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35
，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决定一件事该不该作为的根本标准；若以所预测的最终结局的吉凶行事，则会将天意变成私欲，是对正义与良善的亵渎。所谓“天人交相胜”，其深刻方面正在这里。
（1）田氏崛起的早期奥秘
历史留下了早期田氏的几则故事，大体可以看到田氏崛起的奥秘。
其一，齐景公时期，田氏经过百年上下的经营，已经发展为拥有大规模田产的望族，其族领也进入了齐国的大臣序列。这时的田氏首领田乞，已经是齐国大夫了。他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收粮食税，收回农民借粮，都用小斗进；借给农民粮食或赈灾，都用大斗出；将山林木材运到市场出售，价格与在山林等同；将海鱼、海盐以及其他海产品运到市场出售，价格与海边相同；百姓遇天灾、疾病等苦难，田氏立即赐粮赐物救济。而当时的齐国公室，当时齐国的其他世族封地，却是重税盘剥政策。两相对比，齐国民众纷纷依附田氏。《左传·昭公三年》的记载是：“民众对田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记载是：“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
其二，田氏惠民政策，一直持续到取代姜氏政权之前。尤其是田乞的继承者田成子，不但坚持，而且扩展了惠民政策。
田氏的经济惠民政策，引起了齐国老世族阶层的警觉。第一个向齐国公室发出警告的，是春秋名臣晏子。但在齐景公看来，这只是经济事务，没有理睬。后来，晏子出使晋国，对以反对郑国子产新政而享有盛名的贵族大臣叔向，全面通报了田氏作为，末了发了一句很大的感慨：“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叔向虽然是坚定的守旧派，但对当时的大形势也是痛心而无奈的。他告诉晏子：如今的晋国，也进入末世了，“民闻公命，如避寇仇；公族已尽，政在家门。”
显然，晏子与叔向，都是大国霸业末世的邦交名臣，但在对天下大势的评判与应对上，却都是老贵族的保守主义立场。这种主张维护旧制度的保守主义，在当时不仅体现为一种相当深厚的思潮，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以老贵族阶层为轴心的一种社会实际力量。新兴社会力量同旧根基的较量，就是通过与他们之间的政治战役体现的。齐国田氏的崛起，当然也是这样。
（2）田氏崛起的七次政治战役的进程与标志
其一，以田乞任大夫为标志，田氏进入了姜氏齐国的新贵族序列。
其二，公元前532年，也就是齐景公十六年，田乞之父田桓子联合鲍氏，以私兵攻灭齐国老世族高氏、栾氏，共同分割了两家的财产与封地，势力进一步壮大。
其三，公元前489年，田乞在齐景公死后发动政变，打败拥戴原定太子的国氏、高氏两大集团，从鲁国接回另一个公子阳生，立为国君，是为齐悼公。接着，田乞又诛杀了原先的太子荼，事实上掌握了齐国政权。
其四，公元前485年，鲍氏弑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乞的儿子田常即田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成子与监止不和，但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以大斗出贷小斗收的办法笼络人心。当时齐国民众有歌谣：“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意思是说，连采芑的老妪，都在说要归附田成子了！
其五，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齐简公四年，田成子发动政变。攻杀齐简公势力，简公出逃，被田氏捉住杀死，田氏拥立简公之弟为新君，即齐平公，田成子出任丞相。
其六，公元前476年，也就是齐平公五年，田成子发动对齐国旧世族的清算，全部诛杀鲍氏、晏氏、监止氏，以及齐国姜氏公族中的强悍者。同时，大大扩展田氏封地，使田氏拥有的土地与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国君的直领封地。田氏成为齐国实际上的主宰力量。
其七，公元前386年，周王室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列为诸侯，即田太公。至公元前379年，“故齐康公卒，绝无后，奉邑皆入田氏”，自此，大邦齐国完成了大国蜕变的历史过程，走上了新的战国时代。
3.晋国蜕变：韩赵魏三家崛起
春秋新势力崛起而导致大国蜕变的另一个典型是晋国。
晋国的特殊，在于它是一个老世族林立的王族诸侯大国。狐氏、郤氏、先氏、荀氏（也就是中行氏）、范氏（也就是士氏）、栾氏、知氏、叔氏、颠氏、桓氏、庄氏、司空氏等，都是晋国很有根基的老贵族。晋国新势力的崛起，有直接诞生于当时军功的新阶层，也有从这些老世族中衍生的新阶层。新兴势力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从当时的社会危机与国家动荡中崭露头角的。
晋国的新锐势力，主要诞生于晋献公时期。晋献公时期，正是齐桓公大国霸业崛起的时期。由于管仲变革的影响力，当时的晋献公任用老世族士蒍为大司空，也在晋国推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主要有：其一，制定颁布了一些新的法令；其二，修筑了一座新都城——绛；其三，实行军事改革，将晋国军队扩编为两军。晋国这次新法令的具体内容，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依据变革大臣主持修筑都城的工程职能推测，晋国这次制定的新法令，应当是与征发劳役、征发兵员相关的局部政策，还远远不是管仲那样的全面变革。虽然如此，晋献公时期的晋国开始了新的发展，那个时期也成为晋国政治力量变化的开端时期。
（1）赵魏两大族群的军功崛起
公元前661年，也就是晋献公十六年，刚刚完成扩展的晋军以将军赵夙、毕万为统帅，吞灭了相邻的霍、魏、耿三个小国。晋献公封两人为大夫，将耿国之地分封给赵夙，将魏国之地分封给毕万。这个赵夙族群，就是西周初期流散于北部的古秦人族群的一支，其早期首领是造父。传至春秋时期的赵夙，已经是造父的第12代传人了。
毕万族群，则是周武王时代毕公高的后裔。武王灭商后，毕公高封于毕地，开始有了毕氏族群。毕万拥有魏地后的第11年，毕氏族群在魏地不断壮大，遂以封地为姓，改姓魏氏。从此，晋国有了一个新的族群。需要强调的是，赵氏与魏氏的远祖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光环，在晋国对外战争中建立功业的赵氏与毕氏，在当时都是已经成为庶人的平民阶层了。他们的崛起，是新兴势力依靠自身努力奋争的崛起，而不是老贵族的功业继承。
（2）韩氏族群的道义崛起
论族群根源，韩氏原本是晋国公室族群的分支，为姬姓。其可考的祖先，是封于曲沃之地的桓氏。以当时的宗法制度，桓氏是正宗的王族分支。大约在春秋早期，曲沃的桓氏头领桓叔的一个叫做“万”的儿子，因功被晋国分封于韩原，也就是今日陕西省韩城地带。依据族群不断分封繁衍的传统，这个桓万便以封地为姓，自立了，时称韩万，其族人也一律改姓为韩氏。韩万当时的称号是韩武子，可见其爵位很低，在晋国老世族中只是一个封地很小的新族群而已。韩氏的发展壮大，开始于韩武子第五代的韩厥，也就是春秋中期的晋景公时期。
确切地说，韩氏崛起于晋国一场重大的政治事变。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一个封地不多、爵位又低的寻常大臣。与当时已经壮大起来的新兴赵氏、魏氏的权力与封地相比，韩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这一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嫁祸执兵重臣赵盾，进而以诡异手段诛杀了赵盾，并搜寻赵氏后裔。力图彻底剪灭赵氏一族。在这一重大的政治事变中，韩厥明确地站在赵氏一方，先力主赵盾无罪，后来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嫡系后裔。再后来，进而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而恢复生机。自此，韩厥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
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虽然，这则故事因为细节的戏剧性而成为一个经典传奇，也成为当代主流史学否定这一事实的依据之一；但是，只要滤去戏剧性细节，只要关注事件的主干脉络，这样的政治事变在那个时代是具有真实性的。以司马迁的史笔原则，不会将一个子虚乌有的荒诞事件搬进史书。我们可以摒弃细节记述的误差，但不能否定这个重大事件的基本真实性。
这个事变，在改变晋国政治势力结构的过程中，具有枢纽的意义。其结局是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魏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当时晋国六大实力族群之一。当时，晋国六大实力族群是：知氏、范氏、中行氏、赵氏、魏氏、韩氏。从性质上说，这六家都是叛逆于旧权力体制的社会自治势力，都是当时社会的新兴势力。
历史的法则是：新兴势力的聚合，必然在两方面的作战中完成并且定型。一方面，是新兴势力对旧贵族势力与旧有体制的全面较量；另一方面，是新兴势力之间在改革竞争、利益分配方面的全面较量。这两方面的较量，最终都是通过政治决战的方式完成的，都是要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的。
（3）晋国公室权力的衰落
春秋中期，晋国公室日渐衰落。尤其晋献公时期，公族权力遭到严重损害。
公是诸侯的爵位等级。所谓公族，就是以诸侯国君的嫡系族群为轴心，同时包括所有同姓分支的人口势力。在分封制时代，君权的直接根基有两方面：其一，国君直领的土地最肥沃，数量之大也超过任何臣下。其二，国君族群的人口数量与权力影响，远远超过任何臣下势力。若丧失了这两方面根基，公族的衰落与沉沦是必然的。
晋献公曾经在讨伐骊戎获胜后，将俘获的骊姬姊妹立为妻妾。后来，骊姬姊妹各自生下了一个公子，从而引发了晋国诸公子争夺国君继承权的较量，史称“骊姬乱晋”。骊姬势力屡次陷害原太子与两位公子，导致原太子自杀，两位成年公子逃出晋国。由此，晋献公痛恨以公子群为轴心的公族势力，在太庙立誓并通告诸侯：不容许外邦收留晋国逃亡公子，也不再以公子为执掌公族事务的大臣。
自此，以国君嫡系公子群为轴心的公族势力，在晋国失去了传统的权力伸展方式——以国君为雄厚的支撑根基，不受臣下势力与外邦势力的制约。自晋献公晚期起，公子群体的存在方式，只能转化为依靠臣下的依附、依靠诸侯的援助而决定自己的命运。后来，到赵氏当权的晋成公时期，更出现了赐大臣嫡子以公族身份，由赵氏集团成员担任主管公族事务的“公族大夫”的媚下现象。至此，公室与公族势力在晋国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根基。
晋文公之后的晋国公室，很快便陷入了两方面一起丧失优势的境地。新兴势力的土地越来越多，族群人口与依附人口也越来越多，社会根基也越来越雄厚了。
（4）新兴战役：晋国新兴集团之间的较量与整合
第一战役，六卿联手扩张。公元前514年，晋顷公十二年，执政的六大集团——范、中行、知、魏、赵、韩六卿联手，以“行法”为依据，吞灭了两大公族势力——祁氏、羊舌氏。此所谓“六卿以法诛公族”的晋国末期大事变。之后，主政的魏氏领袖魏献子，将两大公族的封地划分成十个县，分别由六大集团派出县令治理；其实际内涵，就是六大集团瓜分了两大公族的地盘，并在其封地上实现了当时初现端倪的新型治理方式——县治。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以法诛公族”，不是变法，而是破除了以国君认定之罪为诛灭依据的传统。相反，是大臣集团以“公族违法”为依据而发动的“下克上”的诛灭。其意义在于，新兴集团第一次打出了法的旗号，而不是国君人治的旗号。事实上，这是此后变法运动的实质性前潮。
第二战役，公元前513年，晋国六大集团达成盟约：以“铸刑鼎”的方式，颁布了范宣子制定的刑书，向社会公布了历来不公开的法律文本。与此同时，六大集团也纷纷在自己的封地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一改传统的“百步为亩”的小亩制，推行160步到240步为一亩的大亩制。在以亩为计算单元的税制中，大亩制有利于农民利益。
故此，当时的兵家名士孙武评价说，晋国的政权将归于亩制最大的赵氏，而亩制最小的范氏、中行氏将最早灭亡。历史地看，这个事件是六大集团对旧制度的一次宣战，是其后大国变法运动的一个最为重大的信号。
第三战役，公元前497年，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得到郑国支持，不满赵鞅主政，派兵攻打赵氏。赵鞅兵败，逃奔晋阳，赵氏势力一时衰减。
第四战役，公元前493年到前490年，赵氏集团与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展开决战，最终攻灭了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其土地人口，由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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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决定一件事该不该作为的根本标准；若以所预测的最终结局的吉凶行事，则会将天意变成私欲，是对正义与良善的亵渎。所谓“天人交相胜”，其深刻方面正在这里。
（1）田氏崛起的早期奥秘
历史留下了早期田氏的几则故事，大体可以看到田氏崛起的奥秘。
其一，齐景公时期，田氏经过百年上下的经营，已经发展为拥有大规模田产的望族，其族领也进入了齐国的大臣序列。这时的田氏首领田乞，已经是齐国大夫了。他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收粮食税，收回农民借粮，都用小斗进；借给农民粮食或赈灾，都用大斗出；将山林木材运到市场出售，价格与在山林等同；将海鱼、海盐以及其他海产品运到市场出售，价格与海边相同；百姓遇天灾、疾病等苦难，田氏立即赐粮赐物救济。而当时的齐国公室，当时齐国的其他世族封地，却是重税盘剥政策。两相对比，齐国民众纷纷依附田氏。《左传·昭公三年》的记载是：“民众对田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记载是：“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
其二，田氏惠民政策，一直持续到取代姜氏政权之前。尤其是田乞的继承者田成子，不但坚持，而且扩展了惠民政策。
田氏的经济惠民政策，引起了齐国老世族阶层的警觉。第一个向齐国公室发出警告的，是春秋名臣晏子。但在齐景公看来，这只是经济事务，没有理睬。后来，晏子出使晋国，对以反对郑国子产新政而享有盛名的贵族大臣叔向，全面通报了田氏作为，末了发了一句很大的感慨：“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叔向虽然是坚定的守旧派，但对当时的大形势也是痛心而无奈的。他告诉晏子：如今的晋国，也进入末世了，“民闻公命，如避寇仇；公族已尽，政在家门。”
显然，晏子与叔向，都是大国霸业末世的邦交名臣，但在对天下大势的评判与应对上，却都是老贵族的保守主义立场。这种主张维护旧制度的保守主义，在当时不仅体现为一种相当深厚的思潮，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以老贵族阶层为轴心的一种社会实际力量。新兴社会力量同旧根基的较量，就是通过与他们之间的政治战役体现的。齐国田氏的崛起，当然也是这样。
（2）田氏崛起的七次政治战役的进程与标志
其一，以田乞任大夫为标志，田氏进入了姜氏齐国的新贵族序列。
其二，公元前532年，也就是齐景公十六年，田乞之父田桓子联合鲍氏，以私兵攻灭齐国老世族高氏、栾氏，共同分割了两家的财产与封地，势力进一步壮大。
其三，公元前489年，田乞在齐景公死后发动政变，打败拥戴原定太子的国氏、高氏两大集团，从鲁国接回另一个公子阳生，立为国君，是为齐悼公。接着，田乞又诛杀了原先的太子荼，事实上掌握了齐国政权。
其四，公元前485年，鲍氏弑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乞的儿子田常即田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成子与监止不和，但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以大斗出贷小斗收的办法笼络人心。当时齐国民众有歌谣：“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意思是说，连采芑的老妪，都在说要归附田成子了！
其五，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齐简公四年，田成子发动政变。攻杀齐简公势力，简公出逃，被田氏捉住杀死，田氏拥立简公之弟为新君，即齐平公，田成子出任丞相。
其六，公元前476年，也就是齐平公五年，田成子发动对齐国旧世族的清算，全部诛杀鲍氏、晏氏、监止氏，以及齐国姜氏公族中的强悍者。同时，大大扩展田氏封地，使田氏拥有的土地与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国君的直领封地。田氏成为齐国实际上的主宰力量。
其七，公元前386年，周王室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列为诸侯，即田太公。至公元前379年，“故齐康公卒，绝无后，奉邑皆入田氏”，自此，大邦齐国完成了大国蜕变的历史过程，走上了新的战国时代。
3.晋国蜕变：韩赵魏三家崛起
春秋新势力崛起而导致大国蜕变的另一个典型是晋国。
晋国的特殊，在于它是一个老世族林立的王族诸侯大国。狐氏、郤氏、先氏、荀氏（也就是中行氏）、范氏（也就是士氏）、栾氏、知氏、叔氏、颠氏、桓氏、庄氏、司空氏等，都是晋国很有根基的老贵族。晋国新势力的崛起，有直接诞生于当时军功的新阶层，也有从这些老世族中衍生的新阶层。新兴势力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从当时的社会危机与国家动荡中崭露头角的。
晋国的新锐势力，主要诞生于晋献公时期。晋献公时期，正是齐桓公大国霸业崛起的时期。由于管仲变革的影响力，当时的晋献公任用老世族士蒍为大司空，也在晋国推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主要有：其一，制定颁布了一些新的法令；其二，修筑了一座新都城——绛；其三，实行军事改革，将晋国军队扩编为两军。晋国这次新法令的具体内容，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依据变革大臣主持修筑都城的工程职能推测，晋国这次制定的新法令，应当是与征发劳役、征发兵员相关的局部政策，还远远不是管仲那样的全面变革。虽然如此，晋献公时期的晋国开始了新的发展，那个时期也成为晋国政治力量变化的开端时期。
（1）赵魏两大族群的军功崛起
公元前661年，也就是晋献公十六年，刚刚完成扩展的晋军以将军赵夙、毕万为统帅，吞灭了相邻的霍、魏、耿三个小国。晋献公封两人为大夫，将耿国之地分封给赵夙，将魏国之地分封给毕万。这个赵夙族群，就是西周初期流散于北部的古秦人族群的一支，其早期首领是造父。传至春秋时期的赵夙，已经是造父的第12代传人了。
毕万族群，则是周武王时代毕公高的后裔。武王灭商后，毕公高封于毕地，开始有了毕氏族群。毕万拥有魏地后的第11年，毕氏族群在魏地不断壮大，遂以封地为姓，改姓魏氏。从此，晋国有了一个新的族群。需要强调的是，赵氏与魏氏的远祖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光环，在晋国对外战争中建立功业的赵氏与毕氏，在当时都是已经成为庶人的平民阶层了。他们的崛起，是新兴势力依靠自身努力奋争的崛起，而不是老贵族的功业继承。
（2）韩氏族群的道义崛起
论族群根源，韩氏原本是晋国公室族群的分支，为姬姓。其可考的祖先，是封于曲沃之地的桓氏。以当时的宗法制度，桓氏是正宗的王族分支。大约在春秋早期，曲沃的桓氏头领桓叔的一个叫做“万”的儿子，因功被晋国分封于韩原，也就是今日陕西省韩城地带。依据族群不断分封繁衍的传统，这个桓万便以封地为姓，自立了，时称韩万，其族人也一律改姓为韩氏。韩万当时的称号是韩武子，可见其爵位很低，在晋国老世族中只是一个封地很小的新族群而已。韩氏的发展壮大，开始于韩武子第五代的韩厥，也就是春秋中期的晋景公时期。
确切地说，韩氏崛起于晋国一场重大的政治事变。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一个封地不多、爵位又低的寻常大臣。与当时已经壮大起来的新兴赵氏、魏氏的权力与封地相比，韩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这一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嫁祸执兵重臣赵盾，进而以诡异手段诛杀了赵盾，并搜寻赵氏后裔。力图彻底剪灭赵氏一族。在这一重大的政治事变中，韩厥明确地站在赵氏一方，先力主赵盾无罪，后来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嫡系后裔。再后来，进而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而恢复生机。自此，韩厥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
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虽然，这则故事因为细节的戏剧性而成为一个经典传奇，也成为当代主流史学否定这一事实的依据之一；但是，只要滤去戏剧性细节，只要关注事件的主干脉络，这样的政治事变在那个时代是具有真实性的。以司马迁的史笔原则，不会将一个子虚乌有的荒诞事件搬进史书。我们可以摒弃细节记述的误差，但不能否定这个重大事件的基本真实性。
这个事变，在改变晋国政治势力结构的过程中，具有枢纽的意义。其结局是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魏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当时晋国六大实力族群之一。当时，晋国六大实力族群是：知氏、范氏、中行氏、赵氏、魏氏、韩氏。从性质上说，这六家都是叛逆于旧权力体制的社会自治势力，都是当时社会的新兴势力。
历史的法则是：新兴势力的聚合，必然在两方面的作战中完成并且定型。一方面，是新兴势力对旧贵族势力与旧有体制的全面较量；另一方面，是新兴势力之间在改革竞争、利益分配方面的全面较量。这两方面的较量，最终都是通过政治决战的方式完成的，都是要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的。
（3）晋国公室权力的衰落
春秋中期，晋国公室日渐衰落。尤其晋献公时期，公族权力遭到严重损害。
公是诸侯的爵位等级。所谓公族，就是以诸侯国君的嫡系族群为轴心，同时包括所有同姓分支的人口势力。在分封制时代，君权的直接根基有两方面：其一，国君直领的土地最肥沃，数量之大也超过任何臣下。其二，国君族群的人口数量与权力影响，远远超过任何臣下势力。若丧失了这两方面根基，公族的衰落与沉沦是必然的。
晋献公曾经在讨伐骊戎获胜后，将俘获的骊姬姊妹立为妻妾。后来，骊姬姊妹各自生下了一个公子，从而引发了晋国诸公子争夺国君继承权的较量，史称“骊姬乱晋”。骊姬势力屡次陷害原太子与两位公子，导致原太子自杀，两位成年公子逃出晋国。由此，晋献公痛恨以公子群为轴心的公族势力，在太庙立誓并通告诸侯：不容许外邦收留晋国逃亡公子，也不再以公子为执掌公族事务的大臣。
自此，以国君嫡系公子群为轴心的公族势力，在晋国失去了传统的权力伸展方式——以国君为雄厚的支撑根基，不受臣下势力与外邦势力的制约。自晋献公晚期起，公子群体的存在方式，只能转化为依靠臣下的依附、依靠诸侯的援助而决定自己的命运。后来，到赵氏当权的晋成公时期，更出现了赐大臣嫡子以公族身份，由赵氏集团成员担任主管公族事务的“公族大夫”的媚下现象。至此，公室与公族势力在晋国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根基。
晋文公之后的晋国公室，很快便陷入了两方面一起丧失优势的境地。新兴势力的土地越来越多，族群人口与依附人口也越来越多，社会根基也越来越雄厚了。
（4）新兴战役：晋国新兴集团之间的较量与整合
第一战役，六卿联手扩张。公元前514年，晋顷公十二年，执政的六大集团——范、中行、知、魏、赵、韩六卿联手，以“行法”为依据，吞灭了两大公族势力——祁氏、羊舌氏。此所谓“六卿以法诛公族”的晋国末期大事变。之后，主政的魏氏领袖魏献子，将两大公族的封地划分成十个县，分别由六大集团派出县令治理；其实际内涵，就是六大集团瓜分了两大公族的地盘，并在其封地上实现了当时初现端倪的新型治理方式——县治。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以法诛公族”，不是变法，而是破除了以国君认定之罪为诛灭依据的传统。相反，是大臣集团以“公族违法”为依据而发动的“下克上”的诛灭。其意义在于，新兴集团第一次打出了法的旗号，而不是国君人治的旗号。事实上，这是此后变法运动的实质性前潮。
第二战役，公元前513年，晋国六大集团达成盟约：以“铸刑鼎”的方式，颁布了范宣子制定的刑书，向社会公布了历来不公开的法律文本。与此同时，六大集团也纷纷在自己的封地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一改传统的“百步为亩”的小亩制，推行160步到240步为一亩的大亩制。在以亩为计算单元的税制中，大亩制有利于农民利益。
故此，当时的兵家名士孙武评价说，晋国的政权将归于亩制最大的赵氏，而亩制最小的范氏、中行氏将最早灭亡。历史地看，这个事件是六大集团对旧制度的一次宣战，是其后大国变法运动的一个最为重大的信号。
第三战役，公元前497年，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得到郑国支持，不满赵鞅主政，派兵攻打赵氏。赵鞅兵败，逃奔晋阳，赵氏势力一时衰减。
第四战役，公元前493年到前490年，赵氏集团与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展开决战，最终攻灭了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其土地人口，由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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