惧，将“天下议君”当做变法的最大不利后果提了出来，并郑重警告：“愿（秦孝公）熟察之”，要达到阻止变法的目的。
商鞅则坚定地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不怕天下的批评、攻击与议论；二是变法成功的事实可以改变舆论。“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也！”——这是不怕。“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这是舆论可变。最后的结果是，秦孝公拍案决断：“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之不疑矣！”——浅薄轻狂者高兴的事，有见识的人就要担忧了；拘泥于世俗偏见议论的事，我再也不因为它们疑虑了。
这次大论战取得了显然的成功。之后，商鞅任左庶长，立即开始推行变法。
4 商鞅第一次深度变法
秦国变法，是从秦孝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59年正式开始的。
商鞅入秦之时，距离变法开始还有至少两年时间。作为一场君权制时代的变法，连同秦孝公自己即位初期的新政，酝酿了三年时间，应该是相对充分的准备了。商鞅受命担任左庶长，其所以能立即颁布第一批法令，其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是在这两年之内完成的。
作为一场空前深彻的变法，秦国变法的整个过程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就在第一批法令全部完成而即将颁布之前，商鞅作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行动——徙木立信，取信于民。
徙木立信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大政在野不在朝”这样一个道理。
一场改变国民整体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如果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无异于空中楼阁。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秦国变法的全面性与彻底性，曾经在这个封闭的西部国家激起了普遍的不满，甚或某种形式的反抗。可是，秦国社会很快理解了变法，并最终心悦诚服地实现了举国再生。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商鞅变法在一开始立定的方针——“法以爱民”，变法以取信于民为本。假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官府抱有深刻的疑虑，任何社会变革都将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1）商鞅第一次变法，颁布第一批法令
第一部法令：奖励军功法。
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奖励军功的法令。秦国奖励军功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全面性与系统性。所谓全面性，第一，取缔了传统的爵位世袭制，确立了军功是获得国家爵位惟一来源的制度；第二，彻底打破了此前只有贵族与国人子弟才能获得军功爵位的传统，将军功爵位扩大为面对全体秦国人口的普遍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实际意义是：举凡入军子弟，无论其出身贵贱如何，皆以军功大小赏赐爵位；举凡贵族子弟，不能世袭爵位，同样得以军功立身；即或是国君宗亲子弟，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公族簿籍，不能享受宗族待遇。从总体上说，就是一个目标：“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系统性，是确定军功与赏赐方式的系统性。
首先，是实行二十等爵位制。
这二十等爵位，由低到高分别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十级）、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列侯。
其次，规定授爵之法。以军士斩敌首级的多少为依据赏爵。开始阶段，这一规定是斩首一颗，赏爵一级。后来，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标准肯定有修改。
再次，规定了军官与士兵不同的记录军功的标准。实际上，“斩首论功”是东方战国很早就已经出现的制度，此所谓“首功”，并非商鞅独创。商鞅军功制的独特，在于将军官与士兵的记功标准区别开来，以防止各级将官仅仅关注自己杀敌，而忽视了战场指挥。军官的记功，以所辖军士的斩首总数目多少为标准。开始阶段，大体是每30个敌首等同于士兵斩首一级。
第四，举凡获得爵位的军士与将官，由官府依据事先确定的待遇公开赏赐，包括土地、住宅、仆役、减税，以及可以担任的实际官职等。
第二部法令：奖励农耕法。
这里的“农耕”，是广义的农业生产领域，而不仅仅是耕耘活动。奖励农耕的核心制度，是与军功同等的“农爵制”。也就是说，只要农民勤耕，向国家多缴纳粮食到一定数量，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与此相应，垦荒、渔猎、畜牧、纺织、植树、养蚕等，只要到达一定数量，均可获得国家赏赐的爵位。《商君书》中，曾经一连列举了20条奖励垦荒的措施。
第三部法令：关于实行重刑制度的法令。
商鞅变法发生于秦国严重的战时危机的背景之下，其变法具有严厉的战时军事管制的性质。这一战时体制的典型之处，在于重刑主义。商鞅恢复了远古殷商汤刑中的某些严酷法令，譬如被后世反复指斥为残酷典型的“弃灰于道者，刑”，就是汤刑中的刑罚。另外如“盗牛马者死罪”，都是重刑。在商鞅的法治理论中，这叫做“以刑去刑”。
《商君书》中，对重刑思想作出了透彻分析：“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刑无等级，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这就是说，只有重刑重罚，人们才会不去触犯法律。后世西汉的变法大臣桑弘羊评论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
历史主义地说，重刑主义并非商鞅独创。不说远古殷商汤刑的重刑主义，便是春秋晋文公、战国齐威王，都曾经以重刑主义推行变革。时至今日当代社会，法律思想中的重刑主义仍然是一个流派。故此，作为历史遗产，我们不能笼统地批判重刑主义，而要给予具体地分析，具体地扬弃。
第四部法令：追究犯罪连带责任的连坐法。
所谓连坐，是商鞅首创的追究犯罪连带责任的制度。具体说，就是编民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以伍、什为基本单元，实行同罪连坐制度，促使连坐人口相互举发犯罪。告发奸人，与斩首同等记功。旅客住店，要有官府发放的身份凭证，否则店主同罪。连坐制，在后世流传久远，成为中国古典战时社会的一大特殊制度，其曾经的优点，其固有的弊端，都得我们仔细甄别。
第五部法令：整饬吏治与禁绝政治谣言的法令。
整饬吏治的重点，是“禁绝游宦之民”。所谓“游宦之民”，就是专一为人游说求官的各色人等。变法严厉禁绝“私门请托”，大大肃清了官场恶风，为以功劳立身的政治制度开辟了正道通途。后来的荀子入秦，对秦国官风的清廉勤政作出了高度赞扬。所以如此，根基正在这场变法中。
禁绝政治谣言，主要的针对目标，是复古言论与扰乱变法的政治评判。为此，变法第一批法令，便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商鞅变法焚烧《诗》《书》的政策，不是禁绝其他文化典籍，而只是禁止复古思想的传播，禁止政治谣言的传播。
第六部法令：禁止私斗法。
秦人族群久居戎狄区域，自身人口中也融进了大量的戎狄人口。因此，秦人风习较东方列国要野蛮落后许多，私斗复仇之风尤为普遍浓烈。秦国若不能彻底禁止私斗，便会永远陷于动荡不安的泥沼之中。所以，第一批法令中的禁止私斗法，自然成为变法推行的第一个实际重心，也就是变法必须挑战的第一个旧浪头。
历史展现的事实是：自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私斗风习得到了彻底遏制，秦国民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改观，“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体系。以至于进展到战国中期，“秦人闻战则喜”，将奔赴战场看做是第一光荣。这一国民精神的确立，是商鞅变法所以成为一场文明跨越的真正意义所在。
（2）商鞅第一次深度变法的历史成效
秦国第一次变法的成效，验证了商鞅开始的预见——舆论是可以改变的。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更为具体一些：“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件寻常政治家无论如何都不可想像的事件——“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原先反对变法的人，现在来赞扬变法了。“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商鞅不受颂歌，一律将歌颂者治罪。其后，“民莫敢议令”。从此后，再没有人敢于议论政府法令了。
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这样的断然拒绝歌颂，而且将歌颂者治罪的实例，商鞅大约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无论你说他冷血也罢，你说他非人也罢，你说他冷漠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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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时期，“甚光美”——多么光荣多么美好的岁月啊！显然，这是秦孝公君臣此时的梦想——恢复穆公之世的“光美”伟业。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也对天下贤士提出了一个邀约：秦国的目标就是如此，愿意入秦的贤士，就是要以强大的秦国为目标。
其二，它历数了秦国几代昏君的乱政。除灵公、惠公两人没有提及外，其他四个先代君主都提到了。《求贤令》对四任君主造成的危害，归纳了三点：一是导致政治动荡不宁；二是导致国家内忧重重；三是导致秦国长期对外封闭。在具有悠久的“尊天敬祖”传统的华夏族群领袖中，敢于如此痛陈先辈君主过失与罪责的，秦孝公此举实在算得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个案了。
其三，明确宣示重赏功臣的政策——“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尊官分土是什么？就是与强秦功臣分治秦国，使这个功臣，达到事实上拥有土地与民众的诸侯地位。这一重赏政策，在此前近三千年的历史上，是空前未见的。到了后世，“分土”于功臣更是一种明确的政治禁忌。西汉首任皇帝刘邦，在死前曾与功臣们约定，非刘氏不得封王。就是一则绝对禁止臣下拥有封地的强制性盟约。
如此目标，如此胸襟，如此政策，可见秦孝公“求贤令”的超越意义。
秦孝公的第三个大作为，直接推动了震撼天下的商鞅变法。
让我们暂且抛开一些细节，先对这次变法的大阶段作一番历史情境的直击。
这次变法的正式开始，是秦国高层展开的关于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大论战。也就是说，统一认识是在序幕性的核心筹划之后，是秦国变法的真正起点。
请注意，秦国这次关于变法的论战，在战国时代的各国变法中是最为深刻、最有公开性的一次实质性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参与论战的保守派与变法派，都提出了最具有历史经典性的理念。
其一，关于要不要变法的问题。
以甘龙为首的保守派提出的核心理念是：变法不利于国家。“不易民而教，不变法而治；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提出的理念是：国家强大的希望，只存在于变法之中。“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其二，关于对秦国旧法的作用评价，以及新法的作用与意义问题。
保守派的主张是：旧时秦法“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成，不当改变；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商鞅提出的主张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也就是说，无论秦法曾经如何，为了强国，为了爱民，秦法都不应当因循旧法，而应当推行变法。
其三，关于如何对待天下舆论的问题。
依据史料，这场大论战发起的缘由，是秦孝公顾忌天下舆论而举行的。也就是说，这是秦孝公为了应对天下舆论，而主动发起的一场为变法正名的论战，既有对外宣传战的目标，也有对内统一认识的目标。这就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后来的《商君书》，将此次论战称作“孝公平画”——由秦孝公亲自策划的一场对变法风险的评估论证的高层会议。
显然，保守派充分估计到了寻常君主对身败名裂的畏惧，将“天下议君”当做变法的最大不利后果提了出来，并郑重警告：“愿（秦孝公）熟察之”，要达到阻止变法的目的。
商鞅则坚定地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不怕天下的批评、攻击与议论；二是变法成功的事实可以改变舆论。“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也！”——这是不怕。“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这是舆论可变。最后的结果是，秦孝公拍案决断：“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之不疑矣！”——浅薄轻狂者高兴的事，有见识的人就要担忧了；拘泥于世俗偏见议论的事，我再也不因为它们疑虑了。
这次大论战取得了显然的成功。之后，商鞅任左庶长，立即开始推行变法。
4 商鞅第一次深度变法
秦国变法，是从秦孝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59年正式开始的。
商鞅入秦之时，距离变法开始还有至少两年时间。作为一场君权制时代的变法，连同秦孝公自己即位初期的新政，酝酿了三年时间，应该是相对充分的准备了。商鞅受命担任左庶长，其所以能立即颁布第一批法令，其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是在这两年之内完成的。
作为一场空前深彻的变法，秦国变法的整个过程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就在第一批法令全部完成而即将颁布之前，商鞅作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行动——徙木立信，取信于民。
徙木立信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大政在野不在朝”这样一个道理。
一场改变国民整体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如果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无异于空中楼阁。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秦国变法的全面性与彻底性，曾经在这个封闭的西部国家激起了普遍的不满，甚或某种形式的反抗。可是，秦国社会很快理解了变法，并最终心悦诚服地实现了举国再生。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商鞅变法在一开始立定的方针——“法以爱民”，变法以取信于民为本。假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官府抱有深刻的疑虑，任何社会变革都将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1）商鞅第一次变法，颁布第一批法令
第一部法令：奖励军功法。
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奖励军功的法令。秦国奖励军功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全面性与系统性。所谓全面性，第一，取缔了传统的爵位世袭制，确立了军功是获得国家爵位惟一来源的制度；第二，彻底打破了此前只有贵族与国人子弟才能获得军功爵位的传统，将军功爵位扩大为面对全体秦国人口的普遍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实际意义是：举凡入军子弟，无论其出身贵贱如何，皆以军功大小赏赐爵位；举凡贵族子弟，不能世袭爵位，同样得以军功立身；即或是国君宗亲子弟，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公族簿籍，不能享受宗族待遇。从总体上说，就是一个目标：“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系统性，是确定军功与赏赐方式的系统性。
首先，是实行二十等爵位制。
这二十等爵位，由低到高分别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十级）、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列侯。
其次，规定授爵之法。以军士斩敌首级的多少为依据赏爵。开始阶段，这一规定是斩首一颗，赏爵一级。后来，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标准肯定有修改。
再次，规定了军官与士兵不同的记录军功的标准。实际上，“斩首论功”是东方战国很早就已经出现的制度，此所谓“首功”，并非商鞅独创。商鞅军功制的独特，在于将军官与士兵的记功标准区别开来，以防止各级将官仅仅关注自己杀敌，而忽视了战场指挥。军官的记功，以所辖军士的斩首总数目多少为标准。开始阶段，大体是每30个敌首等同于士兵斩首一级。
第四，举凡获得爵位的军士与将官，由官府依据事先确定的待遇公开赏赐，包括土地、住宅、仆役、减税，以及可以担任的实际官职等。
第二部法令：奖励农耕法。
这里的“农耕”，是广义的农业生产领域，而不仅仅是耕耘活动。奖励农耕的核心制度，是与军功同等的“农爵制”。也就是说，只要农民勤耕，向国家多缴纳粮食到一定数量，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与此相应，垦荒、渔猎、畜牧、纺织、植树、养蚕等，只要到达一定数量，均可获得国家赏赐的爵位。《商君书》中，曾经一连列举了20条奖励垦荒的措施。
第三部法令：关于实行重刑制度的法令。
商鞅变法发生于秦国严重的战时危机的背景之下，其变法具有严厉的战时军事管制的性质。这一战时体制的典型之处，在于重刑主义。商鞅恢复了远古殷商汤刑中的某些严酷法令，譬如被后世反复指斥为残酷典型的“弃灰于道者，刑”，就是汤刑中的刑罚。另外如“盗牛马者死罪”，都是重刑。在商鞅的法治理论中，这叫做“以刑去刑”。
《商君书》中，对重刑思想作出了透彻分析：“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刑无等级，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这就是说，只有重刑重罚，人们才会不去触犯法律。后世西汉的变法大臣桑弘羊评论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
历史主义地说，重刑主义并非商鞅独创。不说远古殷商汤刑的重刑主义，便是春秋晋文公、战国齐威王，都曾经以重刑主义推行变革。时至今日当代社会，法律思想中的重刑主义仍然是一个流派。故此，作为历史遗产，我们不能笼统地批判重刑主义，而要给予具体地分析，具体地扬弃。
第四部法令：追究犯罪连带责任的连坐法。
所谓连坐，是商鞅首创的追究犯罪连带责任的制度。具体说，就是编民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以伍、什为基本单元，实行同罪连坐制度，促使连坐人口相互举发犯罪。告发奸人，与斩首同等记功。旅客住店，要有官府发放的身份凭证，否则店主同罪。连坐制，在后世流传久远，成为中国古典战时社会的一大特殊制度，其曾经的优点，其固有的弊端，都得我们仔细甄别。
第五部法令：整饬吏治与禁绝政治谣言的法令。
整饬吏治的重点，是“禁绝游宦之民”。所谓“游宦之民”，就是专一为人游说求官的各色人等。变法严厉禁绝“私门请托”，大大肃清了官场恶风，为以功劳立身的政治制度开辟了正道通途。后来的荀子入秦，对秦国官风的清廉勤政作出了高度赞扬。所以如此，根基正在这场变法中。
禁绝政治谣言，主要的针对目标，是复古言论与扰乱变法的政治评判。为此，变法第一批法令，便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商鞅变法焚烧《诗》《书》的政策，不是禁绝其他文化典籍，而只是禁止复古思想的传播，禁止政治谣言的传播。
第六部法令：禁止私斗法。
秦人族群久居戎狄区域，自身人口中也融进了大量的戎狄人口。因此，秦人风习较东方列国要野蛮落后许多，私斗复仇之风尤为普遍浓烈。秦国若不能彻底禁止私斗，便会永远陷于动荡不安的泥沼之中。所以，第一批法令中的禁止私斗法，自然成为变法推行的第一个实际重心，也就是变法必须挑战的第一个旧浪头。
历史展现的事实是：自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私斗风习得到了彻底遏制，秦国民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改观，“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体系。以至于进展到战国中期，“秦人闻战则喜”，将奔赴战场看做是第一光荣。这一国民精神的确立，是商鞅变法所以成为一场文明跨越的真正意义所在。
（2）商鞅第一次深度变法的历史成效
秦国第一次变法的成效，验证了商鞅开始的预见——舆论是可以改变的。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更为具体一些：“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件寻常政治家无论如何都不可想像的事件——“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原先反对变法的人，现在来赞扬变法了。“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商鞅不受颂歌，一律将歌颂者治罪。其后，“民莫敢议令”。从此后，再没有人敢于议论政府法令了。
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这样的断然拒绝歌颂，而且将歌颂者治罪的实例，商鞅大约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无论你说他冷血也罢，你说他非人也罢，你说他冷漠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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