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7
是一个诱因而已。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谋叛乱,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着深刻的内部利益原因。从社会历史原因说,殷商文明与周文明有着很大差别,殷商王族遗民即或不满纣王政权,也一定向往着回归与重建自由奔放的殷商社会生活。此时若有诱因,殷商遗民的起兵叛乱是毋庸置疑的。从内部利益原因说,周人的文明形态还没有制度化,权力传承也不甚严格。周文王就没有立长子伯邑考的儿子为太子,而直接立了伯邑考的弟弟姬发,也就是周武王。武王死后,按照当时不甚严格的权力传承,其兄弟或儿子继任,都是正常的。而三监诸侯,又恰恰都是周武王的弟弟,都有继位的可能。其中的管叔,排行还在周公旦之前。
如此格局,如此没有定制的传承,必然引起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周政权能否延续,周文明能否真正创建,此时还都是一个未知数。
6.周公的大规模东征战争
东方四国叛乱后,极富政治经验的战略家周公,立即作出了两大方面的部署。
首先,是毫不犹豫地立即起兵,不使祸乱之势继续蔓延。
周公集结大军,并发表了一篇普遍文告,这就是录在《尚书》中的《大诰》一文。这篇文告极具政治策略,将叛乱的根源归结为殷人“鄙我周邦”,不服天命;对周人的内部权力争夺因素,则基本略过,只指出了周人的普遍危险:“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我国有疵,民不康。”最后,周公凛然宣示决意东征,说只要有十个人誓死追随我,就能战胜叛乱,完成文王武王所要达成的伟大功业!这一具有决战决胜气势的文告,对激励周人的斗志,安定后方大局,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次,周公旦与大军事家吕尚所在的齐国,以及自己儿子做国君的鲁国秘密联络,使吕尚的齐军,伯禽的鲁军同时进兵,与周军主力三面压迫叛乱势力。
周公亲自统率王师主力向东开进,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征平乱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延续了三年。
周室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力叛乱,在进入战争阶段后,其性质已经远远超越了叛乱发生阶段的权力争夺与复辟商政,而演变成了一场文明差异下的全方位冲突。当时的中国大地,各个地域族群的文明形态,还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腹心地带的炎黄族群、五帝族群、夏人族群、商人族群、周人族群、秦人族群的文明形态,相对接近于同一。而辽阔的东部、西部、北部、南部地带,尚有高山大川草原湖海之间的众多族群,以各自独立的生存方式在发展着。这些族群的文明,当时还处在相对原始的游牧渔猎状态,常常以冲击、劫掠腹心地域的高文明族群为重要的生存补充方式。
正是文明差异的深刻背景,殷商末期虽然在平定东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并对东方众多小诸侯方国形成了中央宗主国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不会因为周灭商而自动转移到周王国来。现实状况恰恰相反,东夷族群在殷商灭亡后,立即重新变成了独立的部族方国群。此时,监管诸侯与殷商遗民合谋叛乱,众多的东夷族方国立即群起呼应,几乎是必然的。从本质上说,即或没有这样一场大叛乱,新兴的周王国也同样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如何重新使东夷族群归附?周公毅然东征,实际上是将巩固政权、融合文明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合并到一起来完成。从社会成本的意义上说,这是极有历史价值的战略抉择。
而对于刚刚建立天下政权的周王国,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历史考验。
东征之战的具体进展,已经被遥远的时空简化得无法复原了。
我们所能知道的大线条是:周公亲自率领的王师主力军,从西向东正面进击;吕尚率领的齐军偏师,从东部海滨向南进击;伯禽率领的鲁军偏师,从北部向东南进击。三年之后,三路大军彻底击败了叛乱主力军,消灭了五十余个呼应叛乱的东夷诸侯国。战胜之后,周公毫不手软,立即刑杀了管叔与殷商首领武庚;对附从叛乱的蔡叔,则将其流放到荒僻地带去了。
但是,大局能在什么样的水准上稳定下来,还有待于周公的战略选择。
周公廓清云雾的第一步,是迅速安定殷商王族遗民。
来不及在班师后从容处置,周公在战胜之后,立即着手实施这一最为紧迫的战略要务。最重大的政策是,周公就地选定了殷商王族遗留下来的一个政治人才——微子启,作殷商王族遗民的统领,封其于宋地作为诸侯国,延续殷商王族的社稷祭祀与血统传承,给殷商遗民保留了一处精神归宿之地。
微子启,是殷商末期君主帝乙的长子,是亡国君主殷纣王的同母庶兄,是很见政治才具的一个出色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微子启曾经以两次重大的政治作为闻名天下,对周人稳定大局有利。其一,微子启因不满商末暴政,曾屡次谏阻纣王无效,愤怒绝望地逃出了朝歌。其二,武王伐纣时,微子启曾经带着全副祭器与贡品,袒着上身,自缚跪行到周军营地,对武王表示了自己与殷商暴政的深彻决裂之心,并坚定支持武王伐纣的立场。如此一个既具殷商王族嫡系血统,又对周人政权保持鲜明道义支持的人物,自然是统领残余殷商王族人口的最佳人选。
虽然如此,周公还是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周公所封的宋国,只是殷商王族的战后遗留人口,而不包括昔日殷商王畿的广大庶民族群。历史地看,这一战略考量的基本点在三方面:一则,削弱殷商王族诸侯国的人口实力,防备其重新成为叛乱根源。二则,殷商遗民的庶民人口尚余七大族群,人口众多,规模庞大,如何安置,以何人为统领,都是需要通盘考虑而不能急切决定的大事,只能稍缓。三则,殷商王族人口是叛乱势力的要害根基,尽快安置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从战略层面看,这是向所有追随叛乱的战败族群发出的鲜明信号——周人对殷商王族尚能给予出路,对其余附从势力更不会赶尽杀绝。
恩威并举,攻心在先,是周人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为了彰明政策,周公针对微子启受封诸侯国的事件,专门发布了一篇文告——《微子之命》。这篇文告的原文,在西汉之后已经湮没了。但是,其本质意涵一定是清楚地告诫殷商王族遗民:微子宋国的命运就是存续殷商血统,祭祀殷商社稷。若继续对抗周王室,一定亡于非命!
历史的实践证明,周公以最快速度分封殷商王族人口,是符合当时实际的非常高明的政治战略,对迅速安定天下大局起到了直接作用。
周公廓清云雾的另一方面,是耐心诱导镐京君臣明白当时的艰危处境。
远在镐京的周成王君臣,不解周公何以不立即班师,便借着唐叔献来的一束号为嘉禾的长大谷穗为由头,以周成王名义作了《馈禾》一文,派唐叔为王使,赶赴东方馈赠给周公。周公接受了赠物,明白了镐京君臣的心理,便先回复了《归禾》一文,表示不久就要班师的心愿。
紧接着,周公又作了《嘉禾》一文,向镐京上层详尽报告了平定东方的战胜经过,以及安定殷商王族的举措。此后,周公仍然忧心忡忡,意犹未尽,又特意作了《鸱鸮》一诗,叙说了战后大势之艰难,要镐京君臣戒慎戒惧,保持清醒。这首保留在《诗经·豳风》中的诗,对形势的暗喻是非常严峻的。听听这样的诗句吧:“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我的羽毛稀少了,我的尾巴枯焦了,我的房子危险了,风吹雨打将倒了,急得我只能大声叫!
作为战胜统帅,竟有如此焦灼的心音,可知当时大势之艰难。
7.周公创建联邦制王权国家
安定天下,周公的第一个战略举措,是以神圣的礼仪确立诸侯分封制。
大约在平叛大军班师后不久,周公立即举行了大规模分封诸侯的隆重典礼。如果说,战后就地分封殷商王族为诸侯国,是为了迅速对战败族群作出示范效应,那么,班师后举行大规模分封,则是为了尽快安定整个大局。以隆重的大典礼仪分封诸侯,后来成为周代礼制最为盛大肃穆的核心礼仪。因为,分封大典的实质,是周王代表上天对诸侯完成君权神授的神圣过程,是对权力运行起点的确定,具有最为重大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
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莫如兄弟,故封建之……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吕氏春秋·观世》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儒效》记载:“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三人。”
这些记载表明,这次大规模的分封诸侯,包括了两个层面:
一是大量分封新诸侯,二是对周武王分封的少数老诸侯重新确认,并增加了封地与人口。无论是分封的权威性,还是数量的庞大性,礼仪的神圣性,都可以明确看出:周公分封诸侯,对周政权具有在国家文明发展中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巨大意义,是周人真正体系化地确立诸侯联邦制国体的历史开端。
这次大分封究竟封了多少诸侯国?他们的爵位等级如何划分?各个诸侯国土地人口的具体数量是多少?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已经没有确定答案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历史记忆中残存的纷纭之说。但是,依据种种史料考量,我们仍然可以大体判定其概貌:周公大规模分封的诸侯国,总数有一千多个;诸侯国的土地大小与人口多寡,差别极大,从跨境今日几个省的特大诸侯齐、鲁、晋三国,到不足今日一个县,或只有今日几个村镇的蕞尔小国,应有尽有。诸侯的爵位等级,分为五个阶层——公、侯、伯、子、男。那时候,还没有郡县制,天下的所有生存地域,都包括在诸侯国封地与王畿土地之中。若与后世之郡县制比较,西周诸侯国的平均大小,大体是一个县的面积。就治理效能而言,这是合理的平均值。
五等级的诸侯制体系,与天子王权一起,构成了六级权力的联邦诸侯制国体。
这种联邦诸侯制国体,其权力运行方式的基本面是这样的:天子的中央政权直领王畿,对王畿的土地与人民享有完全治权。天子王权与诸侯国之间,有统属政令的一面,也有诸侯国相对独立的一面。在举兵征伐、国君废立、缴纳贡赋三方面,诸侯国要服从天子政令;在具体的建军、治民、设官、理财、政事诸方面,中央王权颁布有细致明确的规定,诸侯国必须按王权规定施行,违反者称为“僭越”,要遭受程度不同的惩罚;诸侯国的权力传承,实行世袭制,但是,诸侯国的新君即位,在程序上要经天子重新确认。
用今日的国家学说分析定位,这种诸侯制国体,就是后世的联邦制国体——最高的中央政权与地方邦国之间实行分权运行的一种国家体制。周初确立的联邦诸侯制,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进入成熟国家形态的历史坐标。从政治文明的发展看,周代的联邦制最为严密,它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已经走向了完全成熟。周代诸侯制与夏商两代相比,有着明显的历史性发展。
最为根本的区别,是周代诸侯国的绝大部分都是基于王权直接分封而生成的。即使是自发生成的类似于楚国的极少数诸侯,也是在向周王室表示完全臣服,又经周王重新确认,并正式举行分封礼仪之后,才获得诸侯名号的。这就是说,周代诸侯国几乎完全产生于最高权力的运转过程之中,是王权意志运行的结果。
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区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周政权历经灭商大战与平定东方叛乱的两次大战,并获得了两次完全的胜利,其权力体系的辐射范围与辐射强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跃升,已经可以对天下任何不愿臣服的政权实施强力制裁了。只有在历史条件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之后,周王政权才能对天下的土地与人口进行重新分配,实行从上到下的、彻底的、系统的分封制。由此形成的诸侯制国体,天子王权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三个方面的国家基本职能:一是直领王畿,统筹天下行政;二是设定诸侯国的框架构成,决定诸侯国的权力范围;三是担任权力裁判角色,对违反运行规则的诸侯国给予惩罚。
这是真正完整的、严密的、能够有效运作的联邦制国体。
8.周公主持创建礼治文明
周公安定天下的第二个战略举措,是制礼作乐。
对于周公在大封诸侯之后的政治作为,《逸周书·明堂解》的记载是:“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尚书大传》记载:“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
什么是制礼作乐?就字面说,就是制订礼仪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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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诱因而已。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谋叛乱,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着深刻的内部利益原因。从社会历史原因说,殷商文明与周文明有着很大差别,殷商王族遗民即或不满纣王政权,也一定向往着回归与重建自由奔放的殷商社会生活。此时若有诱因,殷商遗民的起兵叛乱是毋庸置疑的。从内部利益原因说,周人的文明形态还没有制度化,权力传承也不甚严格。周文王就没有立长子伯邑考的儿子为太子,而直接立了伯邑考的弟弟姬发,也就是周武王。武王死后,按照当时不甚严格的权力传承,其兄弟或儿子继任,都是正常的。而三监诸侯,又恰恰都是周武王的弟弟,都有继位的可能。其中的管叔,排行还在周公旦之前。
如此格局,如此没有定制的传承,必然引起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周政权能否延续,周文明能否真正创建,此时还都是一个未知数。
6.周公的大规模东征战争
东方四国叛乱后,极富政治经验的战略家周公,立即作出了两大方面的部署。
首先,是毫不犹豫地立即起兵,不使祸乱之势继续蔓延。
周公集结大军,并发表了一篇普遍文告,这就是录在《尚书》中的《大诰》一文。这篇文告极具政治策略,将叛乱的根源归结为殷人“鄙我周邦”,不服天命;对周人的内部权力争夺因素,则基本略过,只指出了周人的普遍危险:“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我国有疵,民不康。”最后,周公凛然宣示决意东征,说只要有十个人誓死追随我,就能战胜叛乱,完成文王武王所要达成的伟大功业!这一具有决战决胜气势的文告,对激励周人的斗志,安定后方大局,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次,周公旦与大军事家吕尚所在的齐国,以及自己儿子做国君的鲁国秘密联络,使吕尚的齐军,伯禽的鲁军同时进兵,与周军主力三面压迫叛乱势力。
周公亲自统率王师主力向东开进,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征平乱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延续了三年。
周室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力叛乱,在进入战争阶段后,其性质已经远远超越了叛乱发生阶段的权力争夺与复辟商政,而演变成了一场文明差异下的全方位冲突。当时的中国大地,各个地域族群的文明形态,还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腹心地带的炎黄族群、五帝族群、夏人族群、商人族群、周人族群、秦人族群的文明形态,相对接近于同一。而辽阔的东部、西部、北部、南部地带,尚有高山大川草原湖海之间的众多族群,以各自独立的生存方式在发展着。这些族群的文明,当时还处在相对原始的游牧渔猎状态,常常以冲击、劫掠腹心地域的高文明族群为重要的生存补充方式。
正是文明差异的深刻背景,殷商末期虽然在平定东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并对东方众多小诸侯方国形成了中央宗主国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不会因为周灭商而自动转移到周王国来。现实状况恰恰相反,东夷族群在殷商灭亡后,立即重新变成了独立的部族方国群。此时,监管诸侯与殷商遗民合谋叛乱,众多的东夷族方国立即群起呼应,几乎是必然的。从本质上说,即或没有这样一场大叛乱,新兴的周王国也同样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如何重新使东夷族群归附?周公毅然东征,实际上是将巩固政权、融合文明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合并到一起来完成。从社会成本的意义上说,这是极有历史价值的战略抉择。
而对于刚刚建立天下政权的周王国,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历史考验。
东征之战的具体进展,已经被遥远的时空简化得无法复原了。
我们所能知道的大线条是:周公亲自率领的王师主力军,从西向东正面进击;吕尚率领的齐军偏师,从东部海滨向南进击;伯禽率领的鲁军偏师,从北部向东南进击。三年之后,三路大军彻底击败了叛乱主力军,消灭了五十余个呼应叛乱的东夷诸侯国。战胜之后,周公毫不手软,立即刑杀了管叔与殷商首领武庚;对附从叛乱的蔡叔,则将其流放到荒僻地带去了。
但是,大局能在什么样的水准上稳定下来,还有待于周公的战略选择。
周公廓清云雾的第一步,是迅速安定殷商王族遗民。
来不及在班师后从容处置,周公在战胜之后,立即着手实施这一最为紧迫的战略要务。最重大的政策是,周公就地选定了殷商王族遗留下来的一个政治人才——微子启,作殷商王族遗民的统领,封其于宋地作为诸侯国,延续殷商王族的社稷祭祀与血统传承,给殷商遗民保留了一处精神归宿之地。
微子启,是殷商末期君主帝乙的长子,是亡国君主殷纣王的同母庶兄,是很见政治才具的一个出色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微子启曾经以两次重大的政治作为闻名天下,对周人稳定大局有利。其一,微子启因不满商末暴政,曾屡次谏阻纣王无效,愤怒绝望地逃出了朝歌。其二,武王伐纣时,微子启曾经带着全副祭器与贡品,袒着上身,自缚跪行到周军营地,对武王表示了自己与殷商暴政的深彻决裂之心,并坚定支持武王伐纣的立场。如此一个既具殷商王族嫡系血统,又对周人政权保持鲜明道义支持的人物,自然是统领残余殷商王族人口的最佳人选。
虽然如此,周公还是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周公所封的宋国,只是殷商王族的战后遗留人口,而不包括昔日殷商王畿的广大庶民族群。历史地看,这一战略考量的基本点在三方面:一则,削弱殷商王族诸侯国的人口实力,防备其重新成为叛乱根源。二则,殷商遗民的庶民人口尚余七大族群,人口众多,规模庞大,如何安置,以何人为统领,都是需要通盘考虑而不能急切决定的大事,只能稍缓。三则,殷商王族人口是叛乱势力的要害根基,尽快安置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从战略层面看,这是向所有追随叛乱的战败族群发出的鲜明信号——周人对殷商王族尚能给予出路,对其余附从势力更不会赶尽杀绝。
恩威并举,攻心在先,是周人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为了彰明政策,周公针对微子启受封诸侯国的事件,专门发布了一篇文告——《微子之命》。这篇文告的原文,在西汉之后已经湮没了。但是,其本质意涵一定是清楚地告诫殷商王族遗民:微子宋国的命运就是存续殷商血统,祭祀殷商社稷。若继续对抗周王室,一定亡于非命!
历史的实践证明,周公以最快速度分封殷商王族人口,是符合当时实际的非常高明的政治战略,对迅速安定天下大局起到了直接作用。
周公廓清云雾的另一方面,是耐心诱导镐京君臣明白当时的艰危处境。
远在镐京的周成王君臣,不解周公何以不立即班师,便借着唐叔献来的一束号为嘉禾的长大谷穗为由头,以周成王名义作了《馈禾》一文,派唐叔为王使,赶赴东方馈赠给周公。周公接受了赠物,明白了镐京君臣的心理,便先回复了《归禾》一文,表示不久就要班师的心愿。
紧接着,周公又作了《嘉禾》一文,向镐京上层详尽报告了平定东方的战胜经过,以及安定殷商王族的举措。此后,周公仍然忧心忡忡,意犹未尽,又特意作了《鸱鸮》一诗,叙说了战后大势之艰难,要镐京君臣戒慎戒惧,保持清醒。这首保留在《诗经·豳风》中的诗,对形势的暗喻是非常严峻的。听听这样的诗句吧:“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我的羽毛稀少了,我的尾巴枯焦了,我的房子危险了,风吹雨打将倒了,急得我只能大声叫!
作为战胜统帅,竟有如此焦灼的心音,可知当时大势之艰难。
7.周公创建联邦制王权国家
安定天下,周公的第一个战略举措,是以神圣的礼仪确立诸侯分封制。
大约在平叛大军班师后不久,周公立即举行了大规模分封诸侯的隆重典礼。如果说,战后就地分封殷商王族为诸侯国,是为了迅速对战败族群作出示范效应,那么,班师后举行大规模分封,则是为了尽快安定整个大局。以隆重的大典礼仪分封诸侯,后来成为周代礼制最为盛大肃穆的核心礼仪。因为,分封大典的实质,是周王代表上天对诸侯完成君权神授的神圣过程,是对权力运行起点的确定,具有最为重大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
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莫如兄弟,故封建之……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吕氏春秋·观世》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儒效》记载:“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三人。”
这些记载表明,这次大规模的分封诸侯,包括了两个层面:
一是大量分封新诸侯,二是对周武王分封的少数老诸侯重新确认,并增加了封地与人口。无论是分封的权威性,还是数量的庞大性,礼仪的神圣性,都可以明确看出:周公分封诸侯,对周政权具有在国家文明发展中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巨大意义,是周人真正体系化地确立诸侯联邦制国体的历史开端。
这次大分封究竟封了多少诸侯国?他们的爵位等级如何划分?各个诸侯国土地人口的具体数量是多少?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已经没有确定答案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历史记忆中残存的纷纭之说。但是,依据种种史料考量,我们仍然可以大体判定其概貌:周公大规模分封的诸侯国,总数有一千多个;诸侯国的土地大小与人口多寡,差别极大,从跨境今日几个省的特大诸侯齐、鲁、晋三国,到不足今日一个县,或只有今日几个村镇的蕞尔小国,应有尽有。诸侯的爵位等级,分为五个阶层——公、侯、伯、子、男。那时候,还没有郡县制,天下的所有生存地域,都包括在诸侯国封地与王畿土地之中。若与后世之郡县制比较,西周诸侯国的平均大小,大体是一个县的面积。就治理效能而言,这是合理的平均值。
五等级的诸侯制体系,与天子王权一起,构成了六级权力的联邦诸侯制国体。
这种联邦诸侯制国体,其权力运行方式的基本面是这样的:天子的中央政权直领王畿,对王畿的土地与人民享有完全治权。天子王权与诸侯国之间,有统属政令的一面,也有诸侯国相对独立的一面。在举兵征伐、国君废立、缴纳贡赋三方面,诸侯国要服从天子政令;在具体的建军、治民、设官、理财、政事诸方面,中央王权颁布有细致明确的规定,诸侯国必须按王权规定施行,违反者称为“僭越”,要遭受程度不同的惩罚;诸侯国的权力传承,实行世袭制,但是,诸侯国的新君即位,在程序上要经天子重新确认。
用今日的国家学说分析定位,这种诸侯制国体,就是后世的联邦制国体——最高的中央政权与地方邦国之间实行分权运行的一种国家体制。周初确立的联邦诸侯制,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进入成熟国家形态的历史坐标。从政治文明的发展看,周代的联邦制最为严密,它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已经走向了完全成熟。周代诸侯制与夏商两代相比,有着明显的历史性发展。
最为根本的区别,是周代诸侯国的绝大部分都是基于王权直接分封而生成的。即使是自发生成的类似于楚国的极少数诸侯,也是在向周王室表示完全臣服,又经周王重新确认,并正式举行分封礼仪之后,才获得诸侯名号的。这就是说,周代诸侯国几乎完全产生于最高权力的运转过程之中,是王权意志运行的结果。
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区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周政权历经灭商大战与平定东方叛乱的两次大战,并获得了两次完全的胜利,其权力体系的辐射范围与辐射强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跃升,已经可以对天下任何不愿臣服的政权实施强力制裁了。只有在历史条件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之后,周王政权才能对天下的土地与人口进行重新分配,实行从上到下的、彻底的、系统的分封制。由此形成的诸侯制国体,天子王权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三个方面的国家基本职能:一是直领王畿,统筹天下行政;二是设定诸侯国的框架构成,决定诸侯国的权力范围;三是担任权力裁判角色,对违反运行规则的诸侯国给予惩罚。
这是真正完整的、严密的、能够有效运作的联邦制国体。
8.周公主持创建礼治文明
周公安定天下的第二个战略举措,是制礼作乐。
对于周公在大封诸侯之后的政治作为,《逸周书·明堂解》的记载是:“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尚书大传》记载:“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
什么是制礼作乐?就字面说,就是制订礼仪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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